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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33 >Issue 4: 12 - 19

DOI: https://doi.org/10.3724/j.fjyl.LA20250520

专题：遗产整体性保护

从分立到联结：世界遗产改革如何推进世界自然遗产的综合管理

  • （德）克莱门斯·库珀 ,
  •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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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莱门斯·库珀/男/硕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专家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预评估专家组执行专员/常驻IUCN瑞士总部世界遗产项目组，负责协调遗产地基于自然遗产标准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全流程IUCN前置工作，涵盖预备名录能力建设到预评估及正式评估等各项事务

刘伟/男/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BFU-ICCROM遗产和景观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成员/研究方向为风景规划与生态设计

Copy editor: 王一兰

收稿日期: 2025-08-28

  修回日期: 2026-01-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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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回应学界针对“自然-文化”二元论的长期批判，本研究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简称《公约》）最新改革如何推动世界自然遗产管理范式的重构。《公约》虽开创性地在单一国际文书中统筹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其实施却始终维持二元分离，管理模式往往导向单向主导，而非促进二者的整体性关联。聚焦世界自然遗产，剖析近期改革如何推动更具综合性与文化包容性的管理范式。

【方法/过程】

基于对《公约》文本、《操作指南》及指导工具的定性阐释性文献分析，并借鉴作者作为机构实践者的内观视角，将改革置于关系性遗产研究的广阔学术脉络中考察，涵括“自然文化共生”（naturecultures）与“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等核心概念。这些视角挑战现代主义对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分立，为重构遗产管理的关联性与综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回顾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引入的早期改革，剖析其贡献与局限，继而转向尚未从管理视角得到系统性分析的近期改革，具体包括：将预评估程序作为申报世界遗产必经的首个强制性环节、修订《预备名录》指南、发布《“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以及《IUCN世界遗产战略》明确将文化列为自然遗产管理的战略优先事项。

【结果/结论】

尽管《公约》中形式化的“自然-文化”二元论依然存在，但近期改革正逐步消解对于管理的实际影响。通过论证管理工具、程序及机构战略如何促成对文化与自然价值更早、更平衡的认定，文化包容的自然遗产管理范式正在形成。

关键词： 世界遗产; 文化景观; “自然-文化”二元论; 世界遗产管理; 自然遗产地; 混合遗产; 自然文化共生; 生物文化多样性

本文引用格式

（德）克莱门斯·库珀 , 刘伟 . 从分立到联结：世界遗产改革如何推进世界自然遗产的综合管理[J]. 风景园林, 2026 , 33(4) : 12 -19 . DOI: 10.3724/j.fjyl.LA20250520

遗产涵盖自然与文化。二者交织互嵌、关联紧密，更宜被视为统一体。将文化从自然中剥离，可被视为一种人为建构，与全球诸多世界观和本体论相悖。然而，“自然-文化”二元论仍主导着国际遗产领域的概念框架、机构设置与管理体系。因此，遗产管理通常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分而论之。本研究聚焦现行及未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管理——此类遗产地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简称《公约》），因其自然价值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世界遗产名录》。本研究旨在分析既往与近期改革如何推动世界自然遗产管理路径的重构，以实现与文化遗产的整合。本研究探究这些改革如何使“自然-文化”关联性在世界遗产体系中得到体现，重点探讨了《公约》层面的倡议、指导工具及更新内容等改革创新。
笔者采用定性阐释性研究设计，通过对世界遗产体系内的文件（包括《公约》文本、《操作指南》、指导文件、机构倡议报告等）进行批判性文献分析，重点关注其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的影响。本研究依托笔者的机构内部视角，在批判现代主义“自然-文化分立”的学术脉络中进行分析，为“自然文化共生”（natureculture）、“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等长期存在的关系性概念拓展了讨论空间，同时揭示了改革如何在《公约》框架内推动“自然-文化融合”的常态化。尽管既往改革已有记述，但从《公约》视角出发，其对自然世界遗产管理的累积影响与近期改革的综合效应尚未得到系统分析。鉴于多数同行评议文献成文于近期改革之前，本研究首次阐释近期改革对管理的深层意涵。因此，本研究将为解读近期改革如何促进未来世界自然遗产综合管理实践，提供最早期的分析。植根于相关学术研究，本研究对改革的综合梳理表明世界遗产领域正转向文化包容型管理范式。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阐明《公约》不断演变的政策工具包要素——包括预评估、《预备名录》指南、《“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以及《IUCN世界遗产战略》。在此框架下，首先笔者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中根深蒂固的“自然-文化”二元论（第1章），继而讨论旨在破解该二元论的早期改革（第2章）及进一步改革的呼声（第3章）。作为回应，其次笔者聚焦于近期旨在克服“自然-文化”二元论、以期应用于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的改革举措（第4章）。

1 世界遗产中的“自然-文化”二元论

为阐明背景，有必要先了解《公约》的总体架构。作为一项全球性政府间条约，它旨在为子孙后代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因此，《公约》所保护的遗产超越国界，对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结合在同一框架下。与将2类遗产分置于2部不同公约的做法不同，《公约》将二者统合于同一框架，这在当时或已具有前瞻性[1]①。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公约》依然维持着自然与文化的明确区分。
首先，这种二元结构体现在其三大咨询机构的设置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作为《公约》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法定咨询机构，负责自然遗产事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承担同等的文化遗产咨询职能；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CCROM）则是能力建设领域的咨询机构。ICOMOS与IUCN的法定职责包括评估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录》的申报项目，以及监测已列入名录的遗产地[2]。这2项职能共同奠定了遗产地管理路径的基础。IUCN亦向缔约国提供咨询并培训管理人员，特别是自2016年起与ICCROM合作，依托“世界遗产领导力计划”开展相关工作。IUCN依托七大专家委员会旗下的1 400余家会员机构及逾17 500名专家开展工作，并通过全球45个办事处构建网络化运作体系。除在《公约》框架内的职能外，IUCN作为政府与非政府联盟，在全球推进自然与自然资源的保护，业务范围涵盖保护区、生态修复与保护科学等领域[3]。
其次，尽管UNESCO《公约》在1972年通过之时即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纳入其中，但二者被确立为2个相互独立的遗产类别：文化遗产被定义为“文物”“建筑群”或“遗址”，包括“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即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combined works of nature and man）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4]②。因此，文化遗产在人与自然互动的意义上包含了自然要素，且二者处于平等地位，互不主导。相比之下，自然遗产的定义则未考虑任何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也未提及文化，它指的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及“天然名胜”。其中，“天然名胜”仅由“明确划定的自然区域”构成，而文化遗产地也可由“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构成[4]③。
UNESCO《公约》所界定的遗产类别对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区分，6项标准针对文化遗产，4项标准针对自然遗产，且二者互不重叠[1]④。因此，申报遗产地需满足10项突出的普遍价值标准中的一项或多项，即申报遗产地须证明自身具有超越国界的全球突出性，对全人类具有价值[4]。然而，在操作层面，《公约》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二元划分已通过《操作指南》的修订逐步消解：文化景观类别（含文化景观类型学）与混合遗产类别已获纳入[1-2]，具体内容将在第2章论述。

2 破解“自然-文化”二元论的早期改革

2.1 文化景观

1992年文化景观类别的纳入，是《公约》50多年历史上对《操作指南》最重要的修订之一，构建了体现《公约》第一条所述人与环境互动精神的里程碑。根据《操作指南》的定义，文化景观代表了《公约》第一条提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将文化景观确立为世界遗产类别，旨在破解“自然-文化”二元论带来的实践与概念困境。若将文化景观对应至IUCN保护区管理类别[5]，该概念与承认人类存在的第五类和第六类保护区相契合[6]。第五类指保护性景观或海景，承认人与自然的长期互动，第六类指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保护区。因此，可以认为自然保护领域存在对等的概念，但前者以自然为本位，而文化景观概念则聚焦于文化。
尽管文化景观考虑了“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制约与机遇”[2]⑤，但它仍被视为纯粹的文化遗产。在这种框架下，人的因素凌驾于自然维度之上，体现了人类从古至今对空间的塑造，从而促使遗产地的管理优先关注其既定文化属性（见第3章）。《操作指南》要求记录“人与环境的互动”（图1）[2]⑥，这实际上预设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区分，与诸多非西方世界观不符[7]。因此，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依然占据主导。
图1 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及常规管理方法

Fig. 1 Concept and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approaches of mixed si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2.2 混合遗产

同样，“文化自然混合遗产”（简称混合遗产）指“同时满足……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双重定义”的遗产地，该术语于2005年在《操作指南》中正式确立[2, 8]⑦。这意味着申报文件需分别论证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各自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二者须并列呈现（图1）。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的文化与自然特征分别由ICOMOS与IUCN评估。混合遗产未必凸显自然与文化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事实上，混合遗产的本质是将2个领域并置[9]。因此，根据Lilley的观点，在遗产申报前、申报中及申报后，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之间存在巨大鸿沟[6]。尽管文化景观管理倾向于聚焦文化属性（见第2.1节），Lilley指出在混合遗产中，文化面临的挑战恰恰相反：“事实上，……混合遗产申报的自然与文化方面被完全分开处理，即使申报的2个‘方面’的技术评估人员同时在场进行实地考察，且个人关系与专业合作都很融洽。此外，我参与的混合遗产项目很明显最初是‘自然’申报项目，后来为了迎合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要求才加上了文化内容。”[6]14
这种“自然方面”的主导地位，导致遗产地管理权主要保留在自然遗产管理者手中，而这类管理者所在机构通常具备更强的管理能力[6]。因此，那些自然与文化方面内在交织的遗产地，往往难以在《公约》的分类体系中获得恰当的定位，也难以实现综合管理[9-12]（见第3章）。

2.3 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概念的推进作用

尽管如此，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类别让人们得以识别出这一管理挑战，若无这些类别，该挑战将不会如此凸显。这些类别为通过学术研究、倡议举措、工具手段及改革实践来推动管理范式转型奠定了基础，使转型后的管理范式能够根据实际情形纳入文化包容性和/或自然包容性的维度。笔者认为，《公约》在1972年通过时具有开创性，值得肯定，因它确立了在同一份法律文件中平等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愿景，这在法律保护工具领域至今仍属罕见[9, 13]。通过将通常对立且分离的自然与文化领域纳入同一公约，并通过混合遗产与文化景观类别重新联结这一领域，《公约》已在一定程度上朝着更充分认知遗产的方向演进，并为跨学科交流与论辩提供了平台。这也为探索和发展整体性的遗产地管理提供了可能，使任何遗产地都能包容自然与文化遗产。引入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类别，一方面满足了实践者对好用且贴近实践的概念的需求，这些概念反映了遗产地与其周边环境及背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另一方面，凸显了为规避自然与文化遗产二分法之概念局限而业已付出的努力。对文化景观的认可也被视为重构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14]。尽管“自然-文化”二元论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公约》等途径在遗产领域成为主流，但景观概念的出现，为在遗产话语与实践中超越并克服这种二元论提供了可能[7]。
总之，《公约》提供了一种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使得那些强调二者关联性或一体性的遗产地难以在这一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公约》的分类体系以分析性分离为基础，而非联结。简言之，遗产被“纯化”后归入自然或文化的“盒子”[15]⑧。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类别的引入并未从根本上挑战这一模式，反而催生了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批判性声音。

3 进一步改革的诉求

3.1 概念错位

Steve Brown基于中国学者韩锋的研究，阐释了文化景观概念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例如作为世界遗产地的庐山国家公园（1996年列入，具有佛教、道教和儒教的精神价值）与五台山（2009年列入，道教与佛教圣山）的申遗过程。2处遗产地均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即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地”而非最初提议的“混合遗产地”。韩锋指出，此举违背了“自然与景观及宇宙论信仰不可分割的联系”，与中国哲学中和谐与天人合一的理念相悖[16-17]。在另一案例中，张柔然强调西湖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依据‘天人合一’与‘寄情山水’的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理念所创造的杰出景观设计典范。[18]”
在这些案例中，自然与文化遗产这2类二分法下的遗产均无法截然分开。尽管已出现上述2种类别，但在2005年《世界遗产名录》单一标准的出台以及《公约》历经50余年发展的背景下，自然领域与文化领域依然处于分离状态[7]。Dennis Byrne、Sally Brockwell与Sue O’Connor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自然与文化两大维度之间总是存在一方主导另一方的关系——要么自然主导文化，要么文化主导自然。就后者（文化主导自然）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未能认识自然维度，而在于将自然视为被动的存在，即“一种将自然仅仅看作人类实践得以展开的背景或舞台的倾向……，这种倾向误导性地将人类能动性视为与非人类能动性分离，而非互相联结。[19]”相比之下，在前一种情形（即自然主导文化）中，Dennis Byrne、Sally Brockwell与Sue O’Connor观察到管理制度侧重于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虽然这种管理重心本身并不违背文化价值，但这些价值必须能够被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所“识读”。如果文化不被视为所涉遗产地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往往会被当作可分离的要素，比如可能被拆解到不同的管理规划中。由此，自然与文化要素关联性所承载的关键价值可能未被承认，在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中亦如此。另外，Peter Bille Larsen与Gamini Wijesurija强调：“‘自然-文化’关联性……并非罕见的例外，而是大多数世界遗产地中活态遗产肌理与命脉的组成部分。尽管仅有少数遗产地被界定为文化景观或混合遗产，但所有遗产地均呈现出有形或无形的、程度不一的关联性。[9]13”
鉴于二分法无法充分呈现遗产实态，管理实践亦常难以充分应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联性及平等地位问题。Peter Bille Larsen与Gamini Wijesurija建议重新审视现行实践与政策，并发展一种“新语言”来把握兼具自然与文化属性的遗产缠绕性。下文 （3.2节）将围绕发展新概念的必要性展开讨论。同样，Dennis Byrne、Sally Brockwell与Sue O’Connor建议“将文化映射入（into）景观之中，而非映射在（onto）景观之上”，使文化在自然保护领域具有可识读性，并以自然保护管理的话语与之对话和联结[19]。

3.2 新概念

弥合话语裂隙需从概念根基入手。就此而言，世界遗产领域关于“自然-文化”二元论的论争，既受益于也深嵌于学术界的范式转换：欧洲现代主义观念（包括“自然-文化”二元论在内）已受到根本性质疑，从而推动研究焦点转向对既往分立领域之间关系的考察[15, 20]。近几十年来，人类学[21]、地理学[22]与社会学[15, 20]等领域对“自然-文化”二元论的探究尤为显著。这一转向常被学界称为“关系性思维”或“关系转向”[23]，并催生了混合性观念[15, 24]。“自然-文化”二元论预设自然与文化是纯粹且彼此分离的，而混合性则将自然与文化理解为相互缠绕、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简言之，现代主义将文化与自然剥离的观念，已被关系性、缠绕性与混合性所取代，由此催生了“自然文化共生”一词，以凸显二者的相互缠绕的状态[15, 20]。“自然文化共生”现已在遗产与保护领域广泛使用，既指涉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相互关系，也关注人类与环境在时间进程中的互动[17, 25-28]。这为编制综合管理规划带来挑战和机遇，即不将管理空间视为“纯粹”文化或“纯粹”自然，而是看作相互渗透、交融混合、彼此缠绕的整体。“自然文化共生”使得人们得以将景观认知为一个整合或缠绕的整体，这一整体包含人类、非人类以及超人类（如神灵、神圣性）要素[17]。精神价值在自然保护领域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区域的神圣性能有效促进自然与文化价值的协同保护[29]。例如，有研究证实中国的风水林及许多其他遗产地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同时兼具精神与文化意义[19]。Chih-Hung Lin、Akane Nakamura和Chunyan Zhang指出，东北亚地区8项列入名录的文化景观均属活态景观，其中多数与宗教及精神价值相关，这是人类与其周边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30]。
“自然-文化”二元论催生了诸多衍生概念，“多样性”是其中之一。生物多样性源于自然，而文化与语言多样性则源于文化，被视为人类所专属。从多样性的视角来看，消解“自然-文化”二元论，便产生了“生物文化多样性”这一源自“自然文化共生”的衍生概念。与自然文化共生同理，生物文化多样性将自然与文化视为协同演化、彼此缠绕而非相互分离的体系。它关注二者间的相互关系与互构支撑，避免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理解为各自独立演化的过程。生物文化多样性基于3项原则：1）人类文化与语言是生命多样性的组成部分；2）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关联；3）二者之间的关联性随时间推移相互适应并协同演化。Krystal Buckley、Tim Badman与Peter Bille Larsen提出整合文化与自然遗产实践的4种模式：1）“反思性路径”，即重新思考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分离；2）“整合性路径”，即寻求弥合二元分立的途径；3）“协同性路径”，即自然与文化遗产仍保持分立，但出于效益考量推动合作；4）“批判性路径”，即聚焦遗产如何被建构与制度化[31]。这些及类似思路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公约》进一步改革的倡议。

3.3 深化改革的举措

上述围绕“自然-文化”二元论的批判催生了整合性倡议、路径与政策。在政策层面，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有助于为自然与文化的整合提供总体性依据。SDGs旨在通过全球范围内更为整合的“自然-文化”路径应对地球危机，同时全面承认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32]。同样，《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通过自然与文化联合项目推动整合，承认自然与文化遗产及多样性是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赋能因素，从而强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联[28]。
然而，在实践层面，所有世界遗产地都兼具文化和自然价值这一事实，对管理工具和方法意味着什么，尚不明确[31]。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对《公约》固化“自然-文化”分野的批评、条块分割的遗产实践与管理的弊端，以及致力于消解“自然-文化”二元论的学术脉络。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关联在国际遗产保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1972年《公约》的实施进程中 [14]。Steve Brown指出，1998年“IUCN保护地非物质价值特别工作组”的成立，促使更广泛的自然保护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该工作组于2003年改组为“保护地文化和精神价值专家组”，依托IUCN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德班）设立。此后，在2012年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韩国济州岛）上，有代表提议IUCN与ICOMOS开展合作，以更好地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整合自然与文化。ICOMOS方面，《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承认遗产地包含其自然环境，且遗产地可能具有重要的自然价值[17]。协同领导氛围促进了ICOMOS、IUCN与ICCROM之间更趋整合的“自然-文化”路径，这些路径积极借鉴基于社区的保护举措[14]，而IUCN、ICOMOS与ICCROM自2013年以来在此领域的工作持续发展、影响力日益增强[17]。

3.3.1 融合实践

融合实践项目（Connecting Practice Project）于2013年10月启动，是ICOMOS与IUCN有史以来首个合作项目[28]。该项目聚焦世界遗产地的整体性评估与管理方法，彰显了世界遗产咨询机构未来协作的价值，并旨在探索在世界遗产框架内整合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新战略与新方法。项目包含4个阶段，并深入各世界遗产地，与遗产管理者及社区协同开展工作[17, 28, 33-36]。
由于不同部门与学科被整合在一起，必须特别强调术语问题。这凸显了定义的模糊与多元、意义的流变与冲突，以及学术领域与保护实践中用法的脱节[36-37]。融合实践项目在推进跨学科协作与术语澄清的基础上，于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着眼未来，将工作重点聚焦于遗产地管理。通过借鉴与调适斯德哥尔摩韧性研究中心开发的“寻路者”（Wayfinder）指南，融合实践项目将“韧性思维”应用于遗产管理。韧性概念提供了一种整合性视角，使自然与文化遗产均能在其中找到位置。鉴于全球变暖、资源开采、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其他危机的严重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与全球尺度的相关转型，任何遗产地都需要提升并规划其韧性与未来情景。因此，“寻路者遗产”（Wayfinder Heritage）框架旨在提升遗产从业者的能力，以实现在更长远的未来有效且可持续地保护和管理遗产地。此举挑战了传统遗产实践中追求管理稳定性、抗拒变化的常规做法[38]。
融合实践项目揭示了实现文化与自然遗产管理更优整合的可能路径。作为下一步方向，Steve Brown指出，制定真正整合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管理规划的能力仍极具挑战[17]。为避免“转化的困难”，亟需从预备名录阶段、申报阶段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的全过程，在同等地位上协调与统筹自然与文化世界遗产管理工作[7]。

3.3.2 文化-自然之旅

同理，“文化-自然之旅”（Culture-Nature Journeys）在支撑协同领导氛围、推动遗产地管理的“自然-文化”整合路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4]。首次“文化-自然之旅”于2016年在夏威夷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举办。该旅程是ICOMOS与IUCN对融合实践项目的自下而上的回应，既借鉴项目的研究成果，亦催生了里程碑式声明：《Mālama Honua——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28]。《Mālama Honua》源自夏威夷“Kuleana”理念，体现了对陆地与海洋的关爱、责任与守护意识，从而将文化价值融入环境管护，同时尊重其中蕴含的精神信仰与神圣意涵，并强调社区的关键作用。该声明呼吁将自然价值纳入文化遗产框架，同时将文化价值与实践融入自然保护，这与IUCN2008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精神一致，二者共同促进能力建设，特别是通过“世界遗产领导力计划”（见第3.1节）。该倡议强调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联性管理[39]。这次旅程为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科学家、生物学家与建筑师、人类学家与海洋学家提供了汇聚的契机，并促成了他们之间新伙伴关系的建立[32]。
继夏威夷“自然-文化之旅”后，后续旅程相继在2017年德里ICOMOS大会、2021年马赛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及2023年悉尼ICOMOS大会上相继举办。2017年旅程发布了《Yatra aur Tammanah》声明，“Tammanah”代表热切的期许，“Yatra”意为目标明确的旅程。该旅程提出14项与遗产地管理相关的要素，融合了东西方概念：承袭自夏威夷首次旅程的“Kuleana”（对陆地与海洋的关爱、责任与管护）、“Konohiki”（实践方式）、“Virasat”（承继与传承的遗产）、知识形态、精神信仰与神圣意涵、“Vividhta”（多样性）、“Aadar”（尊重）、民主与地方赋权、景观与海景、连通性、关系性情境脉络、可持续性、变化与韧性，以及活力。鉴于夏威夷与德里2次旅程均采取多语言路径，一个共识得以形成：语言既是障碍也是机遇，它既塑造也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前2次“自然文化/文化自然”之旅的成功，催生了印度、斐济、美国和阿根廷的多场相关活动[40]。2021年马赛“之旅”尤为突出，围绕“自然-文化”关联举办了近百场活动，并发起了“重构保护”（Reimagine Conservation）倡议，旨在推动保护实践转向更具包容性、整体性与公正性的路径，承认管理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这包括整合多元知识体系与科学方法，重新审视保护区的设计、管理方式与利益分配机制[41]。2023年悉尼文化-自然之旅汇集了自夏威夷首次旅程以来积累的诸多成果，包括前述各项倡议。该旅程突破了诊断性分析（见第1、2章）与“Tammanah”框架，展示了整合性实践并重构了保护，致力于将自然与文化的关联性视为“常态”而非任何“特殊”或“新颖”之物，同时重申语言的重要性。来自亚洲的学术研究再次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中尤以中国学者的贡献最为显著。更广泛而言，亚太地区不仅成为“之旅”最为常规的举办地，也成为贡献核心概念与实践的区域[42]。
总体而言，这些倡议共同为更趋整合的管理改革营造了理念与制度的沃土。

4 应对“自然-文化”二元论的近期改革

4.1 指南改革

近年来，旨在整合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指导性文件与工具日益增多。其中，“世界遗产领导力计划”是一项旗舰项目。该项目开发的指导性文件与工具包，以及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活动（如北京林业大学BFU-ICCROM遗产和景观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将整合性方法贯穿于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回顾所有这些工具和活动非本研究主旨，但就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而言，《“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Enhancing Our Heritage Toolkit 2.0）值得重点强调。
《“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是专为自然遗产制作的首版工具的升级版[43]，现已拓展为可同时适用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管理有效性评估方法。该工具包基于26处遗产地的测试开发而成，倡导自然与文化价值的综合管理，并融合了国际、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多重遗产背景。该工具可被视为支持IUCN世界遗产战略实施的手段，亦可用于预备名录申报、预评估及提名文件的编制（详见下文）。工具包由12个工作表构成，内容涵盖从价值识别及保存状况评估到管理措施实施与监测的各个环节。所有工作表均适用于文化与自然遗产，避免将二者割裂。重要的是，价值评估旨在覆盖从地方到国际的各个层面，对文化与自然遗产予以同等重视。这种整合性方法有效避免了偏重文化或自然的倾向[44]。《“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与上述流程、工具及其他致力于“自然文化共生”实践的举措相结合，共同推进在世界遗产地管理中充分彰显自然与文化遗产关联性。至少，它们构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并有待进一步发展。
与《公约》中引入预评估程序（见3.2节）的精神一致，其他重要的指导性改革还包括《制定和修订预备名录指南》。该指南整合了针对自然与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及混合遗产的总体性建议，为缔约国考虑将上述遗产地列入预备名录（作为未来潜在的世界遗产提名）提供指引，进而从遗产地列入名录之前的早期阶段就推动其综合管理[45]。另一个例证是“遗产多元团队”（Heritage Octopus Collective）在上述学术研究基础上，编制了关于“自然文化共生”的实践说明[46]。该实践说明旨在促进协作、对话以及持久、公平的保护方法[46]。由IUCN主办的“PANORAMA——健康地球解决方案”平台与“世界遗产领导力计划”合作，设立了专门的“自然-文化”社区。该社区作为一个知识共享平台，致力于收集和传播有助于提升世界遗产及其他遗产地管理水平的成功实践案例。遗产地管理方可以通过该平台系统记录所采用的协作框架，并与全球同行分享这些实践经验[47]。
向整合性方法的转变也影响了IUCN最近通过的《世界遗产战略》，该战略明确了6项优先事项：保护、社区与群体、传播、能力、公信力，以及——尤为重要的是——文化。将文化作为优先事项，旨在促进自然与文化的联结，并培育以文化为中心的保护策略。这意味着需要承认所有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文化价值，并赋权于那些依据自然遗产标准认定、具有全球意义的遗产地内部及周边的文化遗产守护者。该文化优先事项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联结生物与文化多样性联合计划”相衔接，并依托“世界遗产领导力计划”和北京林业大学ICCROM-BFU 2024遗产与景观保护大会等平台，推动伙伴关系发展。
尽管指南改革夯实了“自然-文化”综合管理的操作基础，但这一转变还需在《公约》的正式程序中得到体现，而新的预评估程序或许可实现这一目标。

4.2 《公约》改革：预评估

预评估程序于2023年设立，从“自然文化共生”视角来看，它是《公约》历史上继文化景观引入之后最重要的改革之一。预评估是“缔约国对可能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所有遗产地开展的强制性文件审查”，旨在助力申报文件更完善、更具竞争力[2]⑨。经多年双边及多边谈判，预评估的原则与模式于阿塞拜疆巴库举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初步通过。随后在第44届会议上，全面改革后的申报程序获得通过，首批完整的预评估申请于2023年9月提交[2]。
现在的申报程序由2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缔约国提交预评估，概述遗产地的申报构想，随后由ICOMOS和IUCN依据文化标准和自然标准，评估该遗产地的潜力。缔约国将收到关于遗产地潜力的评估意见，包括如何更好地推进申报工作的建议。第二阶段，缔约国根据ICOMOS和IUCN的建议提交完整的提名文件。获提名遗产地继而进入包括实地考察在内的全面评估程序，最后由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图2）。
图2 自引入预评估以来的世界遗产列入流程（简化版）

Fig. 2 Process towards World Heritage listing (simplifie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Preliminary Assessments

新引入的预评估程序尤其为混合遗产提供了重要的新切入点。该程序通过缔约国与ICOMOS及IUCN之间的早期对话，实现了针对潜在混合遗产的定制建议。即便不具备作为混合遗产地的潜力，自然和文化遗产仍可分别纳入遗产地管理，并与《“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相协同。自预评估程序实施以来的前2轮申报周期，新预评估程序的价值已初步显现：已有7份预评估申请以“自然与文化双重标准”提交，即作为潜在的混合遗产地进行申报。相比之下，在尚未引入预评估程序的最近2轮申报周期中，仅收到2份混合遗产地的提交申请。就此而言，预评估也为潜在地提升《世界遗产名录》中混合遗产地占比提供了机遇。这些关于全新预评估程序的初步经验表明，这项近期改革具有鼓励并促成综合管理方法的变革性潜力。

5 结论

笔者通过管理的视角回顾了《公约》层面的改革及相关指导工具，特别是针对世界自然遗产，展示了文化如何被重新整合。由于“自然-文化”二元论的影响，世界遗产地管理长期将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及其管理实践分而论之。然而，对自然与文化关联性的广泛认可，以及对仅聚焦单方面或任由一方主导另一方的管理范式之不足的反思，促使管理路径转向整合性方法。通过将文化维度重新整合入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促进了一种更加整体、包容且有效的保护路径，该路径承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关联性，强调现实遗产地管理中的挑战与解决方案，并加强了不同遗产部门间的协作，包括通过支持《公约》改革的联合倡议，增进IUCN、ICOMOS与ICCROM之间的合作，并在世界遗产领域推广 文化包容性整合管理范式。这一管理范式可通过新的预评估程序得以实施。这体现了《公约》适应概念转向、促进保护领域国际合作以及发展新的管理方法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在其他场合已被视为《公约》的显著优势[31]。
通过考察近期改革（程序、指导工具与各类倡议）如何助力反思世界自然遗产的管理方法，使之与文化遗产相融合，笔者发现世界遗产领域已开辟新的空间，使自然与文化得以在管理中实现早期整合，通过新的预评估程序减少孤岛效应，使评估过程赢得更广泛认可，从而免除了列入目录后再进行补救的必要。世界自然遗产管理不再仅仅是自然保护实践，其内涵正日益被重新界定为“自然-文化”关联性管理。IUCN《世界遗产战略》即是证明，它将文化制度化地确立为自然遗产地的管理议题。如今，管理工具在设计上就嵌入了整合性，而非将文化或自然视为附加要素。预评估代表了结构性转变，使文化与自然价值得以实现更早、更均衡的综合管理。“自然-文化”二元论可能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通过近期的改革（包括管理工具和修订的《公约》程序），这种二元论的边界正在被逐步消解。
上述所有改革印证了世界自然遗产文化包容性管理范式的兴起。从已成为申报程序强制性首要环节的预评估，到《“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再到将文化确立为战略重点的IUCN《世界遗产战略》，这一系列进展共同标志着实质性改革转向。
未来将面临的挑战不在于概念认知，而在于机构能力：需整合学科、专业能力与治理机制，以匹配遗产地整合性的现实状况，并充分利用预评估这一新机制实现综合管理。尽管如此，弥合“自然-文化”鸿沟仍是未竟之业，仍需进一步推进[14]，世界遗产领域与诸多保护地体系编制综合管理规划的能力依然不足[17]。但如今，这些规划已能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找到制度依托。

声明

本文基于北京林业大学ICCROM-BFU 2024遗产与景观保护大会上的学术发言撰写。

致谢

衷心感谢曹新副教授、Eugene Jo以及为北京林业大学ICCROM-BFU 2024遗产与景观保护大会的成功举办作出卓越贡献的同仁们。我对本文的审稿人也深表感激。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1、2由作者绘制。

文章亮点

1、《世界遗产公约》虽在形式上仍保留“自然-文化”二元架构，但其实践层面的分野正随程序改革、指南完善及“IUCN-ICOMOS-ICCROM”三方协作深化而逐步消融，世界自然遗产的文化包容性管理范式由此渐趋成形。

2、近期世界遗产改革以预评估机制的建立为关键突破，在申报筹备阶段为探索“自然-文化”关联性创造了更早的机构化介入，从而支持综合管理得以从源头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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