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应学界针对“自然-文化”二元论的长期批判，本研究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简称《公约》）最新改革如何推动世界自然遗产管理范式的重构。《公约》虽开创性地在单一国际文书中统筹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其实施却始终维持二元分离，管理模式往往导向单向主导，而非促进二者的整体性关联。聚焦世界自然遗产，剖析近期改革如何推动更具综合性与文化包容性的管理范式。
基于对《公约》文本、《操作指南》及指导工具的定性阐释性文献分析，并借鉴作者作为机构实践者的内观视角，将改革置于关系性遗产研究的广阔学术脉络中考察，涵括“自然文化共生”（naturecultures）与“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等核心概念。这些视角挑战现代主义对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分立，为重构遗产管理的关联性与综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回顾文化景观与混合遗产引入的早期改革，剖析其贡献与局限，继而转向尚未从管理视角得到系统性分析的近期改革，具体包括：将预评估程序作为申报世界遗产必经的首个强制性环节、修订《预备名录》指南、发布《“提升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以及《IUCN世界遗产战略》明确将文化列为自然遗产管理的战略优先事项。
尽管《公约》中形式化的“自然-文化”二元论依然存在，但近期改革正逐步消解对于管理的实际影响。通过论证管理工具、程序及机构战略如何促成对文化与自然价值更早、更平衡的认定，文化包容的自然遗产管理范式正在形成。
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是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针对目前文化和自然遗产本体及价值缺乏整体认知、遗产保护空间缺乏精准识别，以及遗产保护与协同发展空间缺乏有效管控的局限，需要构建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的技术路线
从遗产资源的区域性、关联性特征出发，加强对遗产资源的整体价值认识，挖掘具有独特地域性和景观性价值的资源。在省级层面识别“地域特色分区”和“重点单元”2个尺度的保护空间，并确定空间管控、引导与保护要求传导的工作方式
结合湖南省整体保护的规划探索，在进一步挖掘各类资源的基础上，确定底线管控、景观控制、利用引导、风险应对等保护、管控与引导措施，以延续有价值的景观风貌，利用从省级、市县级专项规划再到详细规划的传导机制，将保护要求落地
从而建立“整体价值认知—保护空间识别—空间管控引导—规划传导落实”的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技术路线。
构建天津市内六区自然与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空间网络（简称遗产保护网络），破解现有自然与文化保护分离的困境，为区域遗产的协同治理提供科学决策支撑。
以天津市内六区为例，基于自然-文化关联机制，结合文本、图像、地理空间多源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与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组合的PAC-GMM聚类、核密度估计与最小生成树模型，识别市内六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要素，量化空间要素的自然与文化特征及关联性，并以此为依据构建遗产保护网络。
天津市内六区遗产保护网络中共识别重要遗产点458个，依据地形地貌、水文条件、气候特征、植被土壤4类自然地理指标划分5类自然基底。同时，总结渡运航运、商贸集市、农业生产、宗教民俗和军防城防5个文化主题与河流、湖泊、湿地、台地4种自然要素。最终，聚类7种文化特征与4类自然特征，划分典型文化景观单元9个，构建空间关联路径311条。
从理论和方法2个维度，在中国传统古迹观与文化景观理论视角下构建遗产保护网络，推动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复合的整体保护与协同治理。
乡村遗产作为广袤自然与建成空间交织的复合体，是地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拟探索一种乡村遗产的网络构建路径，为区域视野下乡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提供借鉴。
以“层积-嵌套-关联”为分析框架，并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梳理历史脉络提炼核心价值，以“区域—群域—村域”三级尺度识别载体要素，以地理临近性、形态相似性和文化相关性构建区域遗产总体网络，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传承策略。
区域遗产网络揭示了兴化乡村遗产潜在的空间分布规律与文化关联特征。370处遗产要素并非孤立分散，而是呈现出集群分布模式：遗产资源围绕历史水系、商路等线性要素形成八大遗产廊道，并在地理临近及文化同源的作用下，进一步聚合成五大遗产集群。
1）乡村遗产保护应当在法定保护名录基础上，充分纳入区域尺度载体，实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2）应当探索区域遗产要素的“关联测度”方法，使无形文化脉络变得有形可感；3）应当形成可操作的工作抓手，基于分级分类结果制定差异化策略，保障整体性保护的有效实施。
世界自然遗产的在地保护需要依托各国法定的遗产管理与规划体系。风景名胜区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重要的法定管理主体之一，但其总体规划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要求存在衔接障碍。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方法，以通过法定规划落实世界遗产的保护。
基于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要求的分析，识别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在资源认知与评价、空间分区逻辑、功能组织等方面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存在的衔接障碍，以价值体系、管理目标、空间边界为关键协同对象，构建协同规划框架，并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展开应用实践。
提出三大规划策略：1）构建融合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及其载体的多层次资源与价值体系；2）对接世界遗产管理目标与空间管控边界；3）强化遗产价值解说与社区协同发展的专项规划，从而增强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要求的衔接性。该规划框架在武陵源的实践有效提升其总体规划对OUV的保护及对可持续旅游与社区发展的支持。
本研究构建的协同规划框架，实现了国际遗产保护要求与本土规划体系的融合，为兼具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双重身份的自然保护地实现全要素保护、多规协同和精细化治理提供技术路径与实践参考。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高强度城市开发导致热岛源地相互连通，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然而，高密度城市中热岛源地的空间连通性如何形成并影响城市热环境，城市闲置地分布与热岛网络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关联，以及如何科学确定闲置地的绿化改造优先级以缓解热岛效应，仍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以杭州市核心城区为研究对象，综合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热环境连通性、电路理论与阈值效应分析，系统构建了基于热岛网络连通性的城市闲置地绿化潜力评估框架。
研究发现：1）研究区共识别出16条540 m宽的一级热岛廊道、42条150 m宽的二级热岛廊道，以及18处热岛夹点；2）现有228块闲置地中，21块闲置地位于一级廊道范围内，其中2块与热岛夹点直接相交，37块闲置地位于二级廊道范围内，表明闲置地的空间分布与热岛网络的关键结构存在显著关联；3）闲置地绿化改造应按“一级廊道与热岛夹点相交优效地块—一级廊道相交优效地块—二级廊道相交优效地块”三级优先序推进，以精准阻断热量传输并提升城市热环境韧性。
研究结果可为高密度建成区在用地约束下的热环境改善与精准绿化干预提供方法支撑与决策依据。
本研究在人本视角下探究建成环境与社会属性对地铁与慢行交通换乘意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项目中慢行交通环境优化和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设计建议。
以成都市为研究地，进行涵盖社会属性（含社会人口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和建成环境感知影响的问卷调查。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分析社会属性、建成环境与慢行交通换乘意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通过交互项分析和聚类方法揭示不同群体的换乘意愿特征。
1）收入和步行距离成为影响慢行交通方式选择意愿的主导因素；2）不同建成环境变量对受访者出行方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导致了步行距离与不同社会属性群体复杂的非线性影响关系；3）慢行交通与机动交通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
本研究从非线性视角明确了建成环境与社会属性对慢行交通换乘意愿的影响机制，为“最后一公里”场景下的慢行出行行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创新。同时，提出了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分层优化策略，为轨道交通接驳慢行系统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轨道-慢行”网络融合、实现城市交通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后福特主义社会转型背景下，当代校园设计正由以建筑为中心的“装饰性景观”模式转向以景观组织空间与过程的系统范式。本研究在景观都市主义视角下，将校园重新界定为“基础设施性景观”，探索整合教育过程、社会交往与城市生态的校园设计新范式。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理论，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校园中的景观”与“作为景观的校园”2个维度展开研究。
景观都市主义视角下的校园景观由空间背景转化为组织学习、交往、健康与文化活动的社会与生态基础设施，并在城市层面承担社区共享与蓝绿基础设施节点的功能。高密度城市中新兴的校园巨构实践，通过垂直地景整合建筑、景观与教育活动，形成兼具内部空间性能与城市公共性的复合空间系统。
作为基础设施性景观的校园不仅是一种设计策略，更是一种新的校园认知范式。该范式将校园视为开放、动态且与城市生态网络深度耦合的空间系统，为高密度城市校园规划与设计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旨在科学揭示城市街道活力度视觉感知驱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为街道规划与管理提供精细化依据。
以天津市内六区为例，首先，通过百度地图开放平台爬取2013—2020年的街景图像，利用ResNet50模型预测活力度视觉感知概率；其次，采用DeepLab V3+模型分割出街景图像中的不同视觉要素，并通过地理加权主成分分析模型将各类要素降维成6个主成分（PC1~PC6）；最后，运用地理加权随机森林模型探讨不同主成分对活力度视觉感知的驱动机制。
1）2013—2020年，天津市内六区的活力度视觉感知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梯度特征，且中心区域活力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边缘区域则略微波动下降；2）PC1~PC6在各年份的影响程度呈现“中心低-边缘高”的梯度特征，且东北区域普遍高于西南区域；3）中心区域的核心驱动主成分主要为PC6，外围区域则由PC1和PC3以局部聚集的形式交织主导。
基于地理加权视角的分析方法，能够有效揭示街道活力度视觉感知驱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遗址复原展示作为直观呈现遗址历史风貌的重要方式，对公众理解遗址历史文化和感知价值提升作用显著。既有研究尚未系统揭示不同复原展示方式对公众感知价值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分析系统探究遗址复原展示对公众感知价值的影响路径。
从公众真实性感知的角度，以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实证对象，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构建“复原展示—真实性感知—感知价值”理论模型。
1）复原展示均显著提升真实性感知（β=0.837，p＜0.001）。2）复原展示对公众感知价值的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实物复原展示（β=0.195，p＜0.01；β=0.193，p＜0.01）与新兴复原展示（β=0.181，p＜0.05；β=0.198，p＜0.01）对功能价值与情感价值提升显著；虚拟复原展示仅对情感价值影响显著（β=0.185，p＜0.05）；混合、意向复原展示对功能、情感价值影响均不显著。3）真实性感知显著影响感知价值（β=0.328，p＜0.05），并在复原展示与感知价值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分路径分析表明，虚拟、混合及意向展示主要通过该中介路径影响感知价值，其直接作用不显著。
揭示了复原展示通过真实性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公众功能价值认知与情感价值体验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路径。研究成果有助于优化复原展示方式与公众感知需求的匹配度，为遗址公园的复原展示项目提供合理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