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野生动物肇事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基于云南省2023—2024年1666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分析了野生动物肇事对农户适应性行为选择及其生产要素再配置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野生动物肇事促进农户适应性行为选择，使其对种植结构进行边际调整；（2）野生动物肇事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间接抑制了种植结构的优化；（3）小规模经营、低防护投入以及损失程度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应对野生动物肇事风险。研究揭示了在野生动物肇事风险下农户缩减生产规模而非改造农业生产系统的有限适应性响应决策逻辑，为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依据。

迫在眉睫的铜短缺阻碍全球向清洁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的转型。基于2000—2023年全球铜资源贸易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和QAP分析方法，探讨全球铜资源贸易网络随时间推移的演化路径、节点角色动态变迁及网络结构突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全球铜资源贸易参与国家和贸易额都呈现出扩张趋势，贸易网络复杂程度持续上升。（2）全球铜资源贸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少数核心国家发挥主导作用。（3）全球铜资源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三个高度连接的社群结构，而且社群内部国家变动较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有所提升。（4）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二氧化碳排放量、政权稳定程度是驱动全球铜资源贸易网络演变的关键因素，并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耕地撂荒现象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解析农户撂荒动机对于破解耕地撂荒治理困境，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至关重要。基于Q方法系统识别出农户耕地撂荒的多维动机类型，揭示其“有地不种”行为背后复杂的心理认知与价值权衡逻辑。研究发现：农户耕地撂荒呈现出三类迥异鲜明的动机类型，理性算计型动机体现为农户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趋利避害选择，折射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价值取向向市场化、功利化的深刻转变；条件剥夺型动机体现为撂荒行为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行能力被多重结构性因素剥夺后，缺乏其他替代选择的被迫响应；规范依从型动机体现为农户通过遵循社会规范获取社会认同、规避社会排斥、降低心理成本的行为逻辑，印证了非正式规则在农户决策过程中超越经济理性的深层约束作用。

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水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制度保障。以2014年丽水市“河权到户”改革作为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2年的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河权到户”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河权到户”改革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经过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河权到户”改革通过发展优势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吸引企业进入三大路径发挥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河权到户”改革在地形起伏低、坡度平缓、公路里程长和旅游公共服务条件更好的地区，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果不仅为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生态优势地区通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以广东省江门市为研究案例，分析“双碳”目标下多维度治理资源的整合机制与实践逻辑，探索复合型治理的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江门市通过“政策协同—市场激活—技术赋能”的路径，构建了多层次治理体系：（1）以制度复合性突破部门壁垒，通过跨层级政策整合锚定低碳目标，依托动态责任分解与绩效评估形成闭环管理；（2）以工具复合性驱动资源整合，创新市场激励机制，激活企业低碳转型与社会参与动力；（3）以技术复合性强化系统协同，搭建数字化监管平台推动政企社数据共享，实现碳排放精准监测与动态反馈。研究表明，复合型治理通过制度韧性、工具适配与技术嵌入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嵌式提升；复合型治理需从实践效能、韧性调适、价值融合等方面进行完善，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理论与实践范式。

作为极具互动性和沉浸感的新兴文化产品，数字游戏在设计中构建的虚拟场景为玩家提供了独特的临场体验，从而使得与其相关的现实场景知名度和游客吸引力提升，并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黑神话：悟空》为例，探索数字游戏对其关联现实场景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通过收集该游戏发售前后各30周包含16个游戏场景关联的现实景区及其所在城市范围内共计327个景区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在景区层面的微观尺度上系统检验了数字游戏对旅游客流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游戏对其关联现实场景的旅游客流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旅游资源丰富、接待能力强、城市规模大的区域客流量提升更明显。（2）机制分析表明，游戏推出使得关联现实场景的网络关注度上升，进而带动了旅游客流的增长。平行趋势检验显示网络关注度的提升具有较强的即时性，而实际客流的增长则存在2~3周的时间滞后。（3）数字游戏对关联现实场景旅游客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同时其作用范围与方向在地理距离层面体现出空间异质性：游戏带动距关联景区10 km以内的景区客流增长，但会对10~20 km的景区客流产生虹吸效应，超过20 km则无显著影响。基于实证分析进一步提出推动区域文旅与数字文化产品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将同群效应引入产业生态化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产业生态化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区域差异扩大，空间上形成以青岛、济南为核心，以省会城市为重要节点的多中心格局，但陕甘宁交界处等低值区持续存在。（2）产业生态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同群效应，其中，地理空间相邻城市的同群效应最为突出。（3）产业生态化较低城市更加倾向于模仿和借鉴较高城市的行为，同河段城市间在产业生态化实现过程中存在积极的相互影响。（4）机制分析表明，学习机制总体强化同群效应，但内部学习对高、中产业生态化水平的城市呈抑制作用，竞争机制整体抑制同群效应，尤其在高产业生态化的城市间表现显著；内部学习对上游、中游同群效应呈抑制作用，而对下游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部示范效应在各河段均发挥正向作用；竞争机制仅在下游呈现显著抑制效应，对上游和中游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推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湖北省典型调研为例，采用fsQCA方法阐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1）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存在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形态差异；（2）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要素禀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交互作用有效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有为政府”降低了要素流动成本，“有效市场”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3）乡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有人力资本驱动型、土地要素驱动型、组合要素驱动型和政府引导促进型，乡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有专业人才创业型、土地要素支撑型、创新要素协同型。乡村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的差异源于要素重组机制不同。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载体与基本约束。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亟需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为了迎接中国式现代化提质期的新变化以驱动土地利用转型，迫切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阶段提出的重大时代问题与土地利用研究作为学术响应的耦合关系和涌现过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驱动”的现实逻辑，梳理了中国土地利用研究的内生演化脉络；整合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利用CiteSpace 6.1.6.0和VOSviewer 1.6.20文献分析工具，从数据层面佐证了中国土地利用研究的结构与趋势；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主要内涵特征为分析框架，揭示国家战略需求、学术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在逻辑之间的深层耦合关系，并对未来土地利用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研究表明：中国土地利用研究的主题演变，本质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演进的时代问题（从“生存”到“发展”再到“品质”）的系统性响应。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研究主题与宏观政策深度契合，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空间”的逻辑演进，实现了从单一向多元融合的转变。大数据的发展和高效协同管理的需求，倒逼土地利用研究属性和方向扩展到更多维度。未来土地利用研究将迈向人地关系协调、智慧技术赋能与可持续治理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范式。以土地系统科学为核心理论基础，构建一个涵盖自然、经济、社会、技术等多维度的融合研究框架，旨在系统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问题—响应”驱动下人地系统耦合关系的演变机理，可为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

全球气候变化与放牧活动的叠加，使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草地生态安全日益严峻。探索有效缓解草场压力的途径已成为生态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研究饲草地建设对牧户草场生态压力的影响，可为农牧交错带发展饲草产业，促进天然草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采用2021年和2023年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实地调研的430个牧户的混合截面样本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饲草地建设对草场生态压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1）45.58%的样本牧户建有饲草地。（2）饲草地规模对牧户草场生态压力的影响呈“U”型，拐点为134亩（1亩≈667 m²），即饲草地规模占牧户草地经营面积2%~3%时最优。（3）饲草地建设一方面刺激牧户扩大牲畜规模加大放牧压力，另一方面增加补饲占比降低放牧压力，两种效应相抵总体减轻草场生态压力。（4）在小规模牧户和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较低的牧户中，饲草地建设对草场生态压力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该政策减畜效应的不力。研究利于促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减轻天然草场退化，但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饲草地建设应以水定草，谨慎推进。

草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牧区家庭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基础。然而，中国约70%的草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实施天然草地恢复工作对缓解草地退化、提升草地生产力和促进牧户增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21—2024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的牧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以养分调控为主的天然草地恢复试点对牧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参与天然草地恢复试点能显著增加牧户的畜牧业收入，增加存栏量与出栏量，进一步提高家庭总收入。（2）天然草地恢复试点通过提升产草量，有效降低了补饲成本，使牧户能适度扩大牲畜养殖规模，促进畜牧业收入的增长。由于其效果受年度气候波动影响，建议未来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控制实施风险，并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以提升天然草地恢复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草原退化加剧，财政投入能否成为草原治理效能的关键驱动因素亟待验证。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选取内蒙古自治区2019—2023年60个草原生态修复项目，联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与扎根理论分析，系统探究财政驱动草原治理效能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项目间治理效率呈显著分布差异，其根源在于财政资源投入与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之间的协同程度。（2）效率水平受主体结构、财政资源适配以及制度技术契合共同影响，高效率项目普遍形成结构化、稳定化的协作关系网络。（3）扎根分析进一步揭示出以“财政投入驱动草原治理效能的多中心治理逻辑”为核心的理论结构，即财政投入通过激活多元主体、强化制度嵌合与促进技术应用，促成层级化与网络化并存的协同治理结构，从而提升治理效能与系统韧性。据此，建议优化财政支持体系，强化制度协同性并构建动态反馈系统，以期为草原治理体系韧性提升与财政资源帕累托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承载着都市扩张、消费文化渗透与遗产活态传承等多重挑战，阐明以多元主体权力博弈为核心的动态社会关系对空间的形塑机理，对于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传承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分析、理论构建和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的重构逻辑、机理和模式。研究表明：（1）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微观权力理论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构建“主体—权力—空间”理论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重构理论分析框架，有利于解构宏观主体规制性权力、微观主体实践性权力与空间重构协同互构关系下的传统村落重构逻辑。（2）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重构的主要类型划分为规制驱动型、内生实践型、协同发展型三种，可以揭示不同权力关系下传统村落重构的差异化路径。（3）琉璃渠村、北沟村、黄山店村作为三类传统村落重构的典型案例，其转型机制分别呈现明显的宏观主体规制驱动、微观主体内生实践与协同发展特征，由此提出空间赋权激活社区再造、权力协同强化资源整合以及精细化空间治理的发展模式。研究在理论上创新构建了传统村落重构理论逻辑，拓展了空间的社会关系研究；在实践上为新时代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活态传承提供首都实践范本。

面对城乡转型中“城市知识殖民—乡村被动接收”的二元困境，提出“知识导向型乡村社区”理论框架，基于河套灌区2015—2025年的田野调查，揭示知识治理驱动城乡融合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知识精英通过在地化科研实践重构“技术—文化”复合资本秩序，推动村民由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的知识生产传播者，形成网络式城乡功能共同体。城乡融合经历三阶段演进：地方性响应阶段实现知识要素的空间渗透；技术—文化双赋能阶段呈现“核心熔融—过渡博弈—边缘沉淀”圈层空间结构；最终达成知识权力引导的治理创新。知识治理通过三大机制发挥作用：知识资本经空间转译形成文化生态自适应调控体系；城乡权力经由向下赋权与向上反嵌实现双向重构；空间再生产依托“梯度圈层—通道治理—价值跃迁”实现有效治理。河套灌区的实践表明，知识治理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清晰的实践框架。

居住形态作为空间、生活和文化形态的综合表征，既是村落重构的目标，也是其媒介。借鉴空间生产理论，从居住形态再生产视角阐释了城乡融合背景下村落重构的理论逻辑，并基于四类典型经验的比较提炼了村落重构的实践策略。研究表明：村落重构的关键在于以资源要素重组和产权制度变革促进人地关系重塑与人际关系调适，并在共同实践中再造价值规范。村落重构实践蕴含着构建“居业共同体”的价值导向，需以“产业—产权”联动路径促进居住空间和生活形态的有机融合。区位条件和初始居住形态共塑的行动情景影响村落主体与外部主体的权能互动，进而导致村落居住空间治理机制及成效的分化。村落重构的本质是居住形态的再生产，而居住文化形态和集体所有制是支撑这一动态过程的基石。研究可为解析村落转型中的不同论断提供整合性框架，也为村落重构提供本土化的多元治理策略。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自然研学作为教育与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创新形态，正逐步发展为以自然场景为认知基础、以生态价值为育人内核、以公共资源为制度支撑的系统性教育实践，其创新路径对推动生态文明战略与教育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化自然研学的理论认知与实践体系建设，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跨学科访谈，围绕自然研学的理论内涵与知识体系、行业自律与治理体系、产品创新与数字化响应、知识传播与国际经验等多元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访谈表明：（1）作为连接人与自然、培育生态文明践行者的新型教育实践，自然研学的创新发展亟需构建以“人与自然共生”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知识体系，并通过与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深度协同，实现生态价值转化与教育实践的双赢。（2）面对快速扩张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应建立跨部门、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健全准入认证、课程评价、行业标准、人才培养与技术赋能等制度安排，全面提升自然研学的规范化与专业化水平。（3）应依托多学科融合与跨界协作，打造兼具教育价值与适配弹性的复合型研学产品体系，在“知识构建—场域组织—主体激活”的交互机制中实现“教”与“游”的深度融合；而数字化技术在自然研学中则应当发挥资源延展与学习互动的增效作用，同时需警惕“虚拟自然”替代真实体验的风险。（4）自然研学的知识传播应立足在地资源与文化、整合多元主体、构建复合媒体矩阵，并借助数智化手段实现科学性与通俗性兼备的公众动员体系，同时通过国际经验与本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资源的有效互动，开展跨国生态合作，形成具有全球推广潜力的“中国方案”。自然研学作为连接教育、自然与社会系统的重要纽带，未来应以跨学科、跨行业、跨尺度的协同创新为导向，完善其学术体系与实践路径，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教育引擎与重要实践场域。

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推动“三水统筹”治理是建设美丽河湖的根本路径。在拓展TOE归因模型基础上，构建TOSE整体性理论框架以阐释“三水统筹”治理的影响因素，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2—2023年中国省域“三水统筹”治理成效，采用动态fsQCA方法检验治理路径。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三水统筹”耦合协调度实现梯度迁跃，但整体上处于低水平阶段；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长三角成为水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2）TOSE理论框架对解释“三水统筹”治理的驱动因素具有适用性。治理成效有赖于技术基础、组织管理、社会参与、经济环境四组因素的共同优化。（3）“三水统筹”治理的驱动路径包括政策驱动+社会联动型、政策驱动+经济推动型、政策驱动+技术拉动型三种；无效路径包括政策目标失衡型与政策执行缺失型两种。（4）驱动路径的条件变量间存在替代性关系，但其有效性均以组织管理条件为前提。驱动路径的运行模式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二五”期间依赖政策驱动，“十三五”期间依靠政策引导与社会响应的良性互动，“十四五”期间技术基础与社会参与跃升为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三水统筹”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韧性的关系，对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和提升农户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以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相接壤的周边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入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生态补偿政策—生计资本—应对行为—生计韧性理论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内生动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生态补偿政策增加了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生计资本提升了农户的应对行为与生计韧性，且应对行为增强了农户的生计韧性。（2）农户生计资本和应对行为在生计韧性影响机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且存在链式中介影响路径。（3）内生动力在生态补偿和农户金融资本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效应，且需求型内生动力的调节作用更强。

数智化发展作为重塑经济增长格局的核心引擎，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新路径。基于2011—2023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发展对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智化发展加速了“油气替代煤炭”“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双重转型进程。（2）数智化在清洁能源消纳更大的城市、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及沿海城市更具“先发优势”。（3）数智化发展通过效率提升、要素支撑和清洁生产机制发挥作用。（4）数智化发展的能源转型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在不同转型阶段存在非对称影响，具有“普惠效应”；在绩效考核、财政收支、社会舆论三重压力约束下存在门槛特征；对周边区域造成“同群效应”，但具有170 km的空间衰退边界。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作为区域发展的关键战略布局，是驱动经济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23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降碳与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并基于中心—外围视角探究距离衰减效应。结果表明：（1）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能显著而稳健地推动降碳与增长协同发展，并促进协同减排和共同富裕。（2）国家级城市群建设通过城市联动（增强经济联系、优化功能分工与驱动市场统一）和城市发展（缓解资源错配、促进绿色创新与推动产业升级）两大渠道发挥降碳与增长协同效应。（3）该效应在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不同区位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4）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自然、行政和人文壁垒约束均会削弱这一积极效应。

国家公园是培育访客旅游敬畏的重要场域。敬畏的唤起对推动访客从精神层面树立亲环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家公园践行自然教育的关键一环。理解访客在国家公园产生的敬畏体验有助于从心理和精神角度揭示国家公园与访客之间的内在互动关联。现有研究缺乏适用于旅游情境和国家公园发展现实需求的敬畏评估工具，不利于国家公园把握访客的自然体验现状。立足于旅游敬畏的美感—理性—信仰概念模型，以青海湖国家公园为例，开发了包括3个维度共17个题项的国家公园访客旅游敬畏量表，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结构效度和校标效度。研究成果在验证旅游敬畏概念模型的基础上，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定量测度工具，同时为进一步理解国家公园人地互动和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引导游客实施遗产责任行为是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的重要举措。结合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综合游客理性认知和主观情感因素，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游客遗产责任行为驱动机制理论框架，运用回归分析检验机制。结果显示：遗产责任行为受利己、利他和利生态价值认知、遗产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直接影响；遗产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在遗产价值认知和遗产责任行为之间发挥单一及链式中介作用；道德规范对利生态、利己价值认知与遗产责任行为分别有正负向调节作用，对利他价值认知无调节作用。研究完善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将其拓展至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情境，所提对策可为驱动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产业结构转型是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的重要路径。以2012—2022年114座资源型城市为样本，探究了技术要素演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要素的横向演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而技术要素的纵向演化虽然抑制了产业结构转型，但能增强技术要素横向演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与横向演化产生协同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进数实深度融合、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是技术要素演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三条路径。异质性分析得出，在非环境政策试点、数据要素发展较好和人才引进强度较高的城市，技术要素演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更强。研究结论为技术要素以结构性演化态势促进产业革命，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返乡群体赋能乡村振兴是应对乡村人才外流与空心化挑战、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借助综合评价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2013—2022年江汉平原返乡群体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1）2013—2022年江汉平原返乡群体规模呈波动演变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水平整体上升明显，在空间上表现出“多核驱动，全域增长”的发展格局。（2）返乡群体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3）返乡群体主要通过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助力乡村生态宜居、引领乡村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治理有效和提升乡村生活富裕等途径助推乡村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研究结果可为有效促进返乡群体参与乡村建设，优化赋能路径，进而实现乡村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揭示特色产业引领和美乡村与民生福祉的协同融通关系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议题。构建协同融通理论分析框架，选取凤凰县菖蒲塘村为案例地，结合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探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引领和美乡村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机制及路径。结果表明：（1）在协同融通过程中特色产业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动力，推动“宜居”与“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稳企业、稳就业、稳市场”的重要作用。（2）在协同融通过程中形成产业、主体、生态、村庄、市场与政府结合五重协同融通机制。（3）能人领跑、三产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区域组团发展、政府普惠建设五重作用路径，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和美乡村建设，实现民生福祉增进。研究结果可为探索民族地区和美乡村建设与民生福祉提升提供新思路及实践案例参考。

乡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以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为例，从产业体系、公共服务、生活质量和治理体系4个维度构建乡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22年浙江省52个县域乡村的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类型识别、驱动因素和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中等为主、稳步提升”的时序演化与“东高西低、集群锁定”的空间梯度，其中产业体系现代化与生活质量现代化领先，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2）政府干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工业基础和交通设施对乡村现代化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影响，表现为带状—片状交叠的空间分异特征。（3）基于乡村现代化水平与各维度发展特征，将浙江省52个县域乡村划分为滞后发展型、单维主导型、双维驱动型和多维综合型4种发展类型，据此提出分类施策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为推动浙江省乃至全国同类地区乡村的全面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提出了一个在社会福祉视角下解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共生度模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评估，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的演变特征，并揭示了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社会福祉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辩证统一为逻辑起点、以双向反哺为作用机制，通过量化和谐共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评估提供了统一标准。（2）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呈稳步上升趋势，由轻度和谐共生转变为中高度和谐共生。西部地区的和谐共生度最高，中部地区的和谐共生度最低，“中部塌陷”特征明显。（3）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均呈现正向增长，内蒙古、甘肃和江苏的和谐共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空间关联性，并呈现出区域同质发展为主、区域异质发展为辅的空间关联模式。（4）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科技创新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则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全球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导致粮食需求持续攀升，而耕地资源退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使粮食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因此，提升现有耕地产能并合理开发盐碱地等后备耕地资源，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关于生产潜力提升的评估主要集中在耕地，针对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的评价较为不足。基于此，系统梳理了盐碱地生产潜力的评价体系，探讨了不同改良措施对盐碱指标及作物产量的改善效果，并初步构建了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评价方法。未来研究应构建多维动态数据库，建立与盐碱地区域特征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同时兼顾治理的经济成本与效益，以推动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评价方法的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盐碱地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