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发展模式和效率提升的组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破解资源型城市发展困境提供了新路径。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以绿色发展效率为核心指标，测度了2008—2023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技术创新、高素质人才和智能装备等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质要素可以通过激发产业活力与促进替代产业发展双路径推动产业转型，且后者作用更强。（2）要素赋能存在显著异质性，煤炭型城市侧重人才驱动，低收入城市更依赖技术创新等。（3）污染案件处罚和科技资金支持均可调节新质要素间接影响产业转型的机制。基于此提出资源型城市利用新质要素推动转型的三种路径建议：扩大高通用性要素渗透范围、打破高专用性要素壁垒、建立差异化的要素赋能。研究可为因地制宜利用新质要素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以往研究多关注农业生产环节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较少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双重视角开展全生命周期农食系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结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统计局数据和全球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1990—2022年中国农食系统生产端与消费端碳排放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与LMDI模型，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双重视角分析了30多年来中国农食系统碳排放驱动因素。结果显示：2015年后农食系统碳排放量出现重要转折，碳排放压力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由弱脱钩向强脱钩转变。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为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累计贡献超90%。从生产端来看，单位产值碳排放量的下降是最重要的减排因素，历史累积贡献约78%，但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农食系统产值占比下降成为减排的关键推动力，贡献超过50%。从消费端的历史趋势来看，食品价格上涨，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占比、单位食品消费碳排放量及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均促进了减排，其中单位食品消费碳排放量的下降已成为最重要的减排因素，在2018—2021年间占比达到31.43%。建议生产端和消费端双向发力，通过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产业结构优化及政策引导，优化农食系统供应链，推动农食系统绿色转型。

城镇开发建设是造成耕地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系统探究城镇化对耕地数量、质量及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影响效应，对城镇化“下半场”进程中打赢耕地保护“持久战”、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意义重大。基于2000—2022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分析法揭示城镇化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时空演变及交互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总—分效应，并探究土地、人口及经济城镇化视角下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沿海连片发展，内陆单点增长”“省会城市高于一般城市”等特征；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呈倒“N”型波动，空间分布从初期的“单极格局”逐步演变为“南北双核”结构。二者的冷点集聚区在西部地区始终高度重合，而热点集聚区呈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2）总体效应方面，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整体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分维效应方面，城镇化会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3）分视角看，土地城镇化会引起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的下降，而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则会提升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4）异质性分析方面，位于粮食主产区或农业生产耕种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强化耕地全方位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城市旅游化是城市现代化转型和内涵式发展的综合表征，亦是加快产城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战略支点。基于2006—2023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旅游化对民生福祉的影响机制及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化整体显著促进民生福祉，其传导作用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劳动生产效应两条路径实现。（2）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上游地区、中间型城市中旅游化的福祉效应更为突出，而城市规模则产生负向调节作用；门槛模型进一步揭示其影响存在明显的边际递减非线性特征。（3）空间效应呈现复杂性：在地理邻接与距离矩阵下存在虹吸效应，而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中溢出效应不显著，城市旅游化的空间影响随距离变化呈“短距抑制、中距增强、远距震荡”的差异化模式。研究为理解城市旅游化与民生福祉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现代化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系统性探索工业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效应，可为实现“三线建设”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基于空间流动理论，借助熵值法、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究2011—2022年“三线建设”地区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三线建设”地区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呈增长态势，但整体开发水平较低；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高行政级别城市驱动”特征。（2）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上升，总体绝对差异减小，城市间发展差距拉大，存在“绝对差异缩小相对差异固化”风险；在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3）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对本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并未显现空间溢出效应；前者对后者各维度的直接效应强度为：创新发展>民生发展>绿色发展>经济发展。（4）工业旅游资源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直接效应上，西部>中部、北方>南方，而东部地区呈“本地弱效，邻域强溢”的特征。同时，西部、南方地区呈现负向溢出效应。

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如何界定乡村旅游地“三生”（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内涵、厘清其演变过程和演化机理，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深度访谈、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以南京市高淳区为例，识别多期“三生”空间格局，界定其空间内涵，分析演变过程和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在内涵认知方面，用地功能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生产空间景观化和休闲化、生活空间共享化和多功能化以及生态空间商品化和价值化，且土地空间功能复合化趋势愈发显著。（2）在演变过程方面，“三生”空间的演变整体呈现扩张态势和较强的复合化趋势，空间优化和集聚特征明显。（3）在演化机理方面，原有“三生”空间在旅游业扰动下，受政府行为、外部资金、市场需求、自然资源、居民行为和居民思想观念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实现空间复合化和协同化发展。研究立足乡村旅游地这一微观视角，对“三生”空间内涵及演化机理进行探析，丰富“三生”空间相关研究内容，同时对政府厘清空间形态、优化空间建设与提高空间治理能力具有指导意义。

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是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基于公平性、安全性、创新性、持续性和融合性等维度，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面板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揭示2013—2022年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演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设和完善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1）2013—2022年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整体发展水平得到较大提升，总体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水平差异。（2）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从东南沿西北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全局经历了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过程，在局部表现为明显的“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的集聚特征；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等级的空间转移受到领域类型的影响，中低水平和较高水平、高水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表现出“遇强趋强、遇弱仍强”的演进规律。（3）经济发展实力、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政策调控、数字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是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4）建设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需要通过发挥发达城市的辐射作用、优化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强化关键领域的政策支持、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扩大对外开放的合作交流等措施，助力旅游业更好地成为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与资源问题作为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议题，人口结构性转型对资源配置逻辑、发展动力机制与治理体系效能提出了全新挑战。当前，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等趋势叠加，人口发展已由“数量主导”阶段进入“结构重构”阶段。围绕“人口与资源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邀请来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人口结构转型和流动格局新特征、资源配置和优化，以及数据技术赋能人口治理等问题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归纳总结出三条核心路径：一是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及资源配置协同发展；二是发挥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提升人口与资源监测与治理智能化水平；三是推动制度创新，打破户籍、福利与区域壁垒，完善常住人口导向的资源配置服务体系。专家一致认为，应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多元政策工具，推动人口治理范式从被动调控向主动适配转型，在科技支撑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构建一个可持续、公平、高效的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体系，是破解人口结构转型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重建研究，不仅可为气候变化与生态效应模拟提供科学数据，也可为全球数据集充实和完善提供区域参考。通过对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历史庄田、检地、土地调查数据及相关史料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构建了分类、分时段的耕地数量重建方法，重建了过去千年日本全国及8个典型时点地方尺度耕地面积。得到如下结论：（1）庄园制时期（800—1583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31 hm²，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石高分封制时期（1583—1872年），水田和旱田面积分别约占耕地总量的60%和40%，且每0.1 hm²的标准稻米产量分别为1石2斗和8斗。（2）过去千年日本耕地总量变化经历了缓慢增加（800—1338年）、逐渐减少（1338—1598年）、快速增长（1598—1940年）、急剧下降（1940—2000年）四个阶段。（3）研究时段内日本耕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的近畿、关东和中部等地方，并呈由中部地区向南部和东北逐渐扩张的态势。（4）HYDE 3.2和PJ数据集中1200—1880年的耕地总量与本文结果的相对差异率分别为-37%~ -70%和-69%~ -90%，且呈现年代越早、偏差越大的特点。

集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制度安排，其运行机制由编制实施监督机制和利益分配补偿机制组成，在实务工作中分别出现了与集体土地特殊的空间使用和产权特征不匹配的问题。起源于西方的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可作为破解当前集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实务问题的关键工具。基于土地发展权在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含义和作用，将土地发展权适用于集体土地特殊的空间使用和产权特征，构建面向解决实务问题的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并由此提出集体土地用途管制逻辑由基于政府限定土地发展权的用途管制编制实施监督逻辑和基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利实现的用途管制利益分配补偿逻辑两部分组成。本文致力于通过提升乡村国土空间价值和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使农民持续增收并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高技术产业集聚作为创新活动产生的重要途径，对助推黄河流域绿色创新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开展地理学视角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合作的空间演化、空间差距、空间联系及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水平快速提高，低专业化集聚-低多样化集聚-低绿色创新合作是流域城市主要的空间类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协同发展仍需深化。② 流域内绿色创新合作空间极化特征及路径依赖倾向明显，西安、青岛等城市发展相对领先，城际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具有多极化、组团性、邻近性与跳跃性特征。③ 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与绿色创新合作间的关系具有异质性，专业化集聚正向促进绿色创新合作，多样化集聚与绿色创新合作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合作模式及细分业态下存在差异。此外，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有利于加快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合作。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使用四川省1166户农户和5041块地块数据，从地块治理与家庭决策双重视角出发，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地块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管护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且规模大、位置便利、地形平坦的地块更易流转。（2）在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用突出，且这一促进效应在不同经营规模和兼业程度的农户中均显著。（3）交互分析显示，规模户对大地块、近距离和非平原地块的流转效应更强，高兼业农户偏好小地块和近距离地块但作用较弱，低兼业农户则普遍受益。研究表明，应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户与地块匹配支持体系，以激活农地流转。

鉴于产业地理-网络集聚的耦合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南京市六合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利用企业价值评价体系、企业连锁网络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GTWR模型探究地理-网络集聚特征及耦合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地理集聚依托“开发区+产业园+研究机构+商圈”呈现园区集中的空间演变格局，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地理集聚特征明显，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保持“弱集聚”态势。网络联系集中在镇级、区级空间尺度，呈现“一心多点”的空间集聚特征，六合主城区主导了本地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建构。② 地理-网络集聚的中度、高度耦合空间单元数量逐年增长并向六合主城区集中，除竹镇镇呈现点状扩散外，其他街道则因地理集聚、网络集聚不匹配或弱势发展处于低耦合状态。③ 创新研发、生活服务、高端生产服务、高端生产制造、区内产业联系对地理-网络集聚耦合表现出强正向作用，其中高端生产服务、区内产业联系的空间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六合主城区以外镇街，高端生产制造、创新研发则在六合主城区更强。通过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地理-网络集聚的空间交互研究框架，探讨微观尺度下二者存在的互补效应，揭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地理集聚与网络联系的空间互动逻辑，为城市内部产业布局优化及联系强化提供实证依据。

“大占补”制度是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关键举措，探索激励措施是激发补充耕地主体耕作意愿及确保补充耕地稳定利用的应有之义。基于Williamson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情景分析法，旨在辨析国内外耕地发展权转移实践，阐释“大占补”制度在不同情景下耕地发展权转移的内在逻辑，提出相应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大占补”制度本质上是基于耕地发展权转移的政策工具，其与国际上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在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配置方面同中存异；（2）当补充区发生耕地发展权“转移”或“还原”时，补充耕地主体应捕获“耕地发展权转移许可费用”或获偿“损失的耕地增值收益”；（3）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价值捕获为进路，遵循“明确产权主体—创新治理结构—提高配置效率”的策略进一步优化“大占补”制度。研究结果为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激励补充耕地主体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耕地流转作为耕地撂荒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其有效性值得深入探讨。利用四川省丘陵山区数据集，运用Probit、IV-Probit等模型在地块尺度分析耕地流转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探析该影响效应的家庭异质性和地块异质性。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能显著抑制耕地撂荒，耕地流转参与率每增加1%，地块撂荒的概率将减少23.2%。（2）家庭异质性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对低农业人口老龄化家庭及非农就业家庭有更好的撂荒抑制效果。（3）地块异质性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对远地块、大地块、坡地地块的撂荒抑制效果更强。建议通过完善耕地流转保障制度、针对性补贴支持及促进土地整治等政策，进一步提升耕地流转对撂荒的遏制效果。

深入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区域工业污染治理的网络化特征日益增强，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整体提升愈发受到其空间网络结构的影响。基于2011—2022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其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度，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投入-产出-效率类型划分，明晰各城市工业污染治理模式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剖析长三角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进而探究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1—2022年长三角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水平在时序变化上呈波动上升态势，空间分布上呈现以较高效率城市为主、低效率城市连片分布的格局；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空间集聚程度与空间差异程度存在逐渐减弱的趋势，空间依赖性并不稳定。② 长三角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形成以泰州至铜陵一线与泰州至绍兴一线所构成的“人”字形区域为主干，各省内部联系为支脉的网络格局，整体网络结构特征保持稳定，网络等级结构并不森严。③ 长三角各城市根据在网络中的位置被划分为4大板块，各板块间的孤立性较强，板块内部联系占据关联关系的主导地位。④ 长三角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受地理邻近性、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来自产业结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显著影响。

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区域均衡定价机制，是统筹解决区域宅基地退出补偿不公的有效途径。基于区域经济学效用理论，构建了区域生态—经济用地协同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区域均衡定价机制，并以新一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典型城市徐州市沛县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值分析方法进行量化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基于区域经济—生态用地协同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定价机制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平衡了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区域范围内不同功能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2）区域协同视域下，当区域内农村宅基地退出后转变为生态用地类型时，区域单位面积退出宅基地可额外获得经济补偿145.65元/m²，主要支付者为区域内宅基地退出后转变为经济用地类型的地区。（3）区域协同视域下，农村宅基地转变为生态用地时额外获得的补偿金额，可从农村宅基地退出转变为经济用地的增值收益中弥补，农村宅基地退出转变为经济用地要向区域额外提供增值收益的比例为5.45%。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在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中需统筹协调不同功能分区的利益差，积极探索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平衡导向下的差异化宅基地退出补偿策略与标准。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确定性危机频发使得区域经济风险剧增，传统的演化韧性范式难以充分解释全球产业联系和分工不断加深且剧烈重构背景下的区域经济韧性问题，供应链韧性则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多主体参与、多地理尺度融合的内外生因果关联视角。本文借助供应链韧性视角，对2019—2022年间长三角各市的多维度区域经济韧性进行测度，进而评估2020年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后长三角区域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的总体经济韧性存在差异，其空间格局与“核心-边缘”模式大致相反；② 采用不同维度经济指标测度的区域经济韧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格局差异；③ 对总体经济韧性解释力最强的3个驱动因素依次为居民生活水平、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和外贸依存度；④ 对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最大的3组驱动因素交互作用体现了区域内生结构性/能动性要素与区际供应链韧性要素的相互增强效应。本文证实了供应链韧性与区域经济韧性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凸显了“关系韧性”转向对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