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人才的区位选择趋于多元化，传统区域要素难以较好地解释其流动机理，而舒适性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运用Gephi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舒适性视角探究粤港澳大湾区游戏人才在不同流动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流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湾区游戏产业体系中，广州、深圳为区域多功能中心，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香港承担游戏人才开发者角色，澳门、江门、肇庆承担游戏人才培育者角色。② 湾区对本地与邻近地区初次择业的游戏人才吸引力均较强，人才的空间邻近取向显著，主要表现为学缘延续下的本地依附和地理邻近下的外地跃迁。③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存在较强的等级邻近环流与扩散现象，其中，深圳游戏人才同级环流现象更明显，而广州与邻近城市的梯度扩散效应更强。④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决策是个人与家庭选择企业与城市的双重组合决策，在职业生涯前期流动频率较大，后期则表现出较高的地方“嵌入性”，并且受地理空间约束性相对较低，其流动可分为生活性流动与事业性流动两类，后者多发生在大型企业之间。⑤ 舒适性对于不同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游戏人才影响力均具有异质性，在全国流动时人才对舒适性较为敏感，而再次择业时具有更强的舒适性偏好，其中，就业环境、生活质量、健康发展等舒适性因子影响力相对较高。舒适性对游戏人才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尺度可总结为多元需求叠加下的全国流动、产业与配套主导下的湾区流动两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可总结为初次择业时的个人成长需求、再次择业时的安家立业期望两个方面。

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研究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变化，对于认识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评估区域政策效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个体数据库的跨地市人口流动数据，从强度、范围、空间均衡性等三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变化，研究发现：① 强度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吸引力远强于其他城市群，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10年间东部和中西部城市群的吸引力差距缩小，东部多数城市群吸引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较慢，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其中长三角下降最多，中西部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吸引力提升，其中成渝和长江中游提升最快。吸引范围方面，东部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大半来自省外，仅山东半岛的吸引范围较小；中西部多数城市群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省内，但天山北坡城市群主要吸引跨省流动人口。10年间人口就近流动的趋势加强。均衡度方面，东部多数城市群的内部较为均衡，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均衡度明显提升，但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内部仍不均衡；多数中西部城市群的吸引力集中在核心城市，10年间成渝、北部湾和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的均衡度有所提升。② 综合来看，城市群三维度的人口吸引力相互关联。东部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更强，主要吸引跨省流动人口，城市群内部大多比较均衡，整体发育更成熟。但中西部城市群开始发育时，其人口吸引力特征在10年间并未完全向着东部城市群的特征演变，差别是吸引省际流动人口的占比没有提升，而是更加强化成为省内的人口流入中心。③ 城市群人口吸引力的多维特征随着城市群经济增长、核心城市发展和功能外溢而演化。最后，基于各地区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和人口吸引力的特征演变，对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人口逆向流动是影响城镇体系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与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国城市间人口逆向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从位格局看，逆向流动来源地以较高等级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尤其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省会及以上城市；而逆向流动目的地以中低等级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为主，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从流格局看，大规模、高强度的逆向人口流主要由较高等级的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且沿城市等级的逆向人口流基本符合“阶梯式”模式。② 个体层次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与生命历程因素对人口逆向流动的影响较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及老年人口逆向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城市层次因素中，高房价、高消费、高就业竞争压力、高污染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低房价、低消费、低就业竞争压力、低污染、较好的绿地环境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拉力作用。

生态产品文化服务搭建起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桥梁，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的重要内容。为促进国家公园“两山”转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针对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特征和价值实现条件，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认为：价值实现路径包括明确自然资源权属、开展供需调查和监测、规划文化服务项目、核算文化服务价值、探索项目运营机制、促进服务交易与消费6个环节，并需要从政策创新、特许经营、生态补偿、多元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完善和优化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共同生产特征和对社会建构的更强依赖性，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出价值实现的多元参与机制。研究结果有利于从理论上完善和优化级联框架的人类反馈机制，从实践上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为有效支撑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未来研究应在继续完善供给端理论、方法和政策的基础上，重视需求的调查监测、评估方法和公众的参与、监督机制研究。

基于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江苏省）长表数据，本文从县市尺度刻画江苏省乡—城、城—城、城—乡和乡—乡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了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总体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其中乡—城和乡—乡流动人口呈现出增长趋势，而城—城和城—乡流动人口呈现出缩减趋势。② 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与区域梯度化发展格局一致的南北差异，但三大次区域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省内、省际占比变化反映出区域内城镇与乡村吸引力的动态变化。③ 2010年江苏省县市流动人口以城—城为主、乡—城和城—乡为辅，2020年则转变为乡—城主导；苏南地区城镇与乡村的吸引力均在提升，呈现出城乡协调发展趋势；苏北地区流动人口集中向城市流动，而乡村吸引力较弱。④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土地开发强度、公共服务和行政等级对江苏省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土地开发强度和行政等级对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影响在增强，产业发展则对以乡村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影响较大，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四类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哺乳动物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自然保护地能直接、有效地减缓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基于等面积网格测度中国不同受威胁等级的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格局，从保护空缺区域和保护空缺物种两方面、自然保护地和自然保护斑块两尺度展开分析，引入物种种群的最小需求栖息地面积，考虑了物种间的差异性和空间需求的多样性。结果表明：（1）受威胁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呈现从西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共识别出7个自然保护地覆盖面积有限导致的保护空缺区域。（2）92.06%的受威胁物种的分布范围与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7种濒危、3种易危哺乳动物的分布区未受现有自然保护地保护。（3）22种受威胁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半数受保护斑块在不同种群内在增长率水平下存在面积有限的问题。研究结果对物种保护优先区识别、自然保护地规划与优化等有参考意义。

户籍市民化是农民获得平等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构建logit模型，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民的户籍市民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作用在中部、西部地区显著，东北地区不显著；城市规模上，大城市和一般县市中显著，而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不显著。异质性现象源于我国城乡发展特征、区域及落户政策和人口流动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户籍制度壁垒仍然是影响农民落户的关键因素。此外，基于中介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农民工参与新零工经济来推动户籍市民化，且在我国西部地区或一般县市内的效应显著。中介机制在于新零工经济从经济、社会、心理融入等维度对农民户籍市民化产生促进作用，然而，作用系数小与显著性水平低表明，新零工经济未能显著改变农民工户籍市民化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繁荣时期，应持续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使用普及率，加强并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经济发展，进一步优化户籍制度与落户标准，支撑农民市民化进程，赋能新型城镇化发展。

自然保护区域是中国当前生态保护补偿重点覆盖区域。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域生态补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综合考虑生态补偿决策的系统性和效应的多维性，并重视对决策中不确定性的表达，构建以“GIS（地理信息系统）—BN（贝叶斯网络）”为核心的决策模型。选择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所在的毛里湖流域为案例区，设计减施化肥等四种以改善毛里湖水环境为目标的农地利用调整措施，并形成多个待选生态补偿方案；通过自编程序开发决策工具集，实现案例区农地生态补偿优先方案与优先区域的精细决策。研究表明：（1）自然保护区域农地生态补偿具有多维效应，其决策应在保护地保护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间寻求协同。（2）农地生态补偿决策由农地利用调整措施、目标地类、补偿标准、实施区域等多个决策组件构成，其不同组合会形成效应各异的综合决策方案，综合决策相较单一组件决策更为全面和系统。（3）案例区农地生态补偿优先方案为面向水田和旱地实施“轮作休耕”，补偿标准为二级；在村级行政区进行区域优选可获得更高的实施效率。（4）基于BN的决策模型可自微观地块尺度向中观流域尺度完整地传递不确定信息，评价结果可同时提示决策的潜在收益与可能风险。

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存在核心-外围的异质性影响，但聚焦外围区域研究相对稀缺。面对人口外流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本文通过构建“教育-结构-技能”的人力资本质量评价体系和“创新空间-创新产出”的城市创新能力测度框架，结合2000—2020年相关统计数据，采用模糊推理、地理探测器、面板分位数回归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中国“创新洼地”黄河流域的人力资本质量对城市创新竞争优势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① 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质量在逐年提升，但异质性明显，省会城市具有相对较高的创新水平和较优的人力资本质量。② 立足于创新能力的黄河流域城市创新竞争优势在城市层面形成“一极多核”模式，以西安为创新极，以郑州、济南、青岛等为核心，同时具有空间关联效应。③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竞争优势驱动力由“教育-规模”向“教育-技能”过渡，同时人力资本的结构、人力资本培育保障水平对城市创新竞争优势有不同程度的调控作用。④ 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对创新竞争优势的驱动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城市为重点城市及核心城市时，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对创新竞争优势的驱动作用才会显现。⑤ 人力资本质量的教育维度对创新竞争优势的作用路径形成双轮演化模型，相比长三角等地区，黄河流域的落后城市和普通城市在创新竞争优势上摆脱马太效应更为困难。最后，本文给出了不同等级城市提升创新竞争优势所需的人才结构，从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角度为黄河流域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参考。

构建基于“游憩价值—生境质量—景观脆弱性”多维评估指数的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分析方法，创新性地提出生境质量指数和景观脆弱性指数的优化方法，对卡拉麦里国家公园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的游憩价值、生境质量和景观脆弱性的高值区在空间上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游憩价值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和西南部，面积约1200 km²；生境质量高值区分布在中部区域，面积约2168.64 km²；景观脆弱性高值区分布在东部与南部，面积约3310.25 km²。经空间叠加分析，这些特征被组合形成六类功能簇，并根据功能区的分布特征提出国家公园科学发展规划与建议，为国家公园的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和决策支持，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统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创新效应对最大化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15和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技能劳动力、专利授权数据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的截面数据集，分析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高技能劳动力集聚与高低技能互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的创新产出水平稳步上升，区域性创新产出集中化与扩散趋势逐渐明显。② 中国城市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技能互补和创新产出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③ 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和高低技能互补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并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对本地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和邻地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专业化程度对本地创新产出具有负面影响。④ 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和高低技能互补对创新产出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对创新产出的推动作用最强，东部地区高低技能互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不仅促进本地创新发展，也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存在溢出效应。因此，各区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包容性人口政策，优化技能结构，从而促进创新效应的最大化。

基于全国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揭示县域尺度中国人口老龄化格局特征与作用机制，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县域老年人口呈现“东北—西南”分布特征，老龄化率重心由西南向东北跃迁。② 人口老龄化在“胡焕庸线”两侧分异显著，东南半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西北半壁人口老龄化开始显现，到2020年，老龄化率地理分界线由“胡焕庸线”向西北方向逆时针偏移。③ 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缩小，乡村人口老龄化率增速显著，出现“城乡倒置”现象。④ 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老龄化率快速增长区，增长缓慢区分布在珠三角、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地区。⑤ 出生率、流入率、人口民族结构和三代户占总家庭户比重是影响县域老龄化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出生率、流入率和居住条件对东南半壁老龄化率区域差异影响更显著，人口民族结构对西北半壁老龄化率区域差异影响更显著。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发展策略、遏制人口持续收缩、提高生育意愿、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成为新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举措。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

基于2010—2022年环长株潭地区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1）2010—2022年环长株潭地区城市更新及生态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区域间差异逐年减小。（2）环长株潭地区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长沙市始终处于耦合协调度的高水平区，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聚集的态势。（3）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人口聚集还能够对邻地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工业占比增加及政府过度干预则会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抑制作用；而对外开放对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决定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基本格局，对于引导社会经济要素流动正发挥关键作用，其中引导人口均衡分布是核心功能。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工农业地区，城市、农业和生态地域功能复杂多样，人口要素流动显著。本研究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使用年均人口变动率、随机森林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黄河流域主体功能区人口收缩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综合评估各类主体功能区在2010年规划颁布前后引导人口变化的特征及效果。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黄河流域52%的区县出现人口收缩现象。人口收缩区县占比由2000—2010年的30%增加至2010—2020年的64%，范围和程度明显加剧。② 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引导作用有待加强。主体功能区规划颁布以来，城市化地区区域人口增长极空间带动效应不强；农产品主产区形成汾渭及黄淮海平原收缩带，但上游仍存在人口增长极；部分重点生态功能地区并未有效实现人口疏解。③ 对于不同地域功能地区，地理优势是城市化地区引导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消费、教育以及NDVI水平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产生显著吸引力；农产品主产区亟待实现产业及经济转型。夜间灯光水平、人均财政收支、社会消费水平、医疗发展水平对人口收缩与集聚产生影响的作用强度空间分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