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需要关注城市在宏观城市系统中的相对表现，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规模修正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和量化城市潜在提升空间。基于城市标度律，测度2012—2022年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分析其与要素投入、产出水平与绿色减排效能之间的关联模式。研究表明：（1）基于标度律修正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指数能有效修正规模效应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为更客观、定量地测度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指向性评价标准。（2）从空间分布格局上看，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高值区域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土地利用尚未充分发挥规模潜力，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有待提升。2012—2022年间，77.4%的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保持稳定或呈现积极变化，表明全国整体效能趋于稳定并稳步上升。（3）区域和规模异质性视角下，东部地区和超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东北地区和中等规模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还有待提升。（4）与同等规模城市相比，实际投入更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更强的绿色减排能力可带来更高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研究结果有助于修正传统线性评价方法的偏差，为科学客观评价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制定差别化的集约利用管理措施提供指向性方法支撑与决策依据。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新时期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政策工具。运用理论解析法和探索性案例法，从资源再配置和经营方式转型两个维度阐释全域整治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作用机理，提炼案例区全域整治的路径模式与创新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农户家庭经营与生计方式的商品化，农户家庭利益目标从追求土地产出率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劳动力析出农业甚至是彻底退出农业，导致耕地撂荒或非农化。这是一种内生性冲动，是农户对生计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客观上解构了小农经营方式。（2）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必须处理好两大议题，即资源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问题（生产问题）和经营剩余的分配权设置问题（积累问题）。全域整治可通过建立两个链接，即小农户与村集体链接、村集体与新型经营主体链接，实现耕地横向整合与规模化经营。（3）基于资源现状条件，案例区探索出“经营权入股→耕地连片整治→规模化经营→收益按股分配”的整治路径与模式，引导小农户分散化经营向新主体规模化经营转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全域整治可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关键在于利益联结、利润分配等机制创新，同时应处理好相关趋势性问题。

研究作物-牲畜系统的垂直地带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明晰农业系统演变规律，为农业重构及差异化发展提供依据。本文基于西南高山峡谷区的571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农户的农业生产参与行为以及作物系统和牲畜系统的变化，将作物-牲畜系统划分为解体、不变、强化3种变化类型，总结西南高山峡谷区作物-牲畜系统的垂直地带性变化特征，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带差异。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呈现3种不同的变化趋势，49.21%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36.08%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维持不变，有14.71%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有所强化。② 西南高山峡谷区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在垂直地带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河谷地带解体普遍，半山地带呈现出一定的强化趋势，而高半山、高山地带倾向于维持不变。③ 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受劳动力转移、农业资产、政策补贴以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其中劳动力转移、政策补贴促进作物-牲畜系统解体；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对作物-牲畜系统强化具有促进作用。④ 社会经济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作物-牲畜系统在不同地带上呈现不同的演进轨迹。河谷地带较差的资源禀赋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农户生计的非农转型使得作物-牲畜系统趋于解体；而半山地带较好的耕地草地资源和增加的非农收入为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作物-牲畜系统得以强化；高半山、高山地带依赖丰富的林草地资源足以维持较好的生计，其较差的基础设施、较低的农产品商品化率以及宗教的作用使得农户长期维持传统的生产方式，作物-牲畜系统趋于不变。本研究从垂直地带尺度探讨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在地理空间的分异规律，对于深化农业系统演进规律的认识、实现不同地区农业生产重构及差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揭示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网络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可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联动赋能农业固碳减排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效率—公平”框架，借助碳减排潜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和基准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对农业碳减排潜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转型指数持续增长，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部递减格局。（2）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波动上升，空间上表现为中、东、西递减特征。（3）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中部地区密集、外围逐层递减的极核式扩散规律，网络密度和关联数波动上升。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区节点中心度较高。（4）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节点中心度对农业碳减排潜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面临多重挑战，亟须科学评估与策略支持。本研究构建了青藏高原县域SDGs评估指标体系，基于区域和国家双层次阈值评估青藏高原SDGs进展，并结合可解释性机器学习分析空间规划因素对目标进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区域阈值为量化县域间相对进展水平提供基准，但在目标整体表现偏高（如SDG 15）或偏低（如SDG 4和5）时易偏离实际水平；国家阈值用于定位青藏高原在全国及全球框架中的目标进展，但部分目标的高标准可能凸显滞后表现。② 青藏高原SDGs总体进展在国家阈值和区域阈值下分别达到预期目标的53%和56%。目标层面，SDG 13进展最高，达到81%，而SDG 3、4、5和9的进展率仅为33%~37%。空间上，进展较高的县集中于河湟谷地、一江两河地区及青藏高原东缘，而西藏西部和青海南部进展滞后。③ 土地资源适宜性、区位优势度和水资源适宜性对目标进展具有关键影响，其作用在不同目标和区域间存在差异，既可能推动目标实现，也可能因环境约束等原因对部分目标形成制约。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针对不同区域特性的差异化策略。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估方法可在具有相似统计基础的地区推广应用，为SDGs的科学评估和政策优化提供支撑。

农牧区家庭能源转型已成为青藏高原人-地关系再适应的重要发展路径。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项目，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共获取1,591份家庭调查问卷，以此对高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生计方式家庭能源转型现状及其综合效应进行了深入探究，并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了家庭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整体来看，青藏高原农牧业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较为初级，煤炭与传统生物质能占比较高。其中，不同区域中的西藏地区家庭和不同民族中的汉族家庭能源转型水平较高。② 尽管农牧区家庭对初级生物质能的高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能源负担，但同时也增加了家庭室内空气污染的风险。能源转型水平较高的家庭，能源满意度也较高，且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明显。③ 家庭收入、海拔、家庭规模是影响高原农牧区家庭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且不同驱动因素对能源转型的影响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能源阶梯理论、拐点理论等在青藏高原家庭能源转型研究中具有理论适用性。研究可为因地制宜、均衡发展、普惠共赢的转型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并将促进青藏高原能源系统绿色可持续发展。

村企合作演化为资本下乡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方式，是城乡要素流动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模式创新。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案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引入社区能力理论，建构了资源—组织—网络—治理的逻辑分析框架，剖析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嵌入乡村实现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与聚合，产业发展主导力量从内源向内外协同演化，建构了共创、共建、共享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2）村企合作推动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回流乡村，实现了主体交互赋能与社区能力提升；企业嵌入乡土社会形成公司管理与乡村治理协同共治的双元治理模式，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通过利益捆绑、公平利益分配等路径建构了新型乡土社会关系和行动者网络，驱动旅游产业有序运营。（3）村与企协同合作促进了资源资本化、旅游产业兴旺、农户赋权增能，塑造了乡村善治空间，建构出“以企兴村”“以企富村”的创新发展逻辑，实现了兴业、强村、富民的一体化发展，推动了乡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进程。研究拓展了社区能力理论在乡村共同富裕领域的运用，为资本下乡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乡村空间转型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空间转型分析框架，以互助土族自治县麻吉村为例，深入剖析了高原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逻辑过程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① 从行动者网络视角看，乡村空间转型是在政府和市场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各行动者相互作用、协同演进不断推动乡村空间功能、结构和关系等发生重构、更新的渐进过程，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分化和重组是其转型的核心推动力。② 麻吉村空间转型发展过程是不同行动者基于自身多元利益诉求和发展理念，通过主体性的互动和博弈在空间层面上的动态显现，呈现出由小农户经营主导模式过渡到乡村能人和村干部主导模式，再发展为多方主体合作与协同主导模式。空间转型经历了由内生稳定阶段到扩展生长阶段再到整合提升阶段的演进式发展，并形成以“高原农业+土族文化+生态旅游”为特色的空间转型路径。③ 关键行动者在麻吉村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意图和目标，强制通行点由“以党建引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转变为“生态与文化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返乡新农人和旅游开发公司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网络发生重构。④ 社会自发式力量积极对接政府政策安排并运用市场化手段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麻吉村乡村建设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调整与互动频率、非人类行动者的客观基础与自有属性、关键行动者的行动动机与利益目标、村民自身参与力度与受益程度等共同驱动麻吉村空间转型发展。

基于综合评价法和敏感度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分析2010—2022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研究发现：（1）湖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呈现“N”型变化特征，其中资源利用和产出水平得分平均值下降，环境保护得分平均值上升。（2）湖北省粮食生产经历了“递增—下降—高产—稳产”阶段，年均产量鄂中>鄂西>鄂东，粮食生产能力与农业绿色发展各维度之间存在不同的响应关系。（3）湖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总体上先降后升，其中资源利用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持续下降，环境保护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持续上升，产出水平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先降后升，敏感区数量存在波动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应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农业绿色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优化农业发展格局。

研究以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边境通道为重点，遵循“类型划分-关键节点识别-方案集成”的思路，将14条边境通道划分为4种类型：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双重导向型、国防安全主导型、经济发展主导型和特色发展型。结合对西藏边境国防战略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30个关键节点乡镇，构建“战略支撑基地-关键节点-前沿支点”的边境通道建设体系。同时，结合318国道、219国道等交通干线，强化以地级城市为主的后方基地的横向联系以及后方基地与前方关键节点城镇及边境居民点的纵向联系，形成“一轴多通道”的梳状空间格局，并从开发模式和边境居民点布局等角度，提出分类引导边境通道建设的具体路径。

面对适应复杂多样的变化环境挑战，处于生态敏感地区的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研究既是可持续人居环境研究的重点方向，也是破解自然旅游地人地矛盾的关键所在。适应性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权衡下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异质性及可持续性。基于适应性的理论视角，引入复杂适应性科学研究范式，开展复杂变化环境下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科学研究，构建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研究框架与研究体系。从生态适应性、功能适应性、主体适应性维度，提出人居空间适应性综合评价体系。生态适应性是在生态文明基础上对自然空间的适宜表达，反映人居空间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功能适应性是人居空间利用的多功能性，反映在有限“土地”资源约束下人居空间内部各功能的权衡状态；主体适应性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人”作为主体的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行为和内部功能改造能力。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更新、运行规律、综合机制、人类福祉效应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力求丰富地理学学科研究内容，为推进自然旅游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支撑与典型示范。

医疗急救服务可达性评价与多路径优化对于保障国家公园的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最短距离法和成本栅格法对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既有医疗设施在陆地救援和空中救援的可达性进行测度，并基于多层级医疗设施对急救服务体系进行陆空协作，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医疗急救服务体系的优化配置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医疗急救服务陆地救援可达性较差，在国家公园道路两侧10 km 缓冲区内，大部分地区医疗急救服务可达时间超过2 h，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国家公园的陆地救援可达性整体优于其他地区。② 空中救援可达性较好，大部分国家公园道路两侧10 km 缓冲区内距最近的市级人民医院小于45 min的路程，藏北无人区的空中救援可达性最差。③ 将265所卫生院纳入陆地救援备选点、46所县级人民医院纳入空中救援备选点的情境下，1 h内陆地救援可达区域面积增加10%左右，国家公园道路两侧10 km 缓冲区内30%左右面积实现1 h陆地救援可达。8家国家公园在路网两侧10 km缓冲区的80%区域内空中救援可达时段提升至15 min以内，12家国家公园在路网两侧10 km缓冲区实现45 min空中救援全覆盖。考虑到成本和区域特殊性，陆地急救与空中救援相结合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提高急救效率与平衡急救服务成本的有效方式。

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赢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厘清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机理基础上，采用哈肯模型对两者协同关系定量测度并刻画时空格局特征，最后借助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协同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2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波动增长，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演变为西北—东南递减的梯度分异格局，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研究期内二者协同水平显著攀升，空间层面形成“东强西弱”格局，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各地区协同演化类型阶段性向好发展。（3）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数字经济能够较稳定地促进两者良性互动，政府调控的驱动作用先升后降。研究成果可为国家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且交通不便，医疗服务均等化面临巨大挑战，但目前仍缺乏针对青藏高原的医疗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在1 km×1 km栅格的精细尺度下，评价医疗资源可达性及公平性，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两阶段空间优化模型，以拉萨市各层级医疗资源为例进行应用。结果表明：① 医疗资源总体可达性从城区沿河谷和主要交通线路向外围递减，且不同层级之间差异明显，三级医院可达性空间分布最为不均衡。② 第一阶段优化中，将当雄县人民医院升级为三级医院，可缩短市域北部地区就医时间1.5 h以上，效率提升显著；现有二级医院空间覆盖效率较好；卫生院1 h内全覆盖目标因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③ 第二阶段对新增医疗资源分配进行优化，以缩小区域差异。优化后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卫生院可达性的公平性都得到显著提升，基尼系数分别降低20.76%、17.49%和41.48%。本文探索了适用于青藏高原的医疗资源空间配置评价与优化研究方法，能够为青藏高原医疗服务均等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人口流动是改变青藏高原发展格局，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的核心要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分析青藏高原县域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并深入对比县域人口流入、流出的影响机制差异。研究发现：① 青藏高原县域流动人口规模与活跃性显著提高，人口流动的地域类型从以非活跃型为主转变为以平衡活跃型为主、活跃净流出型为辅，县域整体流动活跃程度高达34.99%，青藏高原进入了人口流动活跃的“流动时代”。② 县域人口频繁流动主要发生于2010—2020年间，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一江两河地区形成了以高行政等级区域或主要工矿区县为核心的人口大量流入、少量流出的区域，和人口少量流入、大量流出的外围区县所构成的人口流动“核心-外围”的空间圈层结构。③ 青藏高原具备人口从经济相对欠发达县域流向相对发达县域的一般性规律，以及经济发展绝对水平较高的区县其人口流入率与流出率均较高的特殊性规律。但经济发展并非影响人口流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行政等级对人口流入产生重要影响，自然条件如高海拔限制人口流出、耕地减少等显著推动了人口外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科学识别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并制定针对性发展对策是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以苏州市集聚提升、特色保护、城郊融合等三类乡村聚落为例，立足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性支撑要素——生态环境赋能、交通设施赋能、公共服务赋能，探究村域尺度下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支撑要素赋能分异特征，并借助空间约束多元聚类法识别支撑要素赋能下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及对策。研究表明：（1）在生态环境、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等支撑要素作用下，苏州市乡村聚落支撑要素赋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生态环境的地形、水源、林地等要素赋能三类乡村聚落趋近并呈现环带状分布特征；交通设施赋能呈现出地域性差异，其高值多沿路网呈“树枝”状或带状格局分布；公共服务赋能在空间上呈现出“总体点状零散分布、高值邻近乡镇中心”的分布特征。（2）根据三个支撑要素的量化分析结果，将苏州市乡村聚落划分为全面推进区、生态推进区、文旅推进区、治理推进区、重点治理区和全面治理区等6个发展类型分区，并基于“以优势要素带动弱势要素、以局部互促推进整体提升”的发展思路，提出支撑要素赋能下苏州乡村聚落分区发展对策。

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提高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维护生态安全，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VOR）模型，在分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2000—2023年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23年除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略有下降外，其余四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增幅最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最小；（2）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以中等水平区和较高水平区为主，而其余国家公园则以高水平区为主；（3）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余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高扩低缩”的趋势；（4）人类活动对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提升的抑制与促进作用并存，但抑制影响和抑制区占比逐渐降低。未来，国家公园管理尤其应关注易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生活污染治理是生态脆弱区宜居性的突出短板，揭示其治理效果及影响效应对提升生态脆弱区环境可持续性、改善居民福祉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三江源地区为典型案例，基于1,159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剖析生态脆弱区生活污染治理设施配置状态、运行效果的居民感知及其与宜居性的内在关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测度固废与液废治理的居民感知对宜居性的影响效应，并通过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不同群体及地理区位下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三江源地区居民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固废与液废污染治理满意度分别为57.81%和55.31%，半农半牧型、农牧工兼业型家庭相较于纯农、纯牧型家庭对生活污染治理的感知更满意；② 生活污染治理对三江源地区居民宜居性具有显著影响，且生活固废治理的影响强度高于液废治理，生活垃圾转运频率、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户厕形式和生活污水治理方式是最显著的影响因子；③ 在不同聚落规模、区位和海拔下，生活污染治理感知对宜居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小规模、偏远型、高海拔聚落的农牧民对生活垃圾治理设施配置的宜居性反馈更敏感。研究发现可为增强村镇环境基础设施配置有效性、精准提升生态脆弱区人居环境品质提供科学参考。

国家公园游憩活动的可达性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游客的可进入性与时间成本，预估可游憩区域以及不同游憩区域的潜在游客活动强度，从而可为公园保护地的等级划分和游客活动行为方式的管理提供依据。本文借助ArcGIS Pro空间分析模块提供的距离累积工具，分析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可达性。研究结果表明，受青藏高原现有道路系统建设状况的影响，国家公园群大部分地区的可达性较好，16个国家公园（片区）平均40.5%的面积位于可达性6 h以内的区域，可达性12 h以上的区域面积占公园群各公园（片区）面积的比重平均值为30.3%。不同时间成本可达性区域中，生物多样性价值分布情况的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多是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地区，在可达性6 h以内的区域，公园群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累积比重超过40%；在12 h以上可达性区域，公园群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累积比重略超过30%，而12 h以上可达性区域的面积占公园群整体面积的比重接近60%。结果表明，未来国家公园群的生态保护会面临较高的来自游憩活动扰动的风险，特别是可达性6 h以内的区域。考虑到游憩活动的便利性和对国家公园群的扰动性，如在1 h以内的可达性区域安排相对强度较大的大众型旅游活动，可至少保证公园群92%以上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免受一般性的游憩活动干扰，1 h以内可达性区域的面积占国家公园群面积比重的平均值为2%。因此，要想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以强度小于1%的土地低密度开发、实现对99%以上的国土空间严格的生态保护”的建设目标，较高强度的大众型游憩活动的区域范围最好限制在1 h以内的可达性区域内。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既是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运行的必要基础，也是适应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城镇发展模式转变及空间治理方式升级等需求，均要求规划的工作逻辑由原来的愿景蓝图式设计转变为全景过程式治理。围绕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在运行机制、响应方式、系统应对等方面的挑战，研究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应将规划由重信息生产的“前馈性控制”转变为重信息使用的“后馈性控制”逻辑，重点关注规划与空间状态、规划与规划及规划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按照“状态感知—规划回溯—系统应对”的逻辑，重点构建国土空间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主动优化及“国土空间规划+”的联动响应三大应用场景，从而与“系统认知—规划制定—状态生成”蓝图式设计逻辑共同构建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闭环。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并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自2022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如何实现长效管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全面解析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基本逻辑、思路框架和实现路径，结果表明：生态保护红线尽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了划定边界范围，但管控中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灵活思维，既要关注内部也要统筹考虑与周边区域的生态协同；既要坚守管控规则也要兼顾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必要搭建涵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三个层次的管控思路框架，并探索一套包括法律、行政和技术等多个维度的管控支撑体系，从而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管得住、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