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区域经济韧性与其产业结构状况密切相关，二者的演变是否存在时空关联性以及如何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企业和产业的微、中观视角，利用京津冀地区多年份经济增长和企业状态数据，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筛选了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主要产业，剖析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机理。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缓慢增长阶段交替出现，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增强的态势；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② 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空间关联显著，在较为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区高经济韧性—高产业结构多样化关联集聚较为明显；时间序列上，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和演变的一致性。③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相比产业结构效应，区域竞争力效应对经济韧性的贡献较大；第一产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经济恢复力韧性的提升。④ 地区产业结构的演替驱动了发展路径的演化以及经济韧性的分异；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时空耦合关联以时间尺度为主，空间上并未导致地区空间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中心—外围结构仍较为显著。

沉积物DNA因可提供地理环境中带有时间刻度的生物动态信息，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功能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但对该指标在流域范围内的地表过程及影响因素仍缺乏全面了解，限制了沉积物DNA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本文以适宜DNA保存的青海湖西北部布哈河流域表土为载体，通过提取表土DNA浓度并测定粒度、元素、烧失量和TOC等土壤理化特征，结合气候、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耦合分析该流域表土DNA浓度空间分布的非生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布哈河流域表土DNA平均浓度为0.91 μg/g，干流中游及支流吉尔孟河区域的DNA浓度最高，而靠近湖区的布哈河下游段则含量较低；② 该流域表土DNA浓度与其自身的黏粒和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和风化淋溶强度呈负相关；③ 高植被覆盖和频繁的放牧活动有助于DNA在土壤中的富集，而暖湿环境下较强的风化淋溶、河流搬运、农耕活动则会降低土壤DNA浓度。上述结果为理解布哈河流域沉积物DNA的埋藏过程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重建青海湖西侧沉积物DNA组成及区域生态环境、人地关系演变奠定了基础。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乡村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生态产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梳理了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化过程，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产品与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及促进机制，并以陕西洋县为例，探讨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发展现代有机产业，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环境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经济轻环保、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以效益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驱动体，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地—业—权”保障机制。有机化是生态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重要方向，陕西洋县“产品—产业—产区”的有机化发展范式，促进了从业人员从“单主体经营”转向“多主体运营”，土地利用方式从“资源优化配置”转向“人地关系协调”。未来汉江流域现代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样板建设的重点在于有机产品“提质增产”、有机产业“融合增值”和有机产区“降耗增效”，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

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增暖，中国的气候带和生态地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在已有生态地理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1—2020年641个气象台站气候数据，以及高精度的生态地理要素资料，对中国生态地理区域进行了优化，更新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2023版），将制图比例尺提高至1∶400万。研究结果将中国划分为11个温度带、22个干湿区、50个自然区。与2007版的生态地理区划结果相比，1991—2020年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的总体格局虽没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局部地区的温度带界线、干湿区界线、生态地理区（自然区）界线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温度带的界线变化在东部较明显，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之间温度带界线北移较明显；其次，干湿区的界线出现了变动，在第二级地形阶梯的北部半干旱与干旱区的界线有稍微西移，青藏高原上半干旱与半湿润区之间的界线则稍有东南移，都反映半干旱区范围稍有扩大；最后，自然区的界线变化在局地差异较大。本文深化了1991—2020年气候变化和生态地理资料更新对生态地理区域边界变化认识，为指导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宏观的区域框架。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身份污名化与领土污名化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却相对不足。本文在回溯和梳理污名化由来的基础上，试图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人—地污名化的关系，并提出空间污名化的概念，系统诠释了空间污名化的地理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认为：① 空间污名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认知水平下，施污者通过贬低地方的感知价值与身份构建，对空间及其依附的人和物进行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符号化的污名指向。② 在地理空间格局的异质性背景下，空间污名化具有意象构建、主体分离、群体互动、空间定位以及符号化的过程，并在不同方向、距离与尺度上，形成本地或异地的直接污名化和间接污名化类型。③ 空间不平等、权利剥削与斗争、恐惧与逃避以及恋地与社会秩序是空间污名化的基础，人—地间通过感知、识别、定位与标记的复杂互动，推动污名化的空间集中与内化，这就形成了产生、传播、反应与再生产不断循环的空间污名化机制。面对普遍的空间污名化现状，解决的关键在于重建新的叙事体系，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最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实现“去空间污名化”。

土壤水是影响植被生长发育的关键驱动因素，而植被又通过蒸散发等过程反作用于土壤水。深入探究土壤水和植被GPP的相互作用关系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及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MODIS GPP、ERA5-Land土壤水等数据，采用改进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模型、二阶偏相关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解析2000—2021年中国不同植被区GPP与土壤水协同演变规律及互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中国50.89%~57.61%的植被区呈GPP增加协同土壤水减少趋势，且该协同变化趋势占比随土层深度加深而增加；② 59.88%~79.38%植被区GPP与土壤水表现为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且面积占比随深度加深而减少。③ GPP增加对100~289 cm土壤水消耗更加明显（57.03%）且滞后效应更长（2.15个月）。深度小于100 cm的土壤水对GPP增加主要呈促进作用（71.43%~76.58%），仅在天山及横断山区等部分区域出现抑制作用；而100~289 cm土壤水对植被GPP的促进作用（48.31%）减弱并伴随滞后期显著延长（2.92个月）。④ 二者相互作用关系在降水量介于200~400 mm时最为显著，随降水量增加二者关系逐渐减弱。而不同温度梯度对二者相互作用的影响呈多重阈值效应。本文深化了对气候变化背景下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相互作用的理解，能够对未来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及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蒸散发（ET）是水循环的关键变量之一，其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区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近几十年来，中国气候和下垫面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些变化如何影响ET的时空分布仍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基于Penman-Monteith-Leuning模型和驱动要素去趋势实验定量揭示了降水、净辐射、水汽压差、风速和叶面积指数对中国陆地ET变化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82—2019年中国陆地ET呈显著增加（p < 0.05）趋势，趋势值为1.25 mm a^-1。水汽压差、降水和叶面积指数主导了中国陆地ET变化，三者对ET趋势的贡献度分别为44%（0.54 mm a^-1）、29%（0.36 mm a^-1）和25%（0.31 mm a^-1）。ET变化的主导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西北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区）ET变化受降水主导，长江大部以及东北北部（湿润区）受水汽压差主导，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部分地区受叶面积指数主导。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水资源的差异化管理和规划提供参考。

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反映了人类改造和利用环境的过程，涉及复杂的人地互动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国跨境基础设施活动在不同尺度空间范围内开始显著增长，引发了学者对相关议题的密切关注。本文比较了中外地理学研究对基础设施相关议题的关注，反思了地理学视角下基础设施研究的重点议题，认为基础设施映射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目的与方式的变化。当前国内地理学研究更注重基础设施的经济功能属性，而国外更关注基础设施所涉及人地关系中“人”与“地”的异质性。本文认为这种学术边界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的不同诉求所导致的，其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对国内外地理学有关基础设施研究差异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本文从更加动态、多维、系统以及关系化的本体观讨论了基础设施如何对人地关系进行校正和调节，并探讨了这一系统基础设施本体认知背景下基础设施涉及的核心地理学议题。从学理上来说，本文整合了地理学中国内外基础设施研究的本体差异，为国内外地理学研究进行有效的对话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和本体基础。从应用价值来看，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基础设施先行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也具有借鉴价值。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新型智慧城市是城市数字化向智能化、进一步向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介绍了智慧城市的背景和基本概念，分析了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和新型智慧城市3个阶段的关系和区别。数字城市利用计算机网络、空间信息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城市信息数字化，重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则依赖时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旨在整合城市生活的各个系统，重在搭建统一的数字平台以便智能化管理。新型智慧城市结合数字孪生、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进行全城整合，并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生命体进行决策，融合现实与虚拟元素，实现先进的城市管理。本文随后探讨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关注以技术和社会需求为驱动力的高质量城市发展。它突出了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的过渡，强调了信息基础设施和智能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论文讨论了三维城市建模、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等关键技术，并详细介绍了它们对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智慧城市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满足国家需求以及确保公共健康和安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对于创造互联、高效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至关重要。本文最后评估了智慧城市在衡量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展示了其作为国家进步基准的潜力。最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进展，本文分析并系统展望了人工智能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中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人工智能在分析海量数据、改善决策以及整合各种城市系统的能力，都为实现智慧化城市生态系统的愿景提供了重要支撑。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 ”和“人工智能+大算力”的协同作用下，新型智慧城市有望实现无与伦比的城市智能化水平，并最终实现可持续、高效和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城市发展。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日益增多，引发了旅游绅士化倾向日益明显；大城市郊区传统村镇由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等优势，成为旅游绅士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探索的前沿。选取朱家角古镇为典型案例，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基于“租差”理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探究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阶段、特征、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时间上，朱家角古镇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特征上，旅游开发后朱家角古镇在人口数量、房地产市场、物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实践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景观塑造（物质空间改造），空间的表征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规划与约束（政府和规划者掌握话语权），表征的空间表现为旅游绅士化影响下的活动者感知（新移民、居民和游客等）；机制上，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构成了影响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核心因素，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旅游绅士化机制。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转型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城郊乡村振兴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其对区域均衡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个体迁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并利用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程度及地理距离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迁移行为的多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均衡模型（RESPE），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条件下均衡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研究发现：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呈现沿江、沿海集聚，主要包括苏南沿江、杭州湾沿海及南京至苏北的运河沿线，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空间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依然明显；沪宁杭等引力区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潜力；斥力区多紧邻准均衡区，且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在自由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地区集聚。

中国的乡村聚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刻体现了各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全面解析中国村镇特色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开展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地景、聚落、建筑和文化4个层次的村镇特色要素为依据构建了综合区划的指标体系，基于系统的实地调研结果和多源数据开展了全面的村镇特色评价，刻画了中国村镇特色的地域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借鉴自然地理、农业、文化、聚落景观与民居建筑等相关领域的区划研究成果，按照区域共轭性、共时性、综合性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相对一致性等区划原则，借助类型制图法、空间聚类法、地理相关分析法、主导因素法与叠置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划技术手段提出了中国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黄土高原、华东、华中、闽客、岭南、川黔、云南、塞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共12个村镇特色区和82个村镇特色亚区，并总结了各个区域的村镇特色构成。该方案综合反映了中国村镇特色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可以为特色村镇的分区域、分类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② 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全球快速升温背景下，多年冻土广泛发育的北极流域水文情势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对全球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因此，北极流域水文过程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科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回顾并总结了北极主要流域的径流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详细分析了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的径流变化规律与时空差异；深入探讨了快速升温下降水变化（降水量、雨/雪组分比例）和冻土退化对北极流域径流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尽管当前北极水文研究在数据积累和科学认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面临地面观测站点稀少以及气候、积雪/冻土、水文之间响应难以定量等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的北极流域观测网络并发展具有北极特色的寒区水文模型，是深入理解北极水系统快速变化的基础，也是应对北极地区水灾害风险和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流域人地关系协调的综合表征。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灰色关联-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正向聚集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以西安市、郑州市、青岛市和济南市为主的人居环境高值区，以铜川市、中卫市和嘉峪关市为主的人居环境低值区。②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动态转移趋同现象，人居环境等级存在一定程度的转移路径“自身锁定”效应，人居环境水平通常只在相邻等级间发生转移，发生跨等级转移的概率较小。③ 人居环境是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和社会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占据主导地位，消费水平、空气质量和交通资源等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主要因素。④ GWRF模型能够有效解释影响因素在局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成为人居环境研究领域一项更有效的解释工具。本文深化了人居环境研究理论方法，并为推动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地球关键带”是为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及其重大挑战所提出的前沿概念。当前地理学者主要从地理要素循环与物质交换的视角，为揭示地球关键带的功能结构和动态演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手段。但人类活动与社会系统和地球关键带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尚不明确。本文对话关键带研究，对地球关键带这一概念进行溯源式回顾，结合人文地理学者对人地关系理论的长期研究积累及其在服务区域发展中的经验模式，着眼于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球表层系统演化的相互作用方式、模式、过程与机制，提出“人地互动关键带”的概念，并探索形成“源—流—汇”为核心的人地互动关键带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键带理论可在研究视角上有效整合地球表层自然和人文的时空过程，将人类社会的复杂运作逻辑与实践和地球关键带现有理论框架进行深度融合；在实践上，人地互动关键带理论将有助于地理学家更好地诠释关键地带发展格局与过程，共同助力国家科学制定空间、环境与社会发展战略，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并有效促进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深度、高效协同。

特色乡村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城乡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大量特色乡村资源及其旅游潜力得以不断挖掘，但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旅游空间协同发展关系仍不明晰。本文以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特色乡村差异化格局、空间联动与功能互补特征，在识别特色乡村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协同优化分区方案。结果表明：全国特色乡村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特征，其集聚区沿海（东海）、沿江（长江）和沿河（黄河）特征明显。中国特色乡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重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县域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人口密度和旅游产业规模指数的影响显著。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高潜力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战略支点的菱形分布格局。本文基于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和区位匹配度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优先发展区、特色挖掘区、资源整合区、协同提升区和优化引导区，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优化和协同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