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为提升山地乡村社区灾害韧性评价的科学性与实践价值，文章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融合熵值法与（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压力韧性、状态韧性、响应韧性）、9个要素、32项指标的多层级评价体系，并以四川省凉山州安宁河流域的4个典型社区（桃源村、曹古村、牛郎村、群英村）为例，结合实地调研、GIS空间分析及多源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综合韧性排序为桃源村＞牛郎村＞群英村＞曹古村，桃源村因全国防灾示范社区建设，韧性最高，而曹古村因高海拔地形和基础设施滞后，韧性最低；2）状态韧性对总体韧性贡献度最高，其中C9村民住宅建筑质量为核心驱动因素，压力韧性中C2单侧距活动断层距离与C6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人数显著影响风险等级，响应韧性依赖C26灾害监测设备与C27预警信息发布效率；3）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协同优化路径，提出差异化防灾策略，包括风险区划与工程治理（压力层）、住房抗震改造与社会资本培育（状态层）、智慧预警与传统知识融合（响应层）。文章验证了PSR模型在山地乡村灾害韧性评价的适用性，揭示了“状态韧性主导、响应能力短板”的典型特征，为同类社区防灾规划提供方法论支持。

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核心目标是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总体符合政策导向。规划实施后，人口在优化开发区的增速下降，重点开发区加速增长，农产品主产区加速减少，重点生态功能区由增转减；以农产品主产区为参照，规划的实施强化了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优势。② 规划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和等级双重异质性。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变动多半符合规划导向，而重点开发区的县级单元仅四成实现了人口加速集聚的目标；国家级重点开发区的影响强度约为省级的2倍。③ 限制开发区向城市化地区的迁移仍以跨区域为主，很难实现人口“集中均衡”布局的目标。④ 规划的实施改变了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优化开发区的二产重要性弱化、三产带动力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因素弱化，都符合规划导向；但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化作用有限，农产品主产区则持续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二者与规划导向均有明显偏差。新一轮规划可适度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布局，明确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时序，对各类限制开发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

文章利用CMIP6气候模式和人口预测数据，预估了3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情景下广西西江流域2021—2100年干旱变化以及人口暴露度。研究发现：1）CMIP6多模式耦合平均法在预测气候变量和干旱事件具有较高有效性。未来，西江流域气温和降水在不同情景下均呈上升趋势，气候变化影响愈发显著。2）通过SPEI指数分析，发现西江流域历史与未来干旱化趋势明显增加，不同情景下未来干旱的变化速率、发生时间、频率、强度等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变化复杂。低排放情景下干旱有望缓解，而高排放情景下干旱将全面加剧。3）西江流域未来不同程度干旱空间变化差异明显。低排放情景远期干旱基本消失，中等排放情景影响范围和强度均可能加剧，高排放情景则全面恶化，干旱态势严峻。4）人口暴露度与不同排放情景高度相关，低排放情景下人口暴露度显著降低，中、高排放情景下则大幅增加，尤其是远期重旱人口暴露度激增。5）气候变化是影响人口暴露度的主要因素，但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亦不容忽视，需制定差异化适应措施，通过积极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路径降低干旱风险。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的重大命题。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空间分异的研究已成为地理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将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引入新质生产力研究，从政策端与要素端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位条件和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三维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9—2022年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联系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政策端来看，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已逐渐出现跟风扎堆、重复竞争势头；② 从要素端来看，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且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比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③ 从动态分析来看，政府注意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存在“U”型的门槛特征，且两者间存在正向耦合关系，因此需注重地区新质生产力政策端与要素端的匹配衔接。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是透视美国国家战略的窗口。在当前全球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之际，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本文利用2000—2019年美国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3个方面，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 美国对外援助呈现出先增后稳的基本趋势，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援助是重点援助类型。② 美国对外援助时空分异显著。中东和北非长期是援助重点地区但有降低趋势，主要受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新的援助增长极，主要受社会部门、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地区受美国援助规模较小且逐步降低。③ 美国对外援助的关键驱动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向地缘战略、政治关系和制度质量因素拓展，总体呈现出由经济利益驱动逐步向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转变的趋势，这可能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有关。从具体援助类型来看，经济发展、社会部门、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属于经济利益驱动型，军事安全援助属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型，民主政治援助属于民主价值驱动型。不同类型援助服务于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共同构成美国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文可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中国现有国情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国土空间的“双碳”响应战略，创新发展国土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研究。目前关于助力碳中和的讨论重点聚焦单一空间、单个部门的减碳维度，缺少面向“双碳”目标的多空间、多部门的整体统筹以及具体路径的论证研究，导致不同国土空间减排增汇的目标定位和权责关系不清，总体任务无法针对性分解并具体落实。对此，本文在统筹考虑生态、农业和城镇“三类空间”功能属性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三类空间”碳收支效应的认知框架，提出“三类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的设计原则。其次，结合“三类空间”承担的减碳份额，根据各路径的应用现状、历史贡献、适用范围及未来潜力，进一步总结提炼生态空间固碳增汇、农业空间减排增汇和城镇空间减排降碳的多空间协调行动路径，来助力实现可持续的生态修复、农田管理和城镇管控，促进形成未来国土空间一体化下的减排增汇优化策略和绿色转型应对方法。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2000—2020年区县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分析广东省2000—2010和2010—2020年2个阶段人口收缩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构建人口-经济-社会-自然指标体系，借助多分类Logit模型与随机森林模型，从非线性影响角度探讨其人口收缩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多分布于珠三角外围，存在空间上的核心—边缘不均衡，同时存在县域与市辖区的差异。其中，县与县级市是人口收缩的主要地区，存在收缩范围广、程度深、时间久的特征。2）广东省人口整体收缩强度增加，呈现更加缓慢、持续、广泛且普遍的收缩趋势，邻近珠三角9市的地区人口收缩程度加深。以梅州市为主的粤北山区东部与粤东地区的人口收缩程度加深，而以韶关市为主的粤北山区北部人口收缩逐渐恢复。3）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的形成受到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4个维度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复杂，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口收缩影响有所差异。

边境口岸是阻止邻国风险入境的第一道防线，其风险状态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影响边民生计和企业生存，当前对于边境口岸地缘风险的定量评估还较为缺乏。本文从概率和损失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定量评估模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开展中国口岸地缘风险测算、类型划分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压力逐渐西移，西南部边境口岸压力聚集，综合性功能的边境口岸呈现高风险压力状态。② 南部中缅、中越边境口岸地缘风险概率较高，北部边境的通道性节点口岸地缘风险概率突出。瑞丽在所有口岸中，地缘风险概率位列第一。③ 南部边境地缘风险的潜在损失集中，尤其“一带一路”途经的口岸和对外通道关键节点口岸的潜在损失较高。④ 口岸地缘风险整体呈现“南密北疏，多点均衡”格局，可划分为高风险、高概率、高损失、低风险4个类别，1/4的口岸呈现高风险状态。本文构建的地缘风险评估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或区域的风险量化提供参考，评估结果可为中国边境安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流空间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城市内部及区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该研究不仅可为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还能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属性、特征和基本要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流空间的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流空间研究的演进框架，通过理论溯源、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发现流空间研究呈现“超核心、多中心、泛主题”的发展态势。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流空间研究的分析范式及其显著转变：研究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联系扩展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等领域的多维联系；研究数据从传统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展为传统数据与多源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动态定量研究转变。未来创新数据采集与融合技术、开发先进分析工具、拓展跨尺度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结合和推动跨学科协作等是进一步深化流空间研究的潜在方向。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历史时期聚落时空演化对于认识过去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和人地关系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献蕴含丰富的聚落信息，是开展距今百年以上聚落演化研究的重要代用资料。历史文献一般用地名记录聚落的空间位置，然而现有的历史地名空间数据库难以实现聚落等微观地名的自动定位，制约了历史聚落空间重建及时空演化研究的推进。本文聚焦历史聚落地名的自动匹配方法，以清代晚期的苏州府为研究区，选取地方志记录的11340个聚落地名及其基层区划资料，结合现代地名匹配技术构造古今地名匹配概念模型，归纳地名演变特征，构建地名匹配规则，提出基于相似度的聚落地名分组匹配算法，完成研究区历史聚落的空间重建。在此基础上对重建结果的空间分布和城乡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基于地名自动匹配方法重建的聚落数量约占文献记录总数的98%，空间分辨率约为1.4 km×1.4 km，自动匹配结果与人工考证结果的一致度约96%；清代晚期研究区聚落分布呈集聚特征，以苏州城西郊为核心形成聚落网络等级结构；网络内部城乡联系散漫。研究结果改进了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聚落空间重建的技术手段，深化了对长期聚落演变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是区域重大战略的核心承载空间。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形势下，四大城市群地区的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分行业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区位商等方法，分析中国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增长和结构的时空格局，结合区域重大战略的发展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城市群就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为区域重大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就业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就业人口增速高值区由核心城市转移至外围城市，向城市群内多点支撑的均衡分布格局转变。② 四大城市群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发展趋势明显，城市群内部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始终保持“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高”结构类型，临近核心城市的临核城市就业结构表现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交错分布，边缘城市就业大多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非”结构类型。③ 就业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为四大城市群地区承载区域重大战略和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但仍然面临不同挑战，应强化高技术就业的乘数效应，推动非高技术就业的提质转型，实行差异化的就业吸引政策，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港口建设，为充分厘清港口建设成效，丰富“一带一路”发展研究。本文采用港航大数据、城市数据等构建“港口活力指数”指标体系，从生产、运输、服务和辐射4个维度采用17个基础指标测算活力指数，评价2013—2022年间港口发展活力水平。结果表明：① 2013—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投资港口整体活力指数快速提升，亚洲和欧洲长期是港口活力的规模重心，而非洲是增长重心；② 港口间活力增长具有显著差异，投资运营一体化港口相较于仅承建港口具有更高的发展活力；③ 中国港口建设公司通过承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港口，承担大国责任和担当，帮助缺乏运输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快速获得对外运输能力；④ 码头运营公司和船公司在发展基础条件优、位于关键航运通道、经济风险小等优势地区参与投资运营港口，确保港口投资成效；⑤ 部分中小港口依靠投资快速获得港口生产活力，但仍缺乏运输活力，城市市场增长不足以支撑港口运输活力增长。本文提出的港口活力评价对中国未来港口投资策略调整和企业投资布局选址提供参考，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理论的构建，并为践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提供港口发展层面的实践证据。

地貌区划是根据地貌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的区域划分，研究火星地貌区划对于理解火星地貌演化历史和合理开发利用火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火星地貌区划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约定俗成的火星地名缺乏明确边界，且各营力改造地貌边界尚不清晰。鉴于此，本文采用布格重力、地形、遥感影像、地质图等多源数据，提出了一套“大区—地区—区”三级地貌分区划分方案。首先，基于地球物理、地形特征等不同要素数据绘制火星大地构造域界线，作为一级地貌大区的分界线。其次，基于不同地形因子，通过随机森林结合SHAP模型（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以地貌相似度聚类地质单元，划定二级地貌地区的分界线。再次，收集火山、冰川、风沙、水成地貌数据，以自适应最优带宽核密度估计法得到的营力作用区域作为三级地貌区的分界线。最后，整合一级、二级、三级地貌分区界线，并按一级到三级的顺序命名地貌分区单元。该地貌分区方案耦合了地貌形态与成因，考虑了不同要素对构造域界线的影响，解决了传统聚类结果破碎度高的问题，并以半自动的方式减少了全球性制图带来的工作量及主观性，对未来火星地貌演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21世纪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以其独特优势和广阔应用前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然而，目前无人驾驶主导下的低空经济研究仍处于成长期，其人文化转向亦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低空经济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Scopus和CNKI数据库中以低空经济为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借助CiteSpace对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发文情况、研究内容与研究脉络进行全面梳理，进而分析概括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结果表明：1）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虽已初步显现，但跨机构的学术联系较少，尚未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2）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特征有所差别，但前期均以通用航空为研究主线，2010年后转为无人机主导下的新时代低空经济研究。3）现阶段低空经济研究中，外文文献注重对无人机机型及其工程技术、无人机交通管理系统、无人机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探讨，中文文献更侧重于对低空空域改革、无人机体系建构及其产业发展等系列问题的反思与总结；4）自然空间的人文化转向是成长期低空经济研究的重要特点，但目前国内有关低空经济人文化转向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建议学者建立适合中国低空经济发展实践的科学体系，扩张研究视角与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加强学者间的广泛沟通和交流，推动多样化和多元化跨机构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网络的形成；深入挖掘低空经济研究中人地关系思想与空间组织理念，综合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多元视角对无人机智能化、协同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无人机产业链、无人机相关配套设施、市场消费与公众态度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

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文章以粤西高州马贵河流域“2010.9.21”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为例，从灾害链触发、传递和累积放大角度出发，分析该次灾害事件中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演化特征；基于小流域单元，从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启动条件、累积放大条件入手，建立以累积放大效应为导向的灾害链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危险性进行评估，用实际调查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马贵河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链具有多沟汇集，冲击力大，地形起伏度大等特点；在物源区，滑坡在失稳过程中直接转化为泥石流，经过短距离流动汇入泥石流支沟，多条泥石流支沟在沿途中接受滑坡汇集汇入主沟谷，经流通区势能加速后冲出沟口，在沟口低缓地形区产生大面积扇形堆积，造成居民房屋、农田等遭受严重淤积。2）马贵河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危险性以中危险性为主，仅1处小流域处在极高危险区。3）评价结果与实地调查结果高度一致，文章提出的考虑累积放大效应的灾害链危险性评估方法可靠，可以为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