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本文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增长率划分为1978—1994年、1995—2020 年2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中国省域城镇化格局进行了分析。利用面板数据从区域内、区域间层面对形成这种格局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城镇化的时空动态差异特征显著，1978年城镇化格局整体上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1994年表现为北方和东南沿海省份城镇化率等级相对较高，西南省份相对等级较低；2020年已形成由东向西逐级递减的格局；②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需求作为拉力对区域间城镇化率提升作用强于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率的作用效应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对区域间的作用强度始终强于区域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为地区间推力对城镇化的正向效应仅在前一阶段显著；地区间城镇收入差距作为地区间拉力对城镇化率的影响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作用效应由区域间强于区域内转变为区域内强于区域间；③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劳动力需求和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地区内推、拉力对各省城镇化提升具有正向驱动效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地区间城镇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正向推进效应在空间上的波动明显，随时间变化越来越强，表明区域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作为地区间推、拉力正在不断促进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具有高耗能特征的数据中心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挑战，这关系到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层面制定了“东数西算”战略以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缓解东部的资源环境压力，其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及空间转移规律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中心层面的细粒度数据构建碳核算框架，模拟预测2020—2030年是否实施“东数西算”战略的2类情景下的数据中心碳排放数量及空间转移规模，并分析了战略节能减排的潜力。结果表明：“东数西算”战略能够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实现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在“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预计达到21 131.03万t，相比未实施战略的情景将减少2 274.16万tCO₂；东部降低了5 544.67万tCO₂，其中京津冀枢纽与长三角枢纽地区的碳排放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东部向中部转移了1 788.51万tCO₂，向西部地区转移了1 332.88万tCO₂，同时减缓了高碳区域的碳排放的增加速率。研究结论对揭示“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数据中心这一类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转移规模与空间转移格局提供数据支撑。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具有高生成性兼具高波动性，既有研究考察了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但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解除进程及其背后的高波动性机理尚待明晰。基于“生成–维持”视角，采用2001—2019年合作发明专利构建全国创新网络，探索其演化特征，并采用可分离式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分别揭示创新关系的生成与维持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网络规模日趋扩大，空间格局由三角形向“菱形+十字”发育。维持进程呈现“上三角–全三角–菱形–菱形+十字”的演化路径；生成进程呈现与下一阶段维持进程类似格局，并由“北上深”主导转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反映出路径依赖效应；解除进程由生成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以及中国东北、西南城市主导。② 创新网络演化机制出现阶段性分异。聚集效应对创新关系由抑制转为促进，中介效应对创新关系由促进转为抑制；传递效应、GDP与创新水平、地理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对城市创新关系的促进作用持续下降。③ 创新关系生成与维持的演化机制具有差异性。经济规模和创新水平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作用基本失效，地理邻近性对于创新关系的生成作用下降，但是维持作用上升。本文增益于既有研究中对创新关系维持机制的探索不足，为提升创新网络的成长性、降低其波动性，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

地理环境对世界文明起源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上发生与扩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更为复杂而深厚的联系。但如何从地理学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还极为少见。本文根据近年对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综合考察，新石器遗址文化的空间关系分析，先秦及秦汉文献的解读，得到如下结论：① 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汉水流域与渭河上游地区出现，并且具有明显的自西向东演进的趋势；② 青藏高原与嘉陵江之间的西秦岭地区，尤其是内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礼盆地，气候适度、资源丰厚和安全稳定，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条件，应该是中华文明孕育的关键地区；③ 实地调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区域、古昆仑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体位置等与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关系的三大谜团，都与西秦岭有密切的关系；④ 秦人从大禹治水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在多次起落和兴衰中，积累了先进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国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开启了“书同文”和“郡县制”，促进了华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主体脉络；⑤ 西秦岭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是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偏弱地区，建议今后对西秦岭地区进行系统、深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实现突破。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北极热融湖作为多年冻土区典型热喀斯特景观之一，其分布和变化规律深刻影响着区域的生态植被、水文和碳循环过程。然而，对于整个北极热融湖分布特征和变化机制的理解仍然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荟萃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热融湖的分布规律和变化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北极热融湖的分布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且与多年冻土条件、岩石土壤类型、地下冰含量和土壤温度等密切相关。大部分北极热融湖分布在连续多年冻土区、地下冰含量高于10%、平均土壤温度在-4 ℃以上且存在一定垂向土壤温度差异的具有特定岩石和土壤类型的地区，而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热融湖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总体上，北极热融湖的变化过程包括初始形成、中期扩张和晚期萎缩三大阶段，且受到水量与水热平衡的双重影响。热融湖作为反映多年冻土退化和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对北极生态系统碳循环、水文过程和生态环境变化等均具有深远影响。

湿地作为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与演变较为活跃的地理单元，在调蓄洪水、水质净化、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与人类福祉和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湿地科学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撑科学发展、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资助湿地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也是推动湿地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驱动力，项目资助情况可反映湿地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本文梳理了1986—2023年地理科学学科资助下（申请代码D01），项目题目或关键词中包含“湿地”“沼泽”“泥炭地”“红树林”或“滩涂”，共计资助的519个湿地科学相关项目。研究从项目申请代码、研究区域、研究内容、关键词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湿地科学资助项目经历了从2002—2012年、2013—2023年2个“十年”快速增长与平稳增长阶段；获得资助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景观地理和综合自然地理（D0105）、遥感科学（D0113）和生物地理与土壤地理（D0103）3个申请代码。研究对象上，以内陆沼泽湿地、滨海湿地为主；研究内容上，“遥感监测”“过程”“气候变化”“植被”“功能”等内容出现频率较高。关键词网络关系显示，遥感与光谱、遥感与植被、景观与格局3对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表征了目前湿地科学发展的地理学特点和研究方法的更迭。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科学学科正进一步优化分支学科布局与关键词，强化跨领域、跨学科交叉与融合，引导聚焦湿地科学基础理论与前沿热点，推动中国湿地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鸿沟现象有所缓和；碳排放绩效水平整体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产业集聚、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改善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④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且能够促进相邻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公务员队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提升政府效能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2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方法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的梯次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被录取应届生的迁移模式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非同级迁移的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一线城市为主；同级迁移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二线城市为主。2）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毕业学校等级和来源城市等级）中，除四、五线城市高校应届生外，其他属性应届生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3）岗位条件（即单位等级）和岗位要求（包括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中，各组别被录取者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4）个人属性、岗位条件和岗位要求共同影响被录取者迁移模式的选择，其中个人属性和岗位要求影响相对显著。5）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迁移模式选择机制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互动，有客观与主观的权衡。这一编制类就业模式相较于其他非编制类就业有更强的逆向梯次迁移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是岗位设置、竞争强度以及主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伴随全球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收缩型城市，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区域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也赋予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工作实践者新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为严重、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典型代表区，当前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如何理性认知与妥善处理这种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或问题），成为新时期全面落实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方位东北振兴中拟重点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本文据此对其展开了逻辑思辨与实践探讨，首先，基于城镇化语境对区域性城市收缩本义内涵进行逻辑思辨，同时以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综合评判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合理性；其次，从区域空间关联“拉力”作用、区内城市收缩“挤出”作用和交通、通讯技术发展源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的“催化剂”作用3个层面探讨了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生成逻辑；最后，立足市场主导的精明收缩论和政府主导的活力再生论治理逻辑，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效率与公平、全面安全观”治理目标的导向下，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治理模式及其治理策略从尺度异质性、发展语境关联性、要素差异化与多学科交融的视角展开了系统梳理。研究表明，区域性城市收缩是对传统城市收缩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其治理模式与治理策略的选择更多聚焦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落实；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不能再单纯地将其看成是一个人口外迁的市场经济规律，背后夹带的“市场失灵”已经严重影响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提出的“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研究结果可为东北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东北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

摸清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融合状况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当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异格局和指标测算，很少进一步探讨社会融合问题。本文以杭州为案例，利用首次落户地信息筛选移民，利用绑定了首次落户地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揭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全貌，结合小样本社会调查，自下而上探讨空间分异下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① 杭州常住人口中移民已占多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移民的分布更加离散，相较于美国典型“移民城市”，杭州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较小；②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呈现“多核心+扇形+同心圆”的组合模式，与美国主流群体离心扩散趋势不同，杭州本地群体趋于向心集聚，而外来群体则呈现离心扩散与边缘集聚；③ 居住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扩张之下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空间资源博弈的结果，但“本地居民聚居老城”现象的背后，移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部分智力型移民反而主动选择在外围高品质地区聚居；④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较好，只是在面对通婚问题时更加慎重，社会融合未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已占多数、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关注身份标签，族群内的文化差异较小、移民和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在就业与第三场所的自由交往弥合了居住空间分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