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非农化和非粮化造成大量耕地不再用于农业用途和粮食生产，严重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识别非农化和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是科学管控和决策的基础。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评估了非农化和非粮化动态演变特征，选择耕地资源本底、社会经济及农户主观因素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量化了不同阶段的驱动因子。分析发现，中国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胡焕庸线”以东非农化程度较高，非粮化现象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加剧的空间格局。1980—2020年非农化程度呈现减弱且范围缩小的趋势，而非粮化经历了“增长—平稳”的变化过程。1980—2020年主产区非粮化进程减缓，而2010—2020年主销区非粮化增长速度分别为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1.49倍和1.33倍。与1980—2000年相比，2010—2020年主产区的非农化速度下降了77%，而产销平衡区非农化的增加速度分别是主销区和主产区的1.63倍和4.65倍。耕地资源禀赋是导致非粮化的基础原因，且土壤质量、地形因子与社会经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农民的逐利行为是决定耕地非粮化根本原因。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子，城镇化对非农化的解释力2010—2020年有所提升。本文提出分类设定管制规则和补贴机制、分区推进管控政策、加强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加强责任监督与考核的建议。

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进行全面厘正。本文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结果表明：① 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② 拉达克地区历史演变曲折，地名多次变化，但近代为查谟土邦吞并时，拉达克地域范围仅指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以列城为中心的印度河谷上游地区。③ 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改变植物的生理过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和能量平衡。植被物候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物学指示指标，近年来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平均态，植被物候如何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相对较少，响应机制仍不清楚。本文梳理了植被春季和秋季物候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及其机制，发现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季前极端低温与极端降水直接导致植被返青期推迟、枯黄期提前，而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导致植物气孔关闭，抑制光合和蒸腾作用，间接导致枯黄期提前。目前植被物候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缺乏对复合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而且植被物候对极端气候响应的滞后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后植被的恢复过程研究较少。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需构建考虑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植被物候模型，并与动态植被模型耦合，以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拟精度。

中国陆地土壤碳储量和土壤碳汇及管理碳汇对全球碳循环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的土壤碳储量和碳汇估算研究主要采用较低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开展，且生态系统的管理碳汇较少被学者关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基于2000年、2020年中国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中国气候区、中国温度带等多源数据，汇总国内土壤碳储量、土壤碳汇及土地利用管理碳汇相关的文献成果，采用土壤碳储量、土壤碳储量变化、土地管理碳汇、土地利用转变土壤碳变化核算模型，综合评估了中国2000—2020年农田和草地管理土壤（0~100 cm）碳汇、2000—2020年森林管理碳汇、2000年及2020年中国土壤碳储量（0~100 cm）、2000—2020年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及土地利用转变土壤碳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农田管理土壤碳汇达17.918 Tg C a^-1，草地管理土壤碳汇约为20.171 Tg C a^-1；② 2000—2020年中国森林管理碳汇约为81.622 Tg C a^-1。③ 2000年和2020年中国土壤碳储量分别达到86.074 Pg C、86.771 Pg C；④ 2000—2020年土壤碳增加约34.850 Tg C a^-1；⑤ 研究时间段内，中国土地利用转变导致土壤碳储量减少约17.621 Tg C a^-1。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理清中国21世纪土壤碳储量和土壤碳汇及管理碳汇状况，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区域经济韧性与其产业结构状况密切相关，二者的演变是否存在时空关联性以及如何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企业和产业的微、中观视角，利用京津冀地区多年份经济增长和企业状态数据，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筛选了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主要产业，剖析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机理。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缓慢增长阶段交替出现，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增强的态势；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② 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空间关联显著，在较为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区高经济韧性—高产业结构多样化关联集聚较为明显；时间序列上，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和演变的一致性。③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相比产业结构效应，区域竞争力效应对经济韧性的贡献较大；第一产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经济恢复力韧性的提升。④ 地区产业结构的演替驱动了发展路径的演化以及经济韧性的分异；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时空耦合关联以时间尺度为主，空间上并未导致地区空间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中心—外围结构仍较为显著。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沉积物DNA因可提供地理环境中带有时间刻度的生物动态信息，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功能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但对该指标在流域范围内的地表过程及影响因素仍缺乏全面了解，限制了沉积物DNA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本文以适宜DNA保存的青海湖西北部布哈河流域表土为载体，通过提取表土DNA浓度并测定粒度、元素、烧失量和TOC等土壤理化特征，结合气候、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耦合分析该流域表土DNA浓度空间分布的非生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布哈河流域表土DNA平均浓度为0.91 μg/g，干流中游及支流吉尔孟河区域的DNA浓度最高，而靠近湖区的布哈河下游段则含量较低；② 该流域表土DNA浓度与其自身的黏粒和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和风化淋溶强度呈负相关；③ 高植被覆盖和频繁的放牧活动有助于DNA在土壤中的富集，而暖湿环境下较强的风化淋溶、河流搬运、农耕活动则会降低土壤DNA浓度。上述结果为理解布哈河流域沉积物DNA的埋藏过程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重建青海湖西侧沉积物DNA组成及区域生态环境、人地关系演变奠定了基础。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

湿地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为遏制全球湿地继续丧失，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保护修复举措。本文梳理了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湿地保护修复举措，全面诠释了中国湿地保护修复管理经验，提出湿地资源未来研究需要从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社会经济与智慧服务等层面展开。结果显示：① 1997—2023年27个国际湿地日为当年的湿地保护与管理提供新目标和新任务，1980—2022年14届国际《湿地公约》大会重要议题和成果为未来一段时期湿地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挑战。2023—2035年应该提升湿地生态功能，推动湿地可持续发展，攻克脆弱湿地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技术瓶颈。② 1992—2022年是中国全面开启保护湿地修复新阶段，总体形成了“国家战略部署—法律政策建立—工程规划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护修复经验，强调要从国家法律层面规定和编制对湿地长期保护的规划，创新修复治理技术和应用体系，多部门协同分工，有效解决湿地保护修复的复杂问题。③ 湿地未来趋势研究应该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个国际公约”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实践，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服务，面向“学科发展—全域监管—综合评估—智慧决策”的交叉融合和学术创新发展研究。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流动的城乡结构出现重要转变，将对人口再分布和城镇化及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划分了省际城—城、乡—城、城—乡和乡—乡4类流动人口，在识别其主流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流动率指标和计量模型考察了10年间流动人口主流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省际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快速的同时，乡—城流动占主导、城—城流动快速上升，这两类人口已成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流类型。② 城—城净流动格局中净流入区进一步向沿海三大中心集中，辽宁、新疆和云南也维持一定的净流入率，而绝大多数省份都属净流出区的结果塑造了沿海各具特色的三大流动圈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内部联系的增强；乡—城净流动格局表现出沿海不同净流入区的“此消彼长”，以及新疆、辽宁净流入率上升引发其邻近省份净流出率下降的特征，该变化刻画了沿海流动圈连绵成带与变动各异的双重特性以及新疆、辽宁流动圈的发育。③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强，当加入流动存量后其对两类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出现分异；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对全国经济发展、净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乡村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生态产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梳理了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化过程，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产品与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及促进机制，并以陕西洋县为例，探讨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发展现代有机产业，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环境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经济轻环保、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以效益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驱动体，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地—业—权”保障机制。有机化是生态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重要方向，陕西洋县“产品—产业—产区”的有机化发展范式，促进了从业人员从“单主体经营”转向“多主体运营”，土地利用方式从“资源优化配置”转向“人地关系协调”。未来汉江流域现代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样板建设的重点在于有机产品“提质增产”、有机产业“融合增值”和有机产区“降耗增效”，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

系统揭示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多尺度特征演进规律并就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优化耕地资源利用与管理、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耕地景观细碎化的理论认知为基础，基于中国土地利用数据，集成泰尔指数、尺度方差及分解、马尔可夫链等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按照国家、农业区、省域、市域、县域5级尺度，深入探讨1990—202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多尺度特征演进规律与尺度嵌套效应，并据此预测其长期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的格局特征具备明显的空间尺度差异，细碎化指数在县域以地势三级阶梯分界线成梯状分布，在市域依托“胡焕庸线”形成东低西高的“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分异格局，在省域则呈现由东向西、自东北至西南逐级提高的同心圆圈层式结构。研究期内县域、市域、省域、农业区尺度差异对中国耕地细碎化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分别为84.87%、14.64%、0.31%、0.18%，尺度越小越能反映耕地细碎化的空间异质性。② 1990—202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呈增强态势，但随时间推移增速减缓，并在2017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减弱态势。其中，2000—2010年是耕地细碎化发展最为剧烈的时期，在不同尺度下均呈现细碎度增长幅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涉及维度最多等特点。③ 近3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总体表现为“东增西减”，但不同尺度下耕地细碎化时空演变的趋势、强度、范围等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经济发达且农业资源禀赋优越的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中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区是耕地细碎化增强的高值集聚区。④ 耕地景观细碎化的长期演变将遵循由低向高渐次递增的发展过程，低、较低等级细碎度县域将大幅减少，较高、高等级的县域将明显增加，同时，邻域背景对耕地细碎化的发展演化发挥重要作用。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保障“双碳”目标下的粮食安全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测算1997—2020年全国及31个省份（数据暂未含港澳台）粮食生产碳排放量，利用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等方法探析其动态演进特征，从整体、时段、区域分解的角度识别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其时空效应。研究发现：① 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总量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1.30%，物质资料投入和秸秆燃烧的贡献最大，2017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49478.19万t。② 在三大粮食生产功能区和6个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层面，考察期内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省份粮食生产碳排量一直处于前列，粮食主销区的碳排放量呈现缩减趋势。③ 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量的绝对差异扩大，整体上呈现高水平收敛和区域间差异扩大趋势。④ 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受经济、社会、技术、人口和自然等因素共同作用，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作为关键影响因素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结构、劳动节约型技术和和农业生产结构与其相反；阶段效应以“十一五”时期为节点，驱动因素趋向简单化；区域效应中驱动因素趋向复杂化。本研究为推进“双碳”战略下粮食绿色生产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依据。

身份污名化与领土污名化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却相对不足。本文在回溯和梳理污名化由来的基础上，试图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人—地污名化的关系，并提出空间污名化的概念，系统诠释了空间污名化的地理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认为：① 空间污名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认知水平下，施污者通过贬低地方的感知价值与身份构建，对空间及其依附的人和物进行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符号化的污名指向。② 在地理空间格局的异质性背景下，空间污名化具有意象构建、主体分离、群体互动、空间定位以及符号化的过程，并在不同方向、距离与尺度上，形成本地或异地的直接污名化和间接污名化类型。③ 空间不平等、权利剥削与斗争、恐惧与逃避以及恋地与社会秩序是空间污名化的基础，人—地间通过感知、识别、定位与标记的复杂互动，推动污名化的空间集中与内化，这就形成了产生、传播、反应与再生产不断循环的空间污名化机制。面对普遍的空间污名化现状，解决的关键在于重建新的叙事体系，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最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实现“去空间污名化”。

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增暖，中国的气候带和生态地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在已有生态地理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1—2020年641个气象台站气候数据，以及高精度的生态地理要素资料，对中国生态地理区域进行了优化，更新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2023版），将制图比例尺提高至1∶400万。研究结果将中国划分为11个温度带、22个干湿区、50个自然区。与2007版的生态地理区划结果相比，1991—2020年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的总体格局虽没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局部地区的温度带界线、干湿区界线、生态地理区（自然区）界线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温度带的界线变化在东部较明显，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之间温度带界线北移较明显；其次，干湿区的界线出现了变动，在第二级地形阶梯的北部半干旱与干旱区的界线有稍微西移，青藏高原上半干旱与半湿润区之间的界线则稍有东南移，都反映半干旱区范围稍有扩大；最后，自然区的界线变化在局地差异较大。本文深化了1991—2020年气候变化和生态地理资料更新对生态地理区域边界变化认识，为指导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宏观的区域框架。

青藏高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厘清青藏高原建设用地的适宜空间对于协调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促进人口与产业的空间优化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模型，通过构建基于模型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格局—过程”耦合分析框架，评价了青藏高原全域的建设用地适宜性，使用实际建设用地适应性指数和垂直梯度指数解析了1990—2020年实际建设用地对适宜性评价结果的适应性过程及其内部限制因素，测算了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建设用地适宜、较适宜、一般适宜、欠适宜和不适宜等级面积占比分别为0.13%、4.04%、7.00%、9.34%和79.50%，青藏高原建设用地适宜性以不适宜等级为主；② 1990—2020年青藏高原实际建设用地对适宜性评价结果的平均适应性在80%以上，实际建设用地总体适应建设用地适宜空间的分布特点，但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③ 1990—2020年青藏高原对适宜性评价结果低适应的实际建设用地以农村居民点、交通运输用地和特殊用地为主，城镇建设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占比快速升高，青南高原、川西高山峡谷区和祁连山区的建设用地受到高程和坡度的双重限制，而藏北高原、冈底斯山区和喜马拉雅山区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海拔；④ 青藏高原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面积为12.41万km2，占土地总面积的4.81%，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9928 m2/人，柴达木盆地的后备适宜建设用地资源最为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青藏高原生态移民搬迁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蒸散发（ET）是水循环的关键变量之一，其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区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近几十年来，中国气候和下垫面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些变化如何影响ET的时空分布仍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基于Penman-Monteith-Leuning模型和驱动要素去趋势实验定量揭示了降水、净辐射、水汽压差、风速和叶面积指数对中国陆地ET变化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82—2019年中国陆地ET呈显著增加（p < 0.05）趋势，趋势值为1.25 mm a^-1。水汽压差、降水和叶面积指数主导了中国陆地ET变化，三者对ET趋势的贡献度分别为44%（0.54 mm a^-1）、29%（0.36 mm a^-1）和25%（0.31 mm a^-1）。ET变化的主导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西北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区）ET变化受降水主导，长江大部以及东北北部（湿润区）受水汽压差主导，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部分地区受叶面积指数主导。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水资源的差异化管理和规划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