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近年来，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地理学的研究方式。以DeepSeek、ChatGPT等为代表的大模型，正推动地理学由“经验—实证—仿真”向“大数据与智能学习”协同驱动的多范式并行格局演进，为复杂地理问题的认识与解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顺应这一趋势，人文地理学界围绕AI与地理学的相互关系、研究范式的变革、AI的主体性及其局限等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若干认识：人工智能与地理学呈现双向赋能关系，其深度融合正重塑知识体系与社会生活方式；地理学者在使用AI时，需在理论建构、价值引导与情境理解中发挥主体性，强调人地系统的情境意义与知识的实践力，以建构学科新范式（如“人-机-环境”协同）；尽管AI作为非人类行动体正逐步参与地理知识生产（如“数字地方感”），对人地关系复杂性的理解、空间-社会关系的诠释及地方经验的体悟与守护，仍须由地理学者自身承担，无法被AI替代。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提升地理教育教学效率、拓宽知识传递渠道的同时，亦对传统教学模式、考核体系及人才培养目标形成强烈冲击。为应对此挑战，文章汇聚多所高校学者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思考，系统剖析人工智能对地理教育的深层影响及学科特殊性，探索AI赋能下地理教育的转型路径，并凝练核心共识如下：其一，兼具自然科学严谨性与人文关怀属性的地理教育，在AI驱动下进入转型关键期，虽可借AI提升教学效率、拓展实践场景、优化个性化教学，但需明确AI的工具属性，应规避过度依赖引发的学生能力退化、思维受阻及学术伦理争议等风险；其二，地理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AI难以替代的空间思维、地方感知、辩证分析与人文关怀；转型关键是借“技术赋能+能力导向+虚实融合”新模式，强化学生自然规律认知与实操能力、培育系统思维与实证素养，提升人文素养并推动跨学科融合与社会实践，助力地理学专业筑牢根基、融入前沿技术；其三，地理教育工作者需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思维引导者与育人实践者，通过重构课程体系、革新教学评价机制，引导学生从“会用AI”向“善用AI”进阶，培养兼具技术素养、人文温度、空间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地理人才。

【目的】随着全球在轨地球观测卫星数量的快速增长，遥感数据呈现爆炸式积累，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动态认知全球变化的前所未有机遇；与此同时，也伴生多源异构、标注稀缺、任务泛化不足与数据过载等一系列挑战。【方法】为应对这些瓶颈问题， Google DeepMind 提出了 AlphaEarth Foundations（AEF），通过整合光学、SAR、LiDAR、气候模拟及文本等多模态数据，构建统一的64 维嵌入表征场，实现了跨模态、跨时空的语义一致性的数据融合，并在 Google Earth Engine 等平台开放。【结果】AEF的主要贡献体现在： ① 缓解了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问题，建立了全球一致的嵌入层； ② 通过 vMF 球面嵌入机制提升了语义相似性度量能力，支持高效的检索与变化检测； ③ 将复杂的预处理与特征工程前置于预训练阶段，使下游应用进入“分析就绪”状态，大幅降低了应用成本。论文指出，AEF 的应用潜力释放可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地表覆盖分类与变化检测；其次是嵌入向量与物理模型深度耦合，推动科学发现；最后有望演化为空间智能基座，成为全球地理空间智能服务的一种基础设施。尽管如此， AEF仍面临若干挑战： ① 嵌入向量可解释性不足，限制了科学归因和因果分析； ② 域迁移与跨场景适应性存在不确定性，极端环境下的鲁棒性有待验证； ③ 性能优势需要更多跨区域、独立实验的实证支撑。【结论】AEF 以其在数据效率和跨任务泛化方面的突破，代表了遥感与地理空间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方向，为未来地学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但其进一步发展依据可解释性、鲁棒性及真实性验证的持续提升，并将64维嵌入向量通过不同途径转化为可广泛使用的数据资源。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被广泛应用到遥感场景影像的分类任务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遥感场景影像分类效率，然而，现有方法大多依赖模型的预训练权重，如果没有预训练权重，结果可能不理想。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融合Swin Transformer和ConvNeXt模型并在每个阶段融合之后利用EMA模块进行进一步的全局上下文信息提取的三分支融合算法（EMA_ConvNeXt_Swin Transformer: ECST模型），可以在不依赖权重的情况下依然取得较好的分类效果。其中的Swin Transformer分支用于提取图像的全局信息，ConvNeXt分支用于提取图像的局部信息，设计融合模块，对两分支提取得到的结果进一步处理并融合，最后再利用EMA模块对输出特征图在空间位置方向上建立长程依赖关系，可以更加突出特征图的全局上下文信息，从而实现更加丰富的特征聚合。本文选取了NWPU-RESISC45和AID两个数据集进行了相关的实验，得到的最高精度分别为91.25%和90.9%。同时设计了两组对比实验，一组对比实验在同样不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情况下，将本文模型与经典的深度学习模型AlexNet、VGG、Vision Transformer、ConvNeXt、Swin Transformer进行对比；另一组对比实验与利用预训练权重的主流训练模型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精度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在同样不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情况下，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与经典模型相比较在精度上得到了更有竞争力的分类精度；和现阶段流行的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模型进行精度对比，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亦得到了具有竞争力的分类精度。

“三生空间”是国土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三生空间”评价仍存在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提出将“人地空间系统”作为评价对象，突破了传统“土地要素法”与“指标体系法”以土地要素或功能替代空间实体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框架、原则与程序，并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例，实现了“三生空间”评价关键理论方法的应用示范。具体而言：① 提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人地空间系统和城乡空间系统理论，将空间视为评价的实体对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哲学视角出发，剖析了“三生空间”的空间结构、空间尺度和空间特性等维度内涵。② 构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方法论：依据“格局-过程-机制-效应”的地理学研究范式和“本体-外延”的形式逻辑学范畴，建立了总体评价框架；依据“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论思想，建立了“三基”“二定”“三地”“二元”的评价原则；依据“实体-属性”的哲学实体观，建立了“一实体、二属性、三综合”的评价程序。③ 揭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三生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生产与生活空间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生态空间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土空间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to assess greenspace supply-demand disparities related to thermal discomf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cross urban functional zones (UFZs). High-resolution greenspace maps and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datasets for Nanjing, China, were combined with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es and a four-quadrant model to elucidate associations and matching patterns between greenspace exposure and thermal comfor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opulation fluctuations affect the availability of actual greenspace, with correlations to thermal discomfort showing significant temporal variations among different UFZs. During morning workday hours, commercial zones have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epresentation in Quadrant II (82.26%) compared to non-workdays (70.86%),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low greenspace exposure, and pronounced thermal discomfort. In contrast, residential and public service zones maintain consistently high and stable proportions in Quadrant I across all periods. This spatial mismatch is primarily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available greenspace quantities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Planning adjustments should focus on ensuring sufficient greenspace provision in key areas during peak population mobility periods to mitigate thermal discomfort. Minimizing residents’ staying time in thermally uncomfortable zones, implementing time-specific greenspace access, and strategically increasing greenspace coverage are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greenspace supply and demand.

乡村人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规模和结构的转型深刻影响着中国耕地的种植结构。探究乡村人口转型对耕地非粮种植的作用机制，有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耕地非粮种植治理策略。本研究从数量、家庭、结构和质量四个维度，在全国省域尺度揭示了乡村人口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中国乡村人口转型对耕地非粮种植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中国乡村总人口和农业就业人数加速减少，农户规模显著缩小，乡村老龄化水平加速提高，受教育年限增速放缓。根据乡村人口转型特征的区域差异，全国可被聚类为乡村就业非农化区、乡村人口老龄化区和乡村教育普及化区。中国耕地非粮种植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北东南高、东北华北低，西北西南增、东北华北减”的特征。时间上，耕地非粮种植比在2015年之前有下降趋势，在2015年之后每年以0.44个百分点的速率显著增加，尤其是乡村教育普及化区的增加趋势更为明显。中国耕地非粮种植演变的时空格局受乡村总人口、农业就业人数、总抚养比、乡村老龄化的显著影响，且表现出时空差异性。乡村总人口的减少、总抚养比的增加、乡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耕地的非粮种植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会加剧耕地的非粮种植，特别是在乡村就业非农化区和乡村教育普及化区。因此，建设由村集体统一管理的耕地流转平台、提高乡村养老金、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近兼业机会将能够有效缓解耕地的非粮种植趋势。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人口作为推动乡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主体，其流变研究不仅关系到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更是高效推进乡村建设的核心议题。旅游开发导向下的乡村人口正受到多重流动要素影响，表现出主体多元化、结构多样化、分布多态化等流变现象。通过系统梳理和回顾国内外乡村旅游地人口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当前缺少流变学视角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理论框架，且多源数据融合的精细尺度人口流变时空化、定量化表达薄弱。基于人口流变的科学内涵与发展趋势，将流变学、计算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从社会、时间、空间三个维度出发，融合多源异构数据，构建了包含规模相、结构相、素质相、趋势相在内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研究理论模型与框架，提出了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的多维分异与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化模式、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等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实现乡村旅游地人口结构优化、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Morphology, the study of shapes or forms, when applied to tourism, emphasizes the multifarious spatial practices between morphological elements and tourism activities.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on morp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usually only focuses on a single or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y areas, overlooking common or even universal patterns across various tourism destinations. To address this gap, we utilize geospatial big data and present a case study on the morphology of 406 “AAAAA”-rated scenic areas in China. A framework based on “points”, “lines”, “planes”, and “solids” was designed to systematically organize and analyze morphological elements across scenic areas.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co-occurrence of dense road networks and fragmented landscapes within scenic areas, as well as the resource- context-influenced (cultural or natural) associations betwee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tourism indicator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more effective and informed tourism development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trade-offs between generalizability and local specificity.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催生了“住在城市、职在乡村”的城乡逆向通勤现象。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基于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利用SVM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功能-角色”分类体系，提炼城乡逆向通勤人群的典型模式和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① 广州市城乡逆向通勤群体规模接近35万人/日，约占农村就业的12.30%，城乡逆向通勤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通勤类型。② 城乡逆向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但仍具有规避极端通勤的倾向；其流动空间呈现出以近郊和远郊圈层内部流动为主、中心城区流向近郊农村和近郊城市社区流向远郊农村为辅的空间特征，少有远郊城市社区向近郊农村跨圈层流动的情况。③ 乡村产业多功能转型和城市居住舒适性是促成城乡逆向通勤现象的主要原因，通过建立“功能-角色”的分类框架，利用SVM算法识别出五类城乡逆向通勤人群：乡村性消费经营者型、乡村性消费服务者型、工业企业经营者型、工业企业服务者型、公共服务保障型。④ 城乡居住偏好差异凸显公共服务差距，需精准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乡村转型应以乡村性消费产业为主导，同时推动工业向城市集聚，促进城乡产业协同；针对逆向通勤问题，需优化职住空间配置，实现城乡要素高效流动。研究揭示了城乡人口逆向通勤的新特征规律，对其典型模式和形成原因进行解析，并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从职住空间优化、乡村功能转型和公共服务配置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亟待深化创新。伴随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现代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与新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脉络与重点领域，解析了城乡关系变迁中乡村结构性障碍及其破解路径，探讨了就近城镇化与乡村数字化对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重塑机制。同时，锚定全球乡村现代化实践的比较视野，进一步审视了中国在乡村梯度分工、多元化发展路径选择以及农业产业体系革新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在制度与治理层面，本文聚焦农村土地流转与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现实瓶颈与机制创新，并围绕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展开深入探讨。研究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产业升级滞缓、治理效能不彰与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未来研究应在理论层面强化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大国小农”等本土特征，突破西方理论依赖，形成自主理论范式，其研究框架应围绕理论创新与空间重构、人地协调与城乡融合、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等核心维度展开，系统阐释乡村现代化的内涵、机制与路径。在方法层面推动跨学科范式的集成创新，在实践层面注重政策的精准适配与落地效能，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并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乡村“三生”空间的分类与博弈是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空间问题。本文结合2023年精细POI数据、高精度土地利用数据、农业企业密度等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突出的河南省鄢陵县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分布及其协调水平展开分析，并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的影响动因。研究发现：① 鄢陵县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呈现以县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圈层结构，其中生产空间功能形成“一心多点”布局，生活空间功能表现为圈层递减特征，生态空间功能呈现全域高值分布趋势；② 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呈现“圈层式”协调分级特征并表现出空间分异的特点；③ “三生”空间功能与其协调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其中生产与生活空间功能高度融合，且与协调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生态空间则呈显著负相关，表现为离散特征；④ 距中心城镇的距离、道路密度、人口密度、夜间灯光指数、农业企业分布对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并表现出多尺度地理分异作用机制。总体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村域“三生”空间功能的精细分类和机理分析，为微观尺度土地高效利用和“三区三线”划定提供科学参考。

供应链协同是地理学领域农村电商发展与增长研究中亟需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分析等方法测度电商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电商供应链协同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电商供应链生产环节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地域分异，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批发环节高值区域与省会城市高度重叠，配送环节呈现区域异质而省内同质的分布特征。② 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显著，高协调的区域集中在以三大城市群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③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区域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稳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协同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且在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较强区域异质性。

乡村产业转型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然而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基于2010—2022年中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集，定量刻画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 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均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在研究时段内呈逐渐减小的变动特征。从空间分布上看，乡村产业转型高值区从江苏、山东、河北及辽宁南部向长三角收缩，形成以苏南为核心的“单极集聚”格局，而乡村现代化高-高集聚区在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南部和湖北东部等地稳态锁定。② 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具有正向积极影响，在直接效应上，效率化、市场化、融合化、绿色化和科技化五个转型维度均显著为正，在间接效应上，效率化、市场化显著为正，融合化则显著为负。③ 乡村产业转型从不同维度对乡村现代化的影响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乡村产业转型的发展建议。

为探究特色农业发展能否破解山区“经济洼地-生态高地”的发展困境，本文将农产品地理标志（GI）认证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4—2021年1,373个丘陵山区县的经济社会与卫星遥感匹配数据，系统评估其对农村经济与生态状况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GI认证显著推动了当地农民收入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增效；获认证县域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1.7%，森林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上升10.7%和0.3%。该结论经过事前趋势、安慰剂、替换变量等6类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经济效应主要源于GI产品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与相关二三产业发展所拉动的就业增加；生态改善则得益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GI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增强。然而，该协同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治理依赖性，经济较发达山区的经济效益更大但伴有生态风险，政府主导的GI管理模式更利于实现协同效果。上述结果证实合理设计的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可实现山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此，可考虑建立由县级政府主导的综合管理平台，推行差异化管理政策，强化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生产标准与数字溯源，推动产业融合，以保障此类措施发展红利的可持续性。

区位劣势与要素配置低效长期制约欠发达山区乡村发展，探索其逆势转型路径对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负向锁定”与“资源行动”理论视角，构建综合分析框架，以贵州省岩博村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其逆势转型的阶段演进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岩博村突破负向锁定的逆势转型过程可划分为逆势破局、逆势拓展与逆势跃升三个阶段，资源行动从基础性资源拼凑，到系统化资源编排，再逐步走向多维度资源协奏，形成契合地方实际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发展体系。② 岩博村的转型依托“内部资源要素整合与外部资源要素引入”的协同机制，在人才、利益、治理与外部扶持四个方面构建起资源结构优化与发展势能转化的驱动体系。③ 岩博村逆势转型的本质并非依赖单一资源的外部输入，而是一个以本土行动为基础、多元资源协同联动、发展机制渐进优化的系统过程，体现出内源整合、外部链接与协同增值的转型逻辑。研究拓展了负向锁定情境下乡村转型的理论解释路径，为类似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专业村镇作为乡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微观载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抓手。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其专业村镇的发展实践为探索农区产业空间集聚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然而，当前河南省专业村镇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局性驱动因素及其线性影响关系，对区域间空间异质性与非线性作用机制的识别仍显不足。为此，本文以河南省254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与XGBoost机器学习方法，系统探究专业村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河南省专业村镇整体呈现以省会郑州为核心的“缺口环带状”集聚格局，高密度区集中于许昌、漯河、开封等市交界地带，集聚强度呈现由环带区域向省会中心及外围边缘双向递减的梯度结构。② MGWR模型结果表明，驱动因素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高程在平原地区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且抑制强度自西向东递减；社会经济因素则在豫中、豫北等经济发达区产生抑制效应，而在豫东南欠发达区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③ XGBoost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关键变量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其中省会距离为核心驱动变量，与专业村分布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距省会适中的城乡过渡地带为最佳集聚区；且多变量交互构成的“最优发展界面”界定了专业村集聚的适宜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