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历史时期聚落时空演化对于认识过去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和人地关系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献蕴含丰富的聚落信息，是开展距今百年以上聚落演化研究的重要代用资料。历史文献一般用地名记录聚落的空间位置，然而现有的历史地名空间数据库难以实现聚落等微观地名的自动定位，制约了历史聚落空间重建及时空演化研究的推进。本文聚焦历史聚落地名的自动匹配方法，以清代晚期的苏州府为研究区，选取地方志记录的11340个聚落地名及其基层区划资料，结合现代地名匹配技术构造古今地名匹配概念模型，归纳地名演变特征，构建地名匹配规则，提出基于相似度的聚落地名分组匹配算法，完成研究区历史聚落的空间重建。在此基础上对重建结果的空间分布和城乡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基于地名自动匹配方法重建的聚落数量约占文献记录总数的98%，空间分辨率约为1.4 km×1.4 km，自动匹配结果与人工考证结果的一致度约96%；清代晚期研究区聚落分布呈集聚特征，以苏州城西郊为核心形成聚落网络等级结构；网络内部城乡联系散漫。研究结果改进了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聚落空间重建的技术手段，深化了对长期聚落演变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认识。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的重大命题。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空间分异的研究已成为地理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将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引入新质生产力研究，从政策端与要素端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位条件和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三维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9—2022年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联系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政策端来看，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已逐渐出现跟风扎堆、重复竞争势头；② 从要素端来看，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且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比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③ 从动态分析来看，政府注意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存在“U”型的门槛特征，且两者间存在正向耦合关系，因此需注重地区新质生产力政策端与要素端的匹配衔接。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文章以丽江大研古镇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多元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其线上线下游客集聚热度特征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大研古镇线上线下热度的空间关联程度高、整体分布极不均衡，线上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90%的浏览量与签到量，呈现幂律衰减特征。线下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33.6%的总游客量，呈现以四方街为核心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2）游客集聚行为是线上线下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游客移动行为、数字内容打卡行为和数字内容浏览行为之间形成正向促进效应。3）旅游古镇在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下，通过数字媒介流量传播实现线上线下热度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通过游客的打卡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高质量数字内容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注意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吸引游客移动与消费行为的集聚，塑造出新的“网红打卡地”。

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汉江上游）和受水区（华北北部）存在多个时间尺度的同旱现象，迫切需要了解其共同的气候影响因子。利用1700—2023年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的旱涝等级序列，以及太阳黑子序列，主要探讨了11 a、30 a和50 a时间尺度上，太阳黑子与两地旱涝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的相关关系随时间呈阶段性变化。在太阳黑子数值较高时期，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频次往往偏多。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相关关系的位相变化对两地之间旱涝对应关系的转变有很大影响，当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基本同/逆向变化时，两地旱涝以正/负相关为主。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均存在2~4 a的年际周期，11~12 a的年代际周期，以及20~30 a和50 a的多年代际周期。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太阳黑子变化均可能影响两地的旱涝变化。此外，当太阳黑子明显突变上升，两地均更趋向偏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港口建设，为充分厘清港口建设成效，丰富“一带一路”发展研究。本文采用港航大数据、城市数据等构建“港口活力指数”指标体系，从生产、运输、服务和辐射4个维度采用17个基础指标测算活力指数，评价2013—2022年间港口发展活力水平。结果表明：① 2013—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投资港口整体活力指数快速提升，亚洲和欧洲长期是港口活力的规模重心，而非洲是增长重心；② 港口间活力增长具有显著差异，投资运营一体化港口相较于仅承建港口具有更高的发展活力；③ 中国港口建设公司通过承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港口，承担大国责任和担当，帮助缺乏运输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快速获得对外运输能力；④ 码头运营公司和船公司在发展基础条件优、位于关键航运通道、经济风险小等优势地区参与投资运营港口，确保港口投资成效；⑤ 部分中小港口依靠投资快速获得港口生产活力，但仍缺乏运输活力，城市市场增长不足以支撑港口运输活力增长。本文提出的港口活力评价对中国未来港口投资策略调整和企业投资布局选址提供参考，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理论的构建，并为践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提供港口发展层面的实践证据。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深度嵌入，地方不再仅作为物理空间被感知和经验，而是在平台架构、算法逻辑与媒介实践的持续作用下，被不断生产与重塑。围绕这一转变，学界已从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媒介研究等多个学科对数字情境中的地方感展开探讨，但相关研究长期呈现概念分散、视角区隔与理论碎片化的特征，尚缺乏能够解释“数字-地方”复杂耦合机制的整合性框架。文章基于1980—2025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知识谱系分析，追溯了数字地方感在多学科交汇中的涌现路径，揭示其从静态属性向过程性、从物理依附向媒介构成的理论转向。在此基础上，提出将“数字地方感”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生成式整合概念框架，将技术基础设施、情感心理机制、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意义生产与权力-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同一分析视野，强调数字地方感是一种在多重子系统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文章认为，引入系统性生成视角有助于推动数字地方感研究从多学科并行走向理论整合，为理解平台社会中的空间经验、情感政治与地方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

探究风险视域下的东道国地缘环境及变化对投资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对于明晰东道国地缘环境和地缘风险、辅助投资国制定地缘战略决策和精准投资、支撑地缘环境体系设计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源异构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3个维度搭建东道国地缘环境影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并援引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和修正空间杜宾模型，测度和实证非洲27国地缘环境风险及其变化对中国对其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0—2021年非洲27国不同维度及综合地缘环境风险均略微上升，呈更迭变化、国别差异显著、风险形态扁平化、政治维是风险主要来源。② 东道国地缘环境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和空间错配，中国对非洲27国的直接投资并未因其地缘环境风险较高而改流量/向及减少总量，时空惯性较强，投资流量和存量空间展布的聚集与离散交替，国别差异化多边化。③ 东道国地缘环境风险上升会显著降低中国对其本国直接投资存/流量，并且能有效推动和促进中国对其周边及“地缘关联”国别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不同维度及不同要素的地缘环境风险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流量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别。④ 控制变量均具有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东道国与投资国双边地理空间距离的缩短、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密、一方对另一方地缘战略的响应、投资依存度的提升，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其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文末从研究作出的定量化地缘环境有益尝试和研究展望及对策建议作出讨论。

社会文化的急速复杂演化对文化地理学研究发展提出挑战。当下旅游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事实，但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基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本文旨在探索文化地理学为何需要旅游研究以及需要怎样的旅游研究的问题，并通过跨领域交流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予以启发。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旅游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趋势，然后基于文化的空间研究和空间的文化研究这两种进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探讨旅游文化之“新”：① 旅游已成为普遍的文化事实，有助于为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不断涌现的鲜活现实支撑；② 旅游作为特殊事实，开拓了推动理论情景化应用和视角转向的前沿话题；③ 旅游作为交叉“界面”链接多学科思考，贡献跨学科融合的平台和经验；④ 旅游作为“隐喻”指向了超越当下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文化观，呈现出统合的、发展的和反结构的动态性。本文呼吁文化地理学界重新认识并重视旅游文化，从而促进跨学科间的平等交流和学术创新。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城市是传播的媒介，媒介传播又重塑着城市。自21世纪以来，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普及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和绅士化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对其作用机理鲜有关注。文章选取南京网红街区南台巷为案例，并以小红书为社交媒体代表，对社交媒体介入下的商业绅士化发生过程、形成机制及综合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深度参与商业绅士化的发生过程。一方面，社交媒体为商家提供可复制的网红审美与商业模式，并作为商家自我营销的平台，提升绅士化发生概率；另一方面，消费者受社交媒体影响进行跟风式打卡、话语投资，加速商业绅士化的进程。社交媒体再现城市空间的过程放大并且强化了商业绅士化，给该街区带来了商业复兴、建成环境美化等积极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商业排挤、流离失所、文化区隔等消极效应。

武器贸易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地缘战略的重要手段，研究美国武器出口的时空过程对于把握其地缘政治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斯德哥尔摩武器贸易数据库，采用依赖性模型、泊松回归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深入刻画了2000—2022年美国武器出口的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和地缘政治内涵。结果表明：① 2000—2022年美国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稳固，全球武器市场占有率呈明显的增长态势，并且地缘军事影响力日益向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扩展；武器出口的产品类型具有多样化特征，军用飞机和导弹等实战型和威慑型的武器是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② 美国武器出口国主要分布在西欧、中东、东南亚和东亚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进口国对美国的武器依赖极为明显，体现了美国遏制欧亚大陆出现全球性大国以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意图。③ 石油产量、资源禀赋、政治自由、民主指数、军事同盟、市场规模和军费规模对美国的武器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防务合作通过庇护机制和威慑作用减少了美国的武器出口。④ 美国的武器出口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为控制关键产油国家，以保障美国能源安全；扩大武器市场份额，获取地缘经济利益；强化盟友军事实力，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维持军贸持续发展，巩固军事同盟关系，核心目的在于意图通过武器贸易对区域地缘安全局势施加影响，通过平衡地区实力来维护自身“全球霸权”。

人工智能（AI）时代，大语言模型是公众认知城市空间的重要信息媒介，AI话语也成为建构城市空间的力量。文章以广州为案例，构建城市消费空间幻觉评估问题集，在“话语—权力”框架下，用幻觉测试分析DeepSeek、ChatGPT中外AI模型在空间话语生产中的异同，解释AI幻觉话语对城市消费空间的构建。主要结论为：1）AI话语响应主流空间话语，对揭示城市复杂、多元、矛盾的真实面貌表现不足；ChatGPT采用通用框架描述城市消费空间，DeepSeek空间叙事遵循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2）通过对政府、媒体与商业机构特定话语的整合与再生产，AI作为新型权力主体建构多元“现实”，使权力得以“合理”运行。3）AI幻觉话语建构空间，为用户设定位置，用户在认同并接纳这些位置后，承载特定知识进而开展消费空间实践，产生的新数据用于同一套话语的再生产。由此，特定知识体系和权力得以维系与运行。

国家空间是城市治理中的重要理论。长期以来，国家空间与中国传统城市治理研究交集甚少。中国城市治理变革形成于国家空间的巨大调整，在国家空间不断地建构中城市治理也不断改革调整。本文从国家空间理论形成的背景出发，阐释了其理论核心，即以国家资源空间配置为切入点，将增进整体治理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的治理研究联系起来。国家空间理论在早期国家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先后交流融合中，形成了“资源配置—社会关系—治理效益”三元互动的城市治理研究框架。在中国城市治理研究中，要从本土特色模式出发，关注治理效益、社会关系、资源配置及其互动关系。上述视角与当前中国城市治理发展趋势相吻合，建议未来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趋势转变是：从主体关系研究转向资源配置、从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到城市作为国家治理投影、从以经济效益为主转向兼顾多元效益。

随着城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人口迁移呈现新特征。探究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机会因素，对于把握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区域机会结构理论框架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技术，对中国地级市进行区域机会水平评价与分区；利用CMDS 2017数据，探讨区域机会水平对人口迁移流动性与粘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将地理学的“区域机会”视角与人口迁移研究相结合，基于经济发展机会、生活服务机会、制度文化机会、自然环境机会四个维度，可构建区域机会空间分异对人口迁移影响研究的“流动性—粘滞性”分析框架。（2）中国区域机会水平总体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可划分7种聚类分区。（3）人口迁移目的地以主要城市群和省会城市为主。从流动性来看，经济机会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从粘滞性来看，流向和动机差异导致人口迁移受机会维度的影响存在分异。个体因素在人口迁移中对区域机会因素起调节作用。（4）可依据中国区域机会主导制约类型结合各机会维度对人口迁移相对作用程度，识别硬性要素主导区、硬性要素制约区、软性要素主导区和软性要素制约区四种区域机会模式，并提出针对性对策。研究形成的区域机会分析框架可广泛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国家，为制定相应的区域人口调控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