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核心目标是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总体符合政策导向。规划实施后，人口在优化开发区的增速下降，重点开发区加速增长，农产品主产区加速减少，重点生态功能区由增转减；以农产品主产区为参照，规划的实施强化了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优势。② 规划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和等级双重异质性。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变动多半符合规划导向，而重点开发区的县级单元仅四成实现了人口加速集聚的目标；国家级重点开发区的影响强度约为省级的2倍。③ 限制开发区向城市化地区的迁移仍以跨区域为主，很难实现人口“集中均衡”布局的目标。④ 规划的实施改变了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优化开发区的二产重要性弱化、三产带动力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因素弱化，都符合规划导向；但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化作用有限，农产品主产区则持续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二者与规划导向均有明显偏差。新一轮规划可适度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布局，明确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时序，对各类限制开发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

历史时期聚落时空演化对于认识过去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和人地关系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献蕴含丰富的聚落信息，是开展距今百年以上聚落演化研究的重要代用资料。历史文献一般用地名记录聚落的空间位置，然而现有的历史地名空间数据库难以实现聚落等微观地名的自动定位，制约了历史聚落空间重建及时空演化研究的推进。本文聚焦历史聚落地名的自动匹配方法，以清代晚期的苏州府为研究区，选取地方志记录的11340个聚落地名及其基层区划资料，结合现代地名匹配技术构造古今地名匹配概念模型，归纳地名演变特征，构建地名匹配规则，提出基于相似度的聚落地名分组匹配算法，完成研究区历史聚落的空间重建。在此基础上对重建结果的空间分布和城乡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基于地名自动匹配方法重建的聚落数量约占文献记录总数的98%，空间分辨率约为1.4 km×1.4 km，自动匹配结果与人工考证结果的一致度约96%；清代晚期研究区聚落分布呈集聚特征，以苏州城西郊为核心形成聚落网络等级结构；网络内部城乡联系散漫。研究结果改进了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聚落空间重建的技术手段，深化了对长期聚落演变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认识。

文章以丽江大研古镇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多元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其线上线下游客集聚热度特征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大研古镇线上线下热度的空间关联程度高、整体分布极不均衡，线上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90%的浏览量与签到量，呈现幂律衰减特征。线下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33.6%的总游客量，呈现以四方街为核心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2）游客集聚行为是线上线下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游客移动行为、数字内容打卡行为和数字内容浏览行为之间形成正向促进效应。3）旅游古镇在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下，通过数字媒介流量传播实现线上线下热度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通过游客的打卡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高质量数字内容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注意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吸引游客移动与消费行为的集聚，塑造出新的“网红打卡地”。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的重大命题。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空间分异的研究已成为地理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将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引入新质生产力研究，从政策端与要素端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位条件和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三维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9—2022年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联系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政策端来看，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已逐渐出现跟风扎堆、重复竞争势头；② 从要素端来看，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且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比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③ 从动态分析来看，政府注意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存在“U”型的门槛特征，且两者间存在正向耦合关系，因此需注重地区新质生产力政策端与要素端的匹配衔接。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是区域重大战略的核心承载空间。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形势下，四大城市群地区的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分行业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区位商等方法，分析中国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增长和结构的时空格局，结合区域重大战略的发展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城市群就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为区域重大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就业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就业人口增速高值区由核心城市转移至外围城市，向城市群内多点支撑的均衡分布格局转变。② 四大城市群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发展趋势明显，城市群内部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始终保持“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高”结构类型，临近核心城市的临核城市就业结构表现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交错分布，边缘城市就业大多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非”结构类型。③ 就业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为四大城市群地区承载区域重大战略和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但仍然面临不同挑战，应强化高技术就业的乘数效应，推动非高技术就业的提质转型，实行差异化的就业吸引政策，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

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港口建设，为充分厘清港口建设成效，丰富“一带一路”发展研究。本文采用港航大数据、城市数据等构建“港口活力指数”指标体系，从生产、运输、服务和辐射4个维度采用17个基础指标测算活力指数，评价2013—2022年间港口发展活力水平。结果表明：① 2013—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投资港口整体活力指数快速提升，亚洲和欧洲长期是港口活力的规模重心，而非洲是增长重心；② 港口间活力增长具有显著差异，投资运营一体化港口相较于仅承建港口具有更高的发展活力；③ 中国港口建设公司通过承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港口，承担大国责任和担当，帮助缺乏运输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快速获得对外运输能力；④ 码头运营公司和船公司在发展基础条件优、位于关键航运通道、经济风险小等优势地区参与投资运营港口，确保港口投资成效；⑤ 部分中小港口依靠投资快速获得港口生产活力，但仍缺乏运输活力，城市市场增长不足以支撑港口运输活力增长。本文提出的港口活力评价对中国未来港口投资策略调整和企业投资布局选址提供参考，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理论的构建，并为践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提供港口发展层面的实践证据。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深度嵌入，地方不再仅作为物理空间被感知和经验，而是在平台架构、算法逻辑与媒介实践的持续作用下，被不断生产与重塑。围绕这一转变，学界已从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媒介研究等多个学科对数字情境中的地方感展开探讨，但相关研究长期呈现概念分散、视角区隔与理论碎片化的特征，尚缺乏能够解释“数字-地方”复杂耦合机制的整合性框架。文章基于1980—2025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知识谱系分析，追溯了数字地方感在多学科交汇中的涌现路径，揭示其从静态属性向过程性、从物理依附向媒介构成的理论转向。在此基础上，提出将“数字地方感”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生成式整合概念框架，将技术基础设施、情感心理机制、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意义生产与权力-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同一分析视野，强调数字地方感是一种在多重子系统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文章认为，引入系统性生成视角有助于推动数字地方感研究从多学科并行走向理论整合，为理解平台社会中的空间经验、情感政治与地方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作为21世纪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以其独特优势和广阔应用前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然而，目前无人驾驶主导下的低空经济研究仍处于成长期，其人文化转向亦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低空经济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Scopus和CNKI数据库中以低空经济为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借助CiteSpace对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发文情况、研究内容与研究脉络进行全面梳理，进而分析概括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结果表明：1）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虽已初步显现，但跨机构的学术联系较少，尚未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2）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特征有所差别，但前期均以通用航空为研究主线，2010年后转为无人机主导下的新时代低空经济研究。3）现阶段低空经济研究中，外文文献注重对无人机机型及其工程技术、无人机交通管理系统、无人机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探讨，中文文献更侧重于对低空空域改革、无人机体系建构及其产业发展等系列问题的反思与总结；4）自然空间的人文化转向是成长期低空经济研究的重要特点，但目前国内有关低空经济人文化转向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建议学者建立适合中国低空经济发展实践的科学体系，扩张研究视角与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加强学者间的广泛沟通和交流，推动多样化和多元化跨机构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网络的形成；深入挖掘低空经济研究中人地关系思想与空间组织理念，综合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多元视角对无人机智能化、协同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无人机产业链、无人机相关配套设施、市场消费与公众态度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汉江上游）和受水区（华北北部）存在多个时间尺度的同旱现象，迫切需要了解其共同的气候影响因子。利用1700—2023年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的旱涝等级序列，以及太阳黑子序列，主要探讨了11 a、30 a和50 a时间尺度上，太阳黑子与两地旱涝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的相关关系随时间呈阶段性变化。在太阳黑子数值较高时期，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频次往往偏多。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相关关系的位相变化对两地之间旱涝对应关系的转变有很大影响，当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基本同/逆向变化时，两地旱涝以正/负相关为主。汉江上游和华北北部旱涝与太阳黑子均存在2~4 a的年际周期，11~12 a的年代际周期，以及20~30 a和50 a的多年代际周期。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太阳黑子变化均可能影响两地的旱涝变化。此外，当太阳黑子明显突变上升，两地均更趋向偏旱。

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

生态韧性是描述城市群生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抵抗、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如何提高生态韧性已成为新时期城市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鲜有研究从人地关系视角评价城市群生态韧性，并揭示其演化机理。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抵抗、适应和恢复等方面综合评价了生态韧性的年际变化特征，并运用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人地关系变化对生态韧性的影响程度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在时间上呈现波动变化特征，空间上呈现不均衡格局。② 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韧性水平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自然环境和区域政策对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42和0.18。相对地，城市化对生态韧性有显著负向效应，路径系数为-0.26。绿色创新对生态韧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绿色创新→区域政策→自然环境→生态韧性这一路径的正向间接效应强度最大，路径系数为0.18。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自然环境、绿色创新、区域政策等对生态韧性的影响认识，为城市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科学参考。

社会文化的急速复杂演化对文化地理学研究发展提出挑战。当下旅游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事实，但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基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本文旨在探索文化地理学为何需要旅游研究以及需要怎样的旅游研究的问题，并通过跨领域交流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予以启发。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旅游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趋势，然后基于文化的空间研究和空间的文化研究这两种进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探讨旅游文化之“新”：① 旅游已成为普遍的文化事实，有助于为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不断涌现的鲜活现实支撑；② 旅游作为特殊事实，开拓了推动理论情景化应用和视角转向的前沿话题；③ 旅游作为交叉“界面”链接多学科思考，贡献跨学科融合的平台和经验；④ 旅游作为“隐喻”指向了超越当下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文化观，呈现出统合的、发展的和反结构的动态性。本文呼吁文化地理学界重新认识并重视旅游文化，从而促进跨学科间的平等交流和学术创新。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探究风险视域下的东道国地缘环境及变化对投资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对于明晰东道国地缘环境和地缘风险、辅助投资国制定地缘战略决策和精准投资、支撑地缘环境体系设计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源异构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3个维度搭建东道国地缘环境影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并援引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和修正空间杜宾模型，测度和实证非洲27国地缘环境风险及其变化对中国对其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0—2021年非洲27国不同维度及综合地缘环境风险均略微上升，呈更迭变化、国别差异显著、风险形态扁平化、政治维是风险主要来源。② 东道国地缘环境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和空间错配，中国对非洲27国的直接投资并未因其地缘环境风险较高而改流量/向及减少总量，时空惯性较强，投资流量和存量空间展布的聚集与离散交替，国别差异化多边化。③ 东道国地缘环境风险上升会显著降低中国对其本国直接投资存/流量，并且能有效推动和促进中国对其周边及“地缘关联”国别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不同维度及不同要素的地缘环境风险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流量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别。④ 控制变量均具有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东道国与投资国双边地理空间距离的缩短、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密、一方对另一方地缘战略的响应、投资依存度的提升，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其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文末从研究作出的定量化地缘环境有益尝试和研究展望及对策建议作出讨论。

人工智能（AI）时代，大语言模型是公众认知城市空间的重要信息媒介，AI话语也成为建构城市空间的力量。文章以广州为案例，构建城市消费空间幻觉评估问题集，在“话语—权力”框架下，用幻觉测试分析DeepSeek、ChatGPT中外AI模型在空间话语生产中的异同，解释AI幻觉话语对城市消费空间的构建。主要结论为：1）AI话语响应主流空间话语，对揭示城市复杂、多元、矛盾的真实面貌表现不足；ChatGPT采用通用框架描述城市消费空间，DeepSeek空间叙事遵循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2）通过对政府、媒体与商业机构特定话语的整合与再生产，AI作为新型权力主体建构多元“现实”，使权力得以“合理”运行。3）AI幻觉话语建构空间，为用户设定位置，用户在认同并接纳这些位置后，承载特定知识进而开展消费空间实践，产生的新数据用于同一套话语的再生产。由此，特定知识体系和权力得以维系与运行。

城市是传播的媒介，媒介传播又重塑着城市。自21世纪以来，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普及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和绅士化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对其作用机理鲜有关注。文章选取南京网红街区南台巷为案例，并以小红书为社交媒体代表，对社交媒体介入下的商业绅士化发生过程、形成机制及综合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深度参与商业绅士化的发生过程。一方面，社交媒体为商家提供可复制的网红审美与商业模式，并作为商家自我营销的平台，提升绅士化发生概率；另一方面，消费者受社交媒体影响进行跟风式打卡、话语投资，加速商业绅士化的进程。社交媒体再现城市空间的过程放大并且强化了商业绅士化，给该街区带来了商业复兴、建成环境美化等积极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商业排挤、流离失所、文化区隔等消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