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地理信息的不断泛化对经典的地理信息分析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网络化的知识服务将逐渐成为地理信息应用的新模式，助力地理计算到社会计算的形态转变。地理知识服务需要打通人、机构、自然环境、地理实体、地域单元、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促进知识辅助下的数据智能与计算智能。本文聚焦地理时空知识获取与形式化表达及分析的迫切需求，首先分析了时空知识图谱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认为时空知识图谱是指具有地理时空分布或位置隐喻的知识构成的有向图，即以时空分布特征为核心的知识图谱；然后提出了时空知识图谱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可实现时空大数据到时空知识服务应用的转变，包括泛在时空大数据、时空知识获取、时空知识管理、时空知识图谱、软件系统及行业应用等多个层次；接着从文本描述地理信息抽取、异构地理语义网对齐、时空知识表达与表示学习等方面，介绍了相关研究进展；结合应用实践，介绍了面向行业的时空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途径；最后，讨论了时空知识图谱研究目前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瓶颈，提出在大模型时代，构建显式的时空知识图谱，并针对行业需求开展知识推理，仍是时空知识服务的必由之路。

非农化和非粮化造成大量耕地不再用于农业用途和粮食生产，严重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识别非农化和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是科学管控和决策的基础。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评估了非农化和非粮化动态演变特征，选择耕地资源本底、社会经济及农户主观因素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量化了不同阶段的驱动因子。分析发现，中国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胡焕庸线”以东非农化程度较高，非粮化现象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加剧的空间格局。1980—2020年非农化程度呈现减弱且范围缩小的趋势，而非粮化经历了“增长—平稳”的变化过程。1980—2020年主产区非粮化进程减缓，而2010—2020年主销区非粮化增长速度分别为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1.49倍和1.33倍。与1980—2000年相比，2010—2020年主产区的非农化速度下降了77%，而产销平衡区非农化的增加速度分别是主销区和主产区的1.63倍和4.65倍。耕地资源禀赋是导致非粮化的基础原因，且土壤质量、地形因子与社会经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农民的逐利行为是决定耕地非粮化根本原因。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子，城镇化对非农化的解释力2010—2020年有所提升。本文提出分类设定管制规则和补贴机制、分区推进管控政策、加强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加强责任监督与考核的建议。

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根据水利部2020年统计结果，中国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洪涝灾害的近70%，已成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山洪区划是进行因地制宜地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管理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吸纳现有与山洪相关的自然地理区划成果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与主导性、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完整性和等级性原则，从山洪灾害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两方面构建中国山洪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构建了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混合聚类方法，制定了包含9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一级区划方案和33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二级区划方案。以1951—2015年全国历史山洪事件点调查值为基础，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客观评价发现，本文制定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方案对历史山洪事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分别达到66.4%和75.4%，表明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与历史山洪事件的疏密分布规律吻合度较高。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不仅有效刻画了山洪的地区分异规律，而且为实行因地制宜的山洪灾害防治减灾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利于推动中国山洪灾害预警预报与防治管理事业的稳健发展。

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进行全面厘正。本文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结果表明：① 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② 拉达克地区历史演变曲折，地名多次变化，但近代为查谟土邦吞并时，拉达克地域范围仅指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以列城为中心的印度河谷上游地区。③ 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

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敏感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也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2000—2020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关键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晰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一步评估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状态，将为青藏高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实施保护和修复工程奠定科学基础。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增加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有所改善，年变化率分别为3.57 m³/(hm²·a)、0.23 t/(hm²·a)，但土壤保持量整体却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率为-0.16 t/(hm²·a)；② 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的核心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2.7%、13.9%和14.2%，其中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以藏东南、三江源、若尔盖为主，防风固沙核心功能区集中在高原中西部，土壤保持核心功能区则环绕高原；③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功能在高原东南部、中部呈现较高的稳定性，而在高原西部稳定性相对较弱，结合稳定性评估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可将青藏高原区划为三大类16个生态系统功能区，针对不同核心生态系统功能与不同分区开展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区域经济韧性与其产业结构状况密切相关，二者的演变是否存在时空关联性以及如何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企业和产业的微、中观视角，利用京津冀地区多年份经济增长和企业状态数据，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筛选了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主要产业，剖析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机理。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缓慢增长阶段交替出现，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增强的态势；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② 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空间关联显著，在较为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区高经济韧性—高产业结构多样化关联集聚较为明显；时间序列上，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和演变的一致性。③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相比产业结构效应，区域竞争力效应对经济韧性的贡献较大；第一产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经济恢复力韧性的提升。④ 地区产业结构的演替驱动了发展路径的演化以及经济韧性的分异；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时空耦合关联以时间尺度为主，空间上并未导致地区空间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中心—外围结构仍较为显著。

中国陆地土壤碳储量和土壤碳汇及管理碳汇对全球碳循环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的土壤碳储量和碳汇估算研究主要采用较低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开展，且生态系统的管理碳汇较少被学者关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基于2000年、2020年中国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中国气候区、中国温度带等多源数据，汇总国内土壤碳储量、土壤碳汇及土地利用管理碳汇相关的文献成果，采用土壤碳储量、土壤碳储量变化、土地管理碳汇、土地利用转变土壤碳变化核算模型，综合评估了中国2000—2020年农田和草地管理土壤（0~100 cm）碳汇、2000—2020年森林管理碳汇、2000年及2020年中国土壤碳储量（0~100 cm）、2000—2020年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及土地利用转变土壤碳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农田管理土壤碳汇达17.918 Tg C a^-1，草地管理土壤碳汇约为20.171 Tg C a^-1；② 2000—2020年中国森林管理碳汇约为81.622 Tg C a^-1。③ 2000年和2020年中国土壤碳储量分别达到86.074 Pg C、86.771 Pg C；④ 2000—2020年土壤碳增加约34.850 Tg C a^-1；⑤ 研究时间段内，中国土地利用转变导致土壤碳储量减少约17.621 Tg C a^-1。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理清中国21世纪土壤碳储量和土壤碳汇及管理碳汇状况，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地理大数据实现对区域人地系统的精细刻画，为研究人地关系和区域发展等提供新的数据。当前，地理大数据进入了广泛应用，但一直缺乏对其质量的考察及相应的评估方法。兴趣点（POI）数据是地理大数据重要组成部分，对基于位置服务和区域场景理解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提出POI类大数据评估与提升方法，基于场地调研、GIS等方法从地物识别完整率、数据冗余率和空间位置准确率3个维度实现质量评估；基于数据生产过程发现和总结数据质量的可能影响因素，证明多源数据融合是提升POI数据质量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基于API接口获取的高德数据量略高于百度，空间位置准确率相当，冗余率较低；高德侧重识别地物入口，适于可达性等分析；百度侧重发现非标志性地物，适于空间规划等分析；发现、采集和处理阶段是降低数据质量的可能环节，受数据保护机制影响，数据质量与获取量及面积成反比；多源异构地理大数据质量评估、提升与融合是提升数据“涌现价值”、促进多学科交叉融通、解决新时代地理学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

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汉江连通了汉中、安康等山间盆地，其间分布着众多旧石器遗址，是探究地貌过程对古人类活动影响的理想区域。本文通过黄土地层学、磁性地层学、碎屑锆石U-Pb年龄谱物源示踪，限定了安康盆地汉江高阶地时代及汉江自东向西贯通安康和汉中盆地的年代，讨论了轨道尺度气候变化背景下汉江地貌和水系格局演化对古人类在南秦岭山间活动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① 汉江在安康盆地发育了8级阶地，其中第六级阶地形成于约1.82 Ma；② 汉江阶地大多形成于间冰期—冰期转换期，且随着1.2 Ma中更新世气候转型与秦岭隆升速率的增加，形成更多的阶地；③ 汉江自东向西袭夺、贯通安康盆地和汉中盆地的时代不晚于1.82 Ma。河流袭夺和山间盆地连通为古人类在至少约1.5 Ma沿宽阔河谷往来秦巴山地提供了便利的地貌条件，此后形成的多级阶地为古人类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湿地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为遏制全球湿地继续丧失，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保护修复举措。本文梳理了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湿地保护修复举措，全面诠释了中国湿地保护修复管理经验，提出湿地资源未来研究需要从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社会经济与智慧服务等层面展开。结果显示：① 1997—2023年27个国际湿地日为当年的湿地保护与管理提供新目标和新任务，1980—2022年14届国际《湿地公约》大会重要议题和成果为未来一段时期湿地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挑战。2023—2035年应该提升湿地生态功能，推动湿地可持续发展，攻克脆弱湿地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技术瓶颈。② 1992—2022年是中国全面开启保护湿地修复新阶段，总体形成了“国家战略部署—法律政策建立—工程规划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护修复经验，强调要从国家法律层面规定和编制对湿地长期保护的规划，创新修复治理技术和应用体系，多部门协同分工，有效解决湿地保护修复的复杂问题。③ 湿地未来趋势研究应该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个国际公约”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实践，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服务，面向“学科发展—全域监管—综合评估—智慧决策”的交叉融合和学术创新发展研究。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改变植物的生理过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和能量平衡。植被物候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物学指示指标，近年来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平均态，植被物候如何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相对较少，响应机制仍不清楚。本文梳理了植被春季和秋季物候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及其机制，发现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季前极端低温与极端降水直接导致植被返青期推迟、枯黄期提前，而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导致植物气孔关闭，抑制光合和蒸腾作用，间接导致枯黄期提前。目前植被物候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缺乏对复合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而且植被物候对极端气候响应的滞后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后植被的恢复过程研究较少。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需构建考虑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植被物候模型，并与动态植被模型耦合，以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拟精度。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乡村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生态产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梳理了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化过程，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产品与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及促进机制，并以陕西洋县为例，探讨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发展现代有机产业，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环境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经济轻环保、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以效益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驱动体，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地—业—权”保障机制。有机化是生态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重要方向，陕西洋县“产品—产业—产区”的有机化发展范式，促进了从业人员从“单主体经营”转向“多主体运营”，土地利用方式从“资源优化配置”转向“人地关系协调”。未来汉江流域现代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样板建设的重点在于有机产品“提质增产”、有机产业“融合增值”和有机产区“降耗增效”，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

沉积物DNA因可提供地理环境中带有时间刻度的生物动态信息，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功能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但对该指标在流域范围内的地表过程及影响因素仍缺乏全面了解，限制了沉积物DNA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本文以适宜DNA保存的青海湖西北部布哈河流域表土为载体，通过提取表土DNA浓度并测定粒度、元素、烧失量和TOC等土壤理化特征，结合气候、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耦合分析该流域表土DNA浓度空间分布的非生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布哈河流域表土DNA平均浓度为0.91 μg/g，干流中游及支流吉尔孟河区域的DNA浓度最高，而靠近湖区的布哈河下游段则含量较低；② 该流域表土DNA浓度与其自身的黏粒和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和风化淋溶强度呈负相关；③ 高植被覆盖和频繁的放牧活动有助于DNA在土壤中的富集，而暖湿环境下较强的风化淋溶、河流搬运、农耕活动则会降低土壤DNA浓度。上述结果为理解布哈河流域沉积物DNA的埋藏过程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重建青海湖西侧沉积物DNA组成及区域生态环境、人地关系演变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区域出口产业重构是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双向互动演化的结果。作为外部知识引入的重要渠道，进口贸易是影响中国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典型“全球—地方”互动要素，探究进口贸易所附加的外部知识与本地出口产业的认知邻近性有助于理解进口溢出效应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厘清区域出口产业演化方向。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库贸易数据，从认知邻近性视角对进口溢出效应进行分类测度，将进口产品分为同产品、相关产品和不相关产品3部分，探究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对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进口同产品和相关产品所带来的外部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区域产业出口优势扩展和出口优势深化，而不相关产品进口溢出效应则相反；② 外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取决于本地能力，进口溢出效应通过地方相关生产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区域产品出口优势扩展和深化；③ 进口溢出效应存在产品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其知识扩散越依赖认知邻近性。东部地区城市主要从同产品进口中获取技术溢出，中西部地区城市更容易从相关产品进口中获取技术溢出。

丹霞景观指以丹霞地貌为主体的景观风貌，在中国分布广泛。丹霞地貌学科发展和保护利用离不开全国尺度上对其景观分异的深入认识。本文依据岩性、崖壁高度、岩层产状、岩石强度等数据，定量分析丹霞景观特征的空间格局；结合对中国超过200处丹霞地貌的实地调查所获认识，半定量地确定了中国丹霞景观的空间分异；综合地质、地貌等因素，将中国丹霞景观划分为东南部、川渝黔边区、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天山—祁连”沿线和青藏高原地区6个各具特色的丹霞景观片区。通过全国尺度丹霞景观的对比发现：① 红层沉积范围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地壳升降格局共同控制了丹霞地貌的空间分布；② 喜马拉雅运动在中国不同区域构造变形特征控制了丹霞成景地层倾斜程度；③ 不同类型盆地岩性的差异，影响崖壁平整程度等坡面形态；④ 岩石强度对崖壁高度影响较小，但垂向岩石强度的差异导致水平凹槽或洞穴的形成，并导致以崩塌为主的地貌过程；⑤ 地貌演化阶段影响单体和群体景观的丰富程度；⑥ 气候主要影响当前活跃的地貌过程，植被和水体等自然地理要素与地貌的组合塑造了不同的丹霞景观特色和美感。全国尺度上，丹霞景观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异是构造演化历史、地表环境等因素的区域性表现。

新型作战样式对战场环境服务保障提出了新要求，战场环境智能化服务急需基于全域多维战场环境数据实现知识的提升。针对战场环境智能认知的知识建模问题，将知识图谱与战场环境相结合，提出了战场环境知识分类方法，认为战场环境知识图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条件下战场环境知识表示的一种新形式；针对三元组知识表示碎片化的问题，构建了战场环境时序超图表示模型，实现了实体知识、事件知识、影响过程知识和服务决策知识的多层次统一图建模，将各类知识表示为具备时空特点、场景特点的统一知识超图网络；最后，利用地图、事件、影响过程和作战影响效能等数据进行实验验证，超图网络从语义层面实现了各类战场环境知识的关联，可进一步为实现基于超图的智能推理和服务决策提供支撑。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乡村人居环境是城乡复合人居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理论框架，结合独立性权重法和回归分析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深入剖析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离湖区越近弹性形成值越高，离湖区越远弹性形成值越低，呈现“内高外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反应度测算结果为依据，将洞庭湖区的弹性形成水平从空间上划分为3个环带：华容—临湘环带、澧县—平江环带和石门—赫山环带。③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突变、延续、转型等，产生正负作用，从而形成或不能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弹性。结合洞庭湖区不同环带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差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提出相应的策略，在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乡村人居环境地域系统的监测、预测和抗扰动能力，不断提升弹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及气候变化影响下洪水问题日益突出，其有从单点向多点、局部向区域、城区向郊区转移的趋势，传统洪水演变规律研究多关注量级变化，对于变化环境下洪水空间尺度特征与影响范围变化的认识尚不清晰。本文以太湖平原地区为典型，建立了基于过程的平原河网地区洪水事件识别与尺度划分方法，分析了1971—2020年局部、区域、和流域不同尺度洪水的特征及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太湖平原地区洪水事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差异，以区域性洪水为主（占比69.34%），其中特大洪水主要为流域和区域性洪水。近50年来研究区洪水频次呈现显著增加趋势，主要是由于区域性洪水增加（贡献率为80.8%）。太湖平原地区洪涝成因复杂，不同尺度洪水特征与降雨、潮位、太湖水位、上游来水等因素多表现为显著性相关关系。前期水位是局部和区域性洪水主要驱动因素（贡献率分别占53.2%和54.98%）；总降雨量对局部、区域和流域性洪水的洪水涨幅起主导作用，相对贡献率分别为64.91%、65.01%和78.72%。不同尺度洪水特征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空间差异。变化环境背景下太湖平原地区不仅洪水频次和量级有所增加，同时洪水空间尺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研究结果可为太湖平原及类似河口三角洲地区不同尺度洪水识别及其形成与驱动机理分析提供参考，保障变化环境下区域防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