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为探究中国台风灾害影响和灾情的时空分布及演化规律，基于县域经济社会和灾情统计数据、历史台风风雨数据、高精度地形数据等资料，以县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统计分析法、重心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1978—2020年中国台风灾害灾情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台风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每百万人口死亡失踪率、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台风灾害灾情重心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南移，灾害影响呈现沿海地区减轻、内陆地区加重的特征；3）台风引发的风雨是灾情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因素是造成人员死亡失踪和农作物损失的驱动因素之一；4）浙江闽北、粤西桂东两大区域灾情集聚特征显著，与台风活动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5）局部地区生产总值与灾情呈负相关关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防灾减灾能力的促进作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与受灾程度逐渐增加，特别是受风暴潮与上游流域洪水共同影响下的河口感潮河段区域。尽管现有风暴潮模型也引入多种不同的边界设置，但提供的边界条件有限，且无法满足当前国内复杂水工程的概化需求。为此，文章以飞云江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上游流域水动力模型IFMS与海洋风暴潮模型ADCIRC模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构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演进模型，实现飞云江感潮河段潮水位时空模拟。该模型不仅有效地考虑了河口海洋处风暴潮上溯对感潮河段区域洪水演进的影响，也考虑了流域上游洪水对该区域的影响。首先，采用2016年台风“鲇鱼”对模型进行验证，模拟结果与实测系列吻合度较高，误差满足基本要求。然后，对台风“杜苏芮”和“卡奴”影响下的瑞安、马屿、碧山六桥及洞头4个潮位站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4个站点的洪峰误差值均低于0.30 m，纳什系数大于0.80，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高低潮位变化，可应用于河口感潮河段防灾减灾中。最后，还分析了上、下游边界的驱动作用对感潮河段3个站点（瑞安、马屿、碧山六桥）潮水位预测的影响，证明了下边界对3个站点的潮水位预报影响比上边界的影响大。研究成果不仅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模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通过分析给出提升模型模拟精度的方向。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对1949—2022年北上台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对北上台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74年间共有275个北上台风活动，频数的年际变化呈不显著上升趋势，但北上台风占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北上台风主要集中在7—9月生成，8月份进入定义区数量最多，生命期强度以超强台风、台风等高强度等级居多，且高强度等级北上台风出现的几率近些年有增加趋势；3）共有159个北上台风在中国登陆，未登陆转向路径台风大多在30°N、125°―130°E附近向东转向。北上台风生成位置大多集中在10°―20° N、130°―150° E，登陆类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更加偏西，消散类台风的生成位置纬度更高；4）Niño 3.4指数与北上台风频数和生命期强度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同时其对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也具有明显影响。与厄尔尼诺年相比，拉尼娜年生成的北上台风数量更多，生成位置更加偏西、偏北，但厄尔尼诺年发生的北上台风强度更高。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台风大风可导致输电线路杆塔断裂倒塌等事故，影响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因而台风灾害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全域杆塔为例，基于杆塔属性、地理信息及台风灾情资料，提出了一种基于“超额损失”的针对连续型和离散型变量的输电线路台风灾害杆塔脆弱性评估模型；利用68 a台风参数风场再分析数据，基于极值理论，建立了台风大风危险性评估模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通过台风大风、杆塔脆弱性之间耦合分析，建立了台风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模型。结果显示：台风大风危险性呈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态势，随重现期增大呈非线性增大趋势，以20和100 a一遇极大风速为例，浙江省全域风速强度分别为23.5~50.9和32.6~68.9 m/s；台风影响下的杆塔综合脆弱性总体呈南高北低且与地形联系紧密的分布态势，脆弱性高值（>1）区域主要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输电线路杆塔风险总体呈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局部差异性较大。应根据具体线路特点采取差异性较大的抗风策略。

利用降水和海表温度格点数据以及中国沿海台站降水数据，分析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对ENSO时空响应特点，并探讨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受ENSO影响区域特征明显，以连云港和云澳为界可分为3个区域。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呈负相关，东海沿海呈正相关，南海沿海相关关系不显著。2）年代际尺度上，中国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关系不稳定。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负相关在198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较为显著，东海沿海的正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变得不显著，南海沿海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年代际尺度上，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同期Niño3.4指数、前一年冬季AO指数和当年春季AAO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东海沿海都呈显著正相关，南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当年春季北极海冰指数呈明显负相关。对于Niño3.4指数，中东太平洋偏高的海表温度能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激发出负太平洋-日本型遥相关波列，使得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和东海沿海增多；当前一年冬季AO和当年春季AAO为正相位时，850 hPa风场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异常反气旋引导中高纬地区气流南下，引起东亚夏季风减弱，造成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另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且位置偏西引起上升运动增强，导致东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增多；春季北极海冰年代际变化能在850 hPa风场和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激发出导致南海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相反的大气环流形势。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增暖，中国的气候带和生态地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在已有生态地理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1—2020年641个气象台站气候数据，以及高精度的生态地理要素资料，对中国生态地理区域进行了优化，更新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2023版），将制图比例尺提高至1∶400万。研究结果将中国划分为11个温度带、22个干湿区、50个自然区。与2007版的生态地理区划结果相比，1991—2020年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的总体格局虽没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局部地区的温度带界线、干湿区界线、生态地理区（自然区）界线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温度带的界线变化在东部较明显，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之间温度带界线北移较明显；其次，干湿区的界线出现了变动，在第二级地形阶梯的北部半干旱与干旱区的界线有稍微西移，青藏高原上半干旱与半湿润区之间的界线则稍有东南移，都反映半干旱区范围稍有扩大；最后，自然区的界线变化在局地差异较大。本文深化了1991—2020年气候变化和生态地理资料更新对生态地理区域边界变化认识，为指导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宏观的区域框架。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现有台风灾害链研究大多采用高维对称Copula模型建立多个致灾因子的联合分布，对致灾因子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复杂关联结构探究不足。文章以浙江岛屿城市舟山为例，通过C-Vine Copula函数刻画当地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利用1979—2018年逐日的最大持续风速、累积降雨量以及最大风暴增水数据估算三者的联合概率分布以及重现期。研究表明：1）风速与降雨量在常规数值区间（非极端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最佳联合分布为Frank Copula；风速与风暴增水具有上尾依赖的特征，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2）降雨量分布在风速条件下显示2处峰值，风暴增水分布在风速条件下近似于均匀，两者之间的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3）以单变量100 a重现期为例，风速-降雨量与风速-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二维联合重现期分别缩短至29和30 a，而风速-降雨量-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三维联合重现期缩短至17 a。综上，C-Vine Copula函数能准确有效地刻画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深化对于台风灾害链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台风灾害风险管理和工程设计提供科学支持。

新型智慧城市是城市数字化向智能化、进一步向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介绍了智慧城市的背景和基本概念，分析了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和新型智慧城市3个阶段的关系和区别。数字城市利用计算机网络、空间信息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城市信息数字化，重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则依赖时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旨在整合城市生活的各个系统，重在搭建统一的数字平台以便智能化管理。新型智慧城市结合数字孪生、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进行全城整合，并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生命体进行决策，融合现实与虚拟元素，实现先进的城市管理。本文随后探讨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关注以技术和社会需求为驱动力的高质量城市发展。它突出了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的过渡，强调了信息基础设施和智能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论文讨论了三维城市建模、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等关键技术，并详细介绍了它们对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智慧城市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满足国家需求以及确保公共健康和安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对于创造互联、高效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至关重要。本文最后评估了智慧城市在衡量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展示了其作为国家进步基准的潜力。最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进展，本文分析并系统展望了人工智能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中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人工智能在分析海量数据、改善决策以及整合各种城市系统的能力，都为实现智慧化城市生态系统的愿景提供了重要支撑。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 ”和“人工智能+大算力”的协同作用下，新型智慧城市有望实现无与伦比的城市智能化水平，并最终实现可持续、高效和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城市发展。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身份污名化与领土污名化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却相对不足。本文在回溯和梳理污名化由来的基础上，试图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人—地污名化的关系，并提出空间污名化的概念，系统诠释了空间污名化的地理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认为：① 空间污名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认知水平下，施污者通过贬低地方的感知价值与身份构建，对空间及其依附的人和物进行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符号化的污名指向。② 在地理空间格局的异质性背景下，空间污名化具有意象构建、主体分离、群体互动、空间定位以及符号化的过程，并在不同方向、距离与尺度上，形成本地或异地的直接污名化和间接污名化类型。③ 空间不平等、权利剥削与斗争、恐惧与逃避以及恋地与社会秩序是空间污名化的基础，人—地间通过感知、识别、定位与标记的复杂互动，推动污名化的空间集中与内化，这就形成了产生、传播、反应与再生产不断循环的空间污名化机制。面对普遍的空间污名化现状，解决的关键在于重建新的叙事体系，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最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实现“去空间污名化”。

土壤水是影响植被生长发育的关键驱动因素，而植被又通过蒸散发等过程反作用于土壤水。深入探究土壤水和植被GPP的相互作用关系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及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MODIS GPP、ERA5-Land土壤水等数据，采用改进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模型、二阶偏相关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解析2000—2021年中国不同植被区GPP与土壤水协同演变规律及互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中国50.89%~57.61%的植被区呈GPP增加协同土壤水减少趋势，且该协同变化趋势占比随土层深度加深而增加；② 59.88%~79.38%植被区GPP与土壤水表现为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且面积占比随深度加深而减少。③ GPP增加对100~289 cm土壤水消耗更加明显（57.03%）且滞后效应更长（2.15个月）。深度小于100 cm的土壤水对GPP增加主要呈促进作用（71.43%~76.58%），仅在天山及横断山区等部分区域出现抑制作用；而100~289 cm土壤水对植被GPP的促进作用（48.31%）减弱并伴随滞后期显著延长（2.92个月）。④ 二者相互作用关系在降水量介于200~400 mm时最为显著，随降水量增加二者关系逐渐减弱。而不同温度梯度对二者相互作用的影响呈多重阈值效应。本文深化了对气候变化背景下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相互作用的理解，能够对未来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及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乡镇街道尺度的流空间视角，利用网约车出发地―目的地（OD）出行数据等多源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网约车流的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网络关联强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耦合；2）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形成南部发展均衡性高，北部单点发展能力强的格局；3）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在乡镇街道与城市尺度上呈一定差异，部分交通网络中的高层级乡镇街道在城市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4）乡镇街道间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活力、城市建设水平、行政区划归属和地理区位差异对乡镇街道间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行政区划归属差异影响最重要。

地理环境对世界文明起源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上发生与扩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更为复杂而深厚的联系。但如何从地理学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还极为少见。本文根据近年对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综合考察，新石器遗址文化的空间关系分析，先秦及秦汉文献的解读，得到如下结论：① 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汉水流域与渭河上游地区出现，并且具有明显的自西向东演进的趋势；② 青藏高原与嘉陵江之间的西秦岭地区，尤其是内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礼盆地，气候适度、资源丰厚和安全稳定，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条件，应该是中华文明孕育的关键地区；③ 实地调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区域、古昆仑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体位置等与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关系的三大谜团，都与西秦岭有密切的关系；④ 秦人从大禹治水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在多次起落和兴衰中，积累了先进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国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开启了“书同文”和“郡县制”，促进了华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主体脉络；⑤ 西秦岭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是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偏弱地区，建议今后对西秦岭地区进行系统、深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实现突破。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