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消除绝对贫困后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技术进步，依托于大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城市内部难以测度的相对贫困问题可用多种形式被发掘，推动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的“大数据转向”。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经历了“观测与可视化-内容对象发掘-多源多维分析”三大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城市贫困的重点群体”“城市贫困群体的多维表征”和“城市贫困空间的测度数据与技术方法”三大热点议题。空间建成环境和个体社会经济大数据及其对应的新方法，正在带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数据和方法的局限，为挖掘潜在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贫困表征等关键要素提供科学支撑。未来，研究需依托大数据及其方法，构建“中国化”的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向实践应用，在中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后为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奠定基础。

伴随气候变暖与人类开发活动日益加剧，滨海湿地面临的海岸挤压威胁受到多学科广泛关注。蓝碳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蓝碳功能对海岸挤压的响应过程及其关键区域的认识尚不清晰。本研究在提出海岸挤压对蓝碳功能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辽东湾北部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综合Landsat影像、数字高程数据与碳储量调查数据，分时段对海岸挤压与蓝碳功能进行测度，进而以分段线性回归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索二者的响应特征。研究表明：1995—2020年间，研究区海岸挤压较强风险区与蓝碳功能较弱区均呈先降后升态势，但在辽河两岸差异显著；研究期内，辽东湾北部区蓝碳功能与海岸挤压呈倒U型关系，当海岸挤压指数超过0.214时，滨海湿地碳汇能力显著下降，超过0.311时，碳汇能力下降趋势有所缓解；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调，海岸挤压与蓝碳的矛盾在滨海工业园区表现尤为突出。加强此类区域的保护与修复，能够提高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促进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可为滨海湿地“减压增汇”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管理参考。

多源径流数据是理解地表水资源分布格局和演变规律的基础，径流数据的比较和筛选是其应用和推广的前提，但中国范围内的径流数据比较研究仍相对缺乏。本研究在中国九大流域片，选取控制范围不重叠、1961—2014年天然径流资料连续的82个水文站，从多年平均径流量和径流变化趋势两个方面，评价了CMIP6地球系统模式、ISIMIP3a全球水文模型、基于陆面模型的GLDAS和CNRD、基于机器学习的GRUN等四类33套径流数据集的质量。研究表明：① 百分比偏差的评价结果显示，经过偏差校正的CMIP6、ISIMIP3a、GLDAS、GRUN、CNRD均能较好模拟大部分流域的平均径流；综合标准差、均方根误差、皮尔逊相关系数3个评价角度的泰勒图分析结果显示，CNRD在松辽河流域，长江、珠江、东南诸河流域，西北、西南诸河流域表现最优，偏差校正后的CMIP6和GLDAS多模型平均结果在黄淮海流域表现最优。② 多源径流数据对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模拟普遍较好，而对年径流变化趋势的模拟结果较差，特别是CMIP6和GRUN严重低估了径流趋势，约10个流域的趋势模拟结果与天然径流资料的趋势相反。③ 多源径流数据在相对干旱区域模拟结果较差，亟需提高驱动数据质量、改进模型结构、优化模型参数，以提升模型对干旱区水循环过程模拟的精度。这项工作为研究中国河川径流及地表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提供了数据筛选的重要依据，为多源径流数据在中国不同流域的更新与发展，明确了可能的问题和改进方向。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对不同城市规模与农民工社会融合关系认识的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中介效应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法，在考虑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规模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越低，其中在居住条件、社会交往融合方面，城市规模产生的阻滞效应最大；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有促进作用，反映了大城市的经济吸引力。② 城市规模对非正规就业组和正规就业组的影响存在不平等效应，城市规模对非正规农民工的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融合产生的阻滞作用更大，对其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却较小。③ 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削弱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直接负效应，且在正规就业群体中的削弱效应更大，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或落户的渴望有助于激发他们融入城市的行为，且这种激发作用在正规就业群体中更强。应当制定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政策，并重视非正规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相对弱势。

通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动态理论模型，探析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效应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857户家庭的追踪数据，验证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有效促进了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和跨区域就业。政府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协助对接企业就业等措施，有效促进了搬迁前无非农就业经历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增加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化。机制分析发现，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促进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政策效应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提出，应当针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分类开展就业创业扶持，着力稳定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就业规模。加强公共服务与后续扶持政策结合，助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更好地实现经济融入。

信息时代，居民生活逐渐向线上转移，已有研究表明线上生活推动了相应生活空间的重构，但其空间结构及成因仍待系统研究。本文选取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八类线上生活，利用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数据，以规则网格为单位，基于这些App的使用人数占比和人均使用时长构建八类线上生活的综合使用指数，而后利用冷热点分析和层次聚类，初步探究了武汉市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发现其与传统生活存在很大差异：① 就普及程度和使用强度而言，除外卖生鲜外，其他七类均遵循高值指标和热点多分布于郊区的反中心化规律，部分活动还呈现泛中心化的特征。② 从热门活动的数量和内容来看，中心城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多于核心区，线上线下融合型活动居多；近郊区核心区热门活动数量多，各类线上活动发展得较为均衡；近郊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少，热门活动多为完全线上型。③ 总结上述特征，居民线上生活空间呈现“环形山”形态的圈层式扇形镶嵌结构。线上生活因弥补了郊区传统生活设施的不足而呈现与之互补的反中心圈层递增规律，同时，地理区位、建设条件、人口构成等因素影响下的线上生活差异使得不同人群集聚片区以扇形板块镶嵌其中。本文从线上生活的角度补充了传统居民生活空间理论，系统地总结了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为信息时代城市生活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在交通强国战略下，各地积极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土地开发，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差异化结果，基于元分析回归方法，从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两个方面解析差异化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轨道交通能通过交通模式替代、土地开发演化等效应，产生一定的土地溢价。（2）基于不同的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如评估对象选择、轨道成熟度、可达性等情景因素以及不同实证研究方法，会显著影响轨道交通溢价的评估结果。相比特征价格模型，多时期价格变化对比和局部线性回归测算结果相对较高，而双重差分模型较低。（3）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具有动态复杂性。鉴于轨道交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构建溢价捕获等机制保障交通服务的可持续、均等化与可及性。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② 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③ 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④ 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的推进，短视频产业快速崛起。本文以截至2023年3月，在抖音平台上采集的76097个短视频生产主体为样本，运用空间分析刻画了专业媒体机构（PUGC）、达人（PGC）、普通个体（UGC）三类短视频生产主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对短视频生产主体城市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广州、杭州是中国短视频生产主体最为集聚的2个城市。另外，以成都、长沙、武汉、郑州等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短视频生产主体分布也非常密集。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中国短视频生产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下降。② 普通个体生产者UGC占总量最多、基本依照胡焕庸线分布；专业媒体机构PUGC青睐一线城市；达人多集聚在杭州、成都、长沙等网红城市。③ 计量研究表明，短视频生产主体倾向于选择互联网基础设施良好、人文环境舒适、MCN公司密集、以及临近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城市分布。即除了3T因素，成本因素显著影响短视频生产主体的区位选择。这揭示着，数字化对现有的创意产业地理格局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数字技术正推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从“文化系统内循环”，迈入“社会经济大循环”。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旨在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具有全球重要竞争力的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地，从城市发展的竞争与合作的角度，在测度2006—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竞合水平基础上，运用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和重叠社区发现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竞合水平的时空特征及交互关系。结果表明：（1）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竞合水平整体向上发展的变化，长三角地区在空间上呈现从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孤岛式分布格局逐步向以沪宁合、沪杭甬“片状”连绵一体化空间格局转变，长三角中心区的功能越发突出。（2）从竞合水平时空转移特征看，城市受到自身发展影响存在类型间的转移惰性和路径依赖，多数城市不论是邻域还是自身转移类型均保持很强的稳定性；邻域状态强化了区域低竞合城市的空间集中和高竞合城市的空间溢出，并带动了俱乐部收敛的空间扩散。低邻域和较低状态下各竞合水平类型城市基本位于长三角外围区，高邻域和较高邻域状态下各竞合水平类型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核心区和中心区。（3）从网络社区和交叠城市看，长三角地区竞合水平不断向网络化和组团化转变，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开始从城市间竞合转向城市圈之间竞争和城市圈内部合作的关系。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整合多方资源要素、协调多元主体行动、提升整治效率提供了有效路径。从组织关系视角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以湖北省J县GQ镇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包含命令传递、资源流动和信息沟通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并分析网络结构特征，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剖析这些网络的内外生机制。结果显示：（1）案例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三个网络密度较低，尚未形成紧密联系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2）命令传递网络和资源流动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存在以县政府、镇政府为中心的命令传递集群和以施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流动集群，大量农村集体和村民位于网络边缘未发挥主体作用；（3）三个网络的形成不同程度上受互惠性、核心—边缘结构效应、传递闭合效应、连通效应等内生机制和主体属性、夹带效应等外生机制的影响。据此提出，为提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应强化核心主体的稳定作用，搭建多元化参与渠道，发挥农村集体和村民的内生动力。

本文主要基于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投资与统计数据，从半导体产业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与封测价值细分环节与网络外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集群网络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组织。结果表明：① 其中长三角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制造与封测的总体高水平一体化集群区，珠三角是半导体设计的集群高地，制造环节连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小范围分布在中西部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② 半导体集群网络在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表现为正负外部性，通过区域外部性实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协同集聚和空间一体化。在区域异质性中，长三角集群网络为生产驱动型和技术拉动型，珠三角为市场导向型和需求牵引型，京津冀、辽中南和关中地区为国企军企和科研院所分拆型，成渝为对口援助型。③ 晶圆材料、设备与制造社群具有小范围的集群发育倾向，设计社群集群发育最显著，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社群没有明显的投资集群发育。从区域投资组织看，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半导体投资布局分别主要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区域关联形态。从价值链细分环节的区域布局看，半导体设计与设备环节更倾向单核心结构，半导体制造环节更倾向双核结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更倾向多核心或均质化结构。④ 在半导体的晶圆材料、设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环节有赖于学习机制形成水平分工的创新合作网络，在半导体的封测材料、封测环节和晶圆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和重资金密集型环节通过匹配机制形成垂直分工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基于研究结果，最后对中国半导体集群投资布局提出建议。

促进城市群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双循环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集成百度人口迁徙、快递物流网络、百度指数等多源大数据建立要素流动强度实测方法，利用修正引力模型模拟自然状态下要素流动强度，构建要素流动障碍指数测度城市间要素流动障碍水平，并借助QAP回归分析探讨要素流动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实测要素流和模拟要素流网络中，重庆—成都关联区间要素流动强度最高，两市与其他地级市组成的关联区间次之，均高于其他地级市组成的关联区间。（2）四川省内大多数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存在促进作用，而重庆市与四川省内大多数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存在阻碍作用。（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流动障碍水平受体制、社会、政策、设施、空间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行政分割、城乡结构差异易形成城市间要素流动壁垒；道路设施互联互通、空间邻近有助于促进要素在城市间的高效流动，而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城市对要素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据此，针对破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流动障碍，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理解集群演化的主流理论，但有陷入知识主义的倾向，相对忽视市场和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全球知识联系纳入到解释地方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中，大大提升了其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然而，在中国情境中，忽视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以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② 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③ 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这些发现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等因素共同对产业集群或区域产业演化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完善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高铁作为一种快速、高效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其网络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变。基于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215个县级及以上研究单元铁路数据、城市社会经济数据及商服用地交易数据，构建高铁开通、可达性、连通性等指标，对高铁网络化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多期DID模型，探讨高铁网络化对区域城市商服用地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形成了以沪宁杭城际为骨架的区域连通性格局。高铁网络化显著压缩了城市间旅行时间，对地级市及以下等级研究单元的可达性提升更为明显，而对区域中心城市连通性的提升更为显著。（2）高铁开通、可达性和连通性提升对长三角研究单元平均商服用地价格作用不断增强，分别使城市商服用地价格增加6.6%、7.2%和7.4%，高铁网络化促使商服用地交易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随着中国持续推进高铁规划建设，地方政府需结合城市本底条件理性对待高铁网络化效应，科学合理地进行商服用地供应与调控。

探究乡村“三生”功能协同发展水平，揭示其演化进程中耦合协同关系的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及开创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局面。基于1998—2020年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构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逐步向良性、有序方向不断迈进，但耦合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2013年后耦合协调状态由严重失调状态转为基本失调状态的县域比例快速增加。② 整体来看，全省中间区域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更加具有稳定性，而陇东南地区和酒泉市县域空间结构更加具有动态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增大趋势。各县域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较为稳定，其时空跃迁具有相对较强的路径锁定。③ 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镇辐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到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根植于自然本底条件的其他诸如社会经济条件与区位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作用于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性重要条件。

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存在相互聚集或排斥的特性，并可能影响到城市扩张格局。本文在厘清建设用地内部以及不同类型建设用地之间聚集与排斥性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元胞自动机（CA）模型的发展适宜性与邻域影响因子计算中，以此构建顾及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的CA-SAE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义乌城市扩张模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A-SAE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扩张状况，且模拟精度要优于传统CA模型。同时，多情景的模拟结果也证实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会影响到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及城市扩张形态。本文构建的CA-SAE模型创新性地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纳入到CA模型中，为开展面向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城市扩张模拟提供了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