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在厘清政府、矿山企业与矿区居民三方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矿山生态修复合作治理机制，并通过合作博弈模型对其博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现有修复模式无法满足合理修复需求，亟需从单一主导模式向多元化合作治理转型；（2）通过Shapley值利益分配模型分析发现，三方积极参与合作时利益最优，理想分配比例为各占1/3，可促进三方积极互动；（3）以湖南省祁东对家冲铁矿为实证案例，结果显示三方合作收益显著高于不合作或两方合作；（4）采用修正的Shapely值验证了合作下的利益分配能有效推动矿山生态修复的实现。合作治理顺应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趋势，可平衡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为优化生态修复机制提供参考。

不确定性风险与传统性矛盾导致国土空间系统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深刻理解国土空间韧性以推进社会生态系统转型，对于实现国土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HP滤波分析法、适应性循环理论和面板向量自回归等理论方法，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区，探究国土空间韧性在不同适应性循环阶段的演进特征及其与城镇化互动机制。结果发现：（1）自然资源禀赋支撑力、国土空间功能抵抗力和国土空间流动转型力是构成常态化情景下国土空间韧性的基本内涵，且国土空间韧性动态演化遵循适应性循环理论中“利用、保存、释放到重组”循环周期的底层逻辑，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发展特征。（2）2000—2022年江苏省县域国土空间韧性水平逐渐上升，内部呈国土空间功能抵抗力>国土空间流动转型力>自然资源禀赋支撑力的维度特征；其韧性水平可划分为利用（2000—2006年）、保存（2007—2013年）、释放（2014—2018年）和重组（2019—2022年）四个阶段，四阶段分别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演进特征。总体基尼系数呈保存阶段>利用阶段>释放阶段>重组阶段的特征。（3）江苏省各县域单元间城镇化与国土空间韧性长期相互影响，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基本稳定，呈正向驱动作用。城镇化水平受到国土空间韧性水平冲击时，影响程度呈增强—减弱—增强—减弱—稳定态势，国土空间韧性水平面对城镇化冲击时呈下降—上升—平稳趋势。研究结果可为区域良性螺旋式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研究数字技能对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调研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技能对农户粮食生产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能推动农户采取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2）数字技能通过提高农户产业链参与水平和知识网络水平进而促进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3）数字技能对规模农户、高文化水平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技能对非粮食主产区农户、已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户、村庄高集体经济收入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提出综合运用多种平台资源和工具，全面提升农户数字技能等建议。

探索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以人为本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土地多功能性视角出发，解释了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何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并探索了农户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以及代际差异和改革试点参与情况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承包地转入行为削减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承包地转出行为提高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2）使用户内外出人口比例和非农收入占比作为代理变量检验农户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发现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通过改变家庭人口迁移的方向进而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而并非通过改变家庭收入结构。（3）承包地转出对年轻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大，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小。对此，未来应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明确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并注意与承包地流转的改革联动性；持续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科学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转移；针对农民内部差异和地区特性分类施策。

利用在江苏省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基于农村居民的效用感知视角，运用有序响应模型（Oprobit）实证分析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村庄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在考虑内生性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村庄产业融合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但不同融合模式对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中科技渗透型、链条延伸型和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的乡村振兴效应尤为显著。（3）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增强经济地位认同和主观幸福感知是村庄产业融合释放乡村振兴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4）村庄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村务组织干预程度较强的村庄中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村庄产业融合的相关研究，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增进农村居民福祉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可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缓解“三农”问题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在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保护效应研究不足的背景下，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可作为补充内容以丰富地理标志的保护效应。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渭北旱塬区优质苹果生产基地为例，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地理标志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受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显著，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提升了3.8%~4.3%。未来需继续宣传地理标志，让更多的农户参与使用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

为提升区域集聚和承载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相继批复了多个城市群规划，然而，城市群规划能否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还有待实证检验。基于2005—2022年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规划内外1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群规划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城市群规划总体上能有效提升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但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子系统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城市群规划能显著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经济承载力，但对土地生态承载力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城市群规划通过提升城市创新力、地方政府竞争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来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3）城市群规划对邻近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这种积极的涓滴效应主要集中在发育程度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市群规划政策和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耕地利用绿色转型（GTCLU）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构建水土协调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沈阳市农户调查，探讨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内涵，测算农户尺度GTCLU，理论解析并实证检验中间投入如何影响其转型水平。研究发现：（1）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建立了“水—地—粮—碳”复合映射关系，具有资源节约高效、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友好等特征。（2）样本农户GTCLU集中于“转型类型Ⅲ”，处于转型类型Ⅳ的规模户多于小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GTCLU水平就越低；农村数字化水平越高，农户GTCLU水平就越高。（3）中间投入与农户GTCLU存在倒“U”型关系，当中间投入强度超过0.375时则对农户GTCLU水平产生抑制效应。（4）社会规范对中间投入与农户GTCLU的倒“U”型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社会规范约束增强，倒“U”型曲线更加陡峭且拐点左移；环境规制影响倒“U”型关系存在经营规模异质性，不影响规模户而对小农户产生显著作用。应进一步优化中间投入结构，增强社会规范软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工具组合力，合理推动农户耕地利用绿色转型。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时代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测度新基建发展指标，从创新要素错配视角实证检验了新基建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显示：（1）新基建能显著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然而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不会立竿见影，新基建发展水平仅在逐步跨越“门槛”后，其协同减污降碳作用才开始呈现出促进效果；（2）新基建通过缓解创新研发人员错配进而促进了减污降碳，而基于创新研发资本错配的机制效应尚未充分展现，同时，创新人员流动、人力资本水平与技能匹配度是新基建缓解研发人员错配的有效因素，政府资助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改善效果；（3）现阶段新基建能降低碳排放“回弹”效应，而在空间关联上，新基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整体还存在着负外部性。研究结论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而助力“双碳”目标提供了可行路径，也为各地政府部门积极谋划推进新基建战略布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人才的区位选择趋于多元化，传统区域要素难以较好地解释其流动机理，而舒适性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运用Gephi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舒适性视角探究粤港澳大湾区游戏人才在不同流动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流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湾区游戏产业体系中，广州、深圳为区域多功能中心，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香港承担游戏人才开发者角色，澳门、江门、肇庆承担游戏人才培育者角色。② 湾区对本地与邻近地区初次择业的游戏人才吸引力均较强，人才的空间邻近取向显著，主要表现为学缘延续下的本地依附和地理邻近下的外地跃迁。③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存在较强的等级邻近环流与扩散现象，其中，深圳游戏人才同级环流现象更明显，而广州与邻近城市的梯度扩散效应更强。④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决策是个人与家庭选择企业与城市的双重组合决策，在职业生涯前期流动频率较大，后期则表现出较高的地方“嵌入性”，并且受地理空间约束性相对较低，其流动可分为生活性流动与事业性流动两类，后者多发生在大型企业之间。⑤ 舒适性对于不同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游戏人才影响力均具有异质性，在全国流动时人才对舒适性较为敏感，而再次择业时具有更强的舒适性偏好，其中，就业环境、生活质量、健康发展等舒适性因子影响力相对较高。舒适性对游戏人才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尺度可总结为多元需求叠加下的全国流动、产业与配套主导下的湾区流动两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可总结为初次择业时的个人成长需求、再次择业时的安家立业期望两个方面。

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研究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变化，对于认识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评估区域政策效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个体数据库的跨地市人口流动数据，从强度、范围、空间均衡性等三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变化，研究发现：① 强度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吸引力远强于其他城市群，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10年间东部和中西部城市群的吸引力差距缩小，东部多数城市群吸引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较慢，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其中长三角下降最多，中西部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吸引力提升，其中成渝和长江中游提升最快。吸引范围方面，东部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大半来自省外，仅山东半岛的吸引范围较小；中西部多数城市群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省内，但天山北坡城市群主要吸引跨省流动人口。10年间人口就近流动的趋势加强。均衡度方面，东部多数城市群的内部较为均衡，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均衡度明显提升，但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内部仍不均衡；多数中西部城市群的吸引力集中在核心城市，10年间成渝、北部湾和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的均衡度有所提升。② 综合来看，城市群三维度的人口吸引力相互关联。东部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更强，主要吸引跨省流动人口，城市群内部大多比较均衡，整体发育更成熟。但中西部城市群开始发育时，其人口吸引力特征在10年间并未完全向着东部城市群的特征演变，差别是吸引省际流动人口的占比没有提升，而是更加强化成为省内的人口流入中心。③ 城市群人口吸引力的多维特征随着城市群经济增长、核心城市发展和功能外溢而演化。最后，基于各地区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和人口吸引力的特征演变，对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人口逆向流动是影响城镇体系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与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国城市间人口逆向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从位格局看，逆向流动来源地以较高等级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尤其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省会及以上城市；而逆向流动目的地以中低等级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为主，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从流格局看，大规模、高强度的逆向人口流主要由较高等级的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且沿城市等级的逆向人口流基本符合“阶梯式”模式。② 个体层次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与生命历程因素对人口逆向流动的影响较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及老年人口逆向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城市层次因素中，高房价、高消费、高就业竞争压力、高污染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低房价、低消费、低就业竞争压力、低污染、较好的绿地环境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拉力作用。

生态产品文化服务搭建起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桥梁，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的重要内容。为促进国家公园“两山”转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针对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特征和价值实现条件，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认为：价值实现路径包括明确自然资源权属、开展供需调查和监测、规划文化服务项目、核算文化服务价值、探索项目运营机制、促进服务交易与消费6个环节，并需要从政策创新、特许经营、生态补偿、多元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完善和优化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共同生产特征和对社会建构的更强依赖性，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出价值实现的多元参与机制。研究结果有利于从理论上完善和优化级联框架的人类反馈机制，从实践上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为有效支撑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未来研究应在继续完善供给端理论、方法和政策的基础上，重视需求的调查监测、评估方法和公众的参与、监督机制研究。

基于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江苏省）长表数据，本文从县市尺度刻画江苏省乡—城、城—城、城—乡和乡—乡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了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总体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其中乡—城和乡—乡流动人口呈现出增长趋势，而城—城和城—乡流动人口呈现出缩减趋势。② 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与区域梯度化发展格局一致的南北差异，但三大次区域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省内、省际占比变化反映出区域内城镇与乡村吸引力的动态变化。③ 2010年江苏省县市流动人口以城—城为主、乡—城和城—乡为辅，2020年则转变为乡—城主导；苏南地区城镇与乡村的吸引力均在提升，呈现出城乡协调发展趋势；苏北地区流动人口集中向城市流动，而乡村吸引力较弱。④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土地开发强度、公共服务和行政等级对江苏省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土地开发强度和行政等级对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影响在增强，产业发展则对以乡村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影响较大，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四类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哺乳动物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自然保护地能直接、有效地减缓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基于等面积网格测度中国不同受威胁等级的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格局，从保护空缺区域和保护空缺物种两方面、自然保护地和自然保护斑块两尺度展开分析，引入物种种群的最小需求栖息地面积，考虑了物种间的差异性和空间需求的多样性。结果表明：（1）受威胁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呈现从西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共识别出7个自然保护地覆盖面积有限导致的保护空缺区域。（2）92.06%的受威胁物种的分布范围与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7种濒危、3种易危哺乳动物的分布区未受现有自然保护地保护。（3）22种受威胁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半数受保护斑块在不同种群内在增长率水平下存在面积有限的问题。研究结果对物种保护优先区识别、自然保护地规划与优化等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