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次性塑料口罩的使用量逐年增多，废弃口罩的肆意丢弃和处理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以日常用聚丙烯(polypropylene, PP)材质的一次性口罩为研究对象，将其添加到人工湿地中，分析聚丙烯塑料在人工湿地中短期降解过程(90 d和180 d)中的形态变化，并分析其在降解过程中塑料际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降解过程中聚丙烯塑料表面明显由光滑变为粗糙，乙烯长链断开，产生了新官能团羰基和醚键，表面疏水性变小；180 d后，在人工湿地出中检出直径为10～30μm的聚丙烯塑料；在人工湿地中降解180 d后，聚丙烯塑料际表面基本形成稳定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主要以假单胞菌(Pseudomonadales)和芽孢杆菌(Bacillales)为主，随着时间的延长，人工湿地中与氮转化相关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降低。

于2014年11月10日、2015年1月17日和4月12日,在鄱阳湖区南矶山湿地和常湖池湿地,采集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群落、南荻(Triarrhena lutarioriparia)群落、茭白(Zizania caduciflora)群落、灰化薹草(Carex cinerascens)群落土壤和光滩土壤样品,测定土壤样品中各形态的碳含量和过氧化氢酶、脲酶和蔗糖酶的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南叽山湿地,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呼吸CO2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茭白群落土壤微生物呼吸CO2量最大;2015年1月17日和4月12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茭白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大;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灰化薹草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大。在常湖池湿地,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含量都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各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差异不显著;2015年4月12日,灰化薹草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高。2015年1月17日,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最低,且显著低于4月12日(p<0.05);2015年1月17日,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最高;在南矶山湿地,2015年1月17日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都显著高于2014年11月10日(p<0.05),在常湖池湿地,脲酶活性差异不明显,2015年1月17日土壤蔗糖酶活性显著高于4月12日。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与土壤含水量显著正相关,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分别与土壤p H显著相关,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与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显著正相关。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鄱阳湖区864份居民调查数据，研究鄱阳湖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信息获取能力和湿地价值认知对其湿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期为提高鄱阳湖区居民的湿地保护意愿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区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湿地保护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居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其湿地保护意愿产生直接激励效应，并通过湿地价值认知的中介作用，对其湿地保护意愿具有间接正向影响，社会信任主要通过湿地价值认知对其湿地保护意愿产生间接激励效应；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未对其湿地保护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因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湿地价值认知，并通过湿地价值认知，对居民的湿地保护意愿产生间接激励效应；高收入、风险规避型和受教育程度较高居民群体的社会资本和信息获取能力对其湿地保护意愿的直接影响更大，风险喜好型居民群体的社会资本和信息获取能力对其湿地保护意愿主要产生间接影响，低收入居民群体的社会参与对其湿地保护意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更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居民群体的社会信任对其湿地保护意愿的直接影响更大。为了提高鄱阳湖区居民的湿地保护意愿水平，应该积极培育居民的社会资本，持续提升居民的社会资源积累；完善村集体信息网络服务建设，增强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居民的环境认知水平；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生计稳定性；推动环境风险宣传与指导，提高居民的环境风险认知水平；引进教育资源，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

为了明确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碎屑能否强化人工湿地对阿特拉津和重金属复合污染的净化作用，搭建了人工湿地装置，分析互花米草碎屑埋入土壤和置于土壤表面条件下阿特拉津的去除效果和重金属形态变化，并分析了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探究添加互花米草碎屑的人工湿地对去除阿特拉津和重金属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阿特拉津单一污染条件下，添加互花米草碎屑后，阿特拉津去除率从65.7%提升到88.7%，而在阿特拉津和重金属复合污染条件下，去除率从64.6%提升到89.6%；从阿特拉津降解半衰期看，埋入土壤的处理组半衰期为54.2 d，置于土壤表面的半衰期为60.8 d，埋入土壤的处理更能强化人工湿地对阿特拉津的净化能力；不论埋入土壤还是置于土壤表面的处理，都能够促进人工湿地土壤中重金属Cu从离子可交换态向可氧化态转化，可氧化态的占比增大10%；在重金属单一污染条件下，可氧化态Cu质量比在14 mg/kg左右，在重金属和阿特拉津复合污染条件下，可氧化态Cu质量比为16 mg/kg，在复合污染条件下Cu转化为稳定态的量更多，而对重金属Fe和Pb的效果不明显；添加互花米草碎屑有利于降低人工湿地的含盐量，维持人工湿地pH在6～7之间，能够促进阿特拉津降解及Cu向稳定态转化。

选取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香花镇陈岗村和马蹬镇东沟分别作为丹江口库区平原弃耕地和丘陵山地消落带的采样地,2015年4月16日、2015年10月16日、2016年8月16日、2016年11月16日和2017年5月16日,分别在两处采样地采集土壤样品,研究新消落带各采样地土壤酸碱度(p H)和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种植对土壤p H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新消落带形成初期,2015年4月16日,陈岗村采样地土壤为中性土壤(p H=7.38),东沟采样地土壤为碱性土壤(p H=8.68);随着淹水年限的增加,两处采样地土壤p H都在降低,其中东沟采样地土壤p H在2015年4月16日、2016年8月16和2017年5月16日相对较高,除地形因素影响外,这可能还与主汛期长期水淹形成的厌氧还原环境有关;在两处采样地种植香根草,一个生长季后,其土壤p H发生显著改变,当采样地土壤为碱性和中性土壤时,种植香根草能显著降低土壤p H,当采样地土壤为酸性土壤时,种植香根草能提高土壤p H。香根草种植密度对土壤p H的影响在两处采样地存在差异。

为了了解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中的鱼类资源现状，2017年4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对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中的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和采样，研究了该湿地公园中鱼类群落的物种组成、优势物种和生态类型，分析了该湿地公园中鱼类群落的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在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中，记录了9目14科41属53种鱼类，以鲤科(Cyprinidae)物种为主，其物种数量(31种)占该湿地公园中鱼类总物种数量的58.49%；鱼类群落的优势物种为鳙(Aristichthys nobili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Hemiculter leucisculus)和鲫(Carassius auratus)，常见物种为鲤(Cyprinus carpio)、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银鮈(Squalidus argentatus)、黄颡鱼(Pseudobagrus fulvidraco)和达氏鲌(Culter dabryi);53种鱼类的生态类型以湖泊定居性类群的物种为主，物种的食性和栖息水层具有多样化特征。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中的鱼类物种丰富，指示该湿地公园的水环境质量良好。

为了科学保护沙漠湖泊的生态健康，采用指数法和相关分析法，研究红碱淖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其对水环境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在红碱淖全年共鉴定出浮游植物58种，种类组成为硅藻-绿藻型，优势种以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尖针杆藻(Synedra acus)、肘状针杆藻(Synedra ulna)、梅尼小环藻(Cyclotella meneghiniana)、微绿舟形藻(Navicula viridula)和狭形纤维藻(Ankistrodesmus angustus)为主，浮游植物种类数秋季最高，冬季和夏季次之，春季最低；浮游植物年平均细胞密度为50.62×10~6cells/L，变化范围为8.70×10~6～133.50×10~6cells/L；年平均生物量为35.030 mg/L，变化范围为3.090～114.090 mg/L，基于密度的调查点聚类存在季节差异；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年平均值分别为2.684、0.817和1.719，秋、冬两季浮游植物多样性高于夏、春两季；多样性指数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表明，红碱淖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冗余分析表明，水温、水深、溶解氧浓度和总磷浓度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的主要环境因子，且不同季节的影响因子存在差异。生态补水和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对红碱淖水生态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沉水植物是水生生态平衡的重要调控者，水动力是影响水体理化性质及水生植物生长状况的重要环境因素。本实验研究了水流扰动对两种沉水植物苦草(Vallisneria natans)和水盾草(Cabomba caroliniana)生长和无性繁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水流扰动条件下，水体的浊度显著增大；在水流扰动条件下，种植苦草的水体中溶解氧质量浓度为7.2～13.5 mg/L，显著大于种植水盾草的水体；相较于静置组，水流扰动显著增大了苦草母株根的生物量[(19.2±0.9) g]和相对生长速率(0.5±0.1)；在静置条件下，水盾草的母株株高[(20.5±0.4) cm]、根长[(17.0±2.0) cm]、地上部分生物量[(11.1±0.1) g]、根生物量[(7.3±0.1) g]和相对生长速率(0.2±0.1)显著大于水流扰动条件；在水流扰动条件下，苦草分株株高[(38.9±1.2) cm]显著增大，而静置条件下水盾草的分株数[(3.0±0.1)株]、地上部分生物量[(11.8±0.3) g]、株高[(10.0±0.5) cm]显著大于水流扰动条件；相较于本土植物苦草，水流扰动对外来入侵植物水盾草的生长和无性繁殖带来显著不利影响，静水环境有利于水盾草生长。

2020年7月6日至9日，在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选取了10处2014年以来退耕的恢复湿地和4处天然河流作为采样地，进行了浮游植物采样调查，研究了各采样地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和浮游植物优势种的生物量与环境因素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14处采样地的浮游植物样品中，共鉴定出7门74属158种浮游植物，以绿藻门(60种)、硅藻门(42种)、裸藻门(26种)和蓝藻门(19种)物种为主；退耕的恢复湿地水体中的浮游植物物种数量都大于天然河流；其生物量也多数大于天然河流中浮游植物的生物量；退耕时间与恢复湿地水体中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关系不密切；14处采样地水体中的浮游植物群落的共有优势物种为不定微囊藻(Microcystis incerta)和梅尼小环藻(Cyclotella meneghiniana)；退耕的恢复湿地的水体处于重度污染和富营养化状态；退耕的恢复湿地水体中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稳定；影响退耕的恢复湿地的浮游植物优势种生物量的水环境因素包括总磷含量、浊度、pH、总氮含量、透明度、水温、电导率和化学需氧量含量。

水文连通是湿地生态过程的主要非生物驱动因子,湿地生态系统中水文连通对于湿地稳定性自维持极为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关键生态过程及功能对水文连通受损的响应机制是目前国内外湿地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综述了目前国内外该科学问题的相关进展。湿地生态系统水文连通具有尺度特征,从群落—生态系统、从局地到区域,其主导影响因素不同。水文连通被阻断,会导致沉积过程改变,进而改变湿地微地貌特征;水文连通可以通过改变生物生境进而影响生物定殖、扩繁及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功能,生物觅食与繁殖更趋向选择连通较好的湿地斑块,水文连通的丧失将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完整的水文连通能够促进能量和营养物质的循环,水文连通与生物地球化学连通的耦合,是驱动湿地生态系统能量与物质流转和功能发挥的主要营力。未来关于湿地水文连通与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应着重关注构建湿地水文连通评估方法、水文连通与湿地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耦合机制、多重胁迫下水文连通与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作用机制和基于水文连通调控的湿地恢复与保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经备受关注,掌握该流域湿地格局的动态,是保护和修复该流域湿地的基础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利用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科学院湿地数据集(CAS Wetlands)中的黄河流域湿地空间分布数据,开展了整个黄河流域的湿地面积、湿地格局动态及其空间异质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黄河流域的湿地总面积为27 374.2 km~2,其中,天然湿地面积占比为89.5%,天然湿地以草本沼泽为主,草本沼泽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区,人工湿地以水库/坑塘为主,水库/坑塘的面积占人工湿地总面积的比例为90.9%;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黄河流域的湿地面积不断减少,与1980年相比,2015年天然湿地丧失了7 402.2 km~2;5个时期黄河源区、黄河中上游区和黄河下游区不同类型湿地面积的变化具有空间异质性。

为了了解珠江口珊瑚礁湿地的生态现状，2020年8月，采用截点样带法结合高清影像，对珠江口海域造礁石珊瑚的种类组成、覆盖率、硬珊瑚补充量、死亡率、礁栖鱼类等进行调查与鉴定，并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效益转移法、替代成本法等评估方法，对珠江口造礁石珊瑚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珠江口造礁石珊瑚共鉴定出12科24属48种，优势种为澄黄滨珊瑚(Porites lutea)、多孔同星珊瑚(Plesiastrea versipora)、青灰蔷薇珊瑚(Montipora grisea)和团块滨珊瑚(Porites lobata)，活珊瑚平均覆盖率为17.3%，平均硬珊瑚补充量为0.61 ind/m~2，珊瑚死亡、白化和病害情况较少；共发现礁栖鱼类19科57种，主要类群为雀鲷科(Pomacentridae)，平均密度为126.9尾/250 m~2；珠江口造礁石珊瑚的生态服务总价值为17 349.93万元/a，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为12.99万元/(hm~2·a)，其中海岸防护价值最高，为4 132.31万元/a，占总价值的近四分之一。旅游开发和污水排放是影响珠江口造礁石珊瑚生长发育的主要压力来源，建议建立珊瑚群落生态健康的长期监测网络，从而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不同生境下同一植物物种的功能性状差异是由其性状可塑性还是由其遗传变异所致，有利于对该种植物的生境适应性和遗传进化的深入了解。在河滩上和在潮滩上生长的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种群都是黄河三角洲重要的芦苇种群。调查和比较了自然条件下在黄河三角洲河滩与潮滩上生长的芦苇的生境条件和功能性状；通过两年的同质园实验，比较了在黄河三角洲河滩上与潮滩上生长的芦苇的9个功能性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野外自然条件下，潮滩土壤中的盐、全碳、全氮和全硫含量大于河滩土壤，在河滩上生长的芦苇的株高、叶片数和密度都大于在潮滩上生长的芦苇，而在潮滩上生长的芦苇的基径、叶片宽度和叶片中全碳、全氮、全硫含量则都大于在河滩上生长的芦苇；在同质园实验条件下，在河滩和潮滩上生长的芦苇的基径、株高、密度、叶片数、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叶片中的全硫含量总体上无显著差异，在河滩上生长的芦苇叶片中的全氮含量大于在潮滩上生长的芦苇，在潮滩上生长的芦苇叶片中的全碳含量大于在河滩上生长的芦苇。因此，目前在黄河三角洲河滩和潮滩上生长的芦苇多数功能性状的差异是对生境的可塑性而不是遗传变异导致的，不能将其看作两种生态型；芦苇功能性状的可塑性使得其可以适应黄河三角洲的不同生境。

水体中沉积物氮和磷的释放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综述了水体中沉积物氮和磷的主要赋存形态，总结了沉积物氮和磷释放途径及其描述方法；从沉积物性质、上覆水的理化性质、生物、水体的水量变化、扰动作用5个方面，归纳了水体沉积物氮和磷释放过程的影响因素；阐述了水体中溶解氧含量、水体pH和水温对沉积物氮和磷释放的影响；最后，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2019年9月至10月，通过样线调查与重点普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临海红杉林省级湿地公园中的维管植物开展了调查，分析了该湿地公园中维管植物的物种组成和区系特征。结果表明，该湿地公园内共记录维管植物70科185属232种，其中，蕨类植物9科10属10种，裸子植物1科2属3种，被子植物60科173属219种；省级及以上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科4属4种，外来入侵植物11科18属20种；湿地公园中维管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多样，在植物科水平上有4类型和3变型，在植物属水平上有13类型和8变型，科和属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带区系特征。

为了探究若尔盖湿地的水环境特征及水体补给关系，于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夏季，采集大气降水、黑河干支流河水、沼泽水和地下水样品，分析不同水体水化学及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并利用端元混合模型，估算不同水体间的补给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大气降水是各水体的最初补给源，黑河干流中下游和西北部地下水受大气降水影响较大；黑河干流中上游受南部沼泽、南部黑河支流和降水的补给比例分别为68.52%、22.76%和8.72%；北部出湖的黑河支流受北部沼泽和降水的补给比例分别为62.88%和37.12%；东南部地下水受北部入湖黑河支流和黑河干流中上游的补给比例分别为67.88%和32.12%，西北部地下水受黑河干流中下游和南部沼泽的补给比例分别为88.59%和11.41%。

陆面蒸散发是生态系统水收支和能量平衡的重要过程,量化蒸散发各组分,对揭示高寒湿地生态水文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年植物生长季的青海湖湿地的监测数据,运用Shuttleworth-Wallace模型,对地处青海湖湖滨的小泊湖湿地和北岸的沙柳河河源区湿地的蒸散发组分进行拆分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模拟的蒸散发量与实测值的一致性指数达到0.91;经拆分,在日尺度上,小泊湖和沙柳河河源区湿地植被蒸腾量占蒸散发量的比例(ET_c/ET)平均值分别为16.4%和27.37%,植物生长季逐日ET_c/ET变化曲线呈单峰型,土壤蒸发量占蒸散发量的比例(ET_s/ET)变化趋势与ET_c/ET的变化趋势相反;在整个植物生长季内,小泊湖和沙柳河河源区湿地植被蒸腾量的模拟值分别为74.33 mm和68.84 mm,土壤蒸发量分别为329.43 mm和176.47 mm;表明土壤蒸发是湿地水分消耗的主要方式,其中,小泊湖湿地有明显的水分亏缺,沙柳河河源区湿地有少量水分盈余。

拉市海湿地处于中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线位置,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已经记录鸟类12目43科229种。利用拉市海土地利用分布、旅游活动和生态学调查及观测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密度分析、格网化、叠加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了不同强度人类活动下拉市海湿地的鸟类密度分布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冬季,研究区的绝大多数鸟类都聚集在湖中心区域,2014年11月末至12月中旬,在所有观测样线观察到的鸟类数量都在增加,2015年3月,因候鸟北迁停歇,鸟类数量大幅增加,4月后,鸟类数量逐渐减少;距离拉市海岸边800～900 m处的鸟类密度最大;环湖和浅滩区域人类活动强度较大,但是人类给鸟类投食的行为减小了鸟类捕食压力,对鸟类密度的负面干扰较小;实施鸟类取食补贴政策,对促进鸟类密度增加有正向作用。

在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一些湿地遭到严重破坏,湿地保护与管理已经成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问题。为了促进中国湿地分级体系的进一步规范,通过对湿地分级体系、重要湿地认定标准和湿地名录等资料整理和比较,分析了中国湿地分级管理的必要性和现状,探讨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重要湿地认定标准及其名录进展等。结果表明,首先,在有限资源和条件下,中国建立湿地分级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其次,通过10余年的湿地分级管理探索,中国提出了建立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湿地分级体系;有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法规、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其湿地分级体系,1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公布了其重要湿地名录,同时,多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从湿地生态系统、物种、湿地文化等方面制定了重要湿地认定标准。建立湿地分级体系是对中国现有湿地保护管理的有益补充;指出了目前中国湿地分级体系建设出现的主要问题,认为中国的湿地分级体系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但是应该进一步明确其细化分级等级,协调地方湿地分级管理与国家要求的关系,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应该尽快制定地方重要湿地认定标准及其名录,正确处理湿地分级体系与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的关系。

2015年1月、4月、7月和10月,在淮河干流安徽段的5个重要河口,进行了浮游植物和水环境野外调查,研究了该河段水体的理化性质、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组成、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和生物量的时空分布;利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研究该河段浮游植物多样性;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研究结果显示,共鉴定出浮游植物6门22科35属57种(包括变种),其中,有绿藻门14属23种,占浮游植物物种总数的40.35%;硅藻门9属16种,占28.07%;甲藻门3属3种,占5.26%;蓝藻门4属8种,占14.04%;裸藻门3属4种,占7.02%;隐藻门2属3种;占5.26%。浮游植物优势种为卷曲鱼腥藻(Anabaena circinalis)、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Melosira granulata var.angustissima)、梅尼小环藻(Cyclotella meneghiniana)和盘星藻(Pediastrum biradiatum)。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组成及变化显示,蓝藻门物种的细胞丰度占绝对优势,其次为绿藻门,其相对丰度分别为48.74%、28.37%,其细胞丰度都在7月最大;生物量分析结果显示,绿藻门物种的相对生物量最大,其次为硅藻门物种,相对生物量分别为49.50%和20.11%。该河段浮游植物的总细胞丰度和生物量分别是1 417.42×10~4cells/L和9.410 mg/L。该河段浮游植物群落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呈现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减小的趋势。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子为水中的溶解氧含量、水温、叶绿素a含量和硝态氮含量等,同时,不同河段的水流流速和采砂船作业、生活船坞的严重干扰也影响了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与2012年相比,2015年淮河干流安徽段的浮游植物物种数量明显减少,但是以绿藻和硅藻为主的群落结构没有改变。根据浮游植物生态指标的水质现状评价结果表明,淮河干流安徽段的水体污染水平为β-中污染与α-中污染之间水平。该河段蓝藻门物种的细胞丰度最大,表明水体的水质已经恶化。

羊山湿地区是由一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熔岩地貌区。该区所涵养的地下水在低洼处以涌泉形式流出,形成了独特的火山熔岩湿地。该区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体现出与火山熔岩地貌区自然环境的高度适应性,是人与湿地和谐共生的典范。羊山湿地是海口市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绿色屏障,被誉为"海口之肾"。在羊山湿地区,根据湿地呈多片分布及其与当地文化结合紧密的特点,提出构建羊山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的设想,深入分析资源现状,进行总体布局和专项规划,以期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为了明确闽江福州段湿地沉积物中磷赋存形态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于2019年10月18日，在闽江福州段河岸带和河口区不同类型的湿地中，采集0～10 cm深度的沉积物样品，测定不同形态磷含量并分析其分布特征，采用相关分析法，分析影响不同形态磷分布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闽江福州段河口区沉积物中铁铝磷、钙磷、无机磷和全磷含量相对最大，城市河段和淡水河段沉积物中各形态磷含量依次减小；河口区[(152.19±100.34) mg/kg]和淡水河段[(152.32±177.29) mg/kg]有机磷含量相对较大，而城市河段[(132.49±113.77) mg/kg]的较小；水产养殖塘沉积物中的铁铝磷[(417.65±328.38) mg/kg]、无机磷[(562.52±361.40) mg/kg]、有机磷[(196.04±101.26) mg/kg]和全磷[(758.56±421.91) mg/kg]含量相对最大，而淤泥质海滩[(213.70±79.24) mg/kg]、水产养殖塘[(183.48±94.34) mg/kg]和潮间盐水沼泽[(167.10±30.74) mg/kg]的钙磷含量相对较大。沉积物颗粒组成、全碳和全氮含量是影响闽江福州段湿地沉积物中各形态磷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是铁铝磷含量还受pH和频率磁化率的影响，钙磷含量还受总无机硫含量和电导率的影响；人类活动以及河流和海洋水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沉积物中各形态磷的分布。

鄱阳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鸻鹬类水鸟的重要栖息地。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采用直接计数法，对鄱阳湖区14个分区域的鸻鹬类水鸟进行了调查，研究了鸻鹬类水鸟的物种组成、数量变化以及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鸻鹬类水鸟的保护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在鄱阳湖区，共记录6科41种鸻鹬类水鸟，其中，水雉(Hydrophasianus chirurgus)、半蹼鹬(Limnodromus semipalmatus)、小杓鹬(Numenius minutus)、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翻石鹬(Arenaria interpres)和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滨鹬为濒危物种，半蹼鹬、黑尾塍鹬(Limosa limosa)和白腰杓鹬为近危物种，留鸟、夏候鸟、冬候鸟和旅鸟的物种数量分别为2种、4种、8种和27种；反嘴鹬(Recurvirostra avosetta)、鹤鹬(Tringa erythropus)、凤头麦鸡(Vanellus vanellus)的种群数量较多，迁徙期的鸻鹬类水鸟物种数量明显大于越冬期和繁殖期，越冬期鸻鹬类水鸟的种群数量明显大于迁徙期和繁殖期；南昌县和南昌市区、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昌县和进贤县湿地中的鸻鹬类水鸟的物种数量较大，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余干县和鄱阳县湿地中的鸻鹬类水鸟的种群数量较大；鄱阳湖区的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是国际重要湿地)内越冬期和迁徙期的鸻鹬类种群数量占种群总数量的40%以上，两个保护区对鸻鹬类的种群保护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建议持续开展对鸻鹬类水鸟的监测，特别是对反嘴鹬和鹤鹬等优势物种数量的监测，加强对人工湿地的管理，减少鸻鹬类水鸟重要生境内的人类活动。

利用遥感影像数据的分类解译结果,从湿地面积时空变化、景观破碎度变化和水文连接度等角度,对1992年、2005年和2015年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和湿地水文连通性变化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了该保护区湿地的景观格局和水文连通性;利用长时间序列的年降水量、年平均气温、年径流量和年平均水位数据,探讨了气候、水文和人类活动对该区湿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1992年相比,2015年莫莫格保护区湿地总面积共减少了45.99 km2,其中,沼泽和洪泛湿地的面积分别减少了95.27 km2和52.76 km2;与1992年相比,2005年和2015年湿地景观明显破碎化,尤其以沼泽区景观破碎最严重;与1992年相比,受湿地景观破碎的影响,2005年和2015年湿地水文连接性变差。极端干旱和洪水事件直接影响整个莫莫格湿地的水源补给和水域覆盖面积;河流径流量和水位变化直接导致其与周边洪泛湿地的水力联系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洪泛湿地的消长;研究区的人类活动主要是保护区内的湿地开垦和流域内的水利工程建设。

通过对盐城湿地土壤盐度的监测,采用神经网络模型,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研究盐城湿地土壤盐度空间异质性及其变化。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4月,在相对干的春季,盐城湿地土壤盐度为0.198%~2.389%;2012年4月,在相对湿的春季,土壤盐度为0.290%~1.620%,其存在中等程度的变异;在由陆向海方向,从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沼泽、盐地碱蓬(Suaeda salsa)沼泽到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沼泽,土壤盐度逐渐增大,光滩土壤盐度较小。土壤盐度空间异质性具有沿海岸方向延伸、沿海向陆方向更替的带状分布特征;在南北方向上,土壤盐度缓慢增大;土壤盐度为Ⅱ级(盐度0.315%~0.535%)和Ⅶ级(盐度>1.262%)的分布面积较大,分别占总面积的24.990%和24.949%;芦苇沼泽土壤盐度阈值小于0.533%,盐地碱蓬沼泽土壤盐度阈值为0.533%~0.886%,互花米草沼泽土壤盐度阈值大于0.886%;光滩土壤盐度阈值小于0.886%。光滩—互花米草沼泽交错带土壤盐度变化年平均值为0.241%,盐地碱蓬—互花米草沼泽交错带土壤盐度变化年平均值为0.135%,盐地碱蓬—芦苇沼泽交错带土壤盐度变化年平均值为-0.038%。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是湿地生态系统安全的重要表现形式，对服务功能进行评价能直观地反映湿地破坏情况或修复效果、量化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生态环境需水量是区域水资源供需状况和空间格局变化的表征，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起到支撑作用。利用生态环境需水量，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价，能够阐明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变化的原因，进而明确生态服务功能的变化。以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利用土地利用、植被和水文数据，根据各项生态服务功能的组成及权重，对气候调节、资源供给和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3个重要的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指标进行定量计算。研究结果表明，1988年至1999年期间，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运行情况较好，2000年至2010年期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随湿地的退化而逐渐减弱，2011年之后生态服务功能有所回升，说明保护工作开展有效，减缓了湿地退化速度，湿地生态服务功能逐步得到恢复。研究结果可以从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角度服务于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结合降水量、气温等气候条件可以实现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变化趋势的预测。

于2021年4月至9月，在哈尔滨市兆麟公园中的野生鸳鸯(Aix galericulata)繁殖地，采集了野生鸳鸯的粪便和兆麟公园内相关的植物样本，采用粪便显微分析法，调查野生鸳鸯对兆麟公园中植物资源的利用状况；采用概略养分分析法，研究孵化期野生鸳鸯取食植物的营养成分。研究结果表明，2021年4月至9月(野生鸳鸯的繁殖季)，在兆麟公园内，野生鸳鸯共取食了17科29种(含1种未知物种)植物，以榆科(Ulmaceae)、菊科(Asteraceae)、鸭跖草科(Commelinaceae)和禾本科(Poaceae)植物为主，取食相对密度分别为26.15%、18.35%、18.34%和14.50%；在野生鸳鸯繁殖季，在野生鸳鸯的粪便中，植物根、茎、叶和种子的平均取食相对密度分别为0.23%、16.22%、61.21%和19.74%；在野生鸳鸯的交配期、孵化期和育幼期，野生鸳鸯对植物不同部位的取食偏好存在差异；在野生鸳鸯的育幼期，野生鸳鸯取食的植物种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其食物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分别为2.67、0.89和12.11，明显大于野生鸳鸯的交配期和孵化期的相关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野生鸳鸯食物的生态位宽度逐渐增大。在野生鸳鸯的繁殖季，兆麟公园中的野生鸳鸯取食的植物具有广泛性，取食的植物种类受季节变化和植物自身营养成分的影响。在野生鸳鸯的育幼期，野生鸳鸯对兆麟公园中的植物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建议在绿化时，兆麟公园的管理人员应该保留鸳鸯等野生鸟类取食相对密度较大的本地植物，例如，中华苦荬菜(Ixeris chinensis)、鸭跖草(Commelina communis)和东北蒲公英(Taraxacum ohwianum)等；在野生鸳鸯的交配期，应该重点养护榆树(Ulmus pumila)和重瓣榆叶梅(Amygdalus triloba)等植物；在野生鸳鸯的孵化期，不清除鸭跖草；在野生鸳鸯的育幼期，适当保留早熟禾(Poa annua)、龙葵(Solanum nigrum)和白车轴草(Trifolium repens)，以及适当补充种植马蔺(Iris lactea)和玉簪(Hosta plantaginea)等既能起到绿化作用，又能作为野生鸳鸯食物的本地植物。

于2019年7月22日、10月4日、12月20日和2020年3月21日,在广东孔江国家湿地公园水体中,采集浮游植物样品,研究了浮游植物群落的结构及其变化特征,并根据浮游植物群落结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对广东孔江国家湿地公园中水体的污染状况和水体营养型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广东孔江国家湿地公园水体中共检测到浮游植物107种(含变种),隶属于8门69属,其中绿藻门、硅藻门和蓝藻门的物种数占优势,分别占总物种数的42.06%、29.91%和10.28%;水体中的浮游植物丰度为3.84×10~5～196.99×10~5 ind./L,平均丰度为45.39×10~5 ind./L;2019年10月4日水体中的浮游植物丰度最大,其次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12月20日和2020年3月21日浮游植物丰度较小;入库口处水体中的浮游植物丰度最大,平均丰度为72.21×10~5 ind./L,而入库溪流处丰度最低;不同季节水体中浮游植物群落的优势种差异明显,2019年7月22日和10月4日以绿藻门的六臂角星鼓藻(Staurastrum senarium)和珍珠角星鼓藻(Staurastrum margaritaceum)以及蓝藻门的巨颤藻(Oscillatoria princeps)和拟柱孢藻(Cylindrospermopsis rackiborskii)为优势种,2019年12月20日和2020年3月21日以隐藻门的卵形隐藻(Cryptomons ovata)和金藻门的圆筒形锥囊藻(Dinobryon cylindricum)为优势种;浮游植物群落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都在2020年3月21日最大,2019年10月4日最小;广东孔江国家湿地公园中水体的水质总体上为中污染,水体营养型为贫—中营养型。

以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为研究区,选择Landsat-8遥感影像与实测植物生物量和土壤含盐量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反演新生湿地植物生物量和土壤含盐量,探讨植物生物量与土壤含盐量分布规律。建立的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植物生物量最优反演模型中,以1波段~5波段的反射率、比值植被指数(ration vegetation index,RVI)、土壤湿度指数(soil moisture index,SMI)、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 vegetation index,NDVI)、绿度土壤植被指数(green vegetation index,GVSB)、裸土植被指数(greenness above bare soil,GRABS)、大气阻抗植被指数(atmospherically resistant vegetation index,ARVI)和增强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为自变量,模型最优;在土壤含盐量反演模型中,以1波段~6波段的反射率、比值植被指数、土壤湿度指数、绿度土壤植被指数、裸土植被指数、大气阻抗植被指数和增强植被指数为自变量,建立的模型最优。整体上,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土壤含盐量由海向陆递减,由黄河河道向两侧递增;植物生物量由海向陆递增,由黄河河道向两侧递减。在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土壤盐分"低"等级区,植物生物量"高"等级区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在土壤盐分"中"等级区,植物生物量"中"等级区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在土壤盐分"高"等级区,植物生物量"低"等级区面积所占比例最大。随着土壤含盐量增大,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植物生物量在减小。河水、地下水和海水的相互作用造成黄河三角洲湿地含盐量的空间分异,水、盐条件决定了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植物生物量的空间分异规律。

2013年8月13日~10月2日,在大兴安岭冻土区,采集0~30 cm深度的土壤,通过室内模拟培养实验,分析了3种温度和添加白毛羊胡子草(Eriophorum vaginatum)根系条件下,土壤碳、氮含量和土壤酶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在5℃条件下,培养50 d后,未添加根系的土壤样品溶解性有机碳含量、微生物量碳含量、铵态氮含量、硝态氮含量、蔗糖酶活性和脲酶活性分别为249~312μg/g、2 442~3 150μg/g、98.43~216μg/g、15.58~17.07μg/g、22.37~54.63 mg/(g·24 h)和1.94~2.32 mg/(g·24 h);在添加根系条件下,土壤溶解性有机碳、硝态氮、铵态氮含量都增大,土壤蔗糖酶活性增强。在10℃且未添加根系的培养条件下,其分别为396~425μg/g、1 831~2 686μg/g、107~342μg/g、18.33~20.05μg/g、23.96~50.34 mg/(g·24 h)和1.52~2.01 mg/(g·24 h);在添加根系条件下,土壤溶解性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含量都增大,土壤蔗糖酶和脲酶活性增强。在15℃且未添加根系的培养条件下,其分别为344~397μg/g、2 510~2 751μg/g、292~577μg/g、21.08~24.78μg/g、25.55~46.29mg/(g·24 h)和1.28~2.23 mg/(g·24 h);在添加根系条件下,土壤溶解性有机碳、硝态氮含量都增大,土壤蔗糖酶和脲酶活性都增强。

水文是沼泽形成、发育和演化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沼泽水位的监测仍然以实地观测为主,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利用2007年6～10月星载相控阵L波段合成孔径雷达(phase array type L-b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L-band PALSAR)数据和2015年6～11月C波段Sentinel-1A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数据,采用合成孔径雷达差分干涉测量(differential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DInSAR)技术,提取出研究区沼泽的地表形变相位,计算出研究区沼泽水位相对变化量,构建了研究区沼泽水位相对变化量遥感监测经验估算公式,实现了对研究区沼泽年内水位变化量的遥感监测,研究了不同时相浅水沼泽区和深水沼泽区干涉相干性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在水位观测站、浅水沼泽区和深水沼泽区3种尺度上,分别对利用两种数据计算出的沼泽水位相对变化量,进行了精度验证和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植物生长期和植物空间格局都对沼泽干涉相干性产生影响,8～10月研究区干涉相干性要好于6～7月,浅水沼泽区干涉相干性要高于深水沼泽区,前者的干涉相干系数比后者的大10%～35%;计算出的沼泽水位相对变化量与地面实测的水位变化量的变化趋势吻合度较高,2007年6～7月和9～10月浅水沼泽区的水位波动幅度较大,水位变化量超过了0.70 m。

根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发布的2012年全球冰川分布数据等资料,选取青藏高原冰川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作为研究区,利用1995年、2005年和2015年3个时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数据和研究区附近气象站的气象资料,综合利用"3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等,研究3个时期研究区内湖泊面积与数量及其变化,从气候要素变化与冰川退缩角度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3个时期研究区冰川补给型湖泊整体呈扩张态势,1995年、2005年和2015年的冰川补给型湖泊面积分别为10700.5 km~2、11910.7 km~2和12518.3 km~2;与1995年相比,2005年的湖泊数量增加了2 041个,与2005年相比,2015年的湖泊数量增加了21个;分布在研究区各流域中的冰川补给型湖泊变化状况不同,分布在羌塘高原上的湖泊扩张幅度大,分布在柴达木盆地中的湖泊呈缓慢扩张态势,分布在研究区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中的湖泊相对稳定,还有一些湖泊在萎缩。随着海拔的增加,研究区中的湖泊数量和面积都呈现类似正态分布的特征。1995~2015年期间,冰川退缩和气温上升是导致青藏高原冰川补给型湖泊面积和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漂流性鱼卵的孵化需要一定的水流,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了认知乌苏里江中下游漂流性卵鱼类早期资源情况,2018年,采用DNA条形码技术,对乌苏里江中下游饶河江段和抚远江段的漂流性鱼卵样本进行了发育早期的物种鉴定。研究结果表明,从260个鱼卵样本中,共获得220条有效序列;其中,213条序列与GenBank数据库中已知物种参考序列的相似度达到99%以上,鉴定到种,占有效序列数的96.82%;7条序列与GenBank数据库中已知物种参考序列的相似度为95%～99%,鉴定到属,占有效序列数的3.18%;根据213条序列鉴定出的13种物种隶属于2目3科9亚科13属,包括鲤科(Cyprinidae)鱼类11种189个样本,占88.73%;鳅科(Cobitidae)鱼类1种23个样本,占10.80%;漂流性卵鱼类8种。乌苏里江中下游漂流性卵鱼类以小型鱼类为主,银鮈(Squalidus argentatus)、银鲴(Xenocypris argentea)、贝氏?(Hemiculter bleekeri)和花斑副沙鳅(Parabotia fasciatus)资源量较大;大、中型鱼类以翘嘴鲌(Culter alburnus)的资源较为丰富。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和产业活动集聚,引发了大规模的围填海活动,导致滨海湿地大面积减少,滨海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利用1980年的Landsat MSS影像和1995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 TM影像,获取4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信息,结合珠三角沿海城市开发政策,分析珠江三角洲滨海湿地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利用元胞自动机模型,预测该地区未来城市发展对滨海湿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滨海湿地变化最为剧烈的珠江口区,东、西两岸区域的开发模式和开发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东岸区域的开发始于1980年,土地开发利用方式以围垦养殖和工程建设为主;西岸区域开发始于1995年,土地开发利用方式以围垦养殖为主。围垦养殖、交通建设、产业发展、保护政策等人为因素是导致珠江三角洲滨海湿地变化的主要原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自贸区、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建设等新一轮城市和区域开发活动,可能会导致珠江口西岸区域大面积滨海湿地和东岸区域部分滨海湿地丧失。

湿地土壤有机碳受到水文和植被的双重调控。以洞庭湖湿地川三蕊柳(Salix triandroides)和短尖薹草(Carex brevicuspis)群落为研究对象，研究3种水位梯度(-60 cm、-40 cm和-20 cm，分别表示水位在土壤表层以下60 cm、40 cm和20 cm)下湿地土壤有机碳储量及碳输入特征，从而为湿地碳汇评估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川三蕊柳群落土壤有机碳储量以高水位区域较高，而短尖薹草群落土壤有机碳储量以中水位区域较高；在低水位和高水位区域，川三蕊柳群落土壤有机碳储量高于短尖薹草群落，而在中水位区域，川三蕊柳群落土壤有机碳储量低于短尖薹草群落；两种植物群落泥沙淤积有机碳密度随着水位的增加而增加，并在两种植物群落之间无显著差异；凋落物有机碳密度随水位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且在川三蕊柳群落显著高于短尖薹草群落；在土壤有机碳来源上，两种植物群落均以泥沙淤积有机碳为主、植物凋落物有机碳为辅，泥沙淤积有机碳对短尖薹草群落土壤有机碳的贡献高于川三蕊柳群落。可见，在湿地恢复过程中，可以根据水位特点，选取适宜的植被类型，以增强湿地碳汇功能。

大纵湖是分布在鸟类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径上的重要淡水湖泊。为了了解大纵湖区域中鸟类群落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在大纵湖区域设置了6条调查样线和3个调查样点,开展鸟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共记录了113种鸟类,隶属于13目39科,个体数量累计达51 694只;其中,隶属于雀形目鸟类的物种数量最多,为50种;隶属于鸻形目鸟类的个体数量最多,为23 825只;迁徙季、越冬季、繁殖季大纵湖鸟类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都依次减小,但是,该区天然湖泊、养殖水域和城镇用地中的鸟类群落结构存在差异,两种水域生境与城镇用地中的鸟类群落结构差异较大,天然湖泊和养殖水域中的鸟类群落相似性较高;大纵湖区域中的鸟类群落结构与栖息地质量和鸟类迁徙节律有关。人类活动干扰,尤其是无序的围网养殖,是影响该区域鸟类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

于2021年1月下旬，在珠江三角洲河网，开展了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实地调查，研究了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分布特征，分析了咸潮入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河网水体中分布着72种浮游植物和21种浮游动物，硅藻和蓝藻为浮游植物的主要类群，轮虫类为浮游动物的主要类群；由海洋向陆地方向，珠江三角洲河网水体的盐度在不断减小，水体中的营养盐含量在逐渐增大，从崖门水道到虎门水道，浮游植物群落和浮游动物群落的丰度、生物量都逐渐增大；咸潮入侵是浮游植物群落生物量、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新疆巴音布鲁克天鹅湖高寒湿地为研究区,利用红外气体分析仪(Li-8100),于植物生长季6~10月,进行野外土壤呼吸速率动态监测;在2014年8月16日(植物生物量达到最大时),采集植物和土壤样品,分析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和生物量碳蓄积状况。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对土壤有机碳官能团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不同水分条件下(常年积水区、季节性湿润区和常年干燥区)土壤有机碳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常年积水区各类型有机碳储量都高于季节性湿润区和常年干燥区;季节性湿润区的土壤呼吸速率[4.31μmol/(m~2·s)]高于常年干燥区[3.11μmol/(m~2·s)]和常年积水区[1.01μmol/(m~2·s)]。此外,常年积水区土壤脂肪碳、芳香碳和烷基碳含量都高于季节性湿润区和常年干燥区。在0~20 cm和20~40 cm深度,土壤呼吸速率与芳香碳、脂肪碳和烷基碳含量都显著负相关(n=15,p<0.01)。常年积水区土壤具有较高的有机物质蓄积能力,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累积。

选择大兴安岭冻土区典型泥炭地作为实验地，从2012年开始，在连续9 a的5～9月(植物生长季)，向实验地中的9块样地输入外源氮，外源氮输入水平分别为6 g/(m~2·a)氮、12 g/(m~2·a)氮和24 g/(m~2·a)氮；2020年8月13日，采集土壤样品，研究外源氮输入下实验地0～20 cm深度和20～40 cm深度土壤中碳、氮含量和酶的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外源氮输入后，实验地0～40 cm深度土壤中的全碳含量无显著变化，0～20 cm深度土壤中的全氮含量显著增大，20～40 cm深度土壤中的全氮含量显著减小，当外源氮输入量为24 g/(m~2·a)氮时，0～20 cm深度土壤中的全磷含量显著减小；随着外源氮输入量的增大，0～40 cm深度土壤中的全磷含量逐渐减小；当外源氮输入量为12 g/(m~2·a)氮时，20～40 cm深度土壤中的溶解性有机碳含量和0～20 cm深度土壤中微生物量碳含量都显著减小；随着外源氮输入量的增大，0～40 cm深度土壤中溶解性有机氮含量逐渐增大；外源氮输入使0～40 cm深度土壤中微生物量氮含量显著减小；当外源氮输入量为12 g/(m~2·a)氮时，0～20 cm深度土壤中蔗糖酶的活性显著增大；当外源氮输入量为24 g/(m~2·a)氮时，20～40 cm深度土壤中蔗糖酶的活性显著减小；当外源氮输入量为12 g/(m~2·a)氮时，0～40 cm深度土壤中脲酶的活性显著增大；随着外源氮输入量的增大，0～40 cm深度土壤中β-葡萄糖苷酶的活性逐渐减小；外源氮输入对0～40 cm深度土壤中酸性磷酸酶的活性无显著影响。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的影响下，土壤沙化和土地沙漠化的程度不断加剧。天然及人造屏障对于固定流沙、防止沙漠化具有正面效应，但是目前对湿地固沙屏障功能的研究尚且较少。论述了湿地的固沙屏障功能，湿地植被、水体和土壤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作用对迁移搬运来的沙尘拦截沉降，并对周围未移动的沙丘进行固定，从而捕获沙尘，避免土地沙漠化成为新的沙源。以松嫩平原西部湿地为例，分析了湿地固沙屏障功能对于区域生态安全的作用：松嫩平原西部地区土壤含砂量高于东部地区，湿地明水面与茂密的湿地植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沙阱，印证了镶嵌分布的湿地群产生的固沙屏障功能对于防止沙漠化扩张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