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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22 >Issue 5: 707 - 716

DOI: https://doi.org/10.13248/j.cnki.wetlandsci.2024.05.009

 

基于自然教育引导的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实践

  • 谷凤 , 1 ,
  • 赵思媛 2 ,
  • 钟嘉伟 3 ,
  • 王原 4 ,
  • 杨永峰 , 2, *
展开
* 杨永峰(1983—)，教授级高级工程师。E-mail:

谷凤(1980—)，女，安徽省利辛人，博士，讲师，从事湿地保护恢复、观赏花卉培育与应用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02

  修回日期: 2024-03-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14

版权

版权所有©《湿地科学》编辑部2024
收起

Planning Practice of Guanw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Based on Nature Education Guidance

  • GU Feng , 1 ,
  • ZHAO Siyuan 2 ,
  • ZHONG Jiawei 3 ,
  • WANG Yuan 4 ,
  • YANG Yongfeng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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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date: 2024-01-02

  Revised date: 2024-03-18

  Online published: 202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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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教育建设是湿地公园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对实现人与湿地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自然教育发展脉络，分析中国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模式。选择国内首个以原乡陂塘湿地为特色的国家湿地公园——安徽肥东管湾国家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公园自然教育资源进行分析和评价，提出了自然教育资源价值化、主题差异化、场所原乡化、媒介多维化、课程系统化的建设策略，引导湿地建设方向，形成依托自然教育建设的综合发展模式。公园以自然教育为引导的规划实践使陂塘文化与遗产的精髓在新时代得以有效传承并焕发新的生机。

本文引用格式

谷凤 , 赵思媛 , 钟嘉伟 , 王原 , 杨永峰 . 基于自然教育引导的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实践[J]. 湿地科学, 2024 , 22(5) : 707 -716 . DOI: 10.13248/j.cnki.wetlandsci.2024.05.009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etland parks and hold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wetlands.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natural education and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natural education within China's wetland parks, a construction model for natural education in wetland parks was proposed.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Guanwansh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Feidong, Anhui, which is the first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its traditional pond wetlands. By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nat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the park,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or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nat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thematic differentiation, local authenticity of the sites, multi-dimensional media, and systematic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se strategies aimed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wetland park development and form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natural education. The planning practices guided by natural education in the park had effectively preserved and rejuvenated the essence of pond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自然教育”是以自然为场所，以儿童、青少年等群体为主要对象，在大自然中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教育对象可以更深层次地认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树立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同时愉悦身心[1]。目前，自然教育多依托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开展，满足公众“零距离”接近自然并提高认知与探索自然科学能力的需求，养成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生活方式，并自觉参与到维护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关爱地球的行动中[2]。随着人们认知需求的变化，自然教育已经从最开始的讲课模式向参与式、体验式的研学模式发展。例如，芬兰自然教育教师利用体验式方法教学的比例在10 a内由32%提高到了90%[3]，自然教育从单一的提升人们环境意识功能扩展到治疗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多种功能[4]，教育对象也从学生拓展到不同年龄群体。因此，参与式和体验式自然教育不仅可以提高环境意识，还可以应用于不同年龄段群众的心理健康疗愈，是一种积极的教育进步方向，也是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5]。
目前，中国多数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内容乏味且形式单一[3]，自然教育建设通常仅作为湿地公园规划中的一项专项规划作为补充，未能充分挖掘场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价值，造成湿地自然教育模式千篇一律，且相关知识和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模板化、同质化倾向[6]。纵观各地湿地公园建设项目，鲜有以自然教育为主要指导思想，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并实现湿地公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范例。如何将自然教育与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深度融合，由湿地自然教育资源入手，并通过自然教育建设引导湿地公园规划，已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通过对自然教育的定义、发展过程进行阐述，分析湿地公园中自然教育规划设计的方法，提出建设策略、探索一种以自然教育为主导的从湿地恢复到内涵提升的生态建设模式，以期为国内及国际上湿地公园自然教育体系高质量建设提供发展路径。

1 自然教育发展脉络

1.1 演化路径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教育要与儿童自然发展相适应的思想。1632年夸美纽斯第一次提出儿童教育应遵循自然性原则，由简到繁，循序渐进[7]；1762年卢梭进一步提出“自然主义教育(Natural Education)”的主张，提倡教育应当遵循的自然是儿童的自然，即儿童身心发展的顺序[8]；1762—1916年裴斯泰洛奇、福禄培尔·弗里贝尔、第斯多惠等多位教育家对自然主义教育逐步深化[9-10]。
20世纪50年代后，受世界各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影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以解决生态发展为导向的环境教育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1]。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巴黎会议首次提出环境教育的概念[12]；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明确了环境教育的性质、对象和意义[13]；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比利斯召开的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环境教育”的目标[14]。环境教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责任，也成为人类对世界未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要选择[15]。
去“自然化”的生活、儿童的“自然缺失症”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的现代病，在自然中进行教育逐渐被视为与“环境教育”同等重要[16]。2005年，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在《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中提出儿童“自然缺失症”的概念，并进一步指明自然与儿童深层的精神契合、自然滋养儿童的灵性等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17]。随后，“自然教育”一词被提出，一系列的自然教育模式逐渐成型(表1)。
1 自然教育的演化历程

Evolution of natural education

名称 国家 代表人物 观点 提出时间 著作/会议
自然主义教育的提出 捷克 夸美纽斯 遵循儿童的自然性原则，认为教育内容应由简到繁，形成梯度，循序渐进 1632年 《母育学校》[7]
法国 卢梭 儿童应该从经验中得到学习，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学习 1762年 《爱弥儿》[8]
瑞士 裴斯泰洛齐 主张教育必须激发和发展儿童天赋的能力和力量 1780年 《一位隐士的夜晚时刻》[18]
德国 第斯多惠 提出自然适应性原则 1835年 《德国教师培养指南》[9]
环境教育的演化 苏格兰 帕特里克·戈德斯 将“环境”“教育”2词首次并列使用[19] 1920年
威尔士 托马斯·普瑞查 建议将自然与社会科学综合成一种教育方法并称之为环境教育 1948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巴黎会议[12]
美国 蕾切尔·卡逊 对人类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前瞻性、长远性思考 1963年 《寂静的春天》[20]
瑞典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正式确定了环境教育的名称，明确其性质、对象和意义 1972年 《人类环境宣言》[13]
巴西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使环境教育成为世界公民必备的通识 1992年 《21世纪议程》[21]
自然教育的形成 美国 理查德·洛夫 提出儿童“自然缺失症”的概念 2005年 《林间最后的小孩》[17]
西班牙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认可孩子回归大自然的重要性 2008年 世界环境保护大会[22]
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自然教育做出明确界定 2015年 第二届中国自然教育论坛[3]

1.2 自然教育发展概况

美国、日本、欧洲等地的自然教育起源较早，在项目运营、人才队伍、管理和设计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形式各不相同。美国的国家公园、自然博物馆等场所都具有自然教育的功能，模式主要是“教学+自然学校+项目”，将学校教育与自然体验活动有机结合，已建有3 000个以上的自然教育中心[23-24]。19世纪50年代，森林幼儿园在丹麦初具雏形，随后这一概念传入英国、德国、挪威等国并快速发展[25]。1995年森林教育在英国开始普及，并逐步形成体系，包括利用自然和历史资源的田野学习等[26]。此外，森林教育还将农民、食品生产商和企业融入自然体验活动中，以确保农产品作为游客体验的一部分。日本的自然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全日本有近4 000所自然学校，最具特色的活动是起源于1946年的“修学旅行”[27]，自1960年开始，日本国内90％以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开展了为期24 d的“修学旅行”活动课程[27]。
中国对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工作的相关研究发展迅猛。在相关政策文件方面，2012年原环境保护部和教育部共同发文推动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中国“自然学校”项目也由此产生并推广[28]；2016年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出台后，自然教育已不仅仅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存在，开展自然教育的机构也在逐年增加，模式逐步丰富；2019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推动了自然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2021年出台的《湿地保护法》也涵盖了自然教育的相关内容。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活动设计、宣传展示方式上。如任利霞和朱颖[29]以阳澄湖半岛湿地公园科普宣教规划设计为例，提出将科普宣教区融入其他各功能分区、以循序渐进的手法引导科普宣教逐层深入；刘慧[30]以四川苍溪回水湾湿地公园为例，提出湿地公园自然教育体系设计需立足活动策划、展示和解说系统等方面；赵珂[31]提出湿地公园科普体验应从宣传展示和参与体验两方面进行自然教育设计。

1.3 中国湿地公园自然教育现存问题

中国湿地公园的自然教育研究实践发展迅速，但由于发展时间短，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29⇓⇓-32]：一是对湿地自然教育资源挖掘不透彻，未能凝练湿地公园的核心价值，提出最能代表当地湿地特色的教育主题；二是自然教育与湿地生态修复缺乏耦合，往往是先修复，自然教育内容依附于修复内容，仅仅是对修复手段的介绍；三是自然教育的媒介较为单一，多数湿地公园的自然教育媒介主要为人员解说与设施解说，缺乏互动性与扩展性，解说内容仅针对游客，未能充分利用媒体解说途径扩大知名度；四是自然教育课程设计灵活度不高，课程内容冗长，缺乏对青少年儿童的吸引力。

2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自然资源解读

2.1 地理位置与范围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32.02°N~32.08°N，114.79°E~117.54°E)位于江淮分水岭南缘，皖中腹地、包公故里的肥东县北部，范围包括梁园镇、杨店乡和牌坊回族满族乡，总面积664.24 hm2，湿地面积412.81 hm2，湿地率62.15%[33]，是国内首个以原乡陂塘湿地为特色的国家湿地公园，公园分为生态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五大分区。
公园内大小陂塘近百座，保留了距今约1 600 a的历史记忆，展示着古人集雨兴农的智慧，有着极高的生态文明理念教育价值和丰富的劳动教育实践空间。2016年肥东县政府在“守护碧水蓝天，打造宜居家园”的建设背景下，以保护陂塘群湿地生态系统和建设“长三角地区知名的湿地研学旅行基地”为目标，开展国家湿地公园申报，并于同年底被原国家林业局批准开展试点建设。公园设计遵循“系统保护、合理利用和协调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在保护和改善管湾国家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环境效益的同时，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和人文效益。

2.2 陂塘湿地的历史与成因

陂塘是古人为了解决干旱季节的农业灌溉问题，在自然湖泽的基础上利用起伏的地形围堤筑坝，进而形成的一种农田水利设施。通常理解的陂塘，就是父辈们口中的“当家塘”，是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重要场所[34]。
陂塘湿地是皖中地区典型且分布广泛的湿地类型，形成于江淮分水岭，由于地势平坦，气候干燥，不利于地表径流聚集，历史上农民挖掘陂塘以蓄积雨水，“旱能补水、涝能蓄洪”，久而久之形成了广泛分布的碗状湿地。管湾湿地公园内的陂塘大体可以分为原生陂塘、修复鱼塘和新开挖陂塘3种类型，其中最早的原生陂塘可以追溯到1 600多年前的南朝。《梁园镇志》记载有：梁园在南北朝时期被刘宋所占，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此处就已成为人类聚居地，陂塘承接了村民饮用、灌溉的最初功能[35]。

2.3 自然教育价值研究

2.3.1 典型的陂塘湿地系统

公园内的管湾水库是淠史杭灌区的中型反调节水库。进水面积67 km2，总库容2 420万m3，有效灌溉面积1 600 hm2，保收面积1 333.33 hm2，入库河流为滁河和梁园河[33]。梁园河流域面积250 km2，属滁河水系。湿地公园以管湾水库、滁河干渠以及北部的陂塘系统为主体，具有库塘湿地的典型特征。湿地公园拥有大大小小的陂塘近百余个，塘连塘、岸接岸，每个塘口都有不同的特色和风光。整个水系连通，有效地发挥着滞蓄雨洪、调节旱涝的作用。相较于独立成片的大型自然湿地，这类分散分布的小型陂塘湿地异质性更高，因受各自微气候、水文、土壤和植被条件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也更富集。同时，大量陂塘构成了该地区环境中一个关键的碳汇，对于缓解当地气候变化具有积极作用。

2.3.2 生物多样性丰富

公园位于北亚热带江淮丘陵落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区，陂塘因具有明显的季节水位波动，形成了旱生植被与水生植被共存的生境类型，可利用该特点让学生了解生物对季节变化的适应性，以及生境的时空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据调查[36]，在公园内已发现维管植物87科246属336种，脊椎动物170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有野大豆(Glycine soja)和野菱(Trapa incisa var.)，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易危(VU)等级的有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低危(LC)等级的有黄鼬(Mustela sibirica)和草兔(Lepus capensis)。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有利于食物链和食物网的发育，使生态系统层次完整、稳定性高。在自然教育活动中，学生可以观察、记录不同生物物种及其依存关系，深入了解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迁徙鸟类以雁鸭类较为常见，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迁徙水鸟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可以引导学生关注鸟类迁徙行为及其动态变化，思考鸟类保护问题。
公园内的生物多样性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自然教育资源，可以开展科普教育、研学观察、艺术创作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自然观察和生态认知能力。

2.3.3 景观资源独特

作为全国首个以原乡陂塘湿地为特色的国家级湿地公园，这里集中分布着约百座形状各异的陂塘。这些人工湿地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江淮分水岭地带，犹如镶嵌在脊背上的明珠，创造了独特的人文生态格局。陂塘湿地的高密度分布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聚落式小湿地的集体力量，理解其对维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支撑作用。

2.3.4 文化价值突出

作为人与湿地和谐发展的生动范例，陂塘保留了距今约1 600 a的历史记忆，展示着古人集雨兴农的智慧。这些湿地与周边村落融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乡土社会共同记忆的载体。陂塘是村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孕育了特有的乡土文化。在开展自然教育的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与村民交流，了解陂塘湿地与传统村落生活的密切关系，领悟保护湿地的内在动力。这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培养环保意识和行动能力。
综上所述，管湾湿地具有典型的陂塘湿地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景观与文化资源，高度契合了开展自然教育所需要素。公园内现存的陂塘好比陂塘文化的活化石，有着极高的生态文明理念教育价值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空间，将管湾湿地作为自然教育建设的载体，引导学校、家庭带动少年儿童从观赏、玩耍与实践中认识湿地、了解湿地，学习湿地相关知识，助力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通过自然教育建设引导湿地公园的湿地生态修复建设，对发挥湿地公园的社会及文化效益，促进湿地公园可持续发展与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3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策略

为了更好地开展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展现湿地公园的自然教育成果，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从“价值驱动-场所营造-教育途经-游客反馈”的逻辑链条构建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的5个建设维度(图1)。
1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策略模式

Strategy and model for natur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Guanw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3.1 自然教育资源价值化

深度挖掘管湾陂塘湿地特征，凸显农耕文明进化过程中农业生产与湿地互存共生的和谐关系。同时，梳理历史文脉，“吴楚要冲、包公故里”，抓住鲜明地域特色，作为公园的特色“名片”，明确湿地类型特征、生物多样性特征、景观特征与文化特征，为自然教育的主题打造及建设思路提供依据。

3.2 自然教育主题差异化

国家湿地公园的宣教系统首先要明确宣教主题[37]，吸引游客深入了解陂塘湿地的类型与特点。教育主题需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自身独有的资源特色，做到差异化。对应各区域中的生态特点或者文化特色，使游客对管湾湿地的独特性与其近1 600 a的历史沿革形成鲜明印象，同时也通过寓教于乐的过程使公众理解陂塘湿地修复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3.3 自然教育场所原乡化

教育场所是湿地公园的生态基底。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扩张，旧有的农业生产模式日渐被淘汰，陂塘的灌溉功能被新兴的水库和完善的农业灌溉设施所取代，而其重要的湿地功能则面临着消失的命运。应该恢复管湾场地原乡湿地结构与面貌，保护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陂塘湿地，使其成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共有的精神和文化家园，为吴楚文化的传承提供重要的自然载体。

3.4 自然教育媒介多维化

除了传统的人员解说与设施解说外，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介与纸质媒介各自的优势，网络媒介能够提升教育宣传受众面的广度，纸质媒介则可以提升教育内容的深度与专业度。同时，应面向不同类型的人群受众针对性地谋划解说教育形式，尤其强调对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及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重点关注[38]。

3.5 自然教育课程系统化

课程教育是湿地教育中的普及型教育，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受众群体的接受门槛，通过生动形象的课程设计传授教育内容，激发受众群体对湿地生态及文化的兴趣。自然教育课程设计首先要提取核心资源内容，重点构建系统化课程结构，缩短各单元的课程内容，增加各类型内容组合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4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规划

4.1 梳理地域特征，确立教育主题

根据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建设模式，结合公园的自然教育资源，选定与陂塘紧密相关的湿地知识及地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作为教育主题，具体包括江淮分水岭、陂塘与农业的关系、陂塘与原乡生活、陂塘与生态环境和陂塘湿地修复，并相应确立“陂塘缘起”等5个教育主题。围绕主题充分挖掘相关知识体系，丰富教育内容，并通过解说牌、多媒体、解说手册与互动设施等载体来传递主题讯息(表2)。
2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五大教育主题

Five education themes in the Guanw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主题 内容
主题一 陂塘缘起 了解江淮分水岭地区的自然环境属性以及特色自然环境下的农业生产模式，感受该地区人们在抗旱保收过程中彰显的农业智慧，同时了解陂塘的起源及定义
主题二 陂塘万物 通过观察湿地的动植物分布特点，从湿地生物视角赋予陂塘更深层次的意义，一种独特的人工小微湿地类型，为各类动植物提供了近似天然的栖息地，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样本
主题三 陂塘农业 了解在江淮地区特殊的农业生产环境下，以陂塘为特色的农业灌溉模式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千百年来人们在利用陂塘的过程中对综合农业的探索
主题四 原乡陂塘 通过实地生活体验，了解陂塘在江淮人民的生活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感受人、田、塘的完美关系，领悟江淮岭上人家独特的生活智慧
主题五 陂塘新生 从生态共建的角度，认识湿地环境保护和修复对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性，同时探索陂塘湿地模式的保护和推广，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4.2 融合教育主题，再生原乡湿地

按照“生态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村落更新-景观恢复-产业升级”五部曲，从生态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5个功能区入手，结合五大教育主题提出相应的修复策略，实现湿地公园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示范意义。
生态保育区。该区主要为管湾湖水面、林地、滩涂等，需要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重点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等工作，严禁进行任何与保护和监测无关的活动，对应“陂塘万物”的解说主题。依据现有水塘、鱼塘、水库的位置，实施现有阻塞溪、沟的疏浚，并合理设置单个陂塘的面积、深度和坡度，保障饮用水源地水量和水质安全。综合考虑管湾水库目标水量、水质和特有水禽对栖息环境水深的要求实施水文恢复，选择管湾湿地具有代表性的鸟类，如大白鹭(Egretta alba)、小䴙䴘(Tachybaptus ruficollis)、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绿翅鸭(Anas crecca)、斑嘴鸭(Anas zonorhyncha)等作为目标物种，根据物种的栖息习性，进行生境斑块识别，营建水塘、沼泽、滩涂、小水泡等多样生境(图2)，吸引鸟类和其他湿地动物栖息与繁衍，并结合水生植物种质资源圃，形成不同生境的自然过渡，强化科技支撑与多边合作，恢复公园的生物多样性。
2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陂塘生态修复技术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ies for ponds in the Guanw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恢复重建区。该区以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为目标，在不影响管湾水库功能的前提下，采取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相结合的措施，进行陂塘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对应“陂塘农业”主题。以公园片区多年平均径流量和地表径流过程为参考，通过GIS解析和水文过程分析，识别水脉、确认关键空缺点位，从景观多样性和连续性的角度，恢复陂塘-溪流-水库的复合水文系统(图3)，构建“稻田陂塘、果基鱼塘、风水陂塘、当家陂塘”等不同类型的陂塘体系，重建“点线面”结合的陂塘农业景观体系。
3 管湾国家湿地陂塘-溪流-水库复合水文生态系统

Composite hydrological ecosystem of ponds, streams, and reservoirs in the Guanw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宣教展示区。该区重点建设宣教基础设施，开展宣教活动对湿地自然景观、湿地生态功能及管湾湿地文化进行宣教展示，对应“陂塘缘起”主题。基于湿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从生态、生活、生产3个维度解译传统陂塘的生态智慧，通过游步道和充满文化特色的导览标识串联各个解说空间，构建针对不同受众的课程体系和社区参与模式。
合理利用区。该区结合景观资源特色建设生态休闲项目，开展湿地科普休闲体验活动，为游客提供亲近湿地、休闲旅游的场所，对应“原乡陂塘”主题。通过拓展农事体验、景观工艺、生态种养等多种业态，用自然教育赋能陂塘湿地新的生命，传播高质量发展模式。同时对生态敏感区内现有居民点，按搬迁和提升改造2个策略，基于村庄-稻田-陂塘的空间肌理，重塑“树绕村庄，水满陂塘”的宜居环境，并注入民宿业态，满足今后自然教育开展带来的住宿需求，活化村庄功能。
管理服务区。该区主要建设湿地公园管理服务中心，建设一定的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服务，同时为湿地公园保护、科普和游览活动的开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对应“陂塘新生”主题。

4.3 依据资源属性，分级解说点位

解说系统是实现湿地公园与访客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发现和挖掘解说资源是湿地公园解说系统建设的基础性工作[39]。自然环境解说系统运用媒体等方式向游客传播特定的信息，帮助游客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是发挥自然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40]。
依据访客游憩以及重要资源的分布，除生态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外，将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3个访客可达区域按五大解说主题划分解说点位。根据场地空间、资源重要程度、设施建设条件将42个点位分为3个层级：一级解说点位3处、二级解说点位19处、三级解说点位20处，共包含53个解说内容。一级解说点位主要代表公园品牌或者重要的游憩节点，比如游客中心、科普馆等；二级解说点位主要是指公园中比较有特色的湿地配套设施和活动体验场所，比如观鸟屋、自然教室、晒谷场等；三级解说点位主要是公园中以解说牌或互动装置为主的特色解说点位；其次可以将公园未来发展中具有解说潜力的地点标注为其他解说点位。

4.4 基于访客行为，构建多元解说媒介

类型多维的解说媒介结合湿地公园的空间布局，可以向访客多元化地展示湿地公园的特色资源。人性化解说比责任性解说和知识性解说更容易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同情心[41]，基于公园访客游憩路线和访客的行为习惯，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循序渐进地展示湿地故事，从历史文化到湿地动植物等，引导游人切身感受到湿地的作用，从而参与到湿地保护行动。解说媒介建设分为2类：人员解说、非人员解说(设施解说和媒体解说)。
人员解说。包括常规人员宣教和辅助性人员解说。前者开展带领访客沿固定路线游览的宣教服务和在公园内重要景点的定点解说；后者主要协助开展咨询服务、专题讲座和主题活动。
非人员解说。运用各种媒介或设施对游客进行关于环境、场景、文化等的说明。主要包括标识标牌系统、场所解说以及网站、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公园标识标牌有多种类型，根据访客的游憩需求分为管理性标识标牌和解说性标识标牌，后者又被称为“户外的展览馆”，在公园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分布在全公园范围内的最基础解说载体，融入环境的多元场馆是公园独具特色的解说点位。

4.5 提取核心资源，开展系统化课程设计

湿地自然教育需要提高创新性和参与性[42]，公园自然教育课程设计元素取材均来源于其最为核心的资源，传播管湾湿地的特色资源。课程设计采用STEAM教学理念，内容生动灵活可调整，符合中小学生心理发展规律。课程体系以单节课程产出，室内外结合，根据不同课程和场地的需求，随心选择搭配不同主题供游客选择，灵活多变，选择性高，同时不受制于场地。
通过对场地资源的调研与分析，结合解说主题与内容，确定课程设计3大主题：“湿地居民”“身边湿地”和“江淮生活”，从生态学、生物学、历史文化等方面提炼细分内容，再从教育领域确定14个解说知识点。课程设计通过“主题-次主题-课程活动”的等级结构形成系统化课程体系。依托资源分布与解说设施，根据不同主题与内容将课程分布在公园内各个区域，引导参与者体验不同区域的资源特色(图4)。
4 管湾国家湿地公园课程主题结构

Course theme structure in the Guanw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5 结语

自然教育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自卢梭的“爱弥儿”思想发展至今，已融合了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物学、可持续教育和素质教育等。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湿地公园自然教育的开展应结合场所的特性，针对多样化的目标群体，制定明确的教育主题与内容，实现个性化教学，有效传达湿地的独特故事。
在管湾湿地公园，采用研学旅行、自然学校等形式，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特色，为参与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在陂塘湿地实施的自然教育项目，不仅为该湿地注入了新的使命，也促进了当地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
自2016年管湾湿地公园获批为国家湿地公园以来，积极为安徽省内、省外的各类学校和组织提供独特的自然教育场所，受到广泛好评。通过多维的教育内容和解说系统，使学生们从理论走向实践，深刻理解自然教育的核心思想。公园不仅充分发挥了湿地的自然教育功能，还有效传承了陂塘文化遗产的精髓，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2022年，公园进入运营管理期，并在同年被认定为安徽省首批省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其自然教育规划荣获了2020年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非中东地区奖（IFLA AAPME）规划分析类杰出奖，进一步彰显其在自然教育和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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