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目前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健康风险。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合理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加重了居民的健康负担，如增加了抑郁症、哮喘等疾病的患病风险^[1]。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没有处于虚弱状态，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全面完好的状态，并提出“强有力的城市政策必须优先考虑健康，创建有一定抵御力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社区，以此促进社会流动，倡导社区互动”^[1]。

医学领域专注于疾病本身的预防和控制，但从长期的城市健康系统视角出发，各学科也应当贡献各自的力量。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强调要加强健康城市的建设。李同予等^[3]基于无线生理传感器与虚拟现实技术研究，发现逃离性环境，即在城市中具有亲和力、隔离性强的自然环境，这类环境有较强的综合疗愈修复作用。李树华等^[4]将大量园艺活动作为能够促进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疗愈活动，开展了可以有效促进健康和社会福祉的实证性研究，提出应深入开展园艺疗法和园林康养科学研究，为园林康养职业化体系构建提供数据支撑和实践依据。黄浩真等^[5]在全健康视角下构建了绿色健康社区景观设计体系，为社区内各类疗愈空间的设计与使用提供指导框架。余洋等^[6]提出基于多路径、多因素的综合性研究思路，探究城市街道促进公共健康的路径。

近年来，小微绿地建设成为国内外健康城市和疗愈性环境构建的重要实践内容，建设模式由单一节点设计逐渐转向网络化的空间系统营造^[7]。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普遍实行居家隔离措施，“社区”这一最小治理单元成为疫情防控的中坚力量。2019年，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这一概念：“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附近”以你为中心，你走到哪里，“附近”就在哪里；“附近”与社区相似却又不同，社区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内部关系，但“附近”强调人的具体经验，强调你眼中的具体的事与人，同时“附近”是去行政化的。面对城市中日益消失的“附近”，越来越多人开始有意识地重建“附近”^[8]。言语等^[9]将公共性理论、行动主义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相结合，形成空间修复与微更新视角下的公共领域能动性网络批判框架，用于评价社区营造的实践案例。李昊昱等^[10]通过分析英美社区更新的社会化转型趋势，总结出英美社区更新呈现出促进阶层混合、振兴社区经济等4种社会修复导向，并为中国社区更新与社会修复提出“政策工具箱”、居民赋权赋能等若干建议。公共行动不仅对个人康复和人际关系重塑具有积极效益，同时对于社区营造和社群建设也具有启发作用。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和四叶草堂团队（以下简称团队）基于数年实践与探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联合全国各地社区花园组织和社群开展了一系列无接触空间行动，这一系列行动具有线上、分散、实时等时空特征^[11]。团队在营建设计、活动组织、体制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社区花园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所凸显出来的自然疗愈、长效康养作用，使针对社区花园疗愈价值及实现途径的研究变得愈发重要。

自然疗愈环境是指结合自然元素，对身体健康和情感福祉具有支持作用，并具备一定治疗功能的物理环境^[12]。马库斯等^[13]认为自然疗愈环境具有融于自然、可接近性、亲和性、强化社会交往、探索性等特点。回顾自然疗愈环境发展史，在中世纪，花园作为建筑和自然环境的过渡，为病患和普通居民修养身心提供了场所；“一战”“二战”时期，花园被引入精神病医院、慢性病治疗机构，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军人提供辅助治疗^[14]。可见，作为自然疗愈环境的基本类型之一，花园具有疗愈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作用，对维护健康有着积极意义。

社区是健康城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15]，社区花园作为市民生活最便捷、最接近的绿色公共空间，亦是一类重要的自然疗愈环境。目前，具有促进健康和自然疗愈效益的社区花园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可以分为3个方面。1）社区花园对不同患病群体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社区花园对过度肥胖、高血压有缓解作用^[16]，对减少孤独感和缓解孤独症具有积极效益^[17]，对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人群有积极影响^[18]。2）小微社区花园与城市整体层面公共健康和福祉关系的研究进展：社区花园对于维护城市食物安全具有积极效益^[19]，可使得参与者对社区景观产生感情，并能促使参与者自觉维护景观^[20]。3）多元健康主题研究进展：社区花园能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提高社会凝聚力及获得社会支持^[21]。

本研究将社区花园定义为社区居民共建、共享的开放空间。社区花园以植物和生命情感为自然特征，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在不改变现有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提升公众的参与度，促进社区营造与社区共治^[22]。本研究认为社区花园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景观空间，具有空间的灵活性和功能的多样性，能够承载普遍、丰富的自然疗愈活动，在社会高速发展、压力与日俱增的当下具有突出的推广优势和普遍的社会价值。

创智农园（图1）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创智天地片区，农园内有大量供市民参与种植的空间，参与者在进行农事活动实践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身体，又可与他人配合协作，增进了社会交往。创智农园的建设实践在市民身心健康、社会关系等多个层面体现了社区花园的疗愈价值。农园内的植物种植大多选用适合上海地区的传统农作物，为居民的健康饮食、有机生活方式提供了直接支持。同时，乡土植物的生长也是地方性和乡愁的载体，居民在栽培熟悉的植物这一过程中可以产生愉悦情绪和怀念心理，获得心理疗愈。创智农园不仅为社区活动提供了空间，还是社区花园的示范性基地，承载了社区居民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景^[23]。

与创智农园毗邻的实体墙限制了社区之间的公共交流，早在2016年，社区居民就提出了希望通过公共艺术创作的方式促进社区融合的诉求。在此背景下，“魔法门”墙绘工作就此展开，社区艺术家、志愿者和附近儿童共同参与完成。2019年3月，创智农园与国定社区的围墙1.0打通，称为“睦邻门”，睦邻门开放后居民从农园隔壁的国定社区到大学路片区的行走路线约400 m，有效缩短路程近700 m；2019年8月，创智农园与国定社区围墙2.0打通，从硬质围墙转变为开放式栏杆，高度降低，获得了更通透的视觉效果。在社区参与的系列行动中，居民和社区规划师一同探讨方案，每场参与社区规划方案讨论工作坊的居民均超过10人，大型社区互动日单日最高参加人数超过700人。睦邻门的开放打破了封闭的社区边界，创智农园两侧的老旧小区和高档商品房由孤立走向交流，由隔阂走向亲近，通过公共空间建设获得了物理空间和精神层面的联结，通过多元参与共同缔造了新的社会治理网络，推动了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塑。

自2020年起，团队协同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开展了街道共同体“东明实验”系列行动，行动以解决社区发展难题为出发点，以城市微更新为手段，以社区花园营建为启动任务，通过构建社区花园空间网络，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促进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东明实验”在社会关系修复层面促进了居民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打下了坚实的社区情感基础，为街道社区花园网络的持续发展提供情感支持与助力。居民全过程参与行动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过程共分为3个阶段。1）参与前期：通过意识认知培育、引导居民的治理共同体意识萌芽，这也是保证社区花园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参与中期：通过实践行动将居民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客观基础，基于一系列实践行动，居民之间产生了浓厚的情感，自发形成在地行动社团，如“彩之韵”护绿队。3）参与后期：居民形成了关于社区的更多情感体验。情感反馈从认同感到归属感再到使命感，依次深化^[24]。认同感来自居民通过社区花园营建对社区公共空间产生了情感认可，进而把社区当作是和邻里共同的家园。归属感来自居民与社区深切的情感联系、积极的邻里交往以及自发的社区参与行动。使命感来自居民主动为社区做贡献，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实现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关系修复的过程。

南宁市城市更新和物业管理指导中心与团队达成合作，共同发起“共治的景观——南宁老友花园社区参与行动”。南宁老友花园（图2）是南宁市老旧小区改造中由政府支持、居民自主参与建造和维护的小型社区花园，通过老友议事会决议形成共创设计与营造方案。该行动通过专业组织进行赋能培训，来激活闲置空间，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城市韧性。团队在南宁老友花园社区参与行动的种植设计和营造过程中，大量栽植包括中草药植物在内的乡土植物，植物的选种深受市民特别是老年群体的喜爱。在实施过程中，老友议事会作为全新的社会结构介入老友花园的选址、规划、设计和营造，通过专业培训和实践模拟，将青年规划师、小小规划师等不同年龄段的社区规划师组织起来，同时通过搭建社区花园设计营造运维系统，形成以老友议事会为骨架的社群网络，包括专题花友会等组织。该行动促进了邻里交往与沟通，激发了居民的共治意识和邻里互助情感。

南宁老友花园社区参与行动通过3个示范性花园在社区内宣传公众参与概念、展现专业设计能力，并计划在南宁的109个小区建设完成1 000个社区花园的模块化设计，带动了众多居民自发参与小花园建设。截至2023年12月，已在93个小区开展花园营建活动422场，建成花园1 021个，并联络核心花友1 187人，逐步形成南宁社区花园系统并串联起邻里情感网络。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大部分居住区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封闭管理，居民被限制在个人居住空间中，身心与外界隔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在此背景下，SEEDING行动（图3）应运而生。

SEEDING行动是由团队发起的基于新冠疫情展开的特别行动，在全国范围倡导邻里守望与互助，以“重建信任，种下希望”为行动目标，以分享种子、植物、花园知识为行动途径，传递邻里信任，共筑美好家园。SEEDING行动实时、快速、无接触地软化了因居家隔离竖起的情感高墙，以行动共创的方式搭建社区花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在地网络。

作为SEEDING行动的延伸，团队还发起了团园行动——发动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自主开展“‘团’一个社区花园”的行动。团园行动的初衷旨在了解中国社区花园的发展现状，为公众提供最新的公共数据库和案例；探索并不断丰富社区花园的内涵，寻找多元社会力量的支持；支持有改造身边环境意愿的居民参与社区花园共建。

在SEEDING行动和团园行动的实践中，基于强烈的民间自主性，花园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社区的关注，然而社区自主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凸显出来，需要高校专业力量的介入，弥补社区自发建设过程中专业性弱、后续运维不足等问题。在连续3年的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中，尤其是进入后疫情时代，社区花园行动逐渐发挥了自然疗愈的作用。截至2023年，58个疗愈花园已在全国18个城市落地。值得关注的是，第三届社区花园竞赛结合乌鲁木齐市规划局“花开乌市”计划，在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建成了2个“专业版”疗愈花园。在疗愈花园建设行动中，花园专业者^①同医院、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及附近居民共创合作，并获得企业的直接支持，可持续运营和维护的社区花园初见成效。SEEDING行动正在探索自然疗愈在身心健康方面的潜力，引导后疫情时代的健康自主生活方式。

SEEDING行动和团园行动在实际运行中，融合了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截至2023年底，上海新增社区花园超过500个，全国范围内50余个城市中落地的社区花园数量更是超过1 000个，参与人数超过2万人，开展工作坊700余场。从SEEDING行动与团园行动到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构成了广域的公众参与自主行动网络，具有广域普及、深入群众、社会联结、人民自主等特点，实现了完全民间自主运维的预期。

在客观层面上，社区花园行动对于个体的身心疗愈具有积极作用，个体的积极行动也带动了群体的共同意识，个体之间的关系与联结也在群体的花园行动中得到促进和加深。更关键的是，基于社区花园建设搭建的社群网络能够为社区互动和凝聚力提升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和修复起到促进作用。

社区花园实践行动的发展，推动了小而分散的宅前屋后小型社区花园、单点集中式社区花园转变为集中且结构化的、以街道为单位的多元共治参与式社区区块。在SEEDING行动与团园行动的推动下，连续3年的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依托高校力量，推动了全国性、广域性的民间自主营建行动。通过社区花园开展的社会关系修复行动逐渐从单点的中心区域拓展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社区花园网络体系（图4），各地参与者通过社群联络，将社会关系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社会网络空间，形成重建“附近”、推动社会关系修复的人群力量。

植物景观是社区花园的基础，植物的颜色、气味、质感、味道、声音会给参与者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五感方面的刺激，使身体机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如芳香植物可以使人们的情绪变得平稳与安宁，有助于生理和心理疾病康复。

可食用植物是社区花园最直接的物质产出，能够作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生存物资，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物质帮助。例如南宁老友花园社区参与行动中的聚宝苑螺旋花园，就是一个充满香草、药材、蔬菜的社区花园，花园中的香妃草（Plectranthus glabratus）、婆婆纳（Veronica polita）、罗勒（Ocimum basilicum）、迷迭香（Rosmarinus officinalis）、艾（Artemisia argyi）等植物不仅可以作为烹饪配料，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能促进身体疗愈，因而深受社区居民喜爱。

社区花园作为一个完整的景观空间一般包含座椅、步道等设施，可以满足社区居民日常休闲、邻里交流等需求，还可用于开展工作坊等活动。社区花园作为公共空间也可以作为应急避难场所使用，如在疫情防控期间作为物资发放或核酸检测的场所。

通过社区花园的营建与日常管理活动，如耕地、翻土等体力劳动，可以训练参与者的运动技能，锻炼肌肉，恢复身体活力；通过播种、浇水、施肥等精细动作，可以锻炼人们尤其是儿童的精细运动技能。

花园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参与者的生理健康，而且植物的开花、结果等生长过程所体现出的生命力量，以及花园营建对环境的改善作为参与者的劳动成果所带来的成就感，具有较好的正向引导和暗示作用。社区花园营建活动能够极大促进邻里的交往和互动，通过园艺进行交流与沟通可以将对社区花园建设感兴趣的伙伴凝聚在一起，让彼此互相支持，拉近原本淡漠的人际关系，居民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

社会关系修复实现的重要方法是解构事物的内在性，而非在事物外部寻找明确的结论或解决办法，通过逐步改变具体生活环境而化解内在的深层次问题，引导人们思考如何面对问题、如何与他人共处。社区花园是社会关系修复的有效载体之一。居民们共同商议花园的功能规划、植物选种、桌椅摆放等事项不仅超越了简单的园艺爱好，更是对花园内在性的深入探索，是一种基于美好共建的议题延伸。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素不相识的居民之间产生了真实有效的沟通，打破了陌生的边界，意识到“附近”的存在。在不需要思考如何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让每个人开始行动起来是社会关系修复的起点，而如果大家都做出行动，产生从“附近”到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就存在可能。

社区花园的共建共享效益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居民在社区花园中面对面交流，不分年龄、职业和阶级，同时获得自然教育，这有助于人们真正关注身边的“附近”，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压力，还能激发居民对于社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改变以往沟通问题的方式，积极解决社区问题；另一方面，基于社区花园形成的社群网络产生了一系列联动效益，如增强社会联系，有助于居民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促进公众参与、社区共治等，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关系的修复和重塑。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社群网络发挥了巨大作用：社区花园实践和系统化网络搭建将大量热爱家园、积极行动的居民凝聚起来，这些居民也不同程度地主动支持着抗疫工作。个体得以更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行动中找到自发性、自主性以及自觉性，并且相互带动，由此构成的这种邻里守望相助网络推动了整个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例如，社区花园网络所凝聚起来的社群也是生活物资购买、抗疫信息传播、抗疫互助行为实施的重要载体。上海杨浦区吉浦小区因建设社区花园而建立了花园营造群，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由70多人的花园营造团体自发地发展为200多人的共同抗疫互助群，微信群名也直接变成了“吉浦小区互助共渡难关”。又如，在团园行动上海三叶花园的建设中，自行车棚看守员马叔因花园建设与社区居民结缘，与众多居民相识相交。由于自行车棚完成了智能化改造，不再需要人力看守员，马叔面临失业的风险，社区花园建设群的各位居民对于马叔的状况十分关切，非常积极热心进行讨论，希望可以帮助马叔渡过难关。由此可见，社区花园成为居民与居民“相互看见”的桥梁，打破了以往的“陌生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原本支离破碎的“附近”，对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塑具有微小却又持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