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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31 >Issue 5: 23 - 30

DOI: https://doi.org/10.3724/j.fjyl.202312040541

专题：自然疗愈与健康

自然疗愈体系的当代发展及公共健康服务潜力

  • 薛滨夏 ,
  • 李同予 , 1, 2, * ,
  • 姜博
展开
  • 1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 2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薛滨夏/男/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成员/美国注册园艺治疗师（HTR）/研究方向为健康人居环境与自然疗愈体系

李同予/女/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成员/美国注册园艺治疗师（HTR）/研究方向为疗愈环境与健康校园

姜博/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成员/研究方向为自然疗愈与康复景观、健康人居环境设计

收稿日期: 2023-12-04

  修回日期: 2024-03-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2-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大学生积极心理促进的校园恢复性环境循证建构研究”(52378014)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引导项目“基于健康效能循证评价的城市社区自然疗愈体系建构研究”(LH2021E068)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委托项目“健康人居环境创新创业课程跨学科教学模式研究”(SJGZ20200196)

版权

版权所有 © 2024 风景园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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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自然疗愈（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NBI）体系作为现代医疗技术的辅助手段在公共健康服务方面的应用潜力并提出未来展望。【方法】通过对自然疗愈蕴含的人类思想脉络和历史发展的梳理，界定自发的疗愈行为与专业化的自然疗法（nature-based therapy, NBT）的界限，揭示自然疗愈体系由民间自发的、依靠自然医学的疗愈方法，演化成为现代专业化、系统化医疗技术辅助手段的社会动因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归纳不同国家医疗照护机构中自然疗愈体系的分布与特点。【结果】结合欧美国家自然疗愈重要理论模型，进一步解析自然疗愈作用机制和广泛的健康效能，以及实施场所和服务人群。从历史演变及当代发展趋势来看，自然疗愈体系源自朴素的自然医学和民间传统，有着广泛的社会实施基础，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中，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天然的“平医”结合的良好背景。【结论】自然疗愈体系充分地利用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同一性和基因同源性，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均获得了人类的青睐，成为一种低成本、高产出且科学便捷的疾病恢复和健康促进手段。基于循证研究，建立科学的分类、分级体系，形成完善的园艺实操模块和干预流程，自然疗愈将具有巨大的优势，有望成为人类未来潜在的非药物治疗或替代医学方法。

关键词： 自然疗愈体系; 园艺疗法; 历史脉络; 公共健康; 服务潜力

本文引用格式

薛滨夏 , 李同予 , 姜博 . 自然疗愈体系的当代发展及公共健康服务潜力[J]. 风景园林, 2024 , 31(5) : 23 -30 . DOI: 10.3724/j.fjyl.202312040541

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城市居民普遍面临慢性疾病、亚健康、心理障碍和身体机能退化的困扰，这些困扰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国家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倡导绿色健康人居环境建设，促进主动健康行为，未病先防，提高全民综合身体素质。在此背景下，结合城市疗愈环境营建发挥自然环境对人的健康促进潜力，基于循证医学科学机理推动自然疗愈（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NBI）体系发展，已成为当下普遍关注的焦点。
自然疗愈是基于自然的健康干预方法，强调通过人与自然环境及自然要素的互动来实现疾病恢复和健康促进的目的。通常，任何与自然相关的身心健康促进行为都可以被视为自然疗愈。园艺栽培、林中操练、森林漫步等民间自发的应对疾病、延年益寿的健身活动，在不同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传统；从专业角度来看，自然疗愈，亦称自然干预，是一个概括性术语（umbrella term），特指基于园艺种植、绿色环境体验、衍生艺术创作等活动的疗愈手段，涵盖园艺疗法（horticultural therapy, HT）、治疗性园艺（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TH）、植物疗法（plant therapy, PT）、自然康复（nature-based rehabilitation, NBR）、自然疗法（nature-based therapy, NBT）等医疗照护环境的专业化治疗体系，代表了欧美国家非药物治疗领域在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和职业教育方面的新兴趋势。自然疗愈体系的不同流派源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语系渊源，形成了以生命科学和循证医学理论为科学依据，以植物科学与风景园林知识为实施基础，融入心理与行为治疗技术，通过园艺实操与感官体验实现治疗目标的理论范式和治疗流程，差异中带有共性，相似中又各具不同。目前，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到风景园林学等学科和专业，从康养旅游到公共卫生领域，自然疗愈对人类健康福祉的益处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提高不同人群身心健康水平、促进社会交往能力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势，能够有效提高患有不同疾病的患者、健康风险人群和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水平，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应对日益严重的亚健康问题和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由此可见，自然疗愈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自然疗愈体系在国外的发展经验和国内巨大的社会需求，结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康养与园艺疗法专业委员会提出的世界上首个国家战略层面的森林园林康养师认证制度，探索中西合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疗愈体系构建方法和运行机制，使之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上成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综合医疗的辅助力量。

1 自然疗愈体系的缘起与发展

1.1 概念界定

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然疗愈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宽泛概念，在广义层面，涵盖了人们在自然环境中有意或无意的健身、休闲活动，以及个人或机构所实施的基于自然的健康恢复计划。在狭义层面，自然疗愈专指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依托医疗照护机构陆续建立的以园艺实操为核心内容的健康促进方法，借助植物栽培与园艺操作辅助疾病治疗和身心康复，帮助患者舒缓情绪、激发动力、改善体能和运动协调性，被广泛用于治疗心理障碍，以增加患者的社会联系，有助于其道德价值的实现[1-4]。本研究所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医疗体系背景下对专业要求较高的自然疗愈体系，包括美国、英国盛行的园艺疗法、治疗性园艺，以及北欧国家建立的自然康复与自然疗法等不同流派。
这些依托医疗照护环境实施的自然疗愈活动一般由具有丰富医学知识和园艺技能的专家或职业治疗师指导。如美国园艺疗法协会（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AHTA）规定园艺疗法活动必须由注册园艺治疗师（registered horticultural therapist, HTR）组织和领导，从而实现某个既定的治疗目标、康复目标或职业计划的特定目标[5]。注册园艺治疗师必须在美国园艺疗法协会的监督下，获得美国大学授予的植物科学、人类科学、园艺疗法三大板块课程的学分，同时需在医疗照护机构进行480 h的园艺疗法项目实习，评估通过后才能获得注册园艺治疗师资质。认证过程漫长而严格，注册园艺治疗师可以为客户和公众提供园艺疗法教育和治疗性服务，该认证制度既推动了自然疗愈的普及实施，又保障了园艺治疗项目的质量和健康收益。
相比较而言，人们在公园绿地自发进行的观赏体验和休闲健身等疗愈活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自主性特点，缺少严格的程序规约和持久动力，不具有治疗的针对性和精准性；而在医疗照护机构中实施的自然疗愈项目由具有资质的治疗师引导，在具有专业技术要求的疗愈环境中，按照预定的治疗计划为特定人群提供疾病治疗和身心康复服务，并通过实时的观察和评价及时反馈，以改进治疗方案[4]。由于得到大量临床实践和循证数据的支持，这些疗愈项目的有效性得到充分验证，欧美国家已广泛将其作为辅助的治疗手段，应用于医疗照护环境，并在社区和校园推广实施，用于治疗各类人群的慢性疾病和解决心理障碍问题。

1.2 历史缘起与演变

1.2.1 起源—萌芽时期

人类与自然之间与生俱来的依附关系造就了自然疗愈体系的思想基础。土地提供了生活的居所，阳光带来生机和能量，农耕和园艺种植丰富了食物供给。自然对人类的慷慨和庇护使人类遇到健康问题时首先会向自然寻求帮助。公元前2700年，中国《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自然界的变化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只有顺应自然才能保持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平衡，这一思想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6]。公元前2000年，印度《吠陀经》将自然人格化，赋予自然以超人间的力量，强调了自然与人本性同一的观点[7]。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00年提出了自然医学（亦称自然治疗医学）相关概念，主张“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倡导食用天然食品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强调“自然的治愈力量”，该主张至今仍是医学领域的重要理念[8]。希波克拉底认为健康是身体、思想和精神之间的和谐状态，这种观念后来转化为自然医学疗法（naturalpathy）的“全人”（whole-person）治疗概念[9]。
承袭这种自然医学思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采用花园疗法对患有精神问题的皇室成员进行治疗[1]。在长达800年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战争中，修道院利用回廊式的庭院、玫瑰园、喷泉以及种植药用植物，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精神病患者和年老体弱者提供精神慰藉和食物来源，使他们感受到平静、安详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修道院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维持健康和维系生存的场所[1, 3]。同一时期的德国神学家和医生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将来源于园艺实践中的绿色概念融入医学，她认为人体就像植物一样，具有生长、发育和治愈的能力[10]，此观念影响广泛。尽管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国家医疗体系的实施场所由慈善机构向医院几经变迁，但园艺治疗却一直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得到延续，尤其是在15世纪西班牙萨拉戈萨（Zaragoza）的医院，能够自理的精神病患者被安排在蔬菜园、农场、葡萄园和其他果园进行劳作，这些风俗为18世纪末期由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在法国领导的精神病院和收容所改革打下基础[1, 11]。这种始于欧洲的运动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提供人性化的治疗手段，花园种植在医疗环境中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恢复效果。受此影响，美国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和多萝西娅·迪克斯（Dorothea Dix）倡导对患者的人性化治疗，呼吁公众关注花园的恢复效果，鼓励将农业劳作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这些努力连同1908年克利福德·威廷汉姆·比尔斯（Clifford Whittingham Beers）在全美掀起的心理卫生运动，一起推动了园艺疗法在近代的兴起[12-13]。
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期，席卷欧美国家的浪漫主义思潮从文学艺术领域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科学到医学，从儿童教育到家庭生活，无所不及。这一时期人们注重抒发与个人体验有关的感受，喜欢描写和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思潮对园林和医院环境的景观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阳光、新鲜空气和花园的重要性随着这一时期医院建筑设计价值取向的变化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传染性疾病的蔓延使医院开始限制患者的活动范围和人际交往，宽敞优美的景观成了空洞的摆设，医院环境成为单调而令人厌倦的地方[1]。

1.2.2 波折—复兴时期

19世纪末消毒技术的完善和抗生素的发明促进了急症护理医院（acute-care hospital）的发展，并催生了现代科学医学，基于症状和药物的治疗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10]。1910年美国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发表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认为以化学药物为基础的对抗疗法（allopathic medicine）优于其他以天然健康为基础的方法[13-15]，自此自然医学思想受到抑制，锻炼、推拿、草药、水疗、顺势疗法和心理咨询等自然医学疗法开始衰落，人类进入倚重现代医疗技术的“疾病文化”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与这种趋势相反，以园艺种植为特色的自然疗法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发展，并日趋成熟。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初职业疗法（occupational therapy）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而逐渐流行，并依托精神病院和慢性病医院长期的临床经验，发挥园艺疗法在体能和灵活性恢复、产出性、趣味性、去耻辱感以及良好的社会融合方面的优势，这为园艺疗法提供了实施的舞台。另一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园艺疗法连同职业疗法、物理治疗被广泛应用于军人医院、退伍军人医院和康复医院，为战场归来的伤残士兵或患有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士兵提供治疗，减轻他们的痛苦、恢复其受损的身体机能、改善其认知，赋予他们可以获得收益的职业能力，并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1]。
在实践领域，由H.A.拉斯克（Howard A. Rusk）医生领导的美国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拉斯克康复医学研究院（Rusk Institute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秉持苏格拉底的“全人”健康理念，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病人的健康恢复潜能，以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1]。为此，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兴建了一系列康复花园来积极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现了园艺疗法与现代医疗技术在公共健康服务方面良好的协同性和互补潜力。在教育领域，美国的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爱丽丝·伯林盖姆（Alice Burlingame）和医生唐纳德·沃森（Donald Watson）于1953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开展了园艺疗法硕士研究生计划，美国托皮卡陆军基地首席园丁瑞亚·麦克坎德利斯（Rhea McCandliss）基于30多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于1972年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设立了临床心理学与园艺疗法本科学位[1]，一些美国知名高校纷纷制定了园艺疗法的本硕学位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课程体系[1]。

1.2.3 兴盛时期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整体健康运动（“Holistic Health” Movement）兴起，引发了人们对自然医学疗法的再次关注[16]。不同于以单独治疗某一身体部位为基础的主流对抗疗法模式，整体健康运动要求对医疗保健采取更加综合和“全人”的方法，提倡使用源于自然的方法来治疗疾病，鼓励人们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负责。这些做法与由医生承担责任的对抗疗法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医学疗法的应用大幅增加[17]。由于对抗疗法中药物对慢性疾病的治疗往往会带来不良反应，甚至失败或产生医疗事故，许多人对对抗疗法的幻想破灭，开始转向以自然医学疗法作为辅助手段来治疗传统医学认为无法治愈的疾病。
经过半个多世纪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积累，1973年在保拉·黛安娜·莱尔夫（Paula Diane Relf）和厄尔·科普斯（Earl Copus）的推动下，美国成立了国家园艺治疗与康复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through Horticulture, NCTRH），1987年更名为美国园艺疗法协会[18]，该协会体系架构完善，人才资源雄厚，是教育、认证和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权威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以园艺疗法为代表的自然疗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英国，面向残疾人的园艺促进联盟（Therapeutic Promotion Alliance, TPA）促进了园艺事业的发展。1978年成立的英国园艺疗法协会（The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Therapy, TSHT）为不同年龄段的患者服务，是欧洲当时唯一的园艺疗法组织[19]。1999年英国Thrive组织开设的社会和治疗园艺（Social and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STH）课程也获得了业界认同[20]。
1975年，英国人文地理学家Appleton[21]提出瞭望-庇护理论（prospect-refuge theory）；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心理学的发展，Kaplan等[22]提出了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Ulrich等[23]提出了自然环境减压理论（stress reduction theory, SRT），1984年生物学家Wilson首次提出亲生物性，后经Kellert的演绎最终形成了亲生命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24]，这些理论为自然疗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使其日臻完善。美国、英国园艺疗法体系的成熟和成功经验推动了园艺疗法在全球的普及。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奥地利、荷兰，以及瑞典、丹麦、芬兰等纷纷效仿，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推进园艺疗法的教育和治疗项目，并形成国家间良好的协调与互动。尤其是瑞典和丹麦，以高校为核心领导建立的面向工作人群脑力疲劳的治疗花园体系[25-26]独树一帜。
在亚洲国家中，韩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了园艺治疗，成立了韩国园艺疗法研究学会（Korean Research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Therapy, KRSHT），开展园艺疗法的研究、教育与实践活动[27]。1995年，日本建立了相应的园艺疗法体系，相关的研究、设施建设及治疗活动日渐兴起[28]。2000年，园艺疗法传入中国，清华大学李树华首次系统提出建立中国园艺疗法学科体系的设想[29-30]。2014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园艺治疗学部是当时中国园艺疗法最高层次的学会组织。2016年，中、日、韩在日本北九州市成立了首届亚洲园艺疗法联盟（Horticultural Therapy Alliance in Asia, HTAA），标志着中国园艺疗法走向亚洲。2020年，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康养与园艺疗法专业委员会成立，成为园艺疗法外延扩展并与园林康养并轨发展的新里程碑[31]。2022年，在李树华的主持下，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康养与园艺疗法专业委员会提出了森林园林康养师认证制度，建立了以中西合璧为特点、吸纳中医养生理论精髓的世界上首个政府认可的自然疗愈体系[30-32]，标志着园艺疗法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上成为国家公共卫生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 ECG）传感器、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传感器、皮电（skin conductance, SC）传感器等现代医疗检测技术的发展，拓展了自然疗法的循证研究方法，推进了自然疗法疗效验证研究[33-34]。201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通过了《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该战略倡导强调了传统医学在保持人口健康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自然医学疗法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持续需求，为自然疗愈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35]。
纵观自然疗愈体系的发展历程（图1），每一时期的理论主张和社会实践均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技术特征和生活诉求，折射出鲜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脉络。伴随着医学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疗愈体系逐渐由朴素的经验主义自然观走向基于循证医学的严谨科学体系。
图1 自然疗愈体系历史发展的思想脉络与社会背景[1, 3, 6-23, 33-35]

Fig. 1 Ideological context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system[1, 3, 6-23, 33-35]

1.3 流派分类与分布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医学的核心焦点从疾病转向健康，欧美国家先后成立了园艺疗法相关协会以及教育、实施机构，自然疗愈作为一种专业背景下的系统治疗手段逐渐成熟和兴盛，成为古老而又年轻的非药物治疗或替代医疗方法[4, 17]。它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体验、园艺活动帮助人们舒缓情绪、减轻压力、激发动力，改善体能和运动协调性，促进社会融合[2-3]。美国园艺疗法协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园艺疗法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表1）。受地域、民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协会和机构，强调自然医学的思想理念，并与其他治疗手段（药物治疗、治疗性园艺、职业疗法、工娱疗法、音乐疗法和体育锻炼等）联合应用，以追求最佳的治疗效果，体现了较强的灵活性和不同流派间的连通性与协同性。上述治疗方法主要面向老年群体、心理障碍人群，在医疗照护机构、社区和校园广为实施，有着稳定的客户群体，形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表1 世界各国自然疗愈体系的流派分类与特点[1-20, 25-31, 36-37]

Tab. 1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schools worldwide[1-20, 25-31, 36-37]

国家 体系 代表性协会/机构 时间 主张/内容 服务对象
美国 园艺疗法 美国园艺疗法协会 1973年 由注册园艺治疗师协助进行的园艺活动，以既定的治疗康复或职业计划实现特定目标 退伍兵；慢性病、老年痴呆症患者；自闭症、脑瘫、唐氏综合征、智力障碍等患者；中风、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用于精神疾病辅助治疗、监狱服刑人员职业培训
治疗性
园艺		 参与者通过主动或被动参与植物相关活动来增强幸福感的过程
加拿大 园艺疗法 加拿大园艺治疗协会 1987年 促进和推进加拿大各地的园艺疗法教育和实践，为会员提供资讯、支援和资源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药物滥用患者、精神疾病患者、脑损伤患者、视力障碍患者和残疾儿童
治疗性
园艺		 园艺疗法委员会 老年痴呆症患者
英国 园艺疗法 园艺治疗学会 1978年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以植物为媒介，实现某些临床定义的目标 精神病患者、学习困难的人、残疾人
治疗性
园艺		 社会和治疗园艺 1999年 个体利用植物和园艺，通过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来实现健康
德国 园艺疗法 园艺和治疗协会 1989年 利用园艺作为教育和治疗手段，与英国Thrive组织和美国园艺疗法协会相互联系 精神病患者、残疾人
国际园艺治疗协会 2009年 协调奥地利、德国、瑞士在园艺治疗和园艺治疗教育方面的活动 精神障碍患者
瑞典 自然康复 阿尔纳普（Alnarp）
康复花园项目组 		2001年 探索一种结合景观、园艺疗法、传统疗法的新疗法，创建缓解精神疲劳的康复花园 抑郁症患者、体力衰竭患者、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患者
丹麦 自然疗法 丹麦森林与景观研究中心 2007年 发展和提供康复花园设计和自然疗法教育，为患有与压力相关疾病的患者提供治疗 患有与压力相关疾病的患者
韩国 园艺疗法 韩国园艺疗法协会 20世纪80年代 提供园艺疗法认证，监督各大学继续教育中心的园艺疗法认证计划 老年人、青少年、女性群体、精神障碍患者、抑郁症患者、中风偏瘫患者、智力障碍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囚犯等
园艺性
疗法		 社会和治疗园艺 1999年 提倡个体通过主动或被动参与，利用植物和园艺来发展健康
日本 园艺疗法 日本园艺疗法协会 1995年 举办会议和讲座，为研究和传播园艺疗法开展必要的业务 老年人、青少年、儿童、精神障碍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等
中国 园林康
养与园
艺疗法		 园艺治疗专业学部 2014年 组织科学研究、教育培训，促进学术交流，推动项目实践，进行基地认证和学术标准制定、森林园林康养师认证，建立中西合璧、吸纳中医养生理论的园林康养与医疗体系 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智力低能者、社会弱者以及亚健康人群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康养
与园艺疗法专业委员会		 2020年
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依靠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优越的森林资源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发展出融入了完整心理治疗技术的自然康复、自然疗法等体系，采用心理学、循证医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方法，充分发挥了自然环境在不同治疗阶段的作用，构建出环境促进人体身心健康的催化模型，为脑力疲劳和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康复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5-26]。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亚洲各国的园艺疗法出现了本土化趋势。韩国以生命与环境科学为视角对园艺疗法进行发展，强调园艺治疗过程的参与价值并对治疗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日本的园艺疗法则反映了对老龄化社会的关注和对森林疗愈的偏好，从课程教学到科学研究，日本分解了园艺疗法实施的每一个细节和要求，以追求精确的恢复效果。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高校学者和社会机构结合中医养生理论和传统文化对园艺疗法进行了积极探索。尤其是在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后，园艺疗法研究迅速发展，中国举办了系列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围绕中国园艺疗法的科学研究、疗愈环境设计、园艺疗法教育和实践等议题展开讨论。

2 自然疗愈体系的作用与实施

2.1 自然疗愈的身心健康促进作用

2.1.1 作用机制

以园艺活动为主导的各种自然疗愈活动既能提供有益健康的新鲜空气和植物芳香，又能让人体验到优美的自然景观而心情愉悦，最重要的是，这些基于自然的健康促进活动会增加人与环境、人与人的互动，营造惬意的氛围并形成社会联系。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乌尔里卡·斯蒂格斯多特（Ulrika Stigsdotter）教授等创建的纳卡地亚（Nacadia）康复花园自然疗法模型（图2）[26]中，自然环境不仅是背景，而是治疗过程的催化剂，将治疗师、患者群体以及治疗目标、方法和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于令人紧张和畏惧的医院环境，自然疗愈的场景让人放松，帮助人们消除耻辱感和对抗心理，有助于患者取得意想不到的康复效果，这也是基于自然的治疗方法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而经久不衰的原因。
图2 丹麦纳卡地亚康复花园自然疗法模型[26]

Fig. 2 Nature-based therapy model of Nacadia Healing Garden in Denmark[26]

国外医学、心理学领域一直以来倾向于采用“生物-心理-社会”三维归因模型对人类心理障碍问题进行病因学解释[38-39]。按照这种观点，人的疾病源于遗传特质、心理特征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当我们在寻求现代医疗的帮助时，可能会求助于对生理因素的单方面干预，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积极影响和协同作用，因而无法求得最佳的治疗效果。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疗愈的益处在于它恰好弥补了现代医疗的不足，起到了完美的辅助作用。
自然疗愈的另一个明显的益处在于它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当我们在三维归因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加入环境因素，就可以建立一个涵盖所有疾病的复杂全景多维归因模型（图3）。如果用这种观点审视疾病的发生机理和过程，在一个人的身体疾病状况累积成为严重的问题之前，及时进行积极干预，或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预防和延缓疾病的发生或减轻患病程度具有重要价值。很多慢性疾病来自长期不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积累，多数心理障碍的根源与人的认知错误密切相关。在心理和生理问题相互作用的机制下，遗传因素、饮食和环境污染，以及信息化社会的社交方式和紧张的工作节奏，都会加重自我隔离的生活状态，强化久坐行为习惯，无形中会加大慢性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患病风险，使患病时间提前甚至加重病情，而自然疗愈手段的及时干预将有效预防或延缓疾病的发生。本研究参照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关于疾病—健康连续体、健康恢复以及机能衰退的经典理论[40]，结合典型人群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出现各类慢性疾病和心理问题的普遍规律，抽象描绘了典型人群在现代医疗干预下，整个生命周期从健康到疾病、阶段恢复及逐渐衰退的连续过程（图4）。基于100多年来国内外关于自然疗愈的实证研究，可以初步推断出在现代医疗与自然疗愈共同干预下人的健康—疾病曲线的波动特征（图5）。
图3 影响人体身心健康的病因学模型

Fig. 3 Etiological model influenc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图4 现代医疗干预下生命周期健康—疾病曲线示意

Fig. 4 Diagram of health – disease curve spann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图5 现代医疗与自然疗愈共同干预下生命周期健康—疾病曲线示意

Fig. 5 Diagram of health – disease curve spann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under the joint intervention of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and 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2.1.2 健康效能

自然疗愈作为一种低成本、无副作用的非医疗干预手段，在长期的社会应用中，尤其是在近50年来的循证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已在不同国家初步形成具有医疗体系特点的实施流程和操作模块，在疾病治疗、症状减轻、发病延缓、疾病预防和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长期以来，在“疾病文化”的主导下，人们对药物、手术等现代医疗技术情有独钟，甚至过度依赖，使人们忽视了自然疗愈的健康效能，对日常细微的健康问题也会产生麻痹思想，容易错失及时自我纠偏和疾病预防的机会。
自然疗愈通过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关系而获得健康效益。一方面，自然疗愈可让人加入绿色生长环境的感官体验和种植活动之中，充分发挥参与者的艺术创作灵性，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体会自然界的变化与因果逻辑，有助于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认知模式。另一方面，自然疗愈将被动体验和主动实操融为一体，无论对于心灵修复还是体能锻炼均多有补益。特别是在医疗照护机构实施的自然疗法项目中，由于拥有专业的跨学科治疗团队、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流程设置，自然疗愈对于多数病症，尤其是心理障碍，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
此外，自然疗愈项目中的团队合作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社会联系的机会。国内外大量循证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由专业机构和治疗师实施的自然疗愈项目可以改善客户的身体机能，提高运动协调性与灵活度，有助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和行为障碍[5]。此方法既能精准针对客户的症状，又能保证治疗的效果，同时还能提升客户的职业技能，促进其社会交往，从而提高不同人群的健康水平和生活福祉（图6）。
图6 自然疗愈的健康效能圈层

Fig. 6 Circle map of health effectiveness of 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2.2 自然疗愈活动的实施场所和服务人群

近年来，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自然疗愈体系涵盖的各个流派与分支在世界各地得到普及，实施场所也从最初的医院、精神病院等专业性医疗场所拓展到公园、植物园、校园、养老机构、社区等日常生活场所。作为一种治疗干预和恢复健康的方法，美国和英国的园艺疗法、治疗性园艺和植物疗法等项目大多针对患有重症的客户，服务于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人群，包括患有中风、脊髓损伤、身体残疾、创伤性脑损伤、发育障碍、精神疾病等的人群[3, 8]，带有浓厚的对症干预和后期康复的特点。对于健康和亚健康人群的疾病预防、少年儿童成长过程的前期干预、老年人机能退化的保健养生等需求则少有顾及。这种传统的做法虽然关注到了弱势人群，体现出社会公平性和公益性，但却相对限制了自然疗愈体系的快速发展，降低了自然疗法为更多社会群体提供健康促进服务的潜力。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工作节奏的日益加快，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依托高校和医疗机构的合作，开始建立森林治疗花园项目。此项目面向中青年工作人群，治疗由压力过大和脑力疲劳而引发的精力耗竭（burn out）[25]。这标志着自然疗愈体系的社会应用开始转向亚健康领域，将带来更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3 自然疗愈体系公共健康服务潜力与展望

自然疗愈在应对公共健康方面具有诸多优势，无论作为生活化的自娱自乐、锻炼健身的方式，还是规程化的治疗计划，对于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都是有益的辅助和补充。自然疗愈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城市、社区及校园等不同层次上帮助人们预防疾病、减轻症状，并从疾病的状态中恢复。基于在健康促进方面的诸多优势，自然疗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防微杜渐、未病先防的新的健康范式。一方面自然疗愈为城市居民增添了新的强身健体、治疗疾病的手段，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与健康福祉；另一方面自然疗愈也为自身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在医疗照护机构、科技园区、大学校园、城市社区，以及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广泛实施自然疗愈项目，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创造新型健康服务行业、增加就业机会，并实现减轻国家医疗负担的目标，具有诸多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挖掘自然疗愈体系公共健康服务潜力离不开5个重要方面。
1）培养规模庞大的自然疗愈体系治疗师队伍，为各类人群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服务，指导、监督整个治疗计划的完成。在中国即将步入严重老龄化社会之际，国家新推出的森林园林康养师认证制度适逢其时，为减轻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压力探索了科学、有益的解决路径。
2）实施自然疗愈的空间载体是城市中的自然斑块和绿地空间。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如何优化城市绿地格局和网络体系、营造恢复性环境、完善园林休憩和园艺设施，在传统的生态、社会、美学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增加城市绿地的健康服务功能，为未来专业化的自然疗愈活动提供标准的实施场所和设施，对于推动自然疗愈的普及和提升服务质量十分重要。
3）治疗计划是实施自然疗愈的关键技术步骤，包括身体康复、心理治疗以及职业技能训练，涉及服务人群分类和症状分析、治疗方案制定、后期循证评价3个环节，需要依托医工合作，吸纳国际最新成果，针对疗愈环境的条件和特点确定合适的疗愈活动内容，以保证治疗的科学性与实际效果。
4）从各国实施经验来看，自然疗愈的实施需要与医疗体系相互协同、配合，发挥医疗体系在诊断、治疗与评价方面的经验与技术优势，同时应注重不同体系的连接与融合。在美国园艺疗法体系中，从治疗机构到注册园艺治疗师往往都具有职业疗法、工娱疗法、治疗性园艺等交叉背景，可以将各个体系相互融合以实现健康促进的最终目标。
5）自然疗愈体系作为民间和专业机构共享的健康促进方法，应发挥高校、城市公园、医疗照护机构等场所中专业技术人员的集群优势，建立不同的治疗模块、专业标准和远程指导机制，举办社会公益讲座和培训，使生活化的疗愈行为与专业精准的自然疗法有机结合，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适合不同人群需求的公共健康支持体系，以实现最大的健康促进服务价值。

4 结论

自然疗愈体系充分利用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同一性和基因同源性，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人类的青睐，成为一种低成本、高产出且科学便捷的疾病恢复和健康促进手段。自然疗愈体系也克服了现代医疗干预手段的缺点和盲点，若能基于循证研究建立科学的分类、分级体系，形成完善的园艺实操模块和干预流程，自然疗愈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未来有望成为潜在的非药物治疗或综合医疗方法。
从历史演变及当代发展趋势来看，自然疗愈体系原本来自朴素的自然医学和民间传统，有着广泛的社会实施基础，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中，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天然的“平医”结合的良好背景。发挥自然疗愈的本质特点和其内在逻辑的优势，结合国家新推出的森林园林康养师认证制度，在医疗照护机构、社区、校园层面上，广泛建立科学的指导机制，超越单纯的被动式感官体验范畴，把自发的或泛化的园艺活动提升到循证医学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高度，将激发自然疗愈巨大的公共健康服务潜力，在提高全民身体健康水平、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致谢

感谢王月、李徐钧逸为此文提供了英文翻译。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1由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3][6]~[23][33]~[35]整理绘制；图2由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6]改绘；图3~6由作者绘制；表1由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20][25]~[31][36][37]整理绘制。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GERLACH-SPRIGGS N, KAUFMAN R E, WARNER S B. Restorative Gardens: The Healing Landscap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TOWNSHEND T.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Designing Healing Gardens and Restorative Outdoor Spaces[J]. Landscape Research, 2015, 40(8): 1018-1019.

DOI

[3]
SIMSON S, STRAUS M. Horticulture as Therap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M]. Boca Raton: CRC Press, 1997.

[4]
薛滨夏, 李同予. 园艺疗法体系的组成, 内涵与实施应用[J]. 园林, 2023, 40(4): 51-57.

XUE B X, LI T Y. Composition, Connot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System[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ademic Journal, 2023, 40(4): 51-57.

[5]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History and Practice[EB/OL]. (2016-11-20)[2023-11-15]. https://www.ahta.org/about-horticultural-therapy.

[6]
李晓通. 健康素养理论视角下的中医养生思想论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4): 1488-1491.

LI X 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Preservation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Literacy Theory[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23, 38(4): 1488-1491.

[7]
乐君. 吠陀经: 自然力量人格化的反映[J]. 外国文学研究, 1978 (2): 133-134.

YUE J. The Vedas: A Reflection of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Forces of Nature[J].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978 (2): 133-134.

[8]
ANDROUTSOS G, MARKETOS S. Hippocrates: A Great Prophet in Scientific Andrology[J]. Progres en Urologie: Journal de l’Association Francaise d’Urologie et de la Societe Francaise d’Urologie, 1992, 2(4): 689-691.

[9]
REMEN R N. Practicing a Medicine of the Whole Person: An Opportunity for Healing[J]. Hematology/Oncology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8, 22(4): 767-773.

DOI

[10]
SWEET V. God’s Hotel: A Doctor, a Hospital, and a Pilgrimage to the Heart of Medicine[M]. London: Penguin, 2013.

[11]
GARCÍA IBÁÑEZ J. Pinel, el Hospital de Zaragoza y la Terapia Ocupacional[J]. Revista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Neuropsiquiatría, 2013, 33(118): 379-380.

[12]
BARRAS V. A History of Psychiatry from the Era of the Asylum to the Age of Prozac[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001, 37(1): 95-96.

DOI

[13]
KO Y. Sebastian Kneipp and the Natural Cure Movement of Germany: Between Naturalism and Modern Medicine[J].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016, 25(3): 557-590.

DOI

[14]
ZEFF J L, PAMELA SNIDER N D, MYERS S P. A Hierarchy of Healing: The Therapeutic Order[J]. Medical Education, 2006, 3: 15.

[15]
FLEXNER A.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Selections][M]. New York: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1910.

[16]
BAER H A. The Sociopolitical Status of US Naturopathy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J].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001, 15(3): 329-346.

DOI

[17]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ROSENTHAL D.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omplete Guide to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Cancer Therapies[M]. Atlanta: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09.

[18]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About the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Advancing the Practice of Horticulture as Therapy[EB/OL]. [2023-11-15]. https://ahta.memberclicks.net/about.

[19]
SEMPIK J, ALDRIDGE J, BECKER S. Health, Well-Being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in the UK[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5.

[20]
SEMPIK J, ALDRIDGE J O. Care Farms and Care Gardens: Horticulture as Therapy in the UK[M]// HASSINK J, DIJK M V. Farming for Health.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6: 147-161.

[21]
APPLETON J.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M]. London: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22]
KAPLAN R, KAPLAN S.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
ULRICH R S, SIMONS R F, LOSITO B D, et al. Stress Recovery During Exposure to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1, 11(3): 201-230.

DOI

[24]
KELLERT S R, WILSON E O.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3: 73-137.

[25]
PÁLSDÓTTIR A M, PERSSON D, PERSSON B, et al. The Journey of Recovery and Empowerment Embraced by Nature: Clients’ Perspectives on Nature-Based Rehabilit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ol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4, 11(7): 7094-7115.

DOI

[26]
CORAZON S S, STIGSDOTTER U K, MOELLER M S, et al. Nature as Therapist: Integrating Permaculture with 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Based Therapy in the Danish Healing Forest Garden Nacadia[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 Counselling, 2012, 14(4): 335-347.

[27]
SIN A P, KI C S, WEON K C. Practice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in South Korea[J]. Acta Horticulturae, 2012, 52: 179-185.

[28]
KOURA 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Japanese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J]. Acta Horticulturae, 2012, 52: 175-177.

[29]
李树华. 尽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园艺疗法学科体系（上）[J]. 中国园林, 2000, 16(3): 17-19.

LI S H. Call for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the Near Future (Part On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0, 16(3): 17-19.

[30]
李树华. 尽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园艺疗法学科体系（下）[J]. 中国园林, 2000, 16(4): 32-34.

LI S H. Call for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the Near Future (Part Two)[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0, 16(4): 32-34.

[31]
李树华, 康宁. 构建中国园林康养职业化体系[J]. 风景园林, 2023, 30(3): 81-87.

LI S H, KANG N.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System of Garden Healthcare in China[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0(3): 81-87.

[32]
岳桦, 赵景伟, 岳莉然, 等. 基于中医体质学的康复花园参与性设计健康增益评价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 36(5): 42-47.

YUE H, ZHAO J W, YUE L R, et al. Research on Health Gain of Healing Garden Participatory Design Based on Constitutionology of Chinese Medicin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36(5): 42-47.

[33]
陈筝, 刘颂. 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实时环境情绪感受评价[J]. 中国园林, 2018, 34(3): 12-17.

CHEN Z, LIU S. Real-Time Environmental Affective Experience Assessment via Wearable Sensor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34(3): 12-17.

[34]
李同予, 薛滨夏, 杨秀贤, 等. 基于无线生理传感器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复愈性环境注意力恢复作用研究[J]. 中国园林, 2021, 36(12): 62-67.

LI T Y, XUE B X, YANG X X, et al. Research on Attention Recovery in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Based on Wireless Physiological Sensor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 36(12): 62-67.

[3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14–2023[M]. Geneva: WHO Press, 2013.

[36]
Canadi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CHTA). About the CHTA[EB/OL]. [2023-11-15]. https://www.chta.ca/about.

[37]
BEER A M, UEHLEKE B, WIEBELITZ K R. The History of Inpatient Care in German Departments Focusing on Natural Healing[J].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3, 2013: 1-8.

[38]
KAWA S, GIORDANO J. A Brief Historicity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Psychiatric Canon and Practice[J]. 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 2012, 7: 1-9.

DOI

[39]
LUND C, DE SILVA M, PLAGERSON S, et al. Poverty and Mental Disorders: Breaking the Cycle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J]. The Lancet, 2011, 378(9801): 1502-1514.

DOI

[40]
FAIR S E. Wellness and Physical Therapy[M]. Sudbury: 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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