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东数西算”工程演进中西部供给地陷入“算力飞地”与“资源诅咒”的困境，构建“绿色能源导向型发展”理论框架，解析从单向输能向“供给—赋能”双向闭环演进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通过理论构建，论证了在跨区治理缺位与本地承载力不足的双重制约下，供给地空间优化是打破飞地隔离、启动区域协同的先决条件。其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模型，以甘肃省酒泉市为例，提出“点—线—面”协同空间优化策略并进行多情景推演。
研究表明：产城融合模式显著提升了对东部人才的吸纳力；多核驱动模式激活过境廊道并降低了区域发展差异；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缓解了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冲突。
界定了供给地“景观基础设施化”新路径，指出通过对内部空间的重构，将能源与数据基础设施转化为承载复合功能的景观单元，是承接东部赋能、启动双向互馈的关键，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拓展了能源转型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视野与实践方向。
为应对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面临的空间挑战，以及从“科学评估”到“政策实体”的转化难题，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总体视角以理解开敞空间作为法定统合概念如何通过多元的空间政策与工具，转化为支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本研究构建了“国际机制借鉴—本土框架探索”的分析路径，基于《伦敦规划：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The London Plan: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归纳了绿色基础设施体系实现“空间实体化”的3条核心路径及其内容：法律指定、规划预设、开发控制。以此为参照，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尺度和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地方尺度开展研究，整合量化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探索。
界定了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的空间边界，建立了大湾区开敞空间的现状基线；识别出战略性开敞空间、重要生态廊道与公共开敞空间匮乏区域，在区域和地方尺度提出了整合生态保护、空间供给与开发增益的规划实践工具。
通过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证，形成了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导向贯穿“统合概念—空间载体—治理工具”全过程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思路。
对于城乡梯度和空间尺度如何调制蓝绿空间游憩与生境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目前仍缺乏系统认识，严重制约了都市圈蓝绿空间的精准规划与管理。本研究旨在融合“城乡梯度-空间尺度”双视角，系统揭示都市圈蓝绿空间游憩与生境服务间权衡协同关系的空间异质性及尺度依赖性。
以武汉都市圈为例，综合运用最大熵（maximum entropy, MaxEnt）模型、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综合评估（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InVEST）模型和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等方法，构建了蓝绿空间游憩与生境服务间权衡协同关系的“梯度-尺度”综合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1）生境服务沿城乡梯度衰减或增强的梯度距离拐点均滞后于游憩服务，在中心城市级、地市级和区县级梯度中分别滞后7.58 km、7.74 km和2.89 km；2）游憩与生境服务之间的空间权衡协同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尺度依赖性，50~60 km2是二者由空间协同关系向空间权衡关系转换的关键尺度；3）游憩与生境服务之间的空间权衡协同关系及其转换对城乡梯度的响应阈值受空间尺度和城市行政等级调控。
本研究可为都市圈蓝绿空间的分级分类精准规划与协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推动游憩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组成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各功能分区植被覆盖度（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 FVC）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 ES）的影响阈值尚不明确，尤其是在不同功能分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化阈值效应，缺乏定量识别。
以京津冀地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中部核心功能区、南部功能拓展区、东部滨海发展区）4个功能分区为研究区，以2000—2020年为研究时段，利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评估不同功能分区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估算FVC，进而通过弹性分析等方法，识别不同功能分区FVC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阈值。
2000—2020年，京津冀地区各功能分区产水量、固碳服务和土壤保持整体呈上升趋势，而生境质量仅在东部滨海发展区得到改善，在其他功能分区均下降。FVC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各功能分区FVC阈值分别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0.946、中部核心功能区0.824、南部功能拓展区0.772和东部滨海发展区0.775。
本研究揭示了京津冀地区各功能分区FVC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且阈值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为理解京津冀地区FVC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可为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精准化管理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量化依据与科学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加剧土地资源压力，国际一流湾区建设亟需高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通过对大湾区土地利用的经济产业链传导机制的分析，从多视角厘清各经济行业对土地利用的驱动作用，为缓解大湾区土地资源压力的调控政策提供多维度科学依据。
以大湾区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2022年全行业土地利用清单，从生产端视角量化大湾区各经济行业的直接土地利用面积；进一步结合大湾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消费端和中介端视角识别大湾区多区域产业链中驱动土地利用的关键地区和关键行业。
在生产端视角下，江门、惠州等城市的农林牧渔业和服务业用地面积较大；在消费端视角下，大湾区对农林牧渔业和服务业最终需求驱动的土地利用面积较大；在中介端视角下，广州的建筑业在驱动大湾区土地利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中间传输节点的角色。
不同视角下识别的关键地区和关键行业有所不同，相应的政策着力点也各有侧重。生产端的关键城市（如江门和惠州）应推广集约用地标准与跨区域用地互补配置，以缓解土地资源压力；消费端的关键城市（如广州）需引导消费结构优化，通过降低对高土地足迹产品的需求减少土地资源压力；中介端的关键行业（如广州的建筑业）可通过技术升级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全产业链范围的土地占用面积。因此，大湾区土地资源管理应从多视角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针对关键地区和关键行业制定针对性的土地管理策略，从经济产业链全过程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面对森林火灾日益频发、强度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开展智能解译技术研究，为森林火烧迹地生态修复提供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支撑。
以重庆缙云山火烧迹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光谱遥感与U-Net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模型，精细解译地表覆被类型；提取不同地形因子，进行耦合分析以划定地理修复单元，结合水文特征分析植被恢复条件。
构建了重庆缙云山火烧迹地无人机影像数据集，训练的植被识别模型总体精度达84.02%；研究区植被恢复呈现异质性格局：蕨类与竹类为先锋优势种，覆盖率分别达45.04%与16.09%，乔木恢复滞后，覆盖率仅为6.39%；研究区划分为38种地理修复单元，空间异质性显著；为缙云山火烧迹地形成了“高精度数据获取—多源信息智能解译—差异化修复策略制定”的一体化技术路径。
本研究构建的技术路径兼具精确性、自动化与可操作性特点，支持因地制宜提出差异化修复策略，能够指导生态修复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为风景园林数字技术服务于国土景观保护与生态修复领域提供参考。所训练的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模型具备长期动态监测能力，可为不同时期的修复策略动态调整提供长期支持。
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发、文化遗产受灾事件增多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识别并预警文化遗产的水灾风险成为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探究日本熊本县人吉市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水灾风险的关系，为灾害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方法论支持。
首先，运用水文工程中心河道分析系统（Hydrologic Engineering Center’ s River Analysis System, HEC-RAS）推定2020年7月球磨川洪灾的淹没范围，并将该淹没范围与文化遗产分布叠合，识别水灾高风险区域。其次，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文化遗产的高程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影响因素，结合实地调查得到的遗产本体材质与受灾信息，探讨此次洪灾中文化遗产的受灾成因与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
模拟得出了2020年7月球磨川洪灾期间人吉市的最大洪水淹没范围与淹没深度，且经实地调查验证了结果精度。研究范围内多数文化遗产受灾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立地条件、低渗透的环境以及遗产自身材质特性，验证了水灾影响因素的复合性。
本研究提出了具有简易性的高风险识别方法，表明了地理信息技术在遗产水灾识别中的实用性，并为今后的防灾策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聚焦国家公园“生态-风景”协同治理，1）厘清国家公园语境下风景相关概念，阐述国家公园风景的价值；2）归纳国外国家公园“生态-风景”协同治理经验；3）提出中国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现状的不足和对策。
以“风景-生态”协同保护为切入点，以“治理工具成熟度、生态类型多样性、管理体制差异性、数据可得性、问题情景可映射”5项标准系统筛选各国国家公园相关文件，选择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英国南唐斯国家公园（South Downs National Park）和澳大利亚蓝山国家公园（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为研究对象，归纳3个国家公园在资源清查分级、协同治理机制、技术工具和闭环监测反馈等方面的核心要素，总结“生态-风景”协同治理经验。分析中国现有规范政策在该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启示建议。
1）中国国家公园“风景”具有物理景观、视听感知、精神观念3个层次，就“风景”的概念与治理观念而言，西方与中国存在可对接但不完全相同的思想，西方在国家公园风景的物理空间和感知维度具有相对成熟的治理工具，人地关系价值观与中国有差异；2）3个国家公园的典型实践均以生态完整性为底线，但对风景治理方法各有侧重，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从视廊介入治理风景；英国南唐斯国家公园并重风景的物理空间与感知层；澳大利亚蓝山国家公园控制的是影响风景的人工设施风貌；3个国家公园的管理在技术上均通过遥感、GIS视域分析等技术手段，量化风景影响与生态风险，在项目审批、施工管理及后期监测中形成“评估—实施—监测—修正”的工作流程，对中国国家公园各尺度、各阶段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结合中国传统风景智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现状和“核心区、一般控制区”二元分区模式的不足，本研究提出实现生态保护第一与风景体验统一的“二元管控—二级治理”的双层级管理机制，以及立法与配套规划等关键举措。
传统村落的空间基因在长期演进中，既保有历史传承的连续性，也在外部环境选择的驱动下不断衍生创新。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空间异变与文化语义消解的现实挑战，引入动态演进视角研究传统村落空间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空间基因理论，引入“趋向—脉络—衍生”演进视角，综合运用形态学定性分析以及空间句法等定量方法，构建传统村落“四大基因组-10个基因分项-10个识别因子”的空间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系统识别、归纳青海省隆务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基因的类型及演进规律，并总结传承机制。
本研究识别出45种空间基因类型，归纳出3类传统村落及空间基因演进规律与发展情境，并相应总结传承机制。
提出了一个可识别、可演进、可传承的传统村落空间基因研究范式，为隆务河流域及类似地区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华山是中国传统“五岳”名山之西岳，在名山风景区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自身独特的风景特征，解析古人景观活动影响下华山风景格局演变的历史脉络，能为现代山岳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基于中国古代山志、碑刻、舆图等文献，借鉴景观考古学的学科视角和多重证据的理论方法，通过文本语义分析、地理空间证据、文化与考古证据以及历史风景格局复原，分析古人景观活动对华山风景格局形成的影响。
1）因古人的景观活动，华山最终形成“山-庙-河”的整体风景格局。2）古人每一时期景观活动的改变，推动着华山风景格局的延伸和拓展，增加了景观元素，丰富了景观内涵，使古代华山风景格局从自然空间逐步向建筑空间和精神空间转变。
古代华山风景格局的形成机制在于“活动生成空间—空间反哺活动”的双向互动，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华山风景格局目前保护与发展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策略，为其他山岳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照。
城市公园作为重要的共享公共空间，人群活动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感知驱动特征。明确文化、社交、心理及行为4类非物理边界对城市公园人群活动分布特征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推动公共空间设计从物理分割转向感知引导。
以武汉市3个典型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文化、社会、心理与行为4个维度的非物理边界感知模式（non-physical boundary perception patterns, NPBPP），通过结构化问卷和现场观察收集空间感知与行为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路径选择和停留分布的影响因素，揭示各维度对人群活动分布特征的直接与间接作用路径。
社会边界感知与心理边界感知对空间行为具有显著直接影响，文化与行为边界感知则通过社会和心理边界感知间接影响人群活动分布特征。
城市公园的空间布局应兼顾社交距离与心理安全，文化认同与行为规范应融入社交场景，以提升空间使用的包容性与活力。通过构建非物理边界感知模式的结构方程模型，补充了感知维度对空间行为影响机制的理论解释路径，并为基于感知引导的城市公园设计实践提供了量化支撑。
留园石林小院是明清江南文人园林中具有“另筑”性质的书房类园林空间营建的经典案例，其设计充分体现了“壶中天地”的空间艺术价值。有必要从历史语境出发，挖掘石林小院的空间营建逻辑，并阐述其隐含的文化动因，以丰富园林史“景面文心”的话语资源。
基于史料梳理提炼其营建脉络，运用结合历史逻辑的图解分析方法展开研究。
明确石林小院“为石”的营建动机与“另筑”的场地性质，围绕“洞天一碧”的空间叙事结构，提出“石乃为林”的审美策略，进而归纳出院内“建筑—廊—隔院/庭院”、院外“建筑—半间—留夹—廊—隔院/庭院”2种空间构成模式，以及“隔院观石”“游廊观石”“触摸观石”“凝神观石”4种观石类型。石林小院“迷幻之境”的空间效果源于当今留园游览路线的改变以及“半间—留夹—隔院”组合的空间模式。
揭示了石林小院空间复杂性背后的文化动因，其营建逻辑不仅反映了“另筑”书房类园林的空间特性，还体现出在空间限制下“透园观石”的巧妙设计。本研究可为当代实践提供传统设计经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