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城市是最大的碳源，城市蓝绿基础设施（urban 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UBGI）作为城市重要的生态空间，系统梳理当前UBGI增汇减碳研究的进展和不足，提出规划策略和重点论题，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关键意义。【方法】通过文献归纳与演绎，梳理多尺度UBGI增汇减碳能效的测度方法，解析对应尺度下的影响因素，依据“测度方法—影响因素—规划策略”的逻辑框架，构建多尺度UBGI增汇减碳规划策略。【结果】UBGI增汇减碳的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具有尺度差异性，因此面向场地、社区、城区3个空间尺度，从固碳增汇、降（保）温减碳、出行减碳3个方面构建了UBGI增汇减碳规划策略，并基于当前研究不足和规划需求，提出了面向增汇减碳的UBGI规划研究的五大重点论题：如何构建尺度合一的UBGI增汇减碳测度方法、如何测度独立场所UBGI （separate-sited UBGI, SSU）降（保）温减碳能效、如何实现融合碳汇测度与减碳测度的UBGI全生命周期评估、如何权衡UBGI增汇减碳与其他功能以获得综合效益最优的布局、如何布局UBGI以实现低碳正义。【结论】策略框架的碳汇路径要求“源头碳汇—精准落位—格局管控”，减碳路径要求“共生共融—共建共享—有机疏解”，权衡这2条路径在3个空间尺度上的策略，能为UBGI建设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五大重点论题能够为UBGI建设和未来研究提供指引。
【目的】城市公园绿地为人类提供与健康福祉密切相关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具备生态、社会、经济多重效益，其碳汇能力受多个影响因素控制。综合评估多个因素对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的影响，以此探讨低碳城市公园设计策略的最优解。【方法】以“碳汇”“公园”等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使用网状荟萃（Meta）分析对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定量评估，并根据其影响大小进行分类统计。通过基于网络证据图的影响因素重要性评估、基于联赛表的相对影响能力分析、基于累积排序概率曲线下面积（surface under the cumulative ranking curves, SUCRA）图的综合影响能力分析，综合评估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的实际作用，并结合亚组分析和漏斗图评估研究样本的异质性、误差及偏倚。【结果】共检索952篇文献，纳入50篇有效文献，提取34个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划分为设计形态、生境组成、种植方式、管护形式、外部环境五大聚类。其中，设计形态和管护形式对于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效果稳定，适用性较强，是提升碳汇能力的基础因素；生境组成和种植方式在特定场景下提升碳汇能力效果显著，但受场地特征限制；外部环境对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的直接影响较弱。【结论】城市公园绿地碳汇能力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在以碳汇为导向的设计方案中，应优先考虑优化设计形态和管护形式，根据场地实际条件灵活调配不同的生境组成和种植方式，并适当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
【目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在维持生命支持和环境动态平衡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绿地固碳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部分，量化评估城市绿地固碳能力，以探明城市绿地在助力“双碳”目标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绿地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CASA模型，结合遥感影像数据和气象数据，对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分布格局、固碳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020年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面积相比2014年增加了10.89%，公园绿地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2014、2017、2020年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年固碳总量分别为5.23×104 tC、7.09×104 tC、7.45×104 tC，各年度公园绿地单位面积年固碳量分别为2.46 tC/hm2、3.19 tC/hm2、3.29 tC/hm2，2014—2020年有82.15%的公园绿地固碳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2014年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固碳能力以中等和中高等级为主，2017和2020年公园绿地固碳能力均转变为以中高和高等级为主，其中大型公园绿地斑块在提高固碳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空间分布来看，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固碳能力呈现出边缘高、中间低的特征。公园绿地固碳能力与归一化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年降雨量、斑块面积、相似邻近比例、斑块结合度指数、聚合度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平均气温、景观形状指数、平均周长面积比、平均斑块分维数呈显著负相关。【结论】2014—2020年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固碳能力明显提升；公园绿地斑块面积越大、聚合度指数越高、连通性越好、斑块形状越简单，固碳能力越高。研究结果可为科学评估城市绿地固碳能力、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在“双碳”目标下，定量研究园林植物的光合固碳机理，评价、筛选高固碳能力的园林绿化树种，为城市绿地中植物材料的选择与配置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助力低碳园林建设。【方法】以北京城市绿地30种常用园林绿化树种为研究对象，实地监测树种的光合生理指标，计算不同树种在不同季节的日均光合速率。采用同化量法核算供试树种单位叶面积年固碳量、单位土地面积年固碳量和单株年固碳量。根据上述3项指标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对树种的固碳能力进行分级。【结果】在供试树种中，常绿和落叶树种在不同季节的日均光合速率均值变化规律均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对于同一生活型的树种，不同树种的日均光合速率均存在差异。根据单位叶面积年固碳量、单位土地面积年固碳量和单株年固碳量，可将供试树种年固碳量由高到低划分为Ⅰ、Ⅱ、Ⅲ 3个等级。其中，榆（Ulmus pumila）的3项指标均为Ⅱ级及以上。综合单位土地面积年固碳量和单株年固碳量对供试树种的综合碳汇效应进行评价，乔木中旱柳（Salix matsudana）、榆、毛泡桐（Paulownia tomentosa）、杜仲（Eucommia ulmoides）、七叶树（Aesculus chinensis），灌木中毛樱桃（Prunus tomentosa）、荆条（Vitex negundo var. heterophylla）、鸡树条（Viburnum opulus subsp. calvescens）和黄刺玫（Rosa xanthina）的综合碳汇效应较强。乔木类树种单株年固碳量显著高于灌木类树种，但在单位土地面积年固碳量、单位叶面积年固碳量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灌木类树种的应用方式有关。【结论】基于对北京市30种常用园林绿化树种固碳能力的核算、比较，筛选出综合碳汇效应较强的树种，可为未来北京市低碳园林建设的树种选择与景观营建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对都市圈增汇减碳的正向影响及溢出效应，能有效促进区域生态空间优化，协调生态-社会-经济需求。【方法】在2010—2020年多源面板数据支持下，以上海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划分40个研究单元，引入净碳汇效率指标考察各研究单元的增汇-减碳协同效益，应用非期望产出的基于松弛变量测度（slacks-based measurement, SBM）模型对碳排、碳汇效益和净碳汇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测算；量化表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4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相互关系对净碳汇效率的影响机制，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1）净碳汇效率提升区域可分为高产值-高碳排-高碳汇和中高产值-低碳排-中高碳汇2类；2）4项生态系统服务存在空间异质性，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高值区域部分重叠；3）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存在差异。【结论】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显著影响上海大都市圈减碳增汇，需要差异化提升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持续保育重要生态空间，以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净碳汇效率总体稳步提升。
【目的】在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任务与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背景下，碳汇价值评价尤为重要。但在当前碳汇生态补偿研究中，城市的碳汇价值被忽视。从城市生态系统特征出发，构建城市复合碳汇价值的评价方法，揭示城市复合碳汇价值。【方法】首先结合遥感影像和样地数据，构建碳储量估算模型，计算2003、2008、2013、2018、2023年沈阳四环区域内的自然与人工碳储量，使用造林成本法、碳税法和碳交易法对研究区城市复合碳汇价值进行评价，分析使用不同方法的城市复合碳汇价值评价结果在时间变化、空间分布以及不同碳汇要素碳汇价值贡献方面的变化情况，探讨不同方法对城市复合碳汇价值评价的作用，以及评价过程中存在的局限。【结果】2003—2023年沈阳市四环区域内，使用造林成本法计算得到城市复合碳汇价值为5.99亿元~25.00亿元，使用碳税法的计算结果为6.46亿元~8.64亿元，使用碳交易法的计算结果为6.23亿元~8.33亿元。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碳汇价值差异较大，目前中国的碳交易价格与相关研究得到的碳税价格仍有上升空间。2003—2023年沈阳市城市复合碳汇价值不断提高，植被、土壤碳汇价值呈现波动趋势，而建筑碳汇价值则持续上升，植被、土壤的碳汇价值占比均有所下降，而建筑碳汇价值占比则有所上升。【结论】城市空间在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中的重要贡献不容忽视。虽然城市复合碳汇价值总量略逊于森林等其他陆地生态系统，但在年均增长速度上具有一定优势。城市复合碳汇价值评价能够揭示城市空间的碳资产情况，明确各类碳汇要素的价值，为进一步探讨自然与人工空间冲突、城市环境变化对碳汇价值的影响提供支持，为提升城市复合碳汇效能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并为以综合效益为目标的土地利用决策与规划提供参考。未来应重点关注各类人类活动因素对城市复合碳汇价值的影响。在方法选择上，造林成本法相对不适用于城市碳汇价值评价，而碳税法与碳交易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应调控碳交易价格，在制定碳税税率时参考碳汇造林成本，提高碳汇功能在城市功能布局决策中的竞争力，进而提升城市碳汇价值。
【目的】园林工程建造阶段是风景园林项目中碳足迹比重最大的部分，而园路铺装又是工程建造碳排放最多的分项。园路铺装的材料生产、工程建造及运输、使用维护以及材料回收再利用，各阶段都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评估不同面层类型园路铺装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可以为园林工程低碳减排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25种常见的园路铺装为例，构建园路铺装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模型，厘清并计算各种园路铺装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并将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和评价。【结果】发现25种园路铺装中，生命周期内碳排放量最高的3种园路铺装是胶粘石路面、防腐木路面、石灰岩路面；碳排放量最低的3种园路铺装是混凝土路面、再生骨料混凝土路面和压膜艺术地坪。而将碳排放量进行单位面积和年均处理后，碳排放量最高的3种园路铺装是胶粘石路面、透水混凝土砖路面、砂基透水砖路面；排放量最低的3种园路铺装是再生骨料混凝土路面、压膜艺术地坪和混凝土路面。【结论】将碳排放量计算结果和具体实践结合进行分析评价，得出园路铺装碳排放量生命周期评价结论：生命周期年均碳排放的高低与面层材料耐久性有较大的关系；混凝土作为园路铺装的基础性结构，在其上增加其他面层的做法会增加碳排放量；以高强、薄型材料作为园路铺装面层材料的路面，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碳排放较低；面层材料的寿命对年均碳排放量的影响高于其他因素。
【目的】整合景观特征评价（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LCA）和景观性格评价（landscap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LPA）的视角与方法，构建景观特征多级嵌套评价整合框架并提出灵活的技术路径，为不同尺度的景观规划与管理提供支持和参考。【方法】以LCA体系为研究对象，辨析景观特征的相关概念及内涵，从价值维度、指标体系、过程特征、分类方法等方面对已有的LCA和LPA研究与实践存在的不足和优势进行评述，进一步分析LCA和LPA的互补性。【结果】基于景观的整体性特点和景观空间的嵌套性特征，整合了LCA和LPA的视角与方法，构建了景观特征多级嵌套评价整合框架，可为理解多尺度的景观地方特性和空间体系提供参考。结合深度学习的多尺度分割、空间聚类等方法技术，提出了景观特征多级嵌套评价技术路径。【结论】在LCA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方法体系层出不穷，LCA与LPA景观特征多级嵌套评价整合框架及技术路径能够在不同尺度的实践需求下，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景观地方特性进行定量评价和空间制图，为多尺度下的景观地方特性刻画提供思路。
【目的】生态网络是大尺度景观保护的有效空间途径，既有研究所构建的生态网络多侧重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更多潜在的效益考虑不足，因此亟须拓展生态网络的更多功能。【方法】以武汉城市圈为例，综合地表温度反演、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景观连通性分析和电路理论等方法，协同构建生物迁移网络与区域降温网络，并叠合生成复合功能生态网络格局，将识别出的双网络交点、夹点和障碍点作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点区域。【结果】1）研究区共有生物多样性源地22个、区域降温源地27个，二者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和南部；2）识别出生物迁移廊道44条（重要廊道21条）、区域降温廊道51条（重要廊道29条）；3）叠加分析发现共有8个源地斑块承担复合功能；4）复合功能视角下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区域包含双网络交点7处，生物迁移网络夹点面积85.4 km2、障碍点面积724.9 km2，区域降温网络夹点面积50.1 km2、障碍点面积926.6 km2。【结论】双网络耦合形成复合功能生态网络，协同增益效果体现为网络功能拓展与结构韧性提升。武汉城市圈应从现有源地保护与潜在源地培育、双网络障碍点修复、双网络夹点与交点保护3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目的】近年来武汉频繁遭受极端高温事件侵袭，绘制武汉市都市发展区高温灾害风险地图，分析局地尺度的高温灾害风险及影响因素，可以为城市高温灾害预防提供重要参考。【方法】构建“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高温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绘制武汉市都市发展区高温灾害风险地图，识别局地气候分区（local climate zone, LCZ）的高温灾害风险特征，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模型探讨 LCZ景观格局对高温灾害风险空间异质性的影响。【结果】不同LCZ类型的高温灾害风险值呈现一定差异，其中水域（LCZ G）的高温灾害风险最低，裸露的岩石或道路（LCZ E）的高温灾害风险最高。景观格局指标的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其中斑块类型面积百分比（PLAND）对高温灾害风险的影响程度高于聚集度指数（AI）。【结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应对高温灾害的策略，为缓解城市高温灾害风险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和规划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依据。
【目的】城市历史街区主要由高密度的建筑构成，但大多建筑风貌杂糅、街区特征不明确。准确提炼历史街区的风貌特征并划定分区，是后续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方法】以历史层积性为线索，结合景观基因理论和历史景观特征评估（historic landscape characterisation, HLC）方法，构建精细识别城市历史街区建筑的历史景观特征与分区的技术体系。1）从5个方面对景观基因理论进行优化：强化建筑基因的历史层积分析；调整建筑基因识别原则；完整执行二元基因识别；建立建筑基因的一般分类体系；强化二元基因的关联分析。2）借助K-means聚类算法优化HLC的分区方法。3）以广州泮塘历史街区为例阐述该方法的具体操作。【结果】泮塘历史街区的发展被分为4个历史时期，经历了16种建筑形制的演替，共识别出相互关联的38个显性基因和23个隐性基因。依据K-means聚类算法的空间聚类结果划分出5个历史景观特征分区。【结论】提出的优化方法能有效提取历史街区的建筑特征，并依据建筑基因分布推导历史层积倾向分布，实现历史景观特征分区。该方法完善了历史街区更新改造的认知角度与技术方法。
【目的】河防是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以黄河为防御前线的河防空间格局充分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因势利险、用险制塞的营建智慧。对河防空间格局的解析可完善长城防御体系的理论构建，充分整合长城与黄河的多重资源价值。【方法】通过梳理史籍文献、实地调查遗产资源、使用低空无人机航测采集图像数据生成实景三维模型，结合历史航片等多源数据，对明长城军事河防空间格局进行解析，并借助ArcGIS平台对河防空间地理分布特征进行量化分析。【结果】研究发现：1）河防空间在明长城防御体系之下，重点加强了边墙系统、军事聚落、烽传系统的建设，以承担沿河御敌、据点设防、信息传递三大核心功能；2）军事防御设施依据地理形胜可分为3种空间分布模式：高地——因山设险，依山据守；平地——封锁河岸，设墙据守；河口——扼守河谷，重点防御；3）城防设施与边墙节点设施针对河防需求做出了适应性改变，包括增扩角台以正面御敌，边墙设置关口及水门以控制水路。【结论】明代河防空间的建设在复杂的水环境与军事防御需求的影响下，形成了从河道向腹地逐层递进的军事防御网络，并巧妙利用自然地形环境构建防御格局。揭示了长城军事河防空间建设与河流水系自然环境要素高度耦合关系，对于推动以河防空间为依托的长城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建设和系统性展示利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目的】摄影术作为中国园林记录的新方法，对园林研究影响至深，但对二者交互关系的研究较少，摄影作为一种新的理解和观看园林的方式，探究摄影驱动园林研究发生转向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喜龙仁的中国园林摄影图像为研究对象，从两条路径展开研究：1）以摄影技术、摄影图像为切入点，进行摄影图像影调阈值分析，以显现喜龙仁摄影的特殊性；2）基于喜龙仁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文本展开比对研究，探究图像技术对园林记忆和园林理解的反向形塑。【结果】通过分析喜仁龙的中国园林摄影图像，发现喜龙仁在拍摄过程中通过运用大画幅相机、中焦距镜头，以及与区域曝光法（zone system）类似的技术理念，增加了图像影调的密度，对细节进行了深描，并对空间进行了压缩。【结论】喜龙仁巧妙地解决了摄影术受技术条件制约的问题，这也是其作品区别于早期常见园林摄影，成为价值卓越的艺术作品的原因。园林摄影图像具有强大的叙事能力，这种叙事能力反向影响了园林研究的视角——多重细节叠加而空间压缩的视角、空间主角与空间叙事转化的视角，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园林研究的走向。这种影响与西方空间研究杂糅，形成了极为常见的园林研究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