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着严峻挑战,建设零碳园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为加快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当前亟须明晰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保护动机理论和激励理论,构建“TPB-PMT-MT”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集的894份调研问卷进行分析,考察企业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激励因素对其参与零碳园区建设意愿的影响及转化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企业对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整体参与意愿不高,其中省级以上园区（含省级）企业参与意愿相对较高,县级以下园区（含县级）企业参与意愿相对较低。②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行为态度能够正向驱动其参与意愿,企业的行为态度是影响其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并且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行为态度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其参与意愿,其主观规范还能够通过行为态度的传导来间接影响其参与意愿。③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外界激励有助于增强其参与意愿,企业感受到的行业竞争、政策和社会等方面的外界压力越大,以及意识到自身在转型难度、获取绿电、碳汇生产与碳抵消等方面的控制力越强,其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意愿越强。④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意愿,在行业、地理空间、园区类型、企业规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建议政府及园区加大推动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力度,提高企业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信心和动力。创新零碳园区建设模式,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零碳园区的建设,强化对零碳园区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国际合作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气候合作是能否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鉴此,该研究构建了包含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的两部门（绿色和非绿色生产部门）世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宏观经济与碳排放数据进行Bayes参数估计和模型校准,模拟中性技术与绿色技术冲击对经济-环境系统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仅在中国实施碳税政策的情景下,需求侧与供给侧补贴的传导机制;应用三方博弈模型研究国际碳税政策协同约束下的最优政策选择。结果表明：①中性技术冲击通过非绿色生产部门的资本扩张加剧了增长与排放的矛盾;绿色技术冲击则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打破了碳锁定,从而驱动低碳经济发展。②在中国实施碳税情景下,中国产出收缩;需求侧补贴小幅提升社会福利,但碳排放上升;供给侧补贴通过成本双向调节推动绿色产能扩张,造成三大主要经济体居民的福利下降,耦合绿色技术创新可实现增长与减排的双赢。③三大主要经济体的碳税博弈中,引入需求侧补贴时,博弈均衡情况下中国碳税税率为9.5%、美欧皆为11.5%,则能兼顾减排与福利增长;对绿色生产部门提供综合性生产补贴（未指定补贴资金用途）触发“零税率”囚徒困境;若将生产补贴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则可实现竞争性合作博弈新均衡（中国和美国都是9.5%、欧盟10.5%）,推动产出和福利增长及碳减排。据此建议：①基于中国、美国和欧盟经济中绿色产业迥异的基本现实,构建差异化碳税税率协调机制。②优化碳补贴分配策略,需求侧补贴保障公平转型,生产补贴驱动增长与减排循环。③推动国际治理范式向竞争性合作转型：短期协调税率,中期共享技术,长期构建全球碳定价机制,推动气候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

产能利用率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前学者研究多聚焦于命令型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改善效应,鲜有文献对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进行研究。绿色工厂建设作为一项最新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基于2010—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工厂政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绿色工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工厂政策主要通过减少企业低效率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3条路径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③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工厂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市场势力较弱的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作用更加显著。④进一步分析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共同实施能够实现政策协同效应,更好地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而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与市场型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实施的效果则不显著。为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广和完善自愿型环境规制,协同运用自愿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另一方面应支持企业更高效地了解和满足绿色工厂评定的要求,提供政策引导、资源整合等服务,推动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和实现绿色发展。

揭示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的作用机制是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的逻辑基础。该研究采用2007—2022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应用核密度估计、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等模型分析土地出让价格对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2007—2022年各城市土地出让价格和国土空间“三生”功能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土地出让价格增加值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高值区集中于沿海地区城市群,低值区集中于西北和西南地区;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生态功能由东西梯度差异转换为南北两极分化。②土地出让价格显著促进国土空间功能演变,对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的促进效应高于生态功能;土地出让价格对非中心城市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的促进效应高于中心城市。③土地出让价格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修复分别对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心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环境修复推动国土空间功能演变,非中心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土空间功能演变。土地出让价格对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的传导机制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对国土空间格局开发保护影响的结果。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通过土地出让价格机制,调控土地出让规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土地出让结构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土地出让收入助力生态环境修复,促进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协调发展。

在中国“双碳”目标与能源结构转型目标下,风光发电设施面临规模用地与用地供给不足的现实困境。从中国现行法规定来看,有法定、意定两类制度可扩张风光发电设施用地规模。但这些制度或将对供地人施加过重的土地权利负担,或无法稳定发电设施所有人用地利益,或欠缺考虑公众因可再生能源开发而获益的能力,都不是保障风光发电设施用地规模的合适方案。公共地役权是基于公益需要,使国家、公众或公共事业部门取得要求不动产权利人容忍某种负担之义务的权利。研究发现,公共地役权作为风光发电设施用地制度,可在扩大设施用地规模的基础上,兼顾保护供地人、用地设施所有人的私益以及公众因风光发电设施用地的获益,是中国风光发电设施用地的理想制度。为发挥公共地役权制度在缓解中国风光发电设施用地供需矛盾方面的利益平衡优势,也为使该制度融入中国法律体系,中国在构建风光发电设施公共地役权制度时,应从内部关系构造与外部法律表达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内部关系构造方面,中国构建风光发电设施公共地役权制度不仅包括关系主体、内容和客体构成要素的静态构造,还包括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运行机制的动态构造;外部法律表达方面,中国构建的风光发电设施公共地役权制度具有公私混合的法律规范属性。这一制度完全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不合适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即将再次修改的实践背景下,中国风光发电设施公共地役权制度由其统一规定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数字产业集群政策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该研究采用SBM-GML模型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将国家数字产业集群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并基于2007—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基准回归表明,该政策可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升0.042个单位。该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产业集群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而在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该政策效果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③机制检验表明,数字产业集群政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数字企业和人才集聚、产业结构合理化等方式来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研究结果为数字产业集群政策优化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坚定数字产业集群政策的战略定位,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逐步扩大政策实施范围,形成国家层面的集群发展新格局;其次,实施差异化扶持策略,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工业基础和数字经济发展条件的城市制定精准政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聚焦绿色技术创新、数字要素集聚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关键机制,强化政策在推动技术转化、优化人才环境与促进产业协同方面的支持力度。

个人碳账户自推出以来,公众对其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并且成为制约个人碳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消费端降碳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基于社会互动视角,采用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对公众个人碳账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结合913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直接效应分析表明,被动互动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个人碳账户参与意愿,但现阶段主动互动对公众参与意愿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验证。②公众对个人碳账户在经济、享乐、成就、环境4个方面的感知价值均对其参与意愿有正向驱动作用,但成就价值和享乐价值对其参与意愿起到的激励作用最大。③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互动通过提升公众对个人碳账户的多维感知价值进而激发其参与意愿。对比效应强度发现,主动互动情形下经济价值扮演着关键渠道角色,而被动互动情形下成就价值则成为社会互动影响公众个人碳账户参与意愿的核心途径。④调节作用分析表明,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在社会互动影响公众个人碳账户参与意愿的传导机制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调节变量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社会互动对感知价值的促进作用,以及感知价值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强度。区别于以往研究大多围绕个体心理因素提出解决策略,该研究揭示了社会互动也能有效缓解参与积极性不足的问题。这不仅为个人碳账户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决策依据,也为个人碳账户和社会互动相关文献补充了新的经验证据。

现有耕地保护政策长期偏向供给端,忽视居民膳食需求变化,导致政策效果偏差。该研究以“有限性”膳食需求为逻辑起点,关注居民饮食易饱和、过量无益,典型的“有限性”膳食需求——植物性饮食,以省份为单元,整合统计与人口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统计工具,构建不同作物的食物供给与居民食物营养需求的供需比指标并分解作物贡献,分析2000—2022年热量、蛋白质、脂肪的供需格局与时空演化,探讨食物供需平衡状态,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区食物供给和需求结构调整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22年,植物性饮食下中国耕地食物供给能力总体上升,热量与蛋白质基本满足需求,但脂肪供能存在持续性赤字。②研究期间,植物性饮食的食物供需比区域差异明显,热量、蛋白质及脂肪供需比呈“东西两端凹陷中部隆起,北高南低”空间分异特征,且三者时序变化稳定,形态、位置、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③2000—2022年,中国耕地热量、蛋白质、脂肪供给总量显著增长,其中热量/蛋白质主要由玉米、蔬菜、小麦贡献,脂肪主要由油菜籽、蔬菜、大豆提供,结构性短板仍在。④在植物性膳食模式下,居民对耕地需求量总体下降,但各作物在不同地区的盈余与赤字并存,格局分化明显。建议由“重供给”转向“按需定产+需求侧管理”,合理引导植物性膳食,增加食用粗杂粮（如谷物、薯类）、豆制品、菜籽油、新鲜蔬菜、水果等食物;供给侧须因地因时优化种植结构、合理配置耕地资源;治理上完善跨区域调剂与产销区横向补偿机制,形成供需协同的耕地保护与食物安全新机制。

草原合作经营模式创新被视为实现“人-草-畜”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然而,在现有产权制度框架下,仍有待深入探索如何在保障牧户个体权益的同时优化草原合作经营模式。该研究以若尔盖县牧区新型草原合作经营实践为例,聚焦单户经营、联户合作经营以及全村合作经营3种模式,运用DEA方法测算其畜牧业生产效率,并实证检验合作经营模式对畜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结合公共资源管理中的“权利束”理论,并基于案例调研数据,系统探讨牧区新型合作经营制度创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①与单户经营模式相比,联户及全村合作经营模式显著提升了畜牧业生产效率。②不同经营模式下,草场流转行为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单户经营中,未参与流转的牧户综合技术效率略高于参与流转者;而在联户与全村合作模式下,参与草场流转的牧户表现出更高的效率。③单户经营模式更依赖市场性生产策略;而联户及全村合作经营模式倾向于采纳市场性和合作性相结合的生产策略,进而能更好地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④机制分析显示,联户合作与全村合作经营模式能够通过合作性生产策略正向影响生产效率,而市场性生产策略则负向影响生产效率。⑤草原合作经营模式的创新在于其在完善草原承包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经营权的内涵,包括放牧配额权、季节性放牧权、资源获取权等,通过结合市场网络、社会互惠关系和集体合作再分配等社会网络实现经营权配置。基于此,该研究认为,在草原管理中要明确区分资源初始权与经营权的差异,并进一步丰富经营权的内涵及其配置机制,这是在现有产权框架下推动草原合作经营制度的关键路径。同时,这一发现也在理论层面拓展和深化了公共资源管理中的“权利束”理论视角。

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是中国首次探索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典型实践案例,该实践突破以水质达标为核心的末端治理范式,向统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与区域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转型。在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这一初始目标的基础上,该试点能否进一步推动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并实现上下游地区生态质量的协同改善,是检验其政策成效的关键所在。该研究基于2007—2023年安徽省和浙江省70个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对流域整体和上下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效应、不同试点阶段的政策累积效应、作用机制以及不同试点县改善效应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如下：①横向生态补偿显著提升了流域整体的生态质量水平,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横向生态补偿能够显著促进上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但对下游地区并不显著;从流域整体来看,横向生态补偿的累积效应呈逐步增强趋势;从区域分布来看,随着补偿机制不断优化与考核标准逐步强化,横向生态补偿的累积效应逐步由下游向上游传导,带动区域间生态改善趋于协同,推动上下游“协同共治”格局的形成。③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上游地区生态改善主要来自工业绿色转型与农业设施化水平的提高,下游地区则主要来自工业绿色转型和生态产业化效率的提升。④横向生态补偿对不同试点县生态质量改善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该研究为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推动流域生态协同共治与差异化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全球数字技术加速渗透与消费模式深刻变革的情境下,发展农村电商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农村商业模式的重要举措,揭示农村电商是“挤入”抑或“挤出”县域粮食生产,对于保障“中国碗装中国粮”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借助阿里巴巴集团“淘宝”电商平台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的“淘宝村”项目,以县域层面淘宝村数量为基础构造县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农村电商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与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因农业功能区差异、县级行政属性差异和地理区位差异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挤出效应”在粮食产销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县级市和市辖区,以及西部地区存在。③农村电商对县域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非农化”和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实现的。④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为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经验性证据。基于此,在数智化时代实现“中国碗装中国粮”,必须强化电商技术、电商平台、电商业态与县域粮食生产的融合,构建“电商+粮食”协同发展机制,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力度,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安全水平。

数字时代下,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战略资源与关键要素,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举措。该研究基于2010—2023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数据交易平台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城市能源系统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据要素市场化有助于提升城市能源系统韧性,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在内部治理维度,数据要素市场化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绿色创新来提升城市能源系统韧性;在外部环境维度,政府数字治理认知与市场信息通达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强化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城市能源系统韧性的积极影响。③数据要素市场化提升城市能源系统韧性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禀赋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城市中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具体来说,在非老工业基地、非资源型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发育程度较高、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城市组别中,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城市能源系统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根据上述结论,该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数据交易平台为引领,充分激活能源数据应用价值;聚力探索“内部治理优化-外部环境赋能”双维驱动路径;制定差异化发展举措,提高政策供给的靶向性。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国低碳转型的核心动力,正在受到极端气温的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政府财政干预能否在缓解极端气温冲击、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该研究基于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极端高温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极端低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两类极端气温冲击均存在长期影响,具体表现为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极端高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显著,极端低温的促进效应则在国有企业与重污染企业中显著,两者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均强于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分散性高温与持续性低温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与促进效应。②政府补助在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条件下均产生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既缓解了极端高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又强化了极端低温的促进效应;政府采购仅在极端低温情境下发挥正向调节作用。③在极端高温条件下,政府采购显著削弱政府补助的正向调节作用,而政府绿色采购则能够增强政府补助的调节效果。在极端低温条件下,政府采购与政府绿色采购分别能与政府补助产生协同效应,共同强化极端低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该研究为理解气候风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政府部门制定差异化的气候适应政策提供了启示。

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成为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据要素时代政府公共数据在价值创造与绿色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应用潜力,为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该研究在厘定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从信息匹配、要素配置、技术创新等视角阐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07—2022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将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赋能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该结论在经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②机制检验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信息匹配机制、要素配置机制与技术创新机制促进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区域资源禀赋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初始创新能力较强以及数据开放平台质量较高城市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公共数据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实施差异化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策略,鼓励市场主体利用公共数据挖掘要素价值。该研究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赋能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证据。

如何设计引导性机制来提升企业活跃度和激活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成为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该研究基于交易优惠得利这一正强化措施给出了3种不同引导性机制,构建了不同引导性机制对应的演化博弈模型和考虑存量异质性刻画市场网络结构的两种复杂网络模型,运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方法,以浙江省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为例研究了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引导性机制优化问题。研究发现：①BA（barabási-albert）无标度网络结构下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运行状态优于WS（watts-strogatz）小世界网络结构下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运行状态。②BA无标度网络结构下,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的最优引导性机制是动态的,会随着交易优惠得利系数的变化而变化。当交易优惠得利系数较低时,最优引导性机制是对存量富余企业和存量不足企业同时实施引导性机制;当交易优惠得利系数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最优引导性机制转变为对存量不足企业实施引导性机制。③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最优引导性机制的转变过程体现了市场运行由供给市场推动需求市场阶段向由需求市场拉动供给市场阶段的过渡。基于此提出：①政府要及时动态调整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引导性机制的作用强度和作用对象,并确保两者相匹配。②政府要注重市场结构的搭建,梳理并明确市场主体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关系不均匀程度,进而借助大数据技术提供有针对性的交易服务,系统调控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③政府要关注引导性机制的实施效果,平衡其干预力度和市场发挥作用强度,协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该研究拓展了排污权交易的相关研究,为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有效运行和环境治理的精准施策提供指导。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不仅是限制制造业企业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举措,亦是促进制造业企业构建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驱动力。该研究将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建设项目下的绿色工厂认证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模型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2008–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不确定性视角考察绿色工厂认证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获得绿色工厂认证后,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显著提高。在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匹配得分、熵平衡法、工具变量法等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显著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工厂认证通过降低信息不确定性、治理不确定性、资金不确定性以及需求不确定性,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③通过划分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披露的绿色工厂文本信息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先进经验披露较多时,绿色工厂认证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促进作用更强。与此同时,绿色工厂认证信息中的前瞻性内容并未提供增量信息,反而会削弱绿色工厂认证与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绿色工厂认证对于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还在行业竞争压力大、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中更显著。该研究旨在揭示绿色工厂认证对提升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制造业企业在面对环境约束和政策激励时的投资行为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政府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绿色工厂项目作为一种典型的政府绿色认证制度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对其开展研究可为有效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破解当前资源约束趋紧与环境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提供兼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理论依据及实践支撑。具体而言,该研究以绿色工厂认证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环境与财务数据,深入探究政府绿色认证制度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并详细回答关于绿色工厂认证项目的争议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绿色工厂认证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揭示,技术优化、效率改善和信息披露效应,是绿色工厂认证提升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核心传导路径。③扩展性分析发现,随着获评次数增加,绿色工厂认证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边际提升作用递减;获评后发生环境违规的企业降低了绿色治理绩效;而存在“信用修复”问题的企业,则表现出更高的绿色治理绩效。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属于重污染行业、位于东部及环境规制较严格地区的企业中,绿色工厂认证对其绿色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上述内容该研究提出如下建议：发挥绿色工厂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鼓励更多企业积极申报绿色工厂;加强动态监管,确保企业长期遵守评价标准,持续推动绿色治理;加强绿色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以提升企业的绿色治理能力。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产业+金融”的良性互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这一模式通过深度融合产业与金融两大领域,促进了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有效衔接,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该研究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产融合作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讨了“产业+金融”良性互动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研究发现：①产融合作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ESG绩效。经过考虑内生性问题、安慰剂检验、样本选择偏差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产融合作政策主要通过资源支持效应、信息效应、代理成本效应以及数字赋能效应4条渠道推动了企业ESG绩效提升。③异质性分析揭示,产融合作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因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所处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度、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和市场化水平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产融合作政策对内部控制水平较低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企业、环境规制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强烈。④最后,该研究还发现产融合作政策的企业ESG绩效提升效应能够有效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从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该研究拓宽了产融合作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维度,为加快推进“产业+金融”良性互动来赋能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