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109篇实验研究论文,探讨了基于“具身心智”认识论的神经科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现状。通过文献检索和系统回顾,文章梳理并总结了旅游研究中的神经科学工具、常用指标、主题分类等方法层面的基本内容,以期回答神经科学方法是什么、应用于哪些旅游研究以及如何应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神经科学方法作为重要的实验方法能够推动旅游研究认识视角和路径的转变,与自我报告式的行为实验相比,神经科学方法既与之存在交叉点又实现了认识广度、深度和精度的超越。

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公民行为,对于促进当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既往研究对旅游地居民公民行为的关注较少,且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线性思维,忽略了公民行为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受到多方因素共同影响。因此,文章基于复杂性视角,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分析,总结了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公民行为的6个主要因素,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整体角度探讨多种因素及其组合对乡村居民公民行为的影响。文章不仅弥补了以往对于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行为单一研究视角的不足,而且为后续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1） 单因素分析中,感知利益和价值共创可视为形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行为的必要条件。（2） 在针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行为的组态分析中,共有5个充分性条件组合形成良好的解释力,其中感知利益是形成乡村居民公民行为的核心因素。（3） 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负面影响,但通过有效的管理,依然可以促使居民产生公民行为。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文章给予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增强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公民行为,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信息消费转型为城市旅游经济韧性的稳步提升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方向指导。文章以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数字化消费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06—2022年中国27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 研究期内,中国旅游经济韧性处于提升状态,城市经济韧性空间格局由“组团式”多核心逐渐向单核主导型转变。（2）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经济韧性,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干扰及培根（Goodman-Bacon）分解、安慰剂检验、PSM-DID、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环境端——提升市场化水平、消费端——消费需求转型和生产端——数字化技术应用驱动来提高城市旅游经济韧性。（4） 政策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且与智慧城市试点、宽带中国战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政策在提升旅游经济韧性上具有联动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释放信息消费赋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构建成为破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二元命题的关键切口。文章整合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50个典型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讨影响旅游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效运行的因素及其组合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基础设施完备性正向影响旅游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对其有效运行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第二,科技赋能、空间更新、社区归属感、功能分区合理性和生态建设等任意一项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空间优化的充要条件,影响因素的差异组合构成了3条有效路径,分别为创新沉淀模式、科技流动模式、生态融合模式,这三组不同组态均能指向空间的正向优化结果。文章为旅游型乡村提供了5条政策和实践操作建议,帮助其实现空间优化,旨在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实现旅游经济活力与文化根脉延续的动态平衡,为旅游型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集体欢腾作为群体互动中典型的高峰体验现象,随着旅游者对体验要求的不断提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目前关于集体欢腾的实证研究仍然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尤其是从旅游情境体验角度对其内在过程的探讨。基于此,文章选取了具有典型群体互动行为的民族节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综合互动仪式链理论和涌现理论两个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访谈得来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民族节庆旅游体验中的集体欢腾作为一种独特的高峰体验,其内在诱导机制与民族节庆的特质高度相关,也受复杂系统的涌现机制所控制,整个过程包含共情唤醒、共情主体分异、共情沉浸三个阶段。其中,共情唤醒作为开端,是旅游者在民族节庆场景中被动做出的不自觉认知共情和同质化行为趋向;作为一个过渡,共情主体分异是旅游者主体意识觉醒,在噪声干扰和场景拉力两相权衡下做出的差异化共情抉择;最后,共情沉浸作为集体欢腾的实现阶段,是旅游者心物统一下的情感共鸣高潮,这一阶段的旅游者在自我抉择下主动融入场景互动,以个体情感共享带动群体狂欢,又在群体的高峰体验中完成个体的自我实现。在这三个阶段的递进过程中,旅游者逐渐从场景的下意识盲从,转变为情境当下的自我抉择,而共情作为旅游者情感能量累积的催化剂,在其中不断以涌现的方式发挥作用,推动着集体欢腾高峰体验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题中之义,亦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与马克思语境使然,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使然。然而唯有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张力中,才呈现出不断超越的可能——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社会的真正进步均需要物质与精神兼备双修、平衡发展。旅游,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幸福产业,其人本价值与精神效应有待进一步诠释。文章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出发,结合旅游驱动下乡村振兴现状,利用扎根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物质富裕主要从生产生活基础、社会资源分配与生存发展保障3个维度体现;精神生活富裕主要从自觉精神追求、自我精神生产与自由精神享受3个维度体现;乡村旅游地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二元良性互动的结果,经由旅游属性、功能与价值的驱动进而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研究结论检验了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与旅游的人本价值,为促进乡村居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生、解决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的现实问题提供实践参考,也为推动马克思哲学语境与旅游情境下乡村居民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方案借鉴。

文化旅游是推动旅游地跨文化交流和文化经济发展的关键途径,但现有关于国际文化旅游领域的演变过程、重点方向与理论基础等方面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尚不够充分。因此,文章基于Textometrica软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1995—2023年国际文化旅游研究的659篇研究论文进行样本分析。研究发现：（1） 国际文化旅游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主题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强,各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随时间演进而逐渐复杂化,文化遗产始终为核心节点。其中,质性研究方法运用广泛,定量研究在近10年显著上升,混合研究占比相对较低。（2） 国际文化旅游研究的元主题包括文化遗产、消费者行为、创意经济和社交互动等15个类别,可分为文化遗产与商品化,消费者行为与情绪感知,创意经济、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营销,可持续发展与数字技术,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景观六个层面。（3） 与此六个层面相关的理论视角涉及40余个领域,涵盖心理学、社会学、营销学等学科,社会交换理论、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广泛运用于国际文化旅游研究中,呈现出跨学科深度融合的特征。据此,文章提出深化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动态机制研究,拓展活态遗产保护的包容性路径,以及整合体验经济与数字技术的研究范式的研究议题,以期明晰国际文化旅游研究领域的结构特征与知识网络,助力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实践。

促进A级旅游景区与居民幸福水平的空间适配,是实现欠发达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与根本保障。建构A级旅游景区与居民幸福水平空间适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为例,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及弹性系数法等方法剖析A级旅游景区与居民幸福水平空间适配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 张家界A级旅游景区建设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形成了以永定区为核心,桑植县为边缘地带的空间格局,并且在东北方向上呈现扩大的态势;（2） 张家界居民幸福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武陵源区和桑植县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北方向上亦有扩大的趋向;（3） 张家界A级旅游景区与居民幸福水平空间适配类型多样,以桑植县空间适配发展状态最佳,二者逐渐转为正向发展,成为领跑其余区县的核心适配地域。文章对A级旅游景区与居民幸福水平空间适配的演化格局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展A级旅游景区与居民幸福水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丰富地方治理理论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范畴,并为同类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科学参考和鲜活案例。

民宿投资是丰富旅游市场供给的重要来源,亦是提振旅游消费的关键驱动力。相较于企业或政府投资,民宿投资主体通常为个人。鉴于显著的个体差异性,民宿投资影响因素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单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有限,影响因素与投资行为间的关联机制尚未形成共识。为深入探究民宿投资影响因素与投资行为的耦合关系,文章聚焦民宿投资者群体,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影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作用于投资行为,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1） 各前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决定了民宿投资行为;（2） 民宿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组合构成了四组有效组态,这四组不同组态均能导致积极的民宿投资结果。文章为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民宿业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当前,高校在乡村旅游帮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对高校的作用认识不足,难以深入总结高校乡村旅游帮扶的特征、模式及优缺点。因此,文章基于高校乡村旅游帮扶实践经验,以知识转移理论为切入点,构建起以知识类型和转移体系为特征的理论框架,将当前实践分为4种模式,并通过4个案例,归纳高校乡村旅游帮扶的基本特点,比较不同模式的成效差异。主要结论为：第一,高校乡村旅游帮扶的核心机制是知识转移,在缺乏庞大资源植入的前提下,依然可以显著有效地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第二,基于知识类型和知识转移体系的理论框架,基本可以解释高校乡村旅游帮扶的成效与利弊。第三,以显性知识转移为主的模式,成效快且依赖性高,虽然有助于提高地方自信,但内生动力有所欠缺;以隐性知识转移为主的模式,有助于提升乡村的内生动力,但受制于村民的学习能力,对高校人力资源消耗较大;专业性的知识转移更有利打造旅游特色,而系统性的知识转移更能全面提升乡村能力。上述发现既为总结凝练高校乡村旅游帮扶的特色和模式提供了可能,也有利于深化拓展高校乡村旅游帮扶研究的内涵。

数字文旅融合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动文旅产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文章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理论框架,构建了包括“技术条件-组织融合-环境支撑”的数字文旅融合发展评价体系,运用哈肯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31个省份数字文旅融合水平,并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文旅融合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 发达地区主导序参量为组织融合和环境支撑,其核密度峰值演化呈现出“追赶-落后-再追赶”的“N”型态势,地区之间差距扩大态势凸显;（2） 欠发达地区则以环境支撑作为主导序参量,核密度演化表明地区内部极化发展趋势明显;（3） 融合等级来看,发达地区处于高度融合等级类型的省份数量上升明显,欠发达地区则受技术条件和组织融合“双低”影响制约,多数地区长期处于无序化发展阶段;（4） 组态分析可知,发达地区组态有三条,欠发达地区则有四条,两类地区既存在相同的驱动路径,也存在完全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5） 两类地区驱动路径可归纳为外驱型、内发型和内外双生型。内外双生型对提升数字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效果,是关键路径。

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旅游宣传片是目的地营销组织的重要营销工具。为了探讨不同语言类型（方言vs.普通话）配音下的乡村旅游宣传片对潜在游客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文章基于SOR理论,构建以沉浸感为中介和背景音乐（background music,BGM）节奏快慢为调节的研究框架,通过3个实验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 乡村旅游宣传片采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进行配音会显著影响潜在游客观看宣传片时的沉浸感及其行为意愿,方言配音能够带来更强的沉浸感并更能激发潜在游客的积极行为意愿;（2） 沉浸感在乡村旅游宣传片语言类型与潜在游客行为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 BGM节奏显著调节语言类型对旅游意愿的影响,在乡村旅游宣传片中,方言的积极效应仅在慢节奏BGM下显著存在。

近年来,旅游研究者开始将带有诠释性质的、以人类心灵探寻和发展为目标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应用于旅游研究,尝试站在客观视角解释主观世界,不过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文章首先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做了扼要介绍,然后系统回顾了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成果,归纳出四个常见主题：（1） 对旅游经典概念的再诠释;（2） 对旅游行为现象的再解释;（3） 探讨如何在旅游中增益身心健康;（4） 批判旅游研究中反映的流行观念。同时,文章批评了这些研究中存在的概念应用偏简单化、现象解释偏套路化、解释深度未能超越现有认识等缺点,并进一步讨论了精神分析对于旅游研究框架的启发价值,展望了在具体研究方向上的推进前景,旨在为更好地在旅游研究中应用精神分析心理学提出可行建议。

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策略是影响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村寨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中国犀鸟谷石梯村观鸟生态旅游为例,基于利益相关者和演化博弈理论,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方法,构建了行政管理方、服务供给方、消费需求方和社会帮扶方组成的四方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模型。其中,行政管理方严格监管,服务供给方保护性发展,消费需求方负责任旅游,社会帮扶方支持生态旅游是博弈系统的均衡点。文章运用MATLAB进行仿真分析,探讨四方主体的演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政管理方的奖惩机制可以平衡生态旅游发展中各方博弈主体的利益;服务供给方与消费需求方最终会选择“保护性发展”和“负责任旅游”而社会帮扶方是否支持生态旅游与自身利润收益率有关。据此,文章最后提出完善激励惩罚机制、建立社区参与机制、培育环境责任意识与建立利益分配机制的政策组合,为自然保护地的资源保护性利用、管理创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经济“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但其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仍较为薄弱。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194个地级及以上优秀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反事实情景下借助复杂空间计量模型计算旅游经济韧性,将智慧旅游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评估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作用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旅游经济韧性,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作用效应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空间非均衡性,且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受到促进作用更大;智慧旅游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提升旅游经济韧性。文章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赋能旅游经济韧性提供量化依据和理论支持。

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升级变迁引发了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的改变,激发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潜力。为了探究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文章基于2016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建立混合OLS基准模型检验静态效应,继而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E）捕捉资产变动的动态影响,探究资产变动的财富效应对农村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 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和家庭属性因素都会对农村居民家庭旅游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总资产每增加1万元,旅游消费提升234元（p<0.01）,仅为收入边际效应（365元）的64.1%,各类型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系数大小依次是耐用消费品价值、经营资产、家庭总金融资产和家庭净房产;（2） 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家庭旅游消费起间接效应,即各类型资产能通过增加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水平产生部分中介作用;（3）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除家庭净房产的效应不显著外,其余资产变动的财富效应均显著,影响系数大小依次是经营资产、耐用消费品价值和家庭总金融资产;（4） 家庭资产变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不同的农村家庭个体,家庭资产变动对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不同,如家庭总金融资产对中年家庭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净房产仅对青年家庭的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家庭资产的角度研究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家庭经济因素,充分考虑资产与收入作用的相关关系以及资产变动带来的财富效应,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改善农村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同时有助于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

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否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新时期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并将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效应纳入分析框架。实证上,文章利用2014—2020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面板数据构建多种计量模型,综合考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1）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该结论通过了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2） 面板门槛模型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协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乡村旅游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边际效应越强。（3） 异质性分析表明,乡村旅游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文章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透视乡村旅游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规律,对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游客作为非遗体验活动的主体,其意向对非遗保护工作至关重要。文章借助“认知-情感-意向”模型,构建了游客文化价值感知与非遗保护意向之间的影响机制模型,设计了包含4个维度、20个指标的测量指标体系,并以非遗体验类型丰富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安徽境内）为案例地,回收215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1） 游客文化价值感知正向显著影响满意度和文化依恋;（2） 文化依恋正向显著影响游客非遗保护意向;（3） 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文化依恋;（4） 游客文化价值感知和满意度间接影响游客非遗保护意向。研究结论为推动非遗旅游研究和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