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理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与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

  • 孙国军 , 1 ,
  • 李家瑶 2 ,
  • 王子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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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 2 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孙国军(1979-),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及管理、旅游文化相关研究. E-mail:

收稿日期: 2025-01-10

  修回日期: 2025-07-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3-11

基金资助

2024年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4JRZA176)

2024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24YB097)

2023年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博士基金项目(2023QB-097)

2023年甘肃政法大学校级重大项目(GZF2023XZDA02)

2025年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2025CXZX-968)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 Guojun SUN , 1 ,
  • Jiayao LI 2 ,
  • Zixuan WA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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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conomics School,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 2 Business college,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1-10

  Revised date: 2025-07-04

  Online published: 2026-03-11

摘要

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作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耦合协调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和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2年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文化、旅游产业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发展呈“先快后缓”的波动增长趋势;文化产业稳中有升但受疫情影响略有回落;旅游产业则呈“倒U”型演变特征;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波动上升状态,空间分布特征均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2)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表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区域差异显著。(3)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等级的区域演变为:上游地区从中度失调发展为轻度失调;中游地区从轻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下游地区从基本协调发展为初级协调。

本文引用格式

孙国军 , 李家瑶 , 王子轩 .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与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26 , 49(1) : 117 -127 . DOI: 10.12118/j.issn.1000-6060.2025.035

Abstract

Digital,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which are crucial component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f China,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these industri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i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y employing the weighted summation meth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along with thei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re analyzed for nine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2 to 2022.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perienced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characterized by “rapid progress followed by slowdown”; the cultural industry, while generally stable, experienced a slight decline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exhibited an inverted U-shaped evolutionary pattern. Overall,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demonstrat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characterized by “downstream>midstream>upstream”. (2)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s of the “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experienc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displaying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downstream>midstream>upstream”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3) The region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s of the “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is as follows: upstream regions transitioned from moderate dysregulation to mild dysregulation; midstream regions evolved from mild dysregulation to near-dysregulation; and downstream regions progressed from barely coordinated to primary coordination.

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加强数字黄河智慧展现等重点任务的实施,旨在以“文化+科技+旅游”的协同方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1]。这一战略部署不仅突显了黄河流域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关键地位,也指明了数字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数字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丰富国家文化软实力及拓展高质量消费空间等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三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产业经济创新、绿色、协调发展的关键[2]。这三产业之间存在资源、市场、功能、主体的协同进化模式[3],以及互通、互动、互促的联动发展关系[4]。因此,探究黄河流域数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现状,对于推动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虽然源自不同发展路径,但在技术手段、价值表达与服务对象等方面已形成交叉共生的关系。一方面,数字产业以其高渗透性和重构能力,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存、传播转化和沉浸式体验提供重要支撑,实现从“物理展示”向“虚拟交互”的跃迁[5];另一方面,文化产业通过提供内容资源与符号体系,不仅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创意源泉,也为旅游产品开发注入精神内涵和文化记忆[6]。而旅游产业则是这两者成果的现实承载体与场景实践场,以文化体验为核心,以技术驱动为手段,形成“以文促旅、以数强文、以旅带产”的多维联动机制[7]。这种协同不仅体现在“体”“用”关系的融合,更在于文化认同建构、消费价值联结和体验场景重塑中体现出深层逻辑共生。
国内研究对数字、文化、旅游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已有一定探索。从数字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学者们提出了“技术嵌入-内容重构-价值共生”的互动路径,二者之间存在从数字赋能到文化反馈的双向影响机制,数字技术影响着行为主体和情境间的关系,拓宽了文化传播途径[8-9],科技创新水平对文化产业发展作用显著[10],文化赋予了数字产品表达内容和情感价值[11],文化资源转化力能够提升相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质量[12];从数字与旅游关系出发,研究多聚焦于触达渠道、服务流程与智能体验等方面[13],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在提升旅游效率[14]、优化游客体验中的作用[15],并指出旅游反向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的反馈机制[16-17];在文化与旅游关系层面,研究者从融合动力、影响要素和区位差异等角度出发[18],认为文化为旅游提供身份认同的精神诉求[19],而旅游则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活态传播平台[20],二者协同推动文化价值的可视化与消费化转化[21]。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两两”产业之间的融合互动,关于三产业系统融合与协调机制的整体分析仍相对稀缺,尤其是在特定区域背景下的空间差异性与时间演化路径亟待深入研究。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带与生态文明先行区,横跨东、中、西部9省区,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人文积淀深厚,具备发展数文旅融合产业的良好基础。当前,该区域仍面临产业发展水平不均、技术渗透能力差异显著、文化资源转化效率有待提升等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以系统性视角评估数文旅三大产业的发展状态与融合程度,并厘清其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基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覆盖数字、文化、旅游三产业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和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2年区域产业发展水平与融合协同性进行定量测度与空间分析,旨在揭示数文旅融合的动力机制与协调路径,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东起青海省巴颜喀拉山附近,西至黄河口入渤海,全长约5464 km,流域总面积约7.95×105 km2[22]。按照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标准,上游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内蒙古5省区,中游包括陕西和山西2省,下游包括河南和山东2省(图1)。2022年,黄河流域软件业务、信息技术服务、电信业务和企业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项目收入占GDP的20.33%。艺术业、文物业、图书馆业、文化市场经营机构等文化产业收入达8.08×1010元。A级旅游景区旅行社、住宿业和餐饮业等旅游相关产业注册数为3.14×104家,国内旅游收入达到2.79×1011元。但由于各省区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差异较大,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跨区域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资源禀赋不足且政策支持有限,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图1 研究区概况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时间段为2012—2022年,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省级数据库4.5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中,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

1.3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参考了前人研究方法[23-26]并遵循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构建了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经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一级指标为数字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3个子系统,鉴于三产业间资源、市场、功能、主体的协同发展模式[3],各子系统下设资源基础、市场需求、产业经济3类二级指标:资源基础侧重要素禀赋,市场需求聚焦消费潜力,产业经济反映实际经济收益的产出能力。通过多维二级指标的系统性组合,在保证各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的同时,为耦合协调度计算提供数据支撑,形成“要素-市场-效益”的一体化评价体系。
表1 数字经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数字
产业
资源基础 互联网接入端口数/104 0.065
域名数/104 0.110
移动基站密度/个·km-2 0.067
单位面积长途光缆长度/104 km 0.065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100家)-1 0.007
市场需求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104 0.068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100人)-1 0.012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个·(100人)-1 0.021
产业经济 软件业务收入占GDP比重/% 0.120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GDP比重/% 0.148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人 0.077
电信业务总量占GDP比重/% 0.101
企业电子商务占GDP比重/% 0.035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104 0.106
文化
产业
资源基础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个 0.072
博物馆机构数/个 0.043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个 0.030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人 0.050
市场需求 艺术表演场馆观众人次/103 0.048
博物馆参观人次/104 0.052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104 0.056
产业经济 艺术表演团体收入/103 0.097
文物业收入/103 0.137
图书馆业收入/103 0.044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103 0.056
旅游
产业
资源基础 A级旅游景区总数/家 0.067
旅行社单位数/家 0.055
住宿业和餐饮业法人数/个 0.076
旅游业从业人数/人 0.082
市场需求 客运量/104 0.097
旅客周转量/108 0.072
产业经济 住宿业和餐饮业企业营业额/108 0.039
国内旅游人次/104 0.057
国内旅游收入/108 0.083
入境旅游人次/104 0.067
入境旅游收入/108 0.080

1.4 研究方法

1.4.1 加权求和法

本文通过加权求和法[27]计算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产业发展指数。步骤如下:
首先,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值标准化预处理,其次通过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最后运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出黄河流域各省区的数字产业发展指数(Ux),计算公式如下:
U x = i = 1 n ( w i × x i )
式中:n为子系统中指标的个数; x 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w i为第i项指标对应的权重。文化产业发展指数( U y)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 U z)也根据此公式得出。
最后,计算黄河流域各省区的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T),计算公式如下:
T = α U x + β U y + δ U z
式中:αβδ分别为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权重系数,本研究认为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对各省区而言同等重要,因此均赋值为1/3。

1.4.2 耦合协调度模型

首先,利用各产业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出各省区三产业间的耦合度(C),用于表征产业间的关联度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C = 3 ( U x × U y × U z ) 1 3 U x + U y + U z
其次,利用耦合度和三产业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出各省区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28],取值范围为0~1,D越接近1,表明3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越好。参考已有研究[29],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表2)。耦合协调度(D)计算公式如下:
D = C × T
表2 耦合协调度水平等级评价标准及其发展阶段

Tab. 2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level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their development stages

耦合协调度(D 协调等级
0.00~0.09 极度失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50~0.59 基本协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80~0.89 高级协调
0.90~1.00 优质协调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析

2.1.1 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析

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发展指数时空特征如图2所示。从时间演变的角度来看(图2a),2012—2022年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从2012年的0.119上升到2022年的0.261,年均增长率为8.17%。2012—2020年,在数字中国建设规划的推动下,流域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实现了快速增长,从2012年的0.119上升到2020年的0.276,年均增长率为11.09%。2020—2022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流域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呈现波动下降态势,从2020年的0.276下降到2022年的0.261,年均下降率为2.76%。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142、0.199、0.344,空间分布特征为“下游>中游>上游”,说明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发展存在不均衡性。以2022年数据为例,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移动基站密度为0.515个·km-2、中游为0.662个·km-2、下游为1.913个·km-2。下游地区移动基站密度是上游地区的3.7倍,反映出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基础建设差距悬殊,下游地区规模化集群效应较为明显。上游5省区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为3.72×105人,中游2省为3.27×105人,下游2省为6.42×105人。可见,下游地区数字产业人才资源较为集中,而中游地区对创新数字产业人才的吸附力不足。由于上游地区基础设施与人才资源缺口较大,技术创新依赖外部输入,自主发展能力较弱,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图2 黄河流域数字产业发展指数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各省区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分布特征,在ArcGIS 10.0中,按照自然断点法,将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按照高(0.253~1.000)、中(0.111~0.253)、低(0.000~0.111)3个等级进行划分(图2b)。结果显示,山东、四川和河南3省处于高等水平,数字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90%、7.92%、6.09%。这些省份数字产业资源基础较为坚实,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处于稳步上升状态。陕西、山西和甘肃3省的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山西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3.95%,陕西为11.12%,2省2022年数字发展水平相较于2012年均有较大提高,但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等工业领域,数字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甘肃2022年数字产业发展指数相较于2012年出现退步,年均下降率为0.64%,说明疫情对甘肃数字产业影响较大。内蒙古、青海和宁夏3省区处于低等水平,2022年软件业务、信息技术服务、电信业务和企业电子商务等数字相关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0.90%、15.38%和10.09%,相较于其他省份数字产业占比较低,产业发展缺乏经济支持。

2.1.2 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析

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时空特征如图3所示。从时间演变的角度来看(图3a),2012—2022年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十二五”规划期间,文化部于2012年发布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和《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政策、经济、技术和用地等方面的支持,使得2012—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呈稳步上升状态,从2012年的0.179上升到2019年的0.322,年均增长率为8.75%。2019—2022年,新冠疫情导致黄河沿线文旅活动受阻,线下场景停滞后缺乏线上可替代收入来源,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呈现波动下降态势,从2019年的0.322下降到2022年的0.302,年均下降率为2.11%。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下游地区较高为0.461,中游为0.260,上游较低为0.167,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成因可能是:下游地区作为黄河文化核心区域,文化产业设施较为完善。以2022年数据为例,艺术表演团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数量为5687个,约为上游(2775个)、中游(2040个)机构数之和。此外,下游地区人口密度较高,艺术表演、博物馆、公共图书馆访问人次2022年达到2.62×108人,相较于上游5省区(2.43×108人)和中游2省(1.37×108人),其文化产业市场需求更大,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潜力。
图3 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

Fig. 3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各省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分布特征,在ArcGIS 10.0中,按照自然断点法,将黄河流域9省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按照高(0.331~1.000)、中(0.158~0.331)、低(0.000~0.158)3个等级进行划分(图3b)。结果显示,山东、河南和四川处于高等水平,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3%、5.90%、3.52%。这些省份文化产业市场需求较大,以2022年数据为例,艺术业、文物业、图书馆业和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收入分别为山东1.92×1010元、河南1.15×1010元、四川2.22×1010元,均位于9省区前3,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经济支撑;陕西、山西和甘肃3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处于中等水平,2022年艺术业、文物业、图书馆业和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收入分别为1.04×1010元、0.78×1010元、0.43×1010元,文化产业市场规模相对有限,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不足。内蒙古、青海和宁夏3省区的文化资源禀赋相对较少,艺术表演团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文化产业机构数3省区之和仅占黄河流域总数的7.73%,说明其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也相对滞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2.1.3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析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时空特征如图4所示。从时间演变的角度来看(图4a),2012—2022年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现“倒U”形演变特征,从2012年的0.240下降到2022年的0.210,年均下降率为1.33%。2012—2019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步提升,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使得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呈稳步上升状态,从2012年的0.240增长到2019年的0.336,年均增长率为4.92%。2019—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产业发展呈波动下降趋势,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从2019年的0.336下降到2022年的0.210,年均下降率为14.50%。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旅游产业与数字产业、文化产业表现出一致性,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155、0.254、0.508。下游地区省份作为全国交通枢纽,景区通达性较强。以2022年数据为例,下游2省平均客运量为2.22×108人,平均旅客周转量达到5.27×1010人,远高于上游和中游省区平均水平。此外,2022年下游2省A级旅游景区、旅行社、住宿业和餐饮业总数达到1.40×104家,上游5省区为1.31×104家,中游2省为0.73×104家,说明下游地区旅游基础产业规模较大,更利于旅游资源的富集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图4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

Fig. 4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布特征,在ArcGIS 10.0中,按照自然断点法,将黄河流域9省区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按照高(0.350~1.000)、中(0.148~0.350)、低(0.000~0.148)3个等级进行划分(图4b)。结果显示,山东、四川和河南3省处于高等水平,这些省份的旅游基础产业规模较大。以2022年数据为例,A级旅游景区、旅行社、住宿业和餐饮业等旅游企业数分别为0.87×104家、0.71×104家和0.53×104家。交通网络便利性强,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均位于9省区前3,为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需求基础。陕西、山西和内蒙古3省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为中等。这些省区旅游资源也较为丰富,但由于通达性与发达省份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旅游产业经济效益偏低。甘肃、青海和宁夏3省区2022年国内旅游收入分别为6.65×1010元、1.45×1010元和3.04×1010元,旅游经济效益相对落后,未来需提高旅游产业资源利用效率,避免产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情况。

2.1.4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析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时空特征如图5所示。从时间演变的角度来看(图5a),2012—2022年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从2012年的0.179上升到2022年的0.258,年均增长率为3.72%。2012—2019年,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呈稳步上升状态,从2012年的0.179增长到2019年的0.307,年均增长率为8.01%。2019—2022年,受疫情影响,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从2019年的0.307下降到2022年的0.258,年均下降率为5.63%。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的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呈现中、上游地区较低,下游地区较高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155、0.238、0.438,说明黄河流域的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也呈现不均衡性。这与下游地区资源配置较为合理,产业发展更具有活力,区域协调能力较强有关。而中、上游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均衡性、政策扶持力度、产业创新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图5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

Fig. 5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各省区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分布特征,在ArcGIS 10.0中,按照自然断点法,将黄河流域9省区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按照高(0.311~1.000)、中(0.137~0.311)、低(0.000~0.137)3个等级进行划分(图5b)。结果显示,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省区差异较大,山东、四川和河南3省处于高等水平。这些省份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三产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能够实现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陕西、山西和内蒙古3省区的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由于产业结构存在短板,导致资源配置缺乏均衡性,三产业综合发展受阻。甘肃、青海和宁夏3省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产业发展缺乏财政支持和人才基础,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性加剧,数文旅综合发展水平较低。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与各产业发展指数的省区排名相似,进一步说明了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

2.2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水平时空分析

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黄河流域9省区数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6所示。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图6a)。2012—2022年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从2012年的0.380增长到2022年的0.464,年均增长率为2.02%。2012—2019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及其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得到稳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从2012年的0.380增长到2019年的0.512,年均增长率为4.35%。2019—2022年,受疫情影响,产业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下滑,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下降态势,从2019年的0.512下降到2022年0.464,年均下降率为3.23%。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也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分别为0.347、0.476、0.650,说明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明显,流域内数文旅产业的资源配置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下游地区从基本协调发展为初级协调,这与下游地区三产业的相关性较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较强,能够实现数文旅产业的协调发展。中游地区从轻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上游地区从中度失调发展为轻度失调。这是因为中、上游地区大部分省区产业资源缺乏集中性,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产业协调发展的物质、人力和时间成本较大等因素的限制,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图6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

Fig. 6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digital-cultural-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为了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的省区变化特征,本文选取了2012、2019年和2022年3个时间截面进行具体分析。2012年,河南、四川和山东3省处于基本协调状态;陕西省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内蒙古、甘肃和山西3省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青海和宁夏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图6b)。相较于2012年,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均有所提升,山东、四川和陕西3省的耦合协调度跨越了2个等级,说明其数文旅三产业的产业发展效率和产业间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优于流域内其他省区。河南、内蒙古、山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均跨越一个耦合等级,反映出三产业融合关系和耦合协调状态的逐步加深(图6c)。2022年,山东处于中级协调状态;河南和四川处于初级协调状态;陕西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山西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内蒙古和甘肃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青海和宁夏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其中,山东的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较2019年有所提高,说明山东的产业恢复能力和数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韧性处于9省区领先地位。河南和山西2省的协调等级与2019年持平,也表明其拥有较强的产业恢复能力,能够以较快的效率修复疫情对产业经济的不良影响(图6d)。

3 讨论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高质量发展水平事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2]。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这为黄河流域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契机。
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黄河流域省区的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的演变规律存在趋同性,其原因是数字创新环境、文旅市场化程度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18]。黄河流域各省区需提升文旅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产业基础建设,开放市场需求,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协同发展。从耦合协调度的角度来看,文旅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融合性、高渗透性的经济特性,与数字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存在着天然耦合性[30]。说明三产业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且数字产业能够提供技术支持和基础技术建设,能够加快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31]。数字、文化、旅游产业耦合度协调度均值为0.464,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5省区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其主要是受地理环境和旅游市场关注度等因素的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13]
本研究运用加权求和法对数字、文化和旅游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黄河流域省区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子系统及发展指数的时空规律,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旅融合研究的视角与案例应用。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文化和旅游产业侧重于经济层面指标的选取,而对于产业创新、协调和共享方面的指标选取有限。未来研究将扩大指标选取范围,纳入更多对产业经济影响因素的指标,以期更全面和深入地探寻数文旅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第二,在研究时段上,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仅选取2012—2022年作为研究期。由于数文旅产业的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未能得出理想状态下的发展规律。未来可在更新数据的基础上,研究黄河流域经济稳定状态下的数文旅产业发展状况,并探寻其内外影响因素。

4 结论

(1)2012—2022年黄河流域数字、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与耦合协调度均逐步提升,显示出一定的协同趋势。3个子系统数文旅综合发展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2012—2019年为持续上升期,2020年受疫情冲击短暂回落,2021年后逐步恢复。
(2)空间分布上,黄河流域数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数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表明下游省份具备更强的产业基础和融合能力。
(3)从省区差异来看,山东、四川、河南3省在三大产业综合发展与协调度方面均处于高等水平;陕西和山西在个别子系统具备优势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甘肃、内蒙古表现一般;青海、宁夏等上游省区因产业资源分散与技术基础薄弱,发展相对滞后,融合潜力尚未有效激发。
(4)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趋势总体向好,由濒临失调发展为初级协调。上游地区从中度失调发展为轻度失调;中游地区从轻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下游地区从基本协调发展为初级协调。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协同政策引导、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推动数字赋能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黄河流域融合型服务业的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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