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干旱区地理 >

2025 , Vol. 48 >Issue 6: 1043 - 1054

DOI: https://doi.org/10.12118/j.issn.1000-6060.2024.408

人口与城市研究

兰州市主城区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 郭念发 , 1 ,
  • 王录仓 , 1, 2
展开
  • 1.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 2.甘肃省绿洲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70
王录仓（1967-），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 E-mail:

郭念发（1999-），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 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04

  修回日期: 2024-11-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3-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371219)

绿洲科学科研成果突破行动计划(NWNU-LZKX-202302)

收起

Analysis of accessi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indergarten enrollment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 Nianfa GUO , 1 ,
  • Lucang WANG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04

  Revised date: 2024-11-21

  Online published: 2026-03-11

Fold

摘要

幼儿园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低洼地带，其入学可达性的精准量化有助于评估学前教育资源的空间分配效率。以兰州市主城区为案例地，结合幼儿园POI、适龄儿童数量、学位数、道路等级等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多等级-多出行模式高斯可达性算法对不同等级幼儿园集聚特征、入学可达性进行量化，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入学可达性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幼儿园整体呈“一核”“四心”带状分布特征，密集度自东向西递减，省级标准园、市级标准园、区级标准园、一般园基本呈“单核心”空间分布特征。（2） 幼儿园整体入学可达性等级呈“重心偏东”“南优北劣”的空间偏向性，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均呈“多中心”结构特征，4类等级园中，一般园入学可达性高值区域最多，反映出其在承担幼儿就近入学方面起主要作用。（3） 学龄人口、家庭经济状况、幼儿园招生名额对入学可达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路网密度、公交站、对入学可达性具有负向作用，但相关性不显著，此外幼儿园保教费对入学可达性也具有负向作用。

关键词： 幼儿园; 空间分布; 入学可达性; 影响因素; 兰州市主城区

本文引用格式

郭念发 , 王录仓 . 兰州市主城区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25 , 48(6) : 1043 -1054 . DOI: 10.12118/j.issn.1000-6060.2024.408

Abstract

Accurately quantify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essential for evaluating the spati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particularly in underrepresented area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China, utilizing data on kindergarten points of interest, school-age children, available places, and road grades. Using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a multi-level-multi-travel mode Gaussian accessibility algorithm, we examine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ssibility of kindergartens at various levels. We also employ a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 and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accessibility distribu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Kindergartens are distributed in “one core” and “four center” patterns, with density decreasing from east to west. Notably,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in Xigu District are independently clustere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provincial-level, municipal-level, district-level standard kindergartens, and general kindergartens predominantly exhibi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single core”. (2) The accessibility of all kindergartens displays a spatial bias trending eastward, and “south-to-north”, and high accessibility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Chengguan District and Qilihe District. The accessibility of kindergartens, based on their grades and quality, shows a “multi-center” structure, with general kindergartens reflecting the highest accessibility values, indicating their significant role in serving local enrollment. (3) Factors such as school-age population,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kindergarten enrollment quotas influence school accessibility. By contrast, road network density and bus stop availability negatively affect accessibility, although this correl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Kindergarten education fees als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accessibility.

Key words： kindergarten; spatial distribution; accessibility to enroll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1949年之后，在“单位制”和“街居制”的人口管理制度下，学前教育由“单位”和“集体”承担全责，幼儿园具有明显的单位福利特征和公办性质[1]；1990年后，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单位制”逐渐解体，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进入“社会化”配置阶段，民办园迅速增加[2]。2004年民办园数量首次超过公办园数量，占比52.76%，至2010年，民办园数量占比接近70%，学前教育领域形成以民办园为主的格局，同时，幼儿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成为民营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3]。市场化机制下各类民办园的快速扩张带来管理跟不上、师资无保障、教育品质下降等问题[4]，而单位福利制度下遗存的公办园凭借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相对标准的办园规范使其处于“示范性”的地位，两者之间巨大的“福利差”已成为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矛盾[5]，进一步引发“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6]。另外，伴随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关注不再是“有学上”的机会公平、均衡分布，而是追求“上好学”的结果公平、优质均衡[7]。幼儿园教育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其空间配置的合理性和均衡性直接影响到儿童享受教育的便捷性[8]。2021年国家发改委联合民政部等23个部门颁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进一步提高普及普惠水平，严格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补齐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因此关注幼儿园资源的空间配置及可达性对于实现宜居、绿色、安全、韧性、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幼儿入学可达性表征为幼儿克服空间和时间障碍从家到幼儿园的便利程度[9]，反映了资源分配的空间布局和可访问性[10]。可达性常见的方法有：比例模型法、最短距离法、潜能模型法、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等。其中，比例模型法缺乏区域内部差异性考虑[11]，最短距离法忽略了供需对可达性的影响[12]，潜能模型法与2SFCA均考虑了供需双方规模，以及距离对可达性的影响[13]，不同之处在于对距离处理，潜能模型法未对设施最大服务半径加以限制[14]，而2SFCA对于距离进行二分法处理，能有效识别可达性低值区域[15]。可达性指标多用来揭示学生平等接受教育资源的潜在机会，择校与入学是潜在机会的具象化[16]，关于幼儿园择校影响因素的研究多聚焦在“供给”与“需求”2个视角，供给视角主要从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财政约束、政府政策规划来探讨，需求视角主要从幼儿家庭收入、家长受教育程度、家长择校偏好与倾向来探讨[17-18]。郑銮娟等[19]研究发现学龄人口、人均GDP和教育经费支出是影响东莞市学生入学可达性的主要因素。虽然学界对幼儿园教育资源的研究日渐深入，但在研究对象、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研究尺度仍存有一定局限。首先，将幼儿园类型同质化，目前幼儿园有省级示范、市级示范、区级示范、一般园4种规模层次类型，不同等级下幼儿面临的入园困难不同，同质化难以揭示幼儿园规模等级差异化视角下幼儿获取教育资源的潜在机会；其次，以0~4岁或0~6岁年龄组数量代替3~6岁适龄儿童数量，对特征人口数据响应不够；此外，可达性的研究方法多以单一出行方式计算，忽视了多种出行方式选择入学的灵活可达及多种出行方式下的不同时间成本。可达性本质是关于效率便捷的概念，距离远近并不能真实反映在城市建成环境中入学的便利程度，通勤时间综合反映了道路等级、通达性、交通拥堵、通行效率等情况，更能反映可达性的内涵。最后，由于数据限制，幼儿园可达性研究大多停留在市县和街道层面，无法反映局部区域可达性情况，40~200 m能较准确地揭示城市区域资源分布差异[20]，兰州市是西北重要省会城市，受带状城市形态深刻影响，可达性差。基于此，本文以200 m格网作为可达性分析的基本单元，以兰州市主城区为案例地，通过核密度分析、多等级-多出行方式高斯两步移动可达性测度方法对幼儿园资源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幼儿园教育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兰州市是西北内陆枢纽城市。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主城区被挤压在南北两山狭长的河谷地带，可达性较差。本文以主城区（城关区26街道、西固区7街道、安宁区8街道、七里河区9街道1镇）为案例地分析幼儿园可达性。根据市教育局网站显示，2023年末兰州市市辖区内幼儿园在园儿童134200人，幼儿园808所。主城区范围内幼儿园有511所，其中省级标准园50所、市级标准园92所、区级标准园61所、一般园308所（图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2023年兰州市入城定居及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达153000人，适龄儿童数量逐年增加，而河谷地域地少人密，为幼儿园空间规划带来了巨大挑战。
图1 兰州市主城区各等级品质幼儿园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quality kindergarten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幼儿园POI数据、路网数据、幼儿园学位数、幼儿园等级类型、适龄儿童数据。其中：（1） 幼儿园POI数据从2023年高德地图爬取，经过裁剪预处理得到511个POI点；（2） 幼儿园学位数是根据《兰州市教育专项规划》在园儿童数量替换所得，并将幼儿园学位数录入幼儿园POI点的属性表；（3） 幼儿园等级类型获取自兰州市教育局官网幼儿园分类评估数据，包含办园性质、办园级别、普惠类型等相关属性；（4） 路网数据获取自2023年高德地图，对照兰州市“一横三环九纵”城市内部路网体系图，在Arcmap里进行地理配准，获取路网等级属性；（5） 主城区3~6岁适龄儿童数据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各街道适龄儿童数据以及Worldpop人口格网数据拟合得到。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空间分析中广泛运用的方法，用于估计未知的一种密度函数，计算公式参考相关文献[21]。

1.3.2 多等级-多出行模式的入学可达性测算[22]

幼儿择校一般就近选择，距离越远吸引力越小，其引力变化与高斯函数随距离增加下降速度先加快后减慢的特征契合，因此采用高斯函数作为阻抗函数测量可达性。伴随公交系统完善与私家车普及，幼儿入学方式主要有步行、自行（电动）车、公交、小汽车等。不同道路等级下，不同出行方式的通行速度影响幼儿上学效率。根据高德地图，在幼儿入学时间段内，对比不同道路等级下4种出行方式入学花费时间、距离成本，对其通行速度赋值（表1）。
表1 各道路等级下4种出行方式的通行速度

Tab. 1 Traffic speed of four modes of travel under each road level /m·min-1

道路 步行 自行（电动）车 公交 小汽车
主干道 75 207 287 333
次干道 75 207 120 240
支路 75 207 85 170
其他路 75 207 0 120
幼儿入学方式选择受距离影响，根据王侠等[23]研究，在1.5 km内家长步行陪同上学占主导，在1.5~2.5 km内自行（电动）车接送入学占主导，在2.5~3.5 km内汽车接送上学占主导。不同上学出行方式下的幼儿比例是在“家-校”距离基础上，根据《兰州市民对交通方式选择的调研报告》中不同出行方式人口比例获得（表2）。另外城市幼儿园入学时间一般控制在15 min以内，步行与骑行等非机动出行方式受学生与接送者的生理性制约，出行极限时间相对较短[24]，在幼儿园存在等级分化情况下，高等级幼儿园吸引力更强，根据程顺祺等[25]对不同等级幼儿园服务半径研究，结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距离对幼儿身体承受范围的建议规定，对不同等级幼儿园设置不同的搜索服务半径（表3）。
表2 各出行方式下人口占比

Tab. 2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under each travel mode /%

步行 自行（电动）车 公交 小汽车
42.9 10.5 40.7 5.9
表3 不同等级幼儿园服务半径

Tab. 3 Service radius of kindergartens of different levels /min

省级标准园 市级标准园 区级标准园 一般园
25 20 15 10
第一步：以幼儿园学位数为供给点j，以某等级幼儿园的服务半径dr为搜索域，汇总落在搜索域的所有幼儿数量，并以高斯函数赋予权重并将其累加，再用学位数除以赋权后的幼儿数量，得到供需比（Rj）。
R j = ∑ k = 1 4 S j ∑ m = 1 4 ∑ i ∈ ( d i j , m ≤ d r , m ) p i , m × G K
式中：k为幼儿园等级； S j为幼儿园学位数；m为出行方式； d i j , m为m类出行方式下幼儿从格网质点i到学校j的花费时间； d r , m为m类出行方式下某等级幼儿园的搜索半径； p i , m为m类出行方式下幼儿从格网质点i入学的幼儿数量； G K为某等级幼儿园的高斯函数。
G K = e x p - d i j 2 / β
式中：β为距离摩擦系数，根据程顺祺等的研究，对省、市、区级标准园，一般园β分别取180、100、40、20，超过服务搜索半径， G K取0； d i j为幼儿从格网质点i到学校j的花费时间。
第二步：不同出行方式下的理想入学时长，是学校向家庭提供服务的理想半径时间。以格网质心点i为出发点，m类出行方式下某等级幼儿园的服务半径为搜索半径，寻找落在搜索域内供给点j的Rj，通过高斯函数赋予权重，将赋权之后的Rj汇总求和，得到m类出行方式i点的入学可达性（A i , m）。
A i , m = ∑ j ∈ d i j , m ≤ d r , m R j × G K
第三步：不同出行方式下幼儿入园可达性存在优劣差异，呈步行最优，自行（电动）车次之，公共交通较次，小汽车居后排列。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不同出行方式权重值，通过Spsspro计算得到一致性比率（CR）值为0.044<0.1，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不同出行方式权重值，计算i点入学的综合可达性 （ A i ）。
$\begin{aligned} A_{i}= 0.56 \times A_{i, \text { 步行 }}+0.26 \times A_{i, \text { 自行 (电动) 车 }}+ \\ 0.12 \times A_{i, \text { 公交 }}+0.06 \times A_{i, \text { 小汽车 }} \end{aligned}$

1.3.3 空间回归模型

空间回归模型是考察地理事物空间关联性的应用模型[26]，LM检验用于判断最优空间回归模型，本文在进行空间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基础上，经过LM检验后发现Robust LM-error显著而Robust LM-lag不显著，因此选择空间误差模型（SEM）来解释空间影响效应更好。计算公式为：
y = p W y + β x + ε
式中：y为因变量，代表全体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值；x为自变量；β为x的回归系数； W y为空间滞后项；p为空间滞后项系数；ε为误差项。
幼儿园空间位置直接影响幼儿入学可达性，其配置落地过程与常住人口、教育财政投入、道路交通等密切相关[16-18]，本文从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双视角，构建影响入学可达性的指标（表4）。（1） 学龄儿童：学龄儿童分布和数量直接影响幼儿园落地布局，进而影响学龄儿童择校。（2） 家庭经济状况：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子女往往有更多的入学选择，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入学选择权则被压缩，这影响到学龄儿童能不能就近入学，以及进入何种等级品质幼儿园。（3） 路网密度：高密度路网能够疏解道路拥堵，提高可达性，低密度路网互联性弱，降低可达性。（4） 公交站：受河谷带状影响，兰州市主城区市民出行主要以步行和公交出行为主，公交站设立初衷是方便乘客快速出行，提升可达性，公交站点与其他换乘站点相连，能够促进交通系统里不同路线的衔接，增强可达性。（5） 幼儿园保教费：幼儿园保教费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幼儿入学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可达性。（6） 招生人数：幼儿园招生名额影响教育资源分配及入学机会，进而影响可达性。
表4 解释变量

Tab. 4 Explanatory variables

自变量 变量描述 数据来源
适龄儿童数量 格网内3~6岁适龄儿童总和/个 人口栅格数据、2014—2017年《兰州年鉴》、七普数据
家庭经济状况 格网内社区房价平均值/元·m-2 链家网、安居客房产交易网站爬取
路网密度 城市道路网络密度 高德地图路网矢量数据爬
公交站 距公交站0.3 km内赋值2；0.3~1 km赋值为1 高德地图公交站POI点爬取
幼儿园保教费 不同等级幼儿园保教费用标准/元·(生·月)-1 兰州市教育局官网
幼儿园招生人数 不同等级幼儿园秋季招生人数/个 兰州市教育局官网

1.3.4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选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和自变量之间的空间分布关联与依赖特征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常用LISA集聚图来表征，计算公式参考相关文献[27]。

2 结果与分析

2.1 全体幼儿园及不同等级幼儿园空间分布特征

2.1.1 全体幼儿园空间分布特征

幼儿园空间分布密度呈城关区>七里河>安宁区>西固区排列，“一核”“四心”特征明显（图2）。“一核”是围绕城关区雁南、雁北街道、高新区形成的高密度区，集中度远高于其他区域。“核心区”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新区前身是兰州市的老城区之一，也是国务院首批27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之一，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研究所等大批科研机构，是典型的教育中心，吸引了众多幼儿园资源。雁南、雁北街道是兰州市向东拓展过程中形成的，内有大量的商业型小区，如金地花园、金河小区、天庆丽舍等大型居住区，人口大量聚集，对幼儿园资源需求旺盛。4个“中心区”分别以城关区酒泉路、张掖路、五泉、广武门街道为中心，以七里河区西园、西湖、西站、敦煌路街道为中心，以安宁区银滩路、孔家崖、西路街道为中心，以西固区西固城、四季青、临洮街街道为中心。
图2 兰州市主城区幼儿园核密度

Fig. 2 Kernel density of kindergarten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2.1.2 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空间分布特征

省级、市级、区级标准园和一般园基本呈“单核心”空间分布。省级标准园“核心区”是以酒泉路、张掖路、广武门街道环绕形成的高密度区域。张掖路、酒泉路街道是兰州市真正的老城区，功能复合，聚集了兰州市实验小学、兰州一中等优质教育资源，由于中国不同层级学校的入学有密切的连带关系，高品质的省级标准园在此聚集分布（图3a）。市级标准园“核心区”是以雁南、雁北、渭源路街道环绕形成的高密度区域，区域内强劲的人口虹吸力和市民需求，推动市级标准园配置（图3b）。区级标准园“核心区”主体分布在七里河区的秀川、土门墩、西站、敦煌路街道（图3c）。一般园“核心区”与全体幼儿园“核心区”分布位置相似，均围绕雁南、雁北街道、高新区分布（图3d）。
图3 兰州市主城区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核密度

Fig. 3 Kernel density of kindergarten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2.2 全体幼儿园及不同等级幼儿园空间可达特征

2.2.1 全体幼儿园可达性分布特征

在ArcMap中采用几何间隔分类法将全体幼儿园可达性数值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5个等级级别。兰州市主城区可达性等级呈“重心偏东”“南优北劣”的分布特征，即城关-七里河组团可达性优于安宁-西固组团，黄河南岸入学可达性优于北岸区域（图4）。幼儿入学可达性高值、较高值区域均位于各组团的增长极中心，但由于经济发展起点不同，增长极存在等级规模，各区幼儿入学可达性高值与较高值区域的面积和格网数量占比差异大。幼儿入学高可达性以城关区和七里河区突出，数量分别是216、139个，占比分别为10.5%、10.2%，幼儿入学低可达性以安宁区和西固区突出，数量分别是457、451个，占比分别为35.8%、38.7%（表5）。
图4 兰州市主城区全体幼儿园入学可达性

Fig. 4 Accessibility of all kindergarten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表5 各区不同可达性的格网数量及占比

Tab. 5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grids with different accessibility in each district

区域 栅格数
量/个		 低可达性 较低可达性 中等可达性 较高可达性 高可达性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城关区 2066 257 12.4 385 18.6 590 28.6 618 29.9 216 10.5
七里河区 1365 174 12.8 350 25.6 258 18.9 444 32.5 139 10.2
安宁区 1279 457 35.8 189 14.8 343 26.8 204 15.9 86 6.7
西固区 1165 451 38.7 320 27.5 212 18.2 113 9.7 69 5.9

2.2.2 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可达性分布特征

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均呈“多中心”结构特征。入学可达性高值区域在市级标准园中最少，一般园中最多，反映出一般园在承担幼儿就近入学方面起主要作用，而省级、市级、区级优质教育资源存在较高的等级门槛，限制了低收入群体入学选择。
省级标准园入学可达性高值区域分布在城关区省政府附近，安宁区西北师范大学附近，七里河区兰州理工大学附近（图5a）。原因是城关区省政府一带为政府驻地，拥有较多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家属院，家长对优质资源的需求多，省级标准园数量较多，加之外部拥有完善的交通设施，可达性高。安宁区可达性值高值区域是高校聚集形成教育中心所致。市级标准园入学可达性高值区域在空间上分布较少，较高值区域空间分布呈“多中心”特征，聚焦在城关区的省政府、东方红广场与兰州大学小块区域，雁南、雁北、雁园街道，安宁区的银滩路、孔家崖、培黎街道，七里河区的建兰路、敦煌路、西湖街道，西固区西固城、陈坪街道（图5b）。区级标准园较高值区域在七里河区突出，涵盖了中心大部分区域。原因是七里河区区级标准园学校数量与学位数量较多，幼儿入学机会大（图5c）。一般园入学可达性高值区域各区均有，呈“多中心”分布特征（图5d）。原因是伴随城市空间扩张，居住功能需求激增，而一般园广泛分布于各居住区，能更容易满足大多数家庭就近入学的需求，幼儿就近入学可达性高。
图5 兰州市主城区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入学可达性

Fig. 5 Kernel density of kindergarten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anzhou City

2.3 影响因素分析

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影响因素分析是基于空间回归模型显著性检验结果（表6），结合双变量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为了进一步佐证空间回归分析结果，需统计各自变量与入学可达性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结果的相关性，以保证两者结果的一致性，结果由表7所知。空间回归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是将格网内自变量数据平均值赋予格网进行分析。由表6的SEM结果，分析各自变量与入学可达性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表6 各自变量对入学可达性影响的空间回归分析结果

Tab. 6 Results of spati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ach variable on accessibility

解释变量 OLS结果 解释变量 SEM结果
协变量 学龄人口 0.001（4.292）*** 协变量 学龄人口 0.001（4.259）***
家庭经济状况 2.571（1.268）*** 家庭经济状况 2.267（2.465）**
路网密度 -0.001（0.001）* 路网密度 -0.001（0.001）
公交站 -1.639（1.408）* 公交站 -1.617（2.747）
幼儿园保教费 -1.110（1.428）*** 幼儿园保教费 -1.014（1.405）***
招生人数 0.005（0.001）*** 招生人数 0.004（0.002）***
结果指标 常数 0.009（0.012）*** 结果指标 常数 0.014（0.022）***
Moran’s I （error） 39.853*** 空间误差项 1114.429***
LM（lag） 1526.068*** Log Likelihood 3203.709
Robust LM（lag） 4.084 AIC -6393.420
LM（error） 1569.102*** SC -6346.940
Robust LM（error） 47.113*** R2 0.499
LM（SARMA） 1573.185*** N 5649
Log Likelihood 2646.490
AIC -5278.990
SC -5231.510
R2 0.349
N 5649

注：Moran’s I（error）为莫兰指数（误差）；LM（lag）为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空间滞后）；Robust LM（lag）为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空间滞后）；LM（error）为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空间误差）；Robust LM（error）为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空间误差）；LM（SARMA）为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空间自回归移动平均）；Log Likelihood为最大似然值；AIC为赤池信息准则；SC为施瓦茨准则；R2为决定系数；N为样本量。*、**、***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括号内值为标准误差。

表7 各自变量与入学可达性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结果的相关性

Tab. 7 Correlation of the respective variables with the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results of school accessibility

自变量 Moran’s I值 P值 Z值 自变量 Moran’s I值 P值 Z值
学龄儿童数量 0.292 0.010 53.672 公交站 -0.028 0.010 -5.308
家庭经济状况 0.079 0.001 15.942 幼儿园保教费 -0.121 0.010 -26.417
路网密度 -0.029 0.010 -5.416 幼儿园招生人数 0.518 0.010 90.668
（1） 学龄人口因素。学龄人口与入学可达性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9]。由图6a知，城市中心区域学龄人口与入学可达性呈“高高”型，外围区域呈“低低”型，“低高”型紧邻“高高”型分布。兰州东西带状河谷地形使人口空间呈“带状组团多中心”的布局特征，学龄人口作为人口中的一个子集，其空间分布自然受到总人口布局的影响。城市中心区域凭借地段良好，历史积淀深厚，吸引大量人口聚集，学龄人口跟随迁移，在中心区形成了学龄人口的密集区，配置了大量教育资源，同时中心区域存在大量单位制遗存下的高等级品质幼儿园，因此形成“高高”集聚类型。城市外围区域开发时间和程度都较晚，幼儿园规划和建设易出现迟滞反应，加之劣势区位幼儿园的平均分配名额或教育财政支出无法保障教育资源供给的质量，学位少，学龄人口密度低，形成“低低”集聚类型。“低高”型紧邻“高高”型分布，主要受“高高”型中心区域强大的经济发展实力，屏蔽袭夺了边缘发展空间，导致学龄人口密集，而可达性低。
图6 入学可达性与各自变量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Fig. 6 Accessibility was autocorrelated with the bivariate space of their respective variables

（2） 家庭经济状况因素。家庭经济状况与入学可达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幼儿入学可达性越高，居民社会经济条件越好，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8]。由图6b知，“高高”型主要分布在城关区东方红广场、省政府一带，区位优越，聚集了大量的商业、文化等设施，加之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系统，形成“高高”集聚类型。“高高”型外围邻近有“低高”型分布，主要是因为这些区域幼儿密集，入学竞争激烈，但教育资源有限，可达性低，这从侧面反映出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幼儿园教育服务的机会是不均等的。
（3） 路网密度与公交站因素。这2个因素与入学可达性之间存在负的空间关系，但无论OLS结果还是SEM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有学者从街道尺度上发现可达性与路网密度为正相关性[29]。兰州市是典型的河谷带状城市，黄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将主城分为河南、河北两大区域，河谷地形催使道路建设呈纺锤形，市民首选步行作为近距离接送孩子的出行方式。道路密集区车流和人流拥挤，步行受阻，另外受制于道路围蔽、停车限制等限制，高路网密度不等于高可达性。图6c、图6d可知，“高高”型区域往往出现在城关区与七里河区的黄金地带，这些区域公交站点密集，人行道与公共交通连接通畅，往往具有高可达性。
（4） 幼儿园保教费因素与招生名额因素。幼儿园保教费与可达性存在负的空间关系，而幼儿园招生人数与可达性存在正的空间关系。保教费是家庭选择幼儿园时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幼儿园存在质量等级的前提下，省、市、区三级示范性幼儿园保教费要高于一般性幼儿园保教费，高昂的保教费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部分家庭自动放弃进行高质量等级幼儿园的机会，降低幼儿园的入学可达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现行教育体制不能保障所有孩子都有参加竞争的公平机会。招生名额直接影响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学位数多时，学龄儿童进入幼儿园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大，从而提高可达性。由图6e、图6f可知，“高高”型主要分布在省、市、区三级示范性幼儿园密集区域，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推动“示范园公办园、高经济收入家庭群体与高保教费”空间高度绑定，形成教育绅士化问题。

3 讨论

本文通过对兰州市主城区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可为幼儿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提供一定的参考。一是依据城市规划和学龄儿童数量规模，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对学位富余的区域，如城关区雁南、雁北、酒泉路街道等，加强管控，防止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巩固提高当前幼儿园教育质量。对学位和幼儿园稀少的区域，如城关区盐场路、青白石街道、七里河区秀川街道南部等，通过新增幼儿园设施改善学位迫切需求。二是联合多政府部门优化路网布局、合理制定入园政策，如颁布错峰入学和放学制度，保障儿童安全出行，提升可达性。
此外，研究尚有待改进之处，一是教育部门主导的幼儿园规划是根据街区内适龄儿童数量、办园规模，在“就近入学”“单校划片”原则下，预估判断幼儿园教育资源盈余情况，而城市规划则强调“合理服务半径”，突破了招生片区、学区的地理界限，导致“学区政策边界”与“规划边界”在空间上有矛盾，本文仅从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的合理规划半径出发测算可达性，并未考虑到幼儿园学区划分对可达性的影响。其次工业部门的迁移与衰退、住宅小区的拆迁与兴建等因素都会带来学龄人口的聚集、分散与流动，加之生育新政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学龄人口难以精准预测，影响可达性。

4 结论

（1） 全体幼儿园呈“一核”“四心”带状分布特征，城关区分布密度最高，密度高值区域分布于商业、文化、交通、教育等资源富集区，低值区域分布于经济欠发达的资源贫瘠区，而这与兰州市东拓西进城市规划发展历程有密切联系。省级、市级、区级标准园和一般园呈“单核心”空间分布，“核心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强，市场机制下优胜劣汰，资源配比集约紧凑。
（2） 全体幼儿园入学可达性等级呈“重心偏东”“南优北劣”的空间偏向性，可达性值低的外围区域，处在“资源低配、区位高配”的尴尬区位，路网密度低，适龄儿童到幼儿园距离远，可达性低。不同等级品质幼儿园入学可达性均呈“多中心”结构特征，一般园入学可达性高值区域最多，反映出一般园在承担幼儿就近入学方面起主要作用。
（3） 空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龄人口、家庭经济状况、幼儿园招生名额对入学可达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是由于学龄人口的密集区域自然推动幼儿园扩大招生规模，增加招生名额，从而提高入学可达性，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能够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提高入学可达性。路网密度、公交站、对入学可达性具有负向作用，但相关性不显著，这与兰州市河谷地貌形态下居民选择步行方式接送孩子上下学密切相关，道路密集区域往往车流大，受制于道路围蔽、停车限制等交通管制，高路网密度不等于高可达性。幼儿园保教费对入学可达性具有负向作用，这是由于高昂的保教费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部分家庭选择放弃高质量等级幼儿园的入园机会，降低了入学可达性。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沙莉, 张小娟, 康丽颖. “幼儿园”概念的生成与流变——基于历史语义学的分析视角[J]. 教育研究, 2023, 44(9): 51-63.

[Sha Li, Zhang Xiaojuan, Kang Liying.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Kindergarte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semantics[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3, 44(9): 51-63. ]

[2]
李阿芳, 王小英. 我国学前教育供给主体变迁的历史发展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J]. 学前教育研究, 2021(12): 13-22.

[Li A’fang, Wang Xiaoying.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supply subjec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J].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21(12): 13-22. ]

[3]
柳倩. 我国学前教育推行公私合作模式的风险及其规避: 国际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 36(20): 34-40.

[Liu Qian. How to control the ris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model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J]. Concer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6, 36(20): 34-40. ]

[4]
程方平, 冯芳芳.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政府角色的演变及影响因素[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26(3): 114-124.

[Cheng Fangping, Feng Fangfa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6(3): 114-124. ]

[5]
国家教育督导团关于幼儿教育专项督导检查公报[J]. 学前教育研究, 2005(9): 5-6.

[National education supervision team’s special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bulletin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J]. 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2005(9): 5-6. ]

[6]
李艳, 李少梅. 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变迁的多源流阐释[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0(5): 105-112.

[Li Yan, Li Shaomei. A study on Chinese quality evaluation policy changes of kindergarten based on multiple streams theory[J]. 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4, 40(5): 105-112. ]

[7]
陶卓霖, 戴特奇, 宋长青. 空间公平导向的城市医疗设施优化配置模型研究[J]. 地理学报, 2023, 78(2): 474-489.

DOI

[Tao Zhuolin, Dai Teqi, Song Changqing. Improving spatial equity-oriented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s of urban medical facilities[J]. Acte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2): 474-489. ]

[8]
李博. 基于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大连市医疗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可达性分析[J].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24, 47(5): 87-89.

[Li Bo.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medical facilities in Dalian based on two-step mobile search method[J]. Geomatics &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4, 47(5): 87-89. ]

[9]
陶卓霖, 程杨. 两步移动搜寻法及其扩展形式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5): 589-599.

DOI

[Tao Zhuolin, Cheng Yang.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and extension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5): 589-599. ]

DOI

[10]
宋正娜, 陈雯, 张桂香, 等.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其度量方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0): 1217-1224.

DOI

[Song Zhengna, Chen Wen, Zhang Guixiang, et al.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ts measurement approach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10): 1217-1224. ]

DOI

[11]
孔云峰, 李小建, 张雪峰.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之空间可达性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初级中学为例[J]. 遥感学报, 2008, 12(5): 800-809.

[Kong Yunfeng, Li Xiaojian, Zhang Xuefeng. Analysis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for school redistricting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econdary schools in Gongyi City He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008, 12(5): 800-809. ]

[12]
汤鹏飞, 向京京, 罗静, 等. 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县域小学空间可达性研究——以湖北省仙桃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6): 697-708.

DOI

[Tang Pengfei, Xiang Jingjing, Luo Jing, et al.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s at the county level based on the improved potential model: A case study of Xiantao City, Hubei Provin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6): 697-708. ]

DOI

[13]
林鹏. 可达性研究方法综述[J]. 西部资源, 2022(1): 194-200, 202.

[Lin Peng. A review of accessibility research methods[J]. Western Resources, 2022(1): 194-200, 202. ]

[14]
王晶, 高向东. 上海市养老机构空间可达性的度量分析及其公平性评价[J]. 上海经济, 2018(3): 44-56.

[Wang Jing, Gao Xiangdong. Research on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evaluation to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n Shanghai[J]. Shanghai Economy, 2018(3): 44-56. ]

[15]
韩非, 罗仁朝. 基于可达性测度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匹配研究——以南京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9): 91-101.

DOI

[Han Fei, Luo Renchao.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for community service-oriented home care facilities based on accessibility measurement: A case study of Nanjing[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9): 91-101. ]

[16]
代佳欣. 可及性的概念、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献综述[J]. 学习与实践, 2017(4): 86-94.

[Dai Jiaxin.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cessibility: A literature review[J]. Learning and Practice, 2017(4): 86-94. ]

[17]
汪凡, 白永平, 周亮, 等. 中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9, 38(2): 285-296.

DOI

[Wang Fan, Bai Yongping, Zhou Liang,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2): 285-296. ]

[18]
王世琼, 刘睿, 戴技才, 等. 重庆市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差异及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22, 42(8): 1349-1362.

DOI

[Wang Shiqiong, Liu Rui, Dai Jicai, et al. Availability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hongqing[J].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8): 1349-1362. ]

DOI

[19]
郑銮娟, 肖童, 刘晔, 等. 基于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的东莞市小学空间可达性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7): 1341-1354.

DOI

[Zheng Luanjuan, Xiao Tong, Liu Ye, et al. Using multiple travel mod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2SFCA) approach to measure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primary schools in Dongguan City,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7): 1341-1354. ]

DOI

[20]
张艳林, 李敏, 刘宇文, 等. 基于学籍地址和地理编码的乡村小学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分析: 以湖南省株洲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6): 993-1004.

DOI

[Zhang Yanlin, Li Min, Liu Yuwen, et al.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prim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based on student home address and geocoding: A case study in Zhuzhou County, Hunan Provinc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6): 993-1004. ]

DOI

[21]
任平, 洪步庭, 刘寅, 等. 基于RS与GIS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变化特征与景观格局影响研究[J]. 生态学报, 2014, 34(12): 3331-3340.

[Ren Ping, Hong Buting, Liu Yin, et al. A study of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influences of landscape patterns on their distribution using GIS and R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4, 34(12): 3331-3340. ]

[22]
Zhang J, Yue W, Fan P, et al. Measur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green spaces in urban areas using web map services[J]. Applied Geography, 2021, 126: 102381, doi: 10.1016/j.apgeog.2020.102381.

[23]
王侠, 陈晓键, 焦健. 基于家庭出行的城市小学可达性分析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城市规划, 2015, 39(12): 64-72.

[Wang Xia, Chen Xiaojian, Jiao Jian. Accessibility of urban primary schools based on family travel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Xi’a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12): 64-72. ]

[24]
张京祥, 葛志兵, 罗震东, 等.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研究——以常州市教育设施为例[J]. 城市规划, 2012, 36(2): 9-15.

[Zhang Jingxiang, Ge Zhibing, Luo Zhendong, et al. Research on equalized layou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A case stud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Chang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36(2): 9-15. ]

[25]
程顺祺, 祁新华, 林涵, 等. 移动搜索法在教育公共服务可达性评价中的改进与应用——以福州城区幼儿园为例[J]. 人文地理, 2017, 32(3): 53-60.

[Cheng Shunqi, Qi Xinhua, Lin Han, et al. The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in measuring accessibility to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A case study of kindergartens in Fuzhou[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3): 53-60. ]

[26]
莫惠斌, 罗珂, 王少剑, 等. 广州市中心城区餐饮店空间分异与机制差异研究——基于传统店与外卖店的对比[J]. 地理研究, 2022, 41(12): 3318-3334.

DOI

[Mo Huibin, Luo Ke, Wang Shaojian, et al. Spatial heterogenicity and mechanism difference of restaurant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Guangzhou: A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restaurant and take-out restauran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12): 3318-3334. ]

[27]
黄涛, 王艳慧, 关鸿亮,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J]. 人文地理, 2021, 36(6): 135-146, 192.

[Huang Tao, Wang Yanhui, Guan Honglia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space between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135-146, 192. ]

[28]
王子琳, 李志刚, 程晗蓓.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4): 621-635.

DOI

[Wang Zilin, Li Zhigang, Cheng Hanbei. The equity of urban park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4): 621-635. ]

DOI

[29]
陈繁繁, 白永平, 梁建设, 等. 兰州市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24, 47(2): 293-306.

DOI

[Cheng Fanfan, Bai Yongping, Liang Jianshe,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egetable markets in Lanzhou City[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4, 47(2): 293-306. ]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