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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地理 >

2025 , Vol. 48 >Issue 12: 2220 - 2231

DOI: https://doi.org/10.12118/j.issn.1000-6060.2024.788

区域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 李锦 ,
  • 蒲娟 ,
  • 李明亮 ,
  • 赵兰兰 ,
  • 余国新
展开
  •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蒲娟（1992-），女，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 E-mail:

李锦（1996-），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 E-mail:

收稿日期: 2024-12-25

  修回日期: 2025-02-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3-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630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4D01B4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才发展基金“天池英才”引进计划项目资助

收起

Measurem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 Jin LI ,
  • Juan PU ,
  • Mingliang LI ,
  • Lanlan ZHAO ,
  • Guoxin YU
Expand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Xinjia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25

  Revised date: 2025-02-16

  Online published: 2026-03-11

Fold

摘要

新时代背景下，探究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2年全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综合水平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结果表明：（1）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水平呈不断增长的态势。（2）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不高且多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协调等级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部、中部向西部递减格局。（3） 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差距的主要来源。（4） 各区域间的绝对差异不断缩小，具有一定梯度效应。（5）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有向高水平转移的趋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双轮驱动作用，因地制宜激发内生动能，搭建区域学习交流平台，提升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和美乡村; 耦合协调; 区域差异; 动态演进

本文引用格式

李锦 , 蒲娟 , 李明亮 , 赵兰兰 , 余国新 .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J]. 干旱区地理, 2025 , 48(12) : 2220 -2231 . DOI: 10.12118/j.issn.1000-6060.2024.788

Abstract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a harmonious villages. Using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index for the level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and analyze their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by employing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Dagum’s Gini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arkov chai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shows a growing trend. (2) The coupling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s low and mostly in the stage of near-disorder, and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generally decreases from east to west. (3)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eastern region are the largest, and the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gaps in the levels of coupling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4) The absolut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decreasing, with a certain gradient effect. (5)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the coupling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to increase, wit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ual promo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stimulate local internal energy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s, build a regional learning and exchange platform, and enhanc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harmonious villages;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gional disparity; dynamic evolution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攀升至2022年的65.22%，年均增长率达2.97%，真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增长。然而，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扩张，乡村人口凋敝、要素非农转移、资源环境趋紧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致使乡村发展动力缺失[1]。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以村庄规划、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落实为抓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作为传统城镇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模式，强调以人为本，在兼顾城市承载力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的同时，进一步保障农民主体地位，旨在构建互惠协调的城乡关系。因此，探究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协调关系，是破除当前城乡矛盾，推动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对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学界对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进行了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内涵界定。新型城镇化囊括多学科前沿成果，相关学者[2-4]从经济学、生态学、工程学、地理学就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基建规划、空间治理方面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深拓。和美乡村旨在通过强化基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打造具有乡土文化、优美人居和高效服务的现代化农村[5]。二是测度评价。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社会、人口、绿色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算[6]，和美乡村则从文化、生态、基建、服务等方面选取多维指标计算综合得分[7]。三是两者关系。现有直接关于两者研究的文献较少，仅有一些学者选取面板市级数据研究省域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协调关系[8]，学者多从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9]、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10]、绿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11]等关系进行探讨，其中隐含了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建设协调发展的议题。事实上在系统论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作为城乡的两大子系统，二者可通过耦合协调实现城乡整体系统的效益最大化[12]。
现有研究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演进研究提供了较好借鉴思路，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问题理论探讨较为丰富，但涉及二者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阙如。二是现有文献对新型城镇化的测度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而对和美乡村的评价还处于摸索阶段，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阐述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内涵要义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深入探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协调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为推动新时代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协调融通提供理论支撑及政策参考，进而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本文创新点：（1） 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填补既有文献理论分析上的空白。（2） 运用多种计量方法从区域和空间视角剖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变化差异和演进特征。（3） 总结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转移概率，并依据演进趋势提出针对性建议。

1 理论机制与研究设计

1.1 理论机制

从内涵本质上看，新型城镇化侧重城市发展的同时兼顾乡村，而和美乡村则在聚焦乡村建设的同时助推新型城镇化。两者的战略耦合涉及系统论、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等理论，承载着城乡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为：
新型城镇化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基础与保障。人口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序转移，实现乡村人口有效配置的同时，还能改善乡村人口教育水平，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培育农民和美乡村建设的意愿[13]。经济城镇化涉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的变迁，可有效打破农村一、二、三产割裂状态，其产生的产业融合效应，为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创造条件，激发村民对本土乡村资源的挖掘热情，以新业态产业发展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社会城镇化提升往往伴随着公共服务的完善，使得教育、医疗和就业进一步下沉农村，改善乡村组织结构，遏制农村空心化现象蔓延[14]，激发和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土地城镇化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实现空间治理的集约化，提升乡村土地利用效率，有助于乡村发展规模农业，激活乡村资产价值，吸引外部投资，夯实和美乡村建设基础。绿色城镇化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15]，为农业绿色发展树立标杆，推动乡村建设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协调发展，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和美乡村有助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城镇化的基础，可有效破除城乡空间壁垒，畅通要素流动通道，实现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人才的有效配置[16]，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美乡村村庄规划建设主要从乡村生活的便捷性以及公共区域的可得性出发，落实乡村与城市发展的配套规划相匹配，延伸了乡村的居住效能，可缓解因城镇化快速扩张而导致的住房紧缺问题，减少城市承载压力[17]，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秉持“两山”发展理念[18]，为农村打造了一个邻里关系和睦、人居舒适秀美的空间，激活乡村生态资本价值，提升农民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性，为城市提供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满足城市生产生活需求，进而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公共服务治理通过重构治理网络，提升乡民村居生产建设的参与度，同时开展移风易俗和文化设施建设，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19]，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

1.2 指标体系构建

1.2.1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过度追求城市规模和人数上的扩张，而是立足“以人为核心”，充分保障农村转移人口利益，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同时考虑资源保护和环境友好，兼顾各个维度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模式。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20]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绿色5个层面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凸显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集聚的状态；经济城镇化反映经济基础对城镇化发展的拉力作用；社会城镇化强调城镇公共服务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土地城镇化是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绿色城镇化体现城镇发展遵循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总计15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各指标见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for new urbanization

目标层 分层项 具体指标层 计算方法 指标性质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总人口 正
非农从业人口占比/%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就业人员 正
城镇人口密度/人·km-2 城镇人口数/建成区面积 正
经济城镇化 人均GDP/元 GDP/总人口 正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二、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正
社会城镇化 城镇失业率/% 城镇失业人口/总从业人口 负
城镇教育水平/a 平均年限法计算得来 正
城镇医疗水平/张 城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正
土地城镇化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人-1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镇人口数 正
建成区经济密度/104元·km-2 二、三产业产值/建成区面积 正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km2·人-1 城市道路面积/城镇总人口 正
绿色城镇化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km2·人-1 公园绿地面积/城镇总人口 正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量/生活垃圾总量 正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达标城市生活污水排量/总排量 正

1.2.2 和美乡村指标体系构建

和美乡村是对美丽乡村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更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的状态，强化同居民物质条件相匹配的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彰显“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本文参考崔钊达等[21]的经验，从基础设施建设、村庄规划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治理4个维度构建和美乡村指标体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选取乡村生产、生活方面的设施；村庄规划建设从乡村居住、生产的舒适便利性以及公共建筑区域的可得性进行衡量；人居环境整治从乡村绿色生产、生活方面进行考究；公共服务治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医疗、卫生、文化、社保和治理方面的指标来表示。总计22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各指标见表2。
表2 和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Evalution indices system for harmonious villages

目标层 分层项 具体指标层 计算方法 指标性质
和美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 供水普及率/% 供水普及率 正
村人均用电量/kWh·人-1 农村用电量/乡村人口 正
村均道路长度/km·村-1 村庄道路长度/行政村数 正
燃气普及率/% 燃气普及率 正
村均宽带接入户数/户·村-1 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行政村数 正
单位面积农机投入/kW·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
有效灌溉率/%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
村庄规划建设 人均生产建筑面积/km2·人-1 生产建筑面积/乡村人口 正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km2·人-1 住宅建筑面积/乡村人口 正
人均公共建筑面积/km2·人-1 公共建筑面积/乡村人口 正
人居环境整治 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kg·hm-2 农药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负
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kg·hm-2 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负
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kg·hm-2 农膜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负
每千人口乡镇公厕数/座·(103人)-1 乡镇公厕数/乡村人口 正
村均园林绿化投入/元·村-1 园林绿化投入/行政村数 正
村均垃圾处理投入/元·村-1 垃圾处理投入/行政村数 正
村均污水处理投入/元·村-1 污水处理投入/行政村数 正
公共服务治理 村业务教育水平/人·村-1 农村业务教育在校生数/行政村数 正
村医疗水平/人·村-1 乡村医生、卫生员数/行政村数 正
每千人口乡镇文化站数/个·(103人)-1 乡镇文化站数/乡村人口 正
每千人口村民委员会数/个·(103人)-1 村民委员会数/乡村人口 正
人均最低生活收入保障/元·人-1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正

1.3 研究方法

1.3.1 耦合协调度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协调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C=2\sqrt{\frac{{U}_{1}\times {U}_{2}}{({U}_{1}+{U}_{2}{)}^{2}}}$
$T=\alpha {U}_{1}+\beta {U}_{2}$
$D=\sqrt{C\times T}$
式中：U1为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U2为和美乡村水平指数；C、T、D分别为耦合度、协调度、耦合协调度；α、β为待定系数。鉴于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两者地位同等重要[22]，将待定系数设为0.5。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成10个连续的等级区间，具体划分标准见表3。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s

范围 耦合等级 范围 耦合等级
[0.0, 0.1） 极度失调 [0.5, 0.6） 勉强协调
[0.1, 0.2） 严重失调 [0.6, 0.7） 初级协调
[0.2, 0.3） 中度失调 [0.7, 0.8） 中级协调
[0.3, 0.4） 轻度失调 [0.8, 0.9） 良好协调
[0.4, 0.5） 濒临失调 [0.9, 1.0] 优质协调

1.3.2 Dagum基尼系数

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G=\frac{\stackrel{k}{\displaystyle\sum _{j=1}}\stackrel{k}{\displaystyle\sum _{h=1}}\stackrel{{n}_{j}}{\displaystyle\sum _{i=1}}\stackrel{{n}_{h}}{\displaystyle\sum _{r=1}}\left|{y}_{ji}-{y}_{hr}\right|}{2{n}^{2}\stackrel{-}{y}}$
$G={G}_{\mathrm{w}}+{G}_{\mathrm{n}\mathrm{b}}+{G}_{\mathrm{t}}$
式中：k为地区划分数；nj、nh分别为j、h地区内省份数；n为各区域内省份的总数；yji、yhr分别为j、h地区内i、r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y为耦合协调水平的均值；G、Gw、Gnb、Gt分别为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

1.3.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能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并对其分布形态进行刻画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其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数对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耦合协调发展分布动态进行估计。计算公式如下：
$f\left(x\right)=\frac{1}{Nh}\stackrel{N}{\displaystyle\sum _{i=1}}K\left(\frac{{X}_{i}-x}{h}\right)$
$k\left(x\right)=\frac{1}{\sqrt{2\mathrm{\pi }}}\mathrm{e}\mathrm{x}\mathrm{p}\left(-\frac{{x}^{2}}{2}\right)$
式中：N为观测值数；Xi为观测值；x为均值；h为带宽；f( )为密度函数；k( )为核函数。

1.3.4 马尔科夫链

马尔可夫链是一种随机过程，通过构建转移概率矩阵来预测事件发展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当期随机变量状态仅受到于上一期状态的影响。本文遵循离散化的原则，采用四分位法将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耦合协调发展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4种类型，探究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begin{array}{l}P\left\{X\left(t\right)=j\left|{X}_{t-1}=i,{X}_{t-2}={i}_{t-2},\cdots,{X}_{0}={i}_{0}\right.\right\}=\\ P\left\{X\left(t\right)=j\left|{X}_{t-1}=i\right.\right\}={P}_{ij}\end{array}$
${P}_{ij}=\frac{{n}_{ij}}{{n}_{i}}$
式中：X(t)为t时刻的移动状态；Pij为耦合度从t时刻的i类型到t+1时刻转移为j类型的概率；ni为t时期处于i类型省份的数量；nij为从t时期到t+1时期由类型i转变到类型j的省份数量，通过nij所有组成的概率转移矩阵，对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预测。
空间马尔可夫链将空间滞后概念引入传统马尔科夫矩阵，弥补传统马尔科夫链对区域空间相关性的考虑不足。利用空间邻接矩阵，将k×k阶转移概率矩阵分解为k×k×k阶转移概率矩阵，探析地理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计算公式如下：
$\mathrm{L}\mathrm{a}{\mathrm{g}}_{e}=\displaystyle\sum {P}_{f}Wef$
式中：Lage为e省份的空间滞后；f为邻域；Pf为f省份初始状态；Wef为空间邻近矩阵。

1.4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西藏除外）。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等，缺失数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水平分析

2.1.1 新型城镇化水平分析

利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新型城镇化水平分为5个区间，结果见图1。从时间上看，2022年相较于2011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增长，这可能得益于2014年国家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和质量指明方向，推动其发展进程。从空间上看，2011年新型城镇化高水平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低水平省份为广西、吉林、黑龙江，可能是因为北京、上海、天津依托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形成了以“创新驱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而低水平省份多处西部和东北地区，其地理封闭、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新型城镇化发展较为滞后。2022年大部分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突破0.4，江苏、福建加入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域，北京、上海仍保持原有水平，而天津则出现增长相对乏力的局面，可能是因为天津产业结构化单一，过度依赖钢铁、石化等传统重工业，未能培育新型产业。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西>中的梯形分布格局。
图1 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

Fig. 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2.1.2 和美乡村水平分析

利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和美乡村水平分为5个区间，结果见图2。从时间上看，2011—2022年我国和美乡村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可能是因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总体和美乡村建设仍处于较低位水平。从空间上看，东部地区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始终处于前列，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有着优质的资源禀赋，经济较为发达，具备“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良好现实基础，尤其是浙江，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排头雁”，浙江长期坚持以“千万工程”作为重要抓手，依托五位一体、城乡统筹、三产融合的发展战略，取得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异成绩，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复制的经验。而中西部地区的建设水平要低于全国水平，其人口流失，乡村空心化、边缘化问题严重，致使其和美乡村建设进程缓慢，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2 和美乡村时空演变

Fig. 2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harmonious villages

2.2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度水平分析

利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耦合协调度分为5个区间，结果见图3。从时间上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协同发展水平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但整体耦合水平较低，至2022年仍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可能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存在“城市偏向”，城乡间要素流动缓慢，难以支撑乡村发展，使得两者耦合度长期处于浅水平状态。
图3 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

Fig. 3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从空间上看，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度显现“东高、中西低”的分布格局。绝大多数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耦合度较低，2011年达到协调水平的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轻度失调的地区分布在黑龙江、甘肃、四川等地。2022年濒临失调的省份为东三省地区，而东部省份达到初级耦合甚至中级耦合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东三省经济结构和政策的僵化，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建设进程缓慢，耦合协调度增长低迷，而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有着优厚的政策背景和财政资金支撑，且居民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好统筹和美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使其耦合协调度较高。

2.3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与分解

为深入了解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区域差异，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计算得出2011—2022年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总体基尼系数以及各区域的基尼系数，结果见表4。
表4 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Tab. 4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Dagum Gini coefficient

年份 总体 区域内差距 区域间差距 贡献率/% 超变密度
东 中 西 东中 东西 中西 地区内 地区间
2011 0.069 0.060 0.029 0.030 0.076 0.072 0.030 21.402 71.950 6.648
2012 0.074 0.069 0.031 0.031 0.084 0.078 0.031 21.968 71.952 6.080
2013 0.074 0.071 0.040 0.029 0.082 0.079 0.034 23.050 67.300 9.649
2014 0.071 0.069 0.026 0.028 0.081 0.076 0.027 21.977 71.383 6.634
2015 0.073 0.070 0.030 0.026 0.084 0.077 0.028 21.818 72.053 6.119
2016 0.071 0.068 0.030 0.028 0.082 0.074 0.029 22.274 71.855 5.871
2017 0.066 0.066 0.031 0.020 0.077 0.070 0.025 21.963 70.210 7.827
2018 0.067 0.070 0.032 0.022 0.078 0.070 0.027 23.124 68.461 8.415
2019 0.070 0.077 0.035 0.023 0.083 0.074 0.029 24.011 66.421 9.567
2020 0.061 0.067 0.033 0.025 0.072 0.062 0.029 25.021 64.432 10.547
2021 0.059 0.062 0.033 0.021 0.069 0.061 0.027 24.099 63.666 12.235
2022 0.061 0.066 0.036 0.023 0.072 0.062 0.029 24.838 63.136 12.026

2.3.1 整体差异及演变趋势

由表4可知，从总体差异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呈现非均衡的状态，但总体差异在逐步减小，由2011年的0.069下降至2022年的0.061，年均下降2.032%。就演变阶段而言，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表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中2011—2013年差异扩大，后小幅回落至2014年的0.071，2015年差异回升，2015—2018年差异减小，下降至0.067，2018—2019年差距有所扩大，2020—2022年总体差异稳定维持在0.060左右，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处于振荡的状态。因此，未来要扎实巩固新型城镇化和美乡村建设的现有发展成果，新型城镇化要转变以往粗放式的发展路径，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同城市资源条件相契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建立健全和美乡村建设长效机制，通过基层人才引进，激发和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形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的局面。

2.3.2 区域内差异及演变趋势

由表4可得到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三大区域内耦合度的差异及演变趋势。东部地区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11年的0.060上升至2022年的0.066，年均增长率为7.984%，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内部存在个别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导致地区内差距扩大；中部地区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分布趋势，其中2011—2013年由0.029扩大至0.040，2014年缩小至0.026，2015—2020年整体区域内差距不断扩大，由2015年的0.030上升至2022年的0.036；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内差距存在收敛的趋势，由2011年的0.030下降至2022年的0.023，降幅高达30.434%，这可能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对落后区域倾注大量的资金人才支持，充分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与村落建设规划，同时不断加快产业与经济城镇化，使得西部地区内差距不断减小。进一步分析可得出，东中部的内部差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地区内差距的主要来源。

2.3.3 区域间差异及演变趋势

由表4可知东、中、西三大区域两两组合区域间差异及演变趋势。从区域间差异大小来看，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最大，均值达到0.078，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值为0.072，中部与西部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值最小为0.029，表明区域间的差异来源主要由东中、东西区域间差异构成，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强劲，通过以城促乡的方式，实现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反哺，反观中西部地区，城市人才集聚不够，生产要素存在外流，加之农村耕地细碎化严重和地理位置偏僻，使得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从差异演变趋势来看，我国三大区域区域间的基尼系数不断缩小，东中、东西、中西部间的基尼系数分别由2011年的0.076、0.072、0.030下降至2022年的0.072、0.062、0.029，这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有着密切联系，给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不断消弥与东部发达区域的差距。

2.3.4 差异来源及贡献度

表4显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的差异来源及贡献。考察期内，地区内差异贡献度呈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21.402%变为2022年的24.838%；地区间差异贡献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2011年的71.950%减少至2022年的63.136%，表明区域间的差异是引起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同发展的首要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区域在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人才配置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各区域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建设投入不均，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超变密度总体呈上升的趋势，由2011年的6.648攀升至2022年的12.026，是2011年的1.809倍，表明各区域间的交叠现象在不断强化，各区域内均存在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较高与较低的省份，未来应强化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较高水平省份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提升邻域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建设水平，不断强化两者的协同关系。

2.4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演进

在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地区的相对差异及贡献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来测算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及动态特征，结果见图4。
图4 Kernel核密度估计结果

Fig. 4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results

2.4.1 整体分布动态演进

图4显示了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分布动态演进。从分布位置看，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Kernel核密度曲线中心右移，表明考察期内我国30省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水平在不断提升；从分布形态看，2011—2022年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波峰宽度有所缩小，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水平表征分布集中、绝对差异减少的趋势；从极化现象看，研究期内核密度曲线存在主峰与侧峰并存的现象，但侧峰峰值相对较低，说明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同发展存在一定多级分化的现象；从分布延展性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核密度曲线存在明显右拖尾现象，反映一些省份的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水平较高，如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这些地区因其制度政策系统性强、产业发展协同性好、资源配置效率性高以及生态发展可持续性强的等多方面的联动，导致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值出现与平均值拉大的情况。

2.4.2 各区域分布动态演进

图4显示了三大区域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分布动态演进。从分布位置看，东、中、西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Kernel核密度曲线均向右偏移，表明2011—2022年东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均不断增长；从分布形态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波峰高度不断下降，波峰宽度小幅收窄，表明东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离散程度增加，绝对差异在减小。西部地区的核密度主峰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波宽减少，反映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水平呈分布集中趋势，绝对差异缩小；从极化现象看，东部地区核密度曲线存在多峰的现象，随着时间推移侧峰有所减少，曲线由尖窄逐步扁平化，多级分化现象缓解。中西部地区核密度曲线整体由多峰转变为单峰，说明地区内差距在不断消弭；从分布延展性看，东部地区拖尾现象不明显，中部地区存在左拖尾情况，西部地区存在右拖尾现象，反映中部地区存在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较低区域，一些西部省份的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两者的协调度提升。

2.5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演进趋势预测

马尔科夫链适用于“无后效性”的系统，即未来状态仅受到当前状态的影响。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耦合协调度符合这一特性，故本文采用马尔科夫链来进一步预测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在利用四分位法将耦合度划分为低水平（Ⅰ）、中低水平（Ⅱ）、中高水平（Ⅲ）、高水平（Ⅳ）4个连续且不存在交叠区间的基础上，运用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法探究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转移概率，结果见表5和表6。
表5 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 5 Traditional Markov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类型 Ⅰ（低水平） Ⅱ（中低水平） Ⅲ（中高水平） Ⅳ（高水平） 观测值
Ⅰ（低水平） 0.756 0.244 0.000 0.000 90
Ⅱ（中低水平） 0.011 0.716 0.273 0.000 88
Ⅲ（中高水平） 0.000 0.012 0.787 0.200 80
Ⅳ（高水平） 0.000 0.000 0.013 0.986 72
表6 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 6 Spatial Markov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空间滞后类型 类型 Ⅰ（低水平） Ⅱ（中低水平） Ⅲ（中高水平） Ⅳ（高水平） 观测值
Ⅰ（低水平） Ⅰ 0.842 0.157 0.000 0.000 57
Ⅱ 0.050 0.850 0.100 0.000 20
Ⅲ 0.000 0.000 0.000 0.000 0
Ⅳ 0.000 0.000 0.000 0.000 0
Ⅱ（中低水平） Ⅰ 0.612 0.387 0.000 0.000 31
Ⅱ 0.000 0.725 0.275 0.000 40
Ⅲ 0.000 0.056 0.833 0.111 18
Ⅳ 0.000 0.000 0.000 1.000 2
Ⅲ（中高水平） Ⅰ 0.500 0.500 0.000 0.000 2
Ⅱ 0.000 0.607 0.392 0.000 28
Ⅲ 0.000 0.000 0.823 0.176 51
Ⅳ 0.000 0.000 0.043 0.957 23
Ⅳ（高水平） Ⅰ 0.000 0.000 0.000 0.000 0
Ⅱ 0.000 0.000 0.000 0.000 0
Ⅲ 0.000 0.000 0.545 0.455 11
Ⅳ 0.000 0.000 0.000 1.000 47

2.5.1 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

表5显示了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的传统马尔可夫转移矩阵。从主对角线来看，对角线最小值为0.716，最大值为0.986接近1，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保持不变的概率至少为71.6%，其中最具稳定性的类型为高水平和中高水平，主对角线值远大于非对角线值，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具有维持现状的特征；从转移趋势看，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有向高水平转移的倾向，如处于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273，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011，处于中高水平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200，向中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012，向上转移概率的远大于向下，存在向高值收敛的可能，未来应不断拉动中高和中低水平台阶，避免出现低水平转移现象；从阶级跨越看，不同类型的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只能在两邻近类型之间，很少出现耦合协调水平的跃迁，如低水平向中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244，而向中高和高水平转移的概率均为0，表明多数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只发生向下或向下转移一个阶段，短期难以实现跨水平增长。

2.5.2 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

本文将空间滞后条件纳入传统马尔科夫链，构建空间马尔可夫转移矩阵，进一步捕捉空间条件下耦合度的发展趋势，结果见表6。结合表5分析可得：第一，无论邻域地区耦合度水平如何变化，本地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水平只存在向上或向下转移一阶的情况，不存在跨期迁跃现象。第二，本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当空间滞后类型为高水平区域时，低水平维持概率由传统的75.6%下降到0，高耦合度地区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空间溢出效应，当空间滞后类型为较低水平区域时，耦合度向上转移的概率会减少，如当空间滞后类型由中高水平区域变为低水平区域时，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由0.500、0.392、0.176下降至0.157、0.100、0.000，低耦合度地区可能会对邻近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第三，整体上看，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向上转移的概率大于向下，如在中高水平的空间滞后条件下，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为0.500、0.392、0.176，而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向下转移的概率为0.043、0.000、0.000，存在向高值收敛的趋势。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水平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均表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但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偏低，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两者耦合度不高且多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但总体稳步提升，东部、中部、西部的耦合水平出现依次递减的非均衡性。
（2）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呈现空间非均衡的状态，各地区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考察期内，全国基尼系数差异较大，但总体呈下降的趋势。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东中的区域间差异要大于东西、中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差距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不断增长，耦合度水平交叠现象强化。
（3） 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全国和三大区域核密度曲线中心均右移，主峰宽度收窄，且存在多峰现象，说明全国及东中西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稳步提升，绝对差异不断缩小，具有一定梯度效应。全国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核密度曲线存在右拖尾现象，中部为左拖尾，而东部地区拖尾现象不明显，说明部分省份的耦合度偏高或偏低。
（4） 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度分布状态相对稳定，存在向高水平转移的趋势，但等级水平的变动均发生在相邻阶段，无法实现跨阶级的转变。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当空间滞后类型为高耦合水平区域时，会促进本地区耦合度的提升，反之则产生阻碍。

3.2 建议

（1） 巩固现有发展成果，发挥双轮驱动效应。就新型城镇化而言，在深推经济和产业城镇化的同时，要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新场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打造信息化、舒适化的新城镇，实现以城带乡的目的；就和美乡村而言，国家要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在兼顾农民生产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科学规划村庄建设，建立长效化的乡村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打造和美乡村建设名片。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协调发展水平。
（2） 明晰区域协同发展差异，因地制宜激发内生动能。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其经济发展和科创人才优势，加快产业提档升级，打造绿色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深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同发展水平。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加大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依托其制造业和劳动力优势，加快城市发展新旧动能转化，同时在保证落后乡村脱贫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农旅融合培育新业态产业，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农民增收。提升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耦合水平。
（3） 搭建区域学习交流平台，强化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各地区要打破区域行政边界，解除市场准入壁垒，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高耦合度地区和低水平地区互动学习，促进低耦合水平向高水平转移。另一方面，要加强空间规划和资源配置，建立东部带动中西部帮扶机制，加快东部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协调发展示范区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为低水平区域发展提供优厚条件，进而带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和美乡村的协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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