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差异及分布演进有利于优化长江经济带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长江经济带下游向中上游、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促进其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区域内生发展活力。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出2005～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域的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位技术模拟中国式现代化的梯度分组，借助Dagum基尼系数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差距进行测度，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刻画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绝对差距和动态演进特征。得到主要结论：（1）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逐渐下降的空间格局。（2）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持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非均衡情形趋于弱化。（3）经济较发达地区内部及其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都较大，但呈现出缩小趋势；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存在极化现象，绝对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该研究可以为定量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以及测度区域内和区域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提供重要参考。

山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类型，在国家江河战略和生态安全战略建设中发挥基础和保障功能。将1991~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以“山地社会生态系统”为主题的384项数据作为样本，利用Python、ArcGIS和Citespace等工具对山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项目的基本情况、研究群体特征和热点主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就项目基本情况而言，山地研究的年度立项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可分为缓慢起步、跳跃发展、波动上升3阶段；西部项目立项优势明显，是平均水平的2.72倍；学科分布具有多元化与聚焦化交织的双重特点，涉及96%的学科类型，但显著集中于民族学，占比高达34%。(2)就研究群体特征而言，研究群体空间分布呈现西南冷点聚集区向中部热点集聚区转移的趋势。(3)就研究区域和内容而言，山地项目研究区域热点集中，分布严重失衡，热点区域显著集中于武陵山，而还有80%以上的主要山脉未被提及；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山地民族文化、山地扶贫机制、山地协同发展及山地生态安全等方面，内聚性显著。在综合分析山地的研究热点、政策及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山地学科体系建设、山地功能的再认识及山地社区综合建设等主题值得学界重点关注和深化研究。

水文改变指标(IHA)能够较为全面的描述河流水文情势，但数量众多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重叠问题，限制了其在水文与水生态领域的广泛应用。基于抚河下游李家渡水文站1953～2018年逐日径流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初选出生态最相关指标(ERHIs)，结合不同标签下指标的随机森林(RF)重要性评分，进一步优选出最为关键的ERHIs，并对其演变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抚河下游水文气象变异点为1962、1984和2002年，据此将研究期划分为基准期和影响期Ⅰ、Ⅱ、Ⅲ；基于PCA法初选出了8个ERHIs，并利用RF重要性评分对其进一步优选出最小30日平均流量、1月平均流量、4月平均流量3个关键ERHIs；在3个影响期内，抚河下游关键ERHIs的整体水文改变度分别为31%、24%和50%；其中，最小30日平均流量在各影响期均呈现中高度改变，并在影响期Ⅰ和影响期Ⅲ内分别经历两次下降，这可能与流域内水利工程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在80年代洪门水库建设运行后，汛期内的4月平均流量得到有效削减，而枯水期内的1月平均流量则有小幅提升；21世纪后，受气候变化以及城镇化进程影响，抚河下游关键ERHIs呈下降趋势。经过PCA-RF筛选后，抚河下游IHA体系得到了极大地简化，有助于把握其中的关键指标，对流域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优化配置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窗口分析法、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波动变化趋势。分区域来看，二者均呈现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特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差异明显。 (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双变量全局Moran’s I的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M”型，二者总体空间依赖特征明显。 2010年以后，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增加，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和皖北地区。(3)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对外贸易水平、科技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政府规模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通过疏浚土资源调查及疏浚土利用现状和形势分析，评价了长江口航道疏浚土对不同利用方式的适宜性，提出了“十四五”期疏浚土综合利用的方向和建议。结果表明：（1）长江口航道疏浚土丰富，“十四五”年产量在 5 800 万m3以上，且土质优良、清洁无污染；（2）深水航道南港圆圆沙段和南槽航道九段沙灯船以上段疏浚土适用于筑堤利用和吹填上滩，深水航道北槽中下段及南槽航道九段沙灯船以下段疏浚土可用于滩涂湿地修复和吹填上滩；（3）“十四五”期，建议横沙浅滩利用北槽中下段深水航道疏浚土进行滩涂整治修复，南汇东滩促淤区利用南槽航道疏浚土吹泥上滩储备资源；在破解相关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九段沙湿地可利用深水航道北槽中下段和南槽航道九段沙灯船以下段疏浚土实施保育修复，周边涉水工程可利用深水航道南港圆圆沙段和南槽航道九段沙灯船以上段疏浚土开展充填筑堤。

 探究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利用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推动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实现土地绿色利用转型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从产业转移、技术创新及投资扩张等角度分析两者的影响机制，借助熵值法和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能源利用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效率由0.535上升到0.784，不仅高值城市数量增幅趋势显著，且集中连片分布趋势明显；(2)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空间交互作用，直接效应系数为0.136、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0.203，表明能源利用对中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有推动作用，但其显著抑制了周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3)政策供给强化了能源利用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直接影响，同时弱化了能源利用空间溢出效应的负向作用。因此，要积极调整本地区产业结构以降低生产能耗，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区域能源利用转型，在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与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同步跃迁。

长江中下游通江泵站数量众多，是城市雨污水入江的主要通道。以武汉市江南泵站为例，基于MIKE21构建江段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预测了正常、事故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以及排涝3种工况条件下江段COD、NH₃-N、TP的迁移扩散特征。与正常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相比，江南泵站排涝时所在江段各水质指标影响范围均显著扩大，尤其超Ⅱ类水质标准的TP污染带长度、宽度分别增加了2.66、0.64倍，且下游杨泗港国控断面TP超标0.16倍，与事故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的影响相当，泵站排涝已成为所在水域汛期水质超标的潜在风险源。泵站排涝的水环境影响主要受排涝水质及流量控制，制定基于防洪安全、水环境保护等多目标的泵站运行调度方案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时建议将通江泵站纳入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倒逼沿江城市水环境提升，有效降低长江干流水环境风险。

遥感技术为内陆湖泊水质监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非光学活性水质参数在复杂的内陆水体生物光学环境中，很难直接找到其光学特性，导致这类参数的实测水质数据与遥感反射率之间难以用简单的回归模型拟合，尤其是在实测水质样本量较小时，传统机器学习容易出现欠拟合的现象，反演精度难以保证。针对非光学活性水质参数在反演中数据量较小、拟合困难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点积注意力模型的水质反演方法，通过58个水质实测数据和Sentinel-2遥感数据构建了点积注意力模型，实现大冶湖遥感水质反演。在同样的样本和影像数据下，对比了基于统计回归模型和多层感知机模型的遥感水质反演。实验表明，点积注意力模型的非光学活性水质参数浓度反演的准确性较高，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的决定系数R2分别能达到0.83，0.89，0.80。最后，将提出的模型运用到大冶湖非光学活性水质参数反演中，对该湖泊2018～2021年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3种非光学活性水质参数进行反演，统计并分析了近4年大冶湖水质参数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对大冶湖的营养状态进行了综合评价，为大冶湖水环境治理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的耦合关系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湿润地区陆域碳水耦合机制尚不明晰。以太湖流域为研究区，基于遥感与GIS技术定量分析2000~2016年流域内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土壤水分与蒸散发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NPP与水文要素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耦合关系显著不同：整时段月尺度内，流域蒸散发与NPP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99.86%区域的土壤水分与NPP为负相关关系；年际尺度内，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均减弱；季尺度内，82%区域土壤水分与NPP在春、夏、秋季为负相关关系，其中春季最为显著，这主要与土地覆被、植物生长期等的差异有关。此外，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与地形因子关系密切，具体表现为随着坡度或海拔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最后，研究还发现基于整时段月尺度水文气象要素逐像元建立的随机森林模型（RF_All模型）能够对流域NPP进行较好地估算与预测（R2 = 0.97，RMSE = 4.16 gC m-2 a-1，Bias = 0.37 gC m-2 a-1）。研究结论对于制定全球变化背景下太湖流域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水文情势的自然波动是维系河流生态系统功能性的关键。然而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岷江流域水文情势的全面评估，重点利用具有生态意义的指标来全面分析岷江流域水文情势的演变及生态响应。针对岷江流域本研究采用Mann-Kendall和Pettitt检验法判断水文突变年份。通过2个广义的生态指标（生态盈余、生态赤字），水文变化指标（IHA）和识别突变发生前后生态水文变异特征。借助水文变异程度（D0）和水文情势变化法（DHRAM）评估改变程度。结合Budyko水热耦合平衡理论量化生态水文变化的驱动因素。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数（SI）来评估岷江水文情势变化下的生态响应。结果表明：（1）岷江流域水文情势在1993年发生突变。（2）岷江流域水文总体改变度达到44%，综合评定为中度改变。（3）水文情势改变导致岷江流域生态盈余减少及生态赤字增大。（4）根据 Budyko理论，发现人类活动对岷江流域年均径流变化的影响占比达到54.20%，为主要影响因素，降雨影响占比为43.88%，蒸发影响占比1.92%，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导致岷江径流量降低83.83 mm。（5）SI 指标表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快了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的趋势。研究可以为加强岷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提供参考依据，并促进岷江水资源合理高效利用。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准确掌握城市关联网络特征及结构机理对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编制有重要意义。从不同时段的铁路出行视角，构建城市间流入流出数据矩阵，刻画工作日、周末、节假日的城市关联网络格局，解析不同空间尺度结构特征及组织模式。结果表明：（1）铁路出行关联密切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与中国的经济发达和人口聚集地区相耦合；（2）节假日的铁路出行人口流动强度明显高于其他时段，工作日的平均出行距离最长，整个网络趋向于扁平化和均衡化；（3）从工作日、周末到节假日中心度呈现递减趋势；（4）铁路出行人口流动网络层级明显；（5）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依次形成跨区域城市组合型、高铁走廊型和城市群型形态结构。研究通过分析路径依赖关联、优势节点链接、不同尺度空间交互机制，探明了城市关联网络空间结构形成机理，提出了全域轨道融合、关键节点提升、嵌套空间衔接等优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识别该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梯度下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对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国土空间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揭示199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类型主要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不同发展阶段下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2）城镇-农业-生态空间互竞形成了“一增双减”的国土空间格局，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呈现出更加繁杂多样的转换模式，耕地、绿地也越容易流失。（3）城镇空间由主核数量较少且集聚特征不明显转变为多核扩散且高值区增加，重心变化较为剧烈；农业空间次核数量增加，高值区域明显减少，空间破碎化程度较高，重心变动较为稳定；生态空间的核密度由空间集中转变为空间破碎，西北地区变化较为明显。（4）国土空间格局形成受到自然、人口、经济等多重因素驱动，各因素对不同空间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存在差异。应充分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发展定位，加强国土空间分类管理，协调国土空间格局各驱动因素，以期为新时代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区”空间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绿色创新在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应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 DEA模型测算了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通过引力模型构建了城市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关联矩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关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区域异质性明显，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2）区域内形成了整体结网复杂、局部线程稠密的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而溢出效应有待提升；（3）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范围未发生明显偏移，基本呈“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态势；（4）技术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质量的差异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成为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网络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低碳转型，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碳排放效率，利用ArcGIS10.7的自然分断法和泰尔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然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碳排放效率呈波动趋势，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整体不足，效率水平受技术和规模的影响大。（2）Malmquist指数显示，各区域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的关键原因在于各项效率指数相辅相成、相互推动以及减排技术发展的不平衡。（3）高碳排放效率区和较高碳排放效率区的城市数量增加，长江经济带集聚状态逐渐明显。（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其他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效率都有显著正向或负向直接效应，并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政府干预对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客观审视区域一体化对旅游产业效率的作用，对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显著。采用熵值法与线性加权法、超效率SBM模型，依次测度2008~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效率，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水平指数从2008年的0.304增长到2020年的0.490，整体呈现稳健上升趋向；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态势，且具有显著的“高—高”“低—低”簇状集聚演化特征。（2）旅游产业效率值呈现小幅度波动下降态势，谷值出现在2020年；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中部高—南北两翼低”的格局，高效率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并向东南方向拓展。（3）区域一体化水平对旅游产业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政府调控、城镇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对本地旅游产业效率均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对邻地旅游产业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府调控、交通便利程度则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

城乡协调发展是调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也是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调发展是改善城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多种定量分析方法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发展特征，厘清制约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功能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乡村功能区域差异持续缩小，城镇功能区域差异有所扩大；空间上，乡村功能指数呈现“西高东低”分布特征，城镇功能指数高、低值区呈零散分布，空间格局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2）研究期间，城乡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城乡发展更为协调；空间上，分布格局呈现“西高东低”分布特征，但城乡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较小且相对稳定。（3）提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要优先解决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城镇创新发展。最后，基于城乡耦合协调度、障碍因素诊断，进一步提出优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对策。

 运用InVEST模型、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在子流域尺度上探究洞庭湖流域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特征，进而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水产出、水质净化、碳存储等三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权衡/协同分析。结果表明：（1）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水产出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在不断地强化，而碳存储服务在不断地弱化。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空间上亦表现出差异性，2000和2010年水产出东南多于西北，到了2020年，西北部水产出出现最大值；N、P输出量的分布规律大体上上游少于下游，东部多于西部；碳存储则是在洞庭湖区最少，高值集中在上游区。（2）2000~2020年，整个流域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处于中度协同水平，并向良好协同水平发展，两两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布格局的差异。（3）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之间非线性动态关系的形成受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地形地势与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类型与分布格局，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等，且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文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洞庭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强化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基于绿色创新视角，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解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雾霾污染的作用机理，并以2005~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以及绿色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专业化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西部城市、二类大城市、中小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雾霾污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东中部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与东北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呈U型关系且现阶段不利于降污减霾。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加剧了西部城市的雾霾污染，对东北城市、资源型城市和中小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但集聚程度尚未越过拐点，仍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3）绿色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机制，在此过程中既发挥传导效应，又发挥门槛效应。

合理的土地要素配置是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科学研判土地面临的稀缺瓶颈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先后运用核密度估计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系统考察了城市土地稀缺度的时空演变、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为实现长江流域土地资源支撑高质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稀缺度呈现出“提速期”和“振落期”两个阶段，上中下游的具体增幅分别为26.9%、13.2%和9.5%；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稀缺度的高值范围逐渐减少，中低值区域逐渐增多。（2）城市土地稀缺度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范围变化突出，但集聚效应并不显著。（3）不同区域影响城市土地稀缺度的主导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土地资源的稀缺，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环保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长江经济带应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企业环保投入力度，通过高效、可持续的利用土地以破除政策约束下的要素稀缺困境。

生态系统固碳服务能够通过自然植被的光合作用直接固定大气中CO₂，其供需平衡对于缓解全球变暖的趋势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研究大多关注生态系统固碳服务的供给，基于供需视角分析区域碳平衡的研究相对较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也是长三角地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区域。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研究区，基于CASA模型评估固碳服务的供给能力，基于人口密度法识别固碳服务的需求动态，进而基于供需比指数识别示范区固碳服务的供需变化。结果表明，供给方面，2000~2020年示范区内不同乡镇固碳服务供给空间分布较为均衡，固碳服务供给总量由1.10×109 kg增加到1.24×109 kg，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需求方面，2000~2020年示范区固碳服务需求由7.15×109 kg增长到4.16×1010 kg，增长近5倍，且所有乡镇的固碳服务需求均有所增加。2000~2020年，示范区固碳供给难以满足其需求，且固碳服务供需比持续下降，供需关系逐渐趋于紧张。最后，基于固碳服务供给、需求和供需比开展固碳服务分区，以期为示范区双碳目标实现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建议。

长江干流滨岸带对大型底栖动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然而，有关长江中下游滨岸带水质生物学评价状况尚未可知，大型底栖动物受岸线利用类型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究。为评估长江中下游干流滨岸带水生态环境，2017年5月对沿江近岸53个样点的大型底栖动物和水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双壳纲、腹足纲、软甲纲和多毛纲在中下游滨岸带的分布差异较大，与盐度、流速、附着基质及沉积物粒径等因素有关。生物学污染指数（BPI）显示长江中下游水体处于轻度—中度污染，入海口附近异常低的BPI值可能与多毛纲和淡水壳菜大量生长有关。非度量多维度排序（NMDS）分析结果表明大型底栖动物受氨氮、硝态氮、磷酸盐、叶绿素a、多环芳烃（PAHs）和有机氯农药（OCPs）的影响较为显著；且河蚬、中国淡水蛏、淡水壳菜、铜锈环棱螺、方格短沟蜷、光滑狭口螺和日本沼虾主要分布于湿地和自然岸段附近，摇蚊幼虫和寡毛纲多位于城市和河口岸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分布受到岸线利用类型和理化因子的制约，为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评估及水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科学诊断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多维适配关系，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演化韧性思想，依次构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评估体系，继而从时间、空间、时空交互3个层面勾勒两者的时空适配特征，最后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两系统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2005~2020年，研究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适配指数从2005年的极不适配（0.397）跃升为2020年的中度适配（0.736），年均增长率为3.926%，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为高值区，城市群内部协调适配的非均衡特征显著。（2）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适配水平的空间关联格局呈现一定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特征，城际空间协作强度高于空间竞争。（3）短期内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互促关系显著，新型城镇化对生态韧性的促进力度强于生态韧性对新型城镇化的提升作用，较长时段内各系统自我发展的惯性更强。

为研究民国中期以来洞庭湖洲滩时空演变特征，利用民国中期以来15个时段的历史地图和航天航空遥感数据，采用遥感解译与历史对比方法，研究现代洞庭湖洲滩发育分区，分析1938～2021年主要洲滩演变特征和变化原因。结果表明：洞庭湖的洲滩以陆源碎屑沉积为主，伴有生物沉积作用，沉积类型有湖相沉积、河流冲积、河漫滩与江心洲沉积以及河湖交互沉积，且因不同季节的水沙条件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沉积特点；洞庭湖现代洲滩分为20个发育亚区，其中东洞庭湖9个亚区，南洞庭湖8个亚区，西洞庭湖3个亚区；东洞庭湖中，漂尾洲是洞庭湖的最大洲滩，枯水期面积达466.89 km2；藕池河东支河口三角洲是近百年来发育最快的洲滩，1938年藕池河东支河口位于注滋口，1971年河口三角洲东延12.13 km至现今湖岸，其后河道向湖泊推进26.42 km；南洞庭湖的洲滩主要发育于沿嵩竹河一线以及万子湖北部，湖内湘江河漫滩与古湘江、资水三角洲后期受湖泊冲淤改造，但枯水期轮廓清晰；西洞庭湖中，七里湖因淤积已成为松澧洪道的组成部分，目平湖北部为松澧三角洲，南部为沅水三角洲，泥沙淤塞严重，枯水期主湖泊基本干枯。研究成果为合理开发、利用洞庭湖洲滩湿地资源，调整后三峡时代洞庭湖区治湖思路提供了客观资料。

为了厘清长江中游通江故道水环境特征及其对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在汛前及汛后对长江中游通江故道进行了水环境及浮游植物调查，包括TP、TN、NH₃-N、CODMn、BOD₅等水质指标以及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生物量、生物多样性等。通过构建优化的模糊数学评价方法，对各故道水质状况及汛前汛后变化进行了量化评价，并对各故道富营养化状态进行评估，利用RDA分析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了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特征的主要水质指标。结果表明：（1）各故道水质基本为III~IV，在汛前闸控通江故道水质要好于自然通江故道，在汛后则相反；（2）影响故道浮游植物密度的主要水质指标为TP与COD_Mn，影响故道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水质指标主要为TN、NH₃-N与COD_Mn；（3）建议通过营养盐阻控、水位控制与水动力调控等措施修复故道水质、优化浮游植物多样性与丰富度。

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既能衡量环境效益，也能兼顾气候效益与经济效益，势必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作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平台和重要的政策抓手，研究其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对于破解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现实困境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06~2019年中国209个地级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及扩展的空间形式评估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通过Bacon Decomposition发现“好处理组”占98.33%，模型设定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验证。（3）试点政策在空间溢出上表现出“以邻为壑”的特征，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禀赋、工业集聚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城市中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推广试点有序扩散、优化政策空间布局、设计梯度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深入研究西南地区蒸散发（ET）时空变化特征并探索其驱动因素，对该区水资源的科学分配及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MODIS16 ET数据、同期气象数据和DEM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变异系数法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西南地区及各地貌分区2000~2020年地表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及波动性，探测ET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南地区及各地貌分区年际ET总体呈波动增加趋势，广西丘陵年际ET增加速率最快。(2）西南地区多年ET均值总体呈西南和东南部高、其他地区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年际ET总体以低-较低波动区域占主导，四川盆地年际ET波动性较其他地貌分区明显；不同地貌分区年际ET呈显著增加趋势的面积占比均大于50%，若尔盖高原年际ET呈显著增加趋势的面积占比最大。(3）因子探测结果表明，降水量是西南地区ET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解释力为57.3%；云贵高原、若尔盖高原和横断山地ET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为气候因子，其余地貌分区主导因子为植被因子。双因子交互探测结果均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降水量∩NDVI对西南地区ET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达到64.9%；若尔盖高原ET空间分异主要受气候因子之间或高程的交互作用，其他地貌分区主要受气候因子与高程或NDVI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西南地区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能为该区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决策。

探究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民族地区资源保护与开发，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选取鄂西南地区65个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探索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鄂西南地区民族村寨空间分异性显著，总体呈现出“三片区—多散点”的核密度分布态势，形成了由恩施市—宣恩县—咸丰县—鹤峰县所构成的的“V型”高密度分布带。区域内村寨数量西部和东部两极分化明显，呈现出“西热东冷、西北高热、东北高冷”的冷热点空间分布态势；(2)受自然因素主导作用下，鄂西南地区民族村寨多呈带状分布在距离河流2 km内、地势起伏度较小、海拔600~900 m的山体阳坡面；(3)受社会经济要素制约，民族人口与民族村寨分布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距中心城镇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与民族村寨分布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城市的快速扩张增加了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和胁迫，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探究生态系统化解风险的韧性强度以及城市面临的生态风险强度，有助于权衡区域资源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以四川省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定量评价指标，分析了四川省生态韧性水平和生态风险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Z-score标准化方法识别了研究区“韧性-风险”生态分区。结果表明：（1）动态变化特征方面，2000~2020年间，四川省综合生态韧性水平整体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而综合生态风险水平整体趋于稳定，但局部地区则有所恶化；（2）空间分布特征方面，四川省生态韧性呈现出“东西两端低，中间高”的空间分布格局，而生态风险则呈现出“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异特征；（3）结合“韧性-风险”生态分区，可将四川省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合理开发区、保护权衡区和开发权衡区。“韧性-风险”生态分区的构建，可以更精准地通过严守生态红线等管控策略提高研究区生态韧性及降低生态风险，是未来四川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土地利用碳收支空间关联与碳补偿分区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协同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域为基本单元核算其碳收支量；构建引力模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分析长江中游地区碳收支整体与个体的空间关联关系与结构特征；借助SOM-K-means模型对长江中游地区开展碳补偿分区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碳排量呈现上升趋势，由2.18×108t上升至3.01×108t，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的空间分布特点；碳吸收量呈现波动态势，由2.75×108t变化至2.86×108t，整体呈现为由外逐内降低的“C”型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视角下，碳排放与碳吸收的网络密度较低，具有较大的空间协作潜力挖掘；个体视角下，武汉市、九江市、岳阳市等地区处于碳排放网络的中心地位，在网络中也承担了“桥梁”作用；宜春市、常德市和吉安市等地区居于碳吸收网络的中心地位。碳收支网络中各节点的碳排放与碳吸收能力不相符，存在显著差异。（3）长江中游地区共分为12个支付区、13个平衡区和17个获补区，针对各类型区提出相应的低碳发展方向及策略。

充分发挥种植业系统的碳补偿潜力，有助于“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种植业碳补偿率测度基础上，分析其总体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关联性，并将系统动力学SD仿真模型纳入分析框架，对中国种植业碳补偿发展潜力进行系统仿真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种植业碳补偿率整体大于1，总体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平均水平在5.3左右。（2）种植业碳补偿率区域间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域层面碳补偿水平参差不齐，差值高达11.60。（3）从时间维度来看，辽宁省、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碳补偿水平显著提高，而北京市碳补偿水平有下降趋势。（4）不同情境下种植业碳补偿潜力变化幅度不同，碳补偿率按照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常规发展、综合发展和强化节能减排发展的顺序从低到高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强化农资投入发展情境下碳补偿率则出现逐年下降趋势。据此，提出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相关的财政支持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减碳增汇发展政策等建议，为全面发挥种植业碳补偿能力，推进社会整体碳均衡提供施政参考。

 明确我国关键粮食产区水土资源平衡状况，有利于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南方洞庭湖流域为研究区，在多期土地利用数据、常规气象站点数据和DEM数据支持下，从耕地的新增、类型转换、存续和灭失4方面系统识别耕地利用变化特征，并运用Penman-Monteith公式、有效降水量模型等揭示其气候水分平衡特征及耕地利用下水土资源平衡效应。结果表明：（1）40年间，洞庭湖流域的水田处于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状态，而旱地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7.36 km2。耕地存续的相对面积比例达到70.63%，灭失类型多分布于怀化、湘西州等地，新增的耕地来源主要是林地，内部转换集中于衡邵娄等地；（2）流域南端以及洞庭湖区的蒸散能力较强，而西部至西北端偏弱，有效降水量呈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大的特点；（3）1980年水分亏缺区面积比例仅为1.79%，至2020年该比例已增至32.84%，洞庭湖区以及永州市等地水分亏缺风险较高；（4）耕地的气候水分平衡历经了以水分盈余为主到水分亏缺与盈余并存阶段，亏缺区主要分布于洞庭湖区、湘江流域西北部以及永州等地，且亏缺区扩张更多围绕以水田为核心的耕地利用变化类型进行。研究结论可为该流域的耕地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决策支持。

明晰欠发达山区农村脱贫户的收入转变，对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依托2016~2022年鄂西南×县24个脱贫村的脱贫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收入的整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收入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依靠政府持续帮扶和农户自身发展，调查农户的各类收入均不同程度获得提升，当地脱贫成效显著。（2）家庭总收入影响因素单因子解释力差异显著，家庭禀赋类因素作用最为明显；双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3）多数农户的收入结构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4）家庭禀赋和地理环境影响最强，因子作用方向与强度差异明显。研究认为应结合脱贫户的发展现状改进帮扶措施，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优化收入结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为了分析2015~2020年（即湖南省政府开展了《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前后）洞庭湖水质变化趋势及其关键驱动因子，选取总氮（total nitrogen，TN）、总磷（total phosphorus，TP）、高锰酸盐指数（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_Mn）和氨氮（NH₃-N）4项水质指标，分析了洞庭湖水质年际变化趋势及行动计划前后的水质特征；并通过水体污染指数w和综合污染指数γ评估了洞庭湖水质污染水平；最后结合水位、入湖径流等水文指标和污水处理率、畜禽排泄量等人为指标，深入揭示不同时期影响湖泊水质的关键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TN、TP和NH₃-N浓度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显著性水平p<0.05），且在行动计划后期间3个水质指标浓度均显著降低。洞庭湖水质污染程度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点，东、南和西洞庭湖的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0.86、0.78、0.78。（2）水位、入湖流量、入湖泥沙量呈年际波动趋势；泥沙沉积量显著增加，由-1 528.2×10⁴ t/a增至1 211.7×10⁴ t/a。（3）畜禽排泄量、施肥量、污水处理率、水位和泥沙沉积量是影响洞庭湖水质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建议后续湖泊管理中继续加强外源污染物管控，同时合理改善洞庭湖水文条件，加强水文连通性。

野外适宜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是扬子鳄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构建并维护好栖息地间的生态廊道是重要的保护对策。基于电路理论，利用Linkage Mapper 工具和 Circuitscape 程序，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8个区块作为生态源地，选取6个扬子鳄生境适宜性要素来构建综合阻力面，模拟区块间的生态廊道，识别生态“夹点”和“障碍点”，针对性提出保护和修复策略以优化保护区块间的生态连通性。研究结果如下：（1）识别生态廊道共14条，呈“东长西短”状态。关键生态廊道7条，有效连通了研究区西南部的长乐、中桥、双坑和红星片区；（2）识别生态夹点12处，面积82.35 km2。提出了自然保护为主，辅以扬子鳄适宜生境营造的保护策略，同时要关注部分夹点受人类活动干扰的风险；（3）识别生态障碍点19处，面积92.49 km2。主要位于交通干线、城镇用地或周围辐射区域。提出了设置动物迁徙通道、推广生态农业、优化居民点布局、化解人鳄矛盾等修复策略。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从农产品产业体系振兴、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振兴以及农业支撑产业体系振兴3个维度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2013~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市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障碍因子。研究表明：2013~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乡村产业振兴整体水平相对不高，综合得分位于0.2~0.4区间波动，但呈现上升态势。淮河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之间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与维度差异，空间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凹型分布特征。三大维度中，农产品产业体系振兴与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振兴综合得分均值相对较高，但农业支撑产业体系振兴综合得分均值较低。进一步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得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能源投入与支撑能力不强以及新型业态培育不足是制约淮河生态经济带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因素。从加强沿淮城市跨区域协同、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能源革命及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了解区域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建设碳汇茶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贵州省区域茶园及周边林地和灌草地进行土壤样品采集，采用GIS聚类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茶园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异性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贵州省区域茶园土壤有机碳含量范围为5.61~80.92 g·kg^-1，其空间分布属于中等程度变异（变异系数为0.47）；林地、茶园、灌草地3个区域的土壤有机碳的平均含量分别为49.34、29.80、19.65 g·kg^-1；茶园土壤有机碳含量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评估，发现海拔是影响贵州区域茶园土壤有机碳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素，海拔高度的变化明显地影响区域温度及降雨，表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温度的影响，而中下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降雨的影响。可见，通过调控茶园土壤水热条件，能有效地增加茶园土壤的固碳能力及提升区域茶园的碳汇效率。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脱钩，率先完成“双碳”目标的战略使命，基于脱钩理论并以脱钩路径为切入点，提出“脱钩陷阱”与“真伪脱钩”的概念与识别方法，将Tapio脱钩模型与Logit模型相结合，分析并检验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真伪脱钩”状态，进一步探究破除“脱钩陷阱”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主要呈现强脱钩与弱脱钩状态，扩张连接和增长负脱钩零星分布，整体脱钩状态较好，但脱钩状态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时序波动性特征，黄石、湘潭等城市均出现复钩现象，陷入“脱钩陷阱”，呈现“伪脱钩”状态；（2）“真伪脱钩”城市存在显著地域性，“真脱钩”城市主要位于下游地区，且多为省会城市，陷入“脱钩陷阱”城市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3）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优化集聚规模、加大外商直接投资等是城市实现内源性脱钩，避免落入“脱钩陷阱”的重要举措。

 臭氧污染防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的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研究选取2015~2021年近地表O₃日最大8 h监测值等数据，探索了全国、省域、城市群及重点城市近地表O₃浓度时空变化特征，论述了“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臭氧污染治理成效。研究表明：(1)“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近地表O₃浓度年度值先升后降，2021年较2019年浓度阶段高值降低约8.2%，增长趋势已得到了遏制，高值集中在5~9月的春、夏季和初秋。(2)全国近地表O₃浓度空间分布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高西低”态势，中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并向华中地区及沿海城市扩散。(3)城市群近地表O₃浓度表现出“连片化”分布特征，东部城市群浓度比西部城市群高，京津冀、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等华北及华东地区的城市群O₃浓度相对较高。(4)优化提升的国家级城市群的臭氧污染得到了明显改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在2019~2021年间O₃浓度减幅分别达到了15.51%、6.35%、11.66%、5.26%、12.56%；发展壮大的区域级城市群中处于北部的城市群的O₃浓度较高，南部沿海的粤闽浙沿海、北部湾城市群的O₃浓度相对较低；培育发展的地区级城市群O₃浓度相对良好，其内中心城市O₃浓度存在较大差异，太原、哈尔滨、银川、乌鲁木齐等重点城市O₃浓度呈上升趋势。研究认为，我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应以5~9月的春、夏季和初秋为重点时段，重点开展京津冀、长三角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加强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重点城市群臭氧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天津、石家庄、南京、杭州、济南、郑州、太原等臭氧污染严重城市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洞庭湖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深入了解洞庭湖流域氮磷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是促进洞庭湖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改进输出系数模型、等标污染负荷法对洞庭湖流域25个县（市、区）的TN、TP污染物负荷量进行计算，借助GIS软件绘制TN、TP污染负荷空间分布图，分析流域TN、TP污染负荷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从空间尺度上看，TN、TP污染负荷量在空间排放上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安化县、桃源县、石门县、平江县、桃江县等县区是洞庭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重点防治区域，污染负荷较高的区域集中分布在流域的上游。（2）从时间尺度上看，2010、2015、2019年TN污染负荷量分别为11.95、10.90、6.95万t/a，TP污染负荷量分别为7.60、7.00、4.21万t/a，洞庭湖流域TN、TP污染物负荷量呈现明显减少趋势，TN污染负荷量始终大于TP污染负荷量。（3）从畜禽养殖、土地利用和居民生活3个方面来看，TN、TP污染负荷量也呈现出递减规律。（4）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流域分为复合污染型、畜禽养殖污染型、土地利用污染型、居民生活污染型4种类型。最后，为推进洞庭湖流域氮磷污染的综合治理，结合TN、TP污染负荷量的时空分异特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采取种植业科学施肥、合理规划畜禽养殖规模和分区、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切合实际发展生态农业等措施。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是当前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探究长江下游稻田不同种植制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其碳足迹，设置4种稻田种植制度处理：一年一熟的冬闲-水稻以及一年两熟的紫云英-水稻、冬油菜-水稻、冬小麦-水稻，连续两年采用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监测土壤甲烷（CH₄）和氧化亚氮（N₂O）排放，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农田生产过程和农业生产投入引起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并进行碳足迹分析。结果表明：（1）一年两熟种植制度较一年一熟的冬闲-水稻增加周年CH₄排放17.5%~64.5%、N₂O排放60.7%~139.8%以及土壤有机碳固定量17.3%~37.2%；（2）在考虑土壤固碳的情况下，不同种植制度的土壤有机碳固定能抵消26.6%~35.6%的温室气体排放，冬小麦-水稻、冬油菜-水稻、紫云英-水稻单位面积净碳足迹两年平均分别为13.79、11.83和9.07 t CO₂-eq·hm^-2，较冬闲-水稻（7.63 t CO₂-eq·hm^-2）分别增加80.6%、55.0%和18.8%；（3）稻田生态系统碳足迹主要来自土壤CH4排放（61.8%~67.4%），其次是氮肥施用（18.3%~23.9%），而后为N₂O排放（3.3%~5.2%）和柴油的使用（2.2%~2.8%）；（4）一年两熟有利于增加周年产量和产值，非水稻季种植粮油作物能显著提高种植净收益，不同种植制度单位产量和单位产值碳足迹的差异不大。因此，冬闲-水稻是长江下游稻田最为低碳的种植制度，综合碳排放、粮食安全和经济产出，冬小麦-水稻、冬油菜-水稻明显优于冬闲-水稻；发展甲烷减排和氮肥减施技术是降低稻田生态系统碳足迹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