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差异及分布演进有利于优化长江经济带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长江经济带下游向中上游、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促进其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区域内生发展活力。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出2005～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域的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位技术模拟中国式现代化的梯度分组，借助Dagum基尼系数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差距进行测度，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刻画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绝对差距和动态演进特征。得到主要结论：（1）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逐渐下降的空间格局。（2）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持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非均衡情形趋于弱化。（3）经济较发达地区内部及其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都较大，但呈现出缩小趋势；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存在极化现象，绝对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该研究可以为定量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以及测度区域内和区域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提供重要参考。

为了分析2015~2020年（即湖南省政府开展了《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前后）洞庭湖水质变化趋势及其关键驱动因子，选取总氮（total nitrogen，TN）、总磷（total phosphorus，TP）、高锰酸盐指数（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_Mn）和氨氮（NH₃-N）4项水质指标，分析了洞庭湖水质年际变化趋势及行动计划前后的水质特征；并通过水体污染指数w和综合污染指数γ评估了洞庭湖水质污染水平；最后结合水位、入湖径流等水文指标和污水处理率、畜禽排泄量等人为指标，深入揭示不同时期影响湖泊水质的关键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TN、TP和NH₃-N浓度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显著性水平p<0.05），且在行动计划后期间3个水质指标浓度均显著降低。洞庭湖水质污染程度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点，东、南和西洞庭湖的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0.86、0.78、0.78。（2）水位、入湖流量、入湖泥沙量呈年际波动趋势；泥沙沉积量显著增加，由-1 528.2×10⁴ t/a增至1 211.7×10⁴ t/a。（3）畜禽排泄量、施肥量、污水处理率、水位和泥沙沉积量是影响洞庭湖水质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建议后续湖泊管理中继续加强外源污染物管控，同时合理改善洞庭湖水文条件，加强水文连通性。

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窗口分析法、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波动变化趋势。分区域来看，二者均呈现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特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差异明显。 (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双变量全局Moran’s I的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M”型，二者总体空间依赖特征明显。 2010年以后，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增加，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和皖北地区。(3)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对外贸易水平、科技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政府规模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探究嘉陵江在未来气候下径流及水文干旱变化，可为嘉陵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嘉陵江流域1980~2020年水文气象数据构建土水评估工具(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 SWAT)模型，使用第六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5个气候模式中的4个情景数据驱动SWAT模型，分析未来(2021~2100)气候变化下嘉陵江流域径流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嘉陵江流域控制站北碚水文站月径流率定期和验证期决定系数(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和纳什系数(Nash-Sutcliffe，NES)均大于0.8，偏差百分比(Percent Bias, PBIAS)小于±10，SWAT模型能够较好地适用于目标流域；(2)基于历史时期统计降尺度后的CMIP6数据能够提供可靠的径流及干旱预估；(3)加权多模式集合形式能较好地提高模拟精度，降低单个CMIP6气候模式的不确定性；(4)与历史时期 (1980~2014)相比，未来嘉陵江流域最高、低气温、降水量、蒸散发均呈现增加趋势。(5)SSP1-2.6情景嘉陵江未来径流显著增长，SSP2-4.5和SSP5-8.5径流非显著增加，SSP3-7.0径流非显著减少；夏季径流减少幅度最大。(6)未来流域标准径流指数(Standardized Runoff Index, SRI)呈增长趋势，流域表现出湿润化，干旱事件集中发生于秋、冬两季；由近期至远期，SSP1-2.6、SSP2-4.5和SSP3-7.0情景干旱发生在秋季频率减少，而冬季频率增加。

优化村域尺度下三生空间布局，揭示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于村域尺度以地处鄂北低丘岗地的广水市长岭镇为研究区，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测算了2000~2020年三生空间时空变化特征，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三生空间功能，并采用地理探测器研究了其主要驱动因素，对鄂北低丘岗地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进行研究，能为后续村域尺度下乡村可持续发展、国土空间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加有效的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广水市长岭镇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呈现由西向北扩张的趋势；（2）2000~2020年广水市长岭镇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趋势，整体处于中度失调状态；（3）从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来看，土地利用强度是影响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其次是耕地面积占比以及人口密度等次要驱动因素。总体而言，湖北省广水市长岭镇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总体上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长江十年禁捕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到中央提出的让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等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以湖南省14个区（县）为例，构建包含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各区（县）禁捕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以推动该政策的顺利实施。研究发现：（1）短期内，长江禁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占总效益的85%，生态效益仅占到总效益的15%左右。实现良好的生态效益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2）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单项指标都表现良好的区（县)才能够取得很好的综合效益，单项指标较差，综合效益也不会很高。（3）禁捕资金支出、转产就业培训、禁捕宣传等工作对提高综合效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了解区域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建设碳汇茶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贵州省区域茶园及周边林地和灌草地进行土壤样品采集，采用GIS聚类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茶园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异性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贵州省区域茶园土壤有机碳含量范围为5.61~80.92 g·kg^-1，其空间分布属于中等程度变异（变异系数为0.47）；林地、茶园、灌草地3个区域的土壤有机碳的平均含量分别为49.34、29.80、19.65 g·kg^-1；茶园土壤有机碳含量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评估，发现海拔是影响贵州区域茶园土壤有机碳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素，海拔高度的变化明显地影响区域温度及降雨，表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温度的影响，而中下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降雨的影响。可见，通过调控茶园土壤水热条件，能有效地增加茶园土壤的固碳能力及提升区域茶园的碳汇效率。

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heil指数、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框架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测度并分析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13和2021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040和0.101；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特征且有明显的区域组团集聚分布态势；高值点主要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低值点主要为广安、巴中、昭通、达州、遂宁等上游地区城市。(2)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全域和上、中、下游地区均具有显著差异，且该差异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地区内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上游、下游和中游，对全域发展差异的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中游和上游。（3）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域空间自相关（正向）特征明显，关联程度呈先减弱后增强再减弱的演变趋势；整体和局域空间结构均较为稳定，在演化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以高协同升高为主的空间整合动态性特征。(4)直接影响效应方面，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对城市自身新质生产力发展呈负向作用，其他因素呈正向作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要素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5）因此在城市建设中，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二要充分发挥地区经济发展、财政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制度设计完善、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三是要积极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协同机制，增强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跨域合作和协同参与。

 水资源配置深刻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南水北调工程为优化水资源配置、缓解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提供有力支撑，但工程运行通水能否进一步推动受水区和水源地经济增长呢？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例，运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工程运行通水对受水地区以及水源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从整体效应来看，中线工程通水显著提高了受水区和水源地的人均GDP和夜间灯光亮度，说明工程通水有效促进了两地区经济增长量和经济活跃度的提升。就动态效应来看，工程通水对受水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滞后性，通水后的前两年对水源地经济发展产生微弱冲击，此后呈现正向促进作用。（2）中线工程通水运行对受水区和水源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促进两地区经济增长。（3）中线工程通水提升了受水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但对水源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工程通水运行所带来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两地区经济增长。（4）从经济增长的不同维度来看，受水区和水源区人均经济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工程通水所产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而经济活跃度的提升则依赖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最后，对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工程战略性、基础性功能提出政策建议。

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土地利用碳收支空间关联与碳补偿分区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协同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域为基本单元核算其碳收支量；构建引力模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分析长江中游地区碳收支整体与个体的空间关联关系与结构特征；借助SOM-K-means模型对长江中游地区开展碳补偿分区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碳排量呈现上升趋势，由2.18×108t上升至3.01×108t，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的空间分布特点；碳吸收量呈现波动态势，由2.75×108t变化至2.86×108t，整体呈现为由外逐内降低的“C”型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视角下，碳排放与碳吸收的网络密度较低，具有较大的空间协作潜力挖掘；个体视角下，武汉市、九江市、岳阳市等地区处于碳排放网络的中心地位，在网络中也承担了“桥梁”作用；宜春市、常德市和吉安市等地区居于碳吸收网络的中心地位。碳收支网络中各节点的碳排放与碳吸收能力不相符，存在显著差异。（3）长江中游地区共分为12个支付区、13个平衡区和17个获补区，针对各类型区提出相应的低碳发展方向及策略。

 客观审视区域一体化对旅游产业效率的作用，对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显著。采用熵值法与线性加权法、超效率SBM模型，依次测度2008~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效率，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水平指数从2008年的0.304增长到2020年的0.490，整体呈现稳健上升趋向；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态势，且具有显著的“高—高”“低—低”簇状集聚演化特征。（2）旅游产业效率值呈现小幅度波动下降态势，谷值出现在2020年；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中部高—南北两翼低”的格局，高效率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并向东南方向拓展。（3）区域一体化水平对旅游产业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政府调控、城镇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对本地旅游产业效率均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对邻地旅游产业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府调控、交通便利程度则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

为研究民国中期以来洞庭湖洲滩时空演变特征，利用民国中期以来15个时段的历史地图和航天航空遥感数据，采用遥感解译与历史对比方法，研究现代洞庭湖洲滩发育分区，分析1938～2021年主要洲滩演变特征和变化原因。结果表明：洞庭湖的洲滩以陆源碎屑沉积为主，伴有生物沉积作用，沉积类型有湖相沉积、河流冲积、河漫滩与江心洲沉积以及河湖交互沉积，且因不同季节的水沙条件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沉积特点；洞庭湖现代洲滩分为20个发育亚区，其中东洞庭湖9个亚区，南洞庭湖8个亚区，西洞庭湖3个亚区；东洞庭湖中，漂尾洲是洞庭湖的最大洲滩，枯水期面积达466.89 km2；藕池河东支河口三角洲是近百年来发育最快的洲滩，1938年藕池河东支河口位于注滋口，1971年河口三角洲东延12.13 km至现今湖岸，其后河道向湖泊推进26.42 km；南洞庭湖的洲滩主要发育于沿嵩竹河一线以及万子湖北部，湖内湘江河漫滩与古湘江、资水三角洲后期受湖泊冲淤改造，但枯水期轮廓清晰；西洞庭湖中，七里湖因淤积已成为松澧洪道的组成部分，目平湖北部为松澧三角洲，南部为沅水三角洲，泥沙淤塞严重，枯水期主湖泊基本干枯。研究成果为合理开发、利用洞庭湖洲滩湿地资源，调整后三峡时代洞庭湖区治湖思路提供了客观资料。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从农产品产业体系振兴、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振兴以及农业支撑产业体系振兴3个维度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2013~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市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障碍因子。研究表明：2013~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乡村产业振兴整体水平相对不高，综合得分位于0.2~0.4区间波动，但呈现上升态势。淮河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之间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与维度差异，空间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凹型分布特征。三大维度中，农产品产业体系振兴与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振兴综合得分均值相对较高，但农业支撑产业体系振兴综合得分均值较低。进一步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得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能源投入与支撑能力不强以及新型业态培育不足是制约淮河生态经济带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因素。从加强沿淮城市跨区域协同、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能源革命及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不断增加，严重威胁人口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判别高温热浪的频发地带，明确潜在的人口高温暴露风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利用气象站点数据、人口统计数据，采用高温热浪指数衡量高温热浪严重程度，并结合湿球黑球温度界定的高温热浪天数及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高温暴露风险模型，在县域尺度上揭示1964~2021年长江经济带高温热浪和人口高温暴露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风险进行归因，结果表明：(1) 长江经济带累积高温热浪指数整体呈现先减少后大幅度增加的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逐渐递减的特征，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2) 近60年间长江经济带人口高温暴露风险增加了962%，空间分布格局为“一低三高”，即西部地区低，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中游及下游核心地带高。人口高温暴露风险集聚模式主要呈现整体集聚化，局部以高暴露风险区县集聚和低暴露风险区县集聚为主的空间特征。(3) 人口因子和气候因子对人口高温暴露风险变化起关键作用，且在2000年后，气候因子的作用逐渐加强，贡献率由50%左右增至80%左右。从区域尺度上看，人口因子、气候因子分别对下游地区、中游地区高温暴露风险变化的贡献率最大。

明晰欠发达山区农村脱贫户的收入转变，对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依托2016~2022年鄂西南×县24个脱贫村的脱贫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收入的整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收入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依靠政府持续帮扶和农户自身发展，调查农户的各类收入均不同程度获得提升，当地脱贫成效显著。（2）家庭总收入影响因素单因子解释力差异显著，家庭禀赋类因素作用最为明显；双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3）多数农户的收入结构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4）家庭禀赋和地理环境影响最强，因子作用方向与强度差异明显。研究认为应结合脱贫户的发展现状改进帮扶措施，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优化收入结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是当前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探究长江下游稻田不同种植制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其碳足迹，设置4种稻田种植制度处理：一年一熟的冬闲-水稻以及一年两熟的紫云英-水稻、冬油菜-水稻、冬小麦-水稻，连续两年采用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监测土壤甲烷（CH₄）和氧化亚氮（N₂O）排放，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农田生产过程和农业生产投入引起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并进行碳足迹分析。结果表明：（1）一年两熟种植制度较一年一熟的冬闲-水稻增加周年CH₄排放17.5%~64.5%、N₂O排放60.7%~139.8%以及土壤有机碳固定量17.3%~37.2%；（2）在考虑土壤固碳的情况下，不同种植制度的土壤有机碳固定能抵消26.6%~35.6%的温室气体排放，冬小麦-水稻、冬油菜-水稻、紫云英-水稻单位面积净碳足迹两年平均分别为13.79、11.83和9.07 t CO₂-eq·hm^-2，较冬闲-水稻（7.63 t CO₂-eq·hm^-2）分别增加80.6%、55.0%和18.8%；（3）稻田生态系统碳足迹主要来自土壤CH4排放（61.8%~67.4%），其次是氮肥施用（18.3%~23.9%），而后为N₂O排放（3.3%~5.2%）和柴油的使用（2.2%~2.8%）；（4）一年两熟有利于增加周年产量和产值，非水稻季种植粮油作物能显著提高种植净收益，不同种植制度单位产量和单位产值碳足迹的差异不大。因此，冬闲-水稻是长江下游稻田最为低碳的种植制度，综合碳排放、粮食安全和经济产出，冬小麦-水稻、冬油菜-水稻明显优于冬闲-水稻；发展甲烷减排和氮肥减施技术是降低稻田生态系统碳足迹的重要途径。

城市公园能够发挥其“冷岛作用”，全面认识城市公园的降温效益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提高城市对气候的适应性。以南京市25个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以2个最大影响指标：公园降温面积、降温效率和2个累积影响指标：公园降温强度与降温梯度，对公园降温效益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公园具有显著的降温效益，能够使周边环境温度降低0.16 ℃~2.28 ℃。（2）相关性分析表明，公园降温面积与PP、PA、NDVI呈显著正相关，公园降温效率与PP、PA、LSI呈负相关；公园降温强度和梯度与NDVI呈显著正相关，与PP、PA呈正相关。4项降温指标与MNDWI的相关性均不显著。（3）不同类型公园的降温效益具有差异性。专类公园或社区公园更适合建在城市用地紧张区域，综合公园在建设时应多考虑边界复杂情况及植被情况，以充分发挥降温效益。研究结果有助于未来城市公园的建设与优化，有效应对城市热岛效应。

赣抚平原灌区是江南最大的引水灌区，也是江西省灌溉面积最大的灌区，被视为典型的“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为探究赣抚平原灌区近20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状况，基于2002、2008、2015、2021年的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绿度（NDVI）、湿度（WET）、干度（NDBSI）、热度（LST）4个指标集成构建了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灌区2002~2021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2~2021年间赣抚平原灌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RSEI均值由0.477增至0.552，增幅达15.71%，其中绿度和热度对生态质量影响最大；灌区的RSEI等级以中等等级为主，近20年来优、良好等级面积持续增加，48.37%的区域生态质量在变好，其中抚河东岸、进贤县境内的改善情况最为突出；受城市扩张以及干旱化水文气象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变差区域多分布于主城区、农灌区、河湖沿岸地带，因此能否在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统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灌区永续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能够较好地表征赣抚平原灌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变化，可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探究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民族地区资源保护与开发，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选取鄂西南地区65个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探索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鄂西南地区民族村寨空间分异性显著，总体呈现出“三片区—多散点”的核密度分布态势，形成了由恩施市—宣恩县—咸丰县—鹤峰县所构成的的“V型”高密度分布带。区域内村寨数量西部和东部两极分化明显，呈现出“西热东冷、西北高热、东北高冷”的冷热点空间分布态势；(2)受自然因素主导作用下，鄂西南地区民族村寨多呈带状分布在距离河流2 km内、地势起伏度较小、海拔600~900 m的山体阳坡面；(3)受社会经济要素制约，民族人口与民族村寨分布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距中心城镇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与民族村寨分布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山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类型，在国家江河战略和生态安全战略建设中发挥基础和保障功能。将1991~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以“山地社会生态系统”为主题的384项数据作为样本，利用Python、ArcGIS和Citespace等工具对山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项目的基本情况、研究群体特征和热点主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就项目基本情况而言，山地研究的年度立项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可分为缓慢起步、跳跃发展、波动上升3阶段；西部项目立项优势明显，是平均水平的2.72倍；学科分布具有多元化与聚焦化交织的双重特点，涉及96%的学科类型，但显著集中于民族学，占比高达34%。(2)就研究群体特征而言，研究群体空间分布呈现西南冷点聚集区向中部热点集聚区转移的趋势。(3)就研究区域和内容而言，山地项目研究区域热点集中，分布严重失衡，热点区域显著集中于武陵山，而还有80%以上的主要山脉未被提及；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山地民族文化、山地扶贫机制、山地协同发展及山地生态安全等方面，内聚性显著。在综合分析山地的研究热点、政策及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山地学科体系建设、山地功能的再认识及山地社区综合建设等主题值得学界重点关注和深化研究。

交通是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高铁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高铁流空间已成为探索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基于2009~2020年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以中国369个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城市网络强度和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剖析了区域内与区域间城市网络发展差异。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网络关联强度迅速上升，层级结构由量变转变为质变，中西部城市不断加入最高层级城市梯队。（2）区域内城市网络的网络密度、核心—边缘结构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沿海地区城市网络关联强度较高、层级结构较多，中部地区城市网络关联强度中等、规模较大，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高铁运营时期较晚，但城市网络发展较快，而东北地区高铁运营最早，但城市网络发展最慢。（3）具有跨区域联系的城市对逐年增多，区域间城市网络联系强度持续增强，但仍以低层级联系为主导，跨区域联系最多的地区由东部沿海转变为长江中游；（4）中心度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度数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多集中于京沪、京哈—京港澳、路桥、沪昆通道的沿线城市，而中间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多为行政级别较高的区域中心城市。

以青海湖流域为研究区，探讨土壤保持服务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异质性归因，为流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基于1985~2020年8期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地形、土壤和气象数据，运用InVEST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模拟土壤保持服务、评估土壤保持量及其价值、对其空间异质性归因。结果显示：(1)青海湖流域1985~2020年土壤保持量变化区间为3.36×108t~11.73×108t，变化明显，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土壤保持量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西北高东南低。(2)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草地土壤保持强度和土壤保持总量最大；土壤保持强度随海拔和坡度的增加而增加。(3)流域年均土壤保持服务价值为6.12×1010元，以保持土壤肥力的价值E1为主。(4)地理探测单因子结果显示土壤类型和高程解释力最为显著；土壤保持服务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由多因子共同决定，整体上以植被覆盖度与土壤类型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最高，而高程和土壤类型共同作用于植被覆盖度，植被覆盖度为影响土壤保持服务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子。植被覆盖度因子在研究区土壤保持服务空间分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提高植被覆盖度，减少水土流失，增加土壤保持能力，改善生态环境，使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服务价值增益显著。

湖冰物候是反映气候变化的灵敏指示器。基于青藏高原126个湖泊1978~2016年湖冰物候数据集和气象数据，对青藏高原湖泊湖冰物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1978~2016年湖冰物候指数的变化特征呈现出结冰时间显著推迟、融化时间显著提前、冰期显著缩短的变化趋势。（2）青藏高原湖冰物候指数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其中大多数湖泊的结冰时间、融化时间和冰期持续时间呈现出显著提前、推后和缩短趋势，仅有少数湖泊的湖冰物候指数变化趋势不显著。（3）青藏高原湖冰物候指数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从南到北呈现出湖泊结冰日期提前、融冰日期推迟、冰期持续时间延长的分布模式。（4）温度是影响湖冰物候指数的关键因素；降水、纬度和湖泊面积则对开始日结冰日和完全结冰日具有显著影响；开始融化日和完全融化日则主要受到风速、纬度和海拔的共同作用；而冰期和完全结冰期的长短则主要受到风速、降水、纬度和海拔的影响。因此，青藏高原湖冰物候的变化是气候变化和湖泊自身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低碳转型，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碳排放效率，利用ArcGIS10.7的自然分断法和泰尔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然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碳排放效率呈波动趋势，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整体不足，效率水平受技术和规模的影响大。（2）Malmquist指数显示，各区域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的关键原因在于各项效率指数相辅相成、相互推动以及减排技术发展的不平衡。（3）高碳排放效率区和较高碳排放效率区的城市数量增加，长江经济带集聚状态逐渐明显。（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其他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效率都有显著正向或负向直接效应，并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政府干预对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野外适宜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是扬子鳄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构建并维护好栖息地间的生态廊道是重要的保护对策。基于电路理论，利用Linkage Mapper 工具和 Circuitscape 程序，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8个区块作为生态源地，选取6个扬子鳄生境适宜性要素来构建综合阻力面，模拟区块间的生态廊道，识别生态“夹点”和“障碍点”，针对性提出保护和修复策略以优化保护区块间的生态连通性。研究结果如下：（1）识别生态廊道共14条，呈“东长西短”状态。关键生态廊道7条，有效连通了研究区西南部的长乐、中桥、双坑和红星片区；（2）识别生态夹点12处，面积82.35 km2。提出了自然保护为主，辅以扬子鳄适宜生境营造的保护策略，同时要关注部分夹点受人类活动干扰的风险；（3）识别生态障碍点19处，面积92.49 km2。主要位于交通干线、城镇用地或周围辐射区域。提出了设置动物迁徙通道、推广生态农业、优化居民点布局、化解人鳄矛盾等修复策略。

三峡库区移民工作已进入后扶新阶段，如何在“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基础上，实现移民与非移民无差别的“共同富”是一个极具考验的命题。收入与支出是任一家庭经济活动最关键的两个方面，其中支出水平及结构映射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尝试以支出型贫困视角，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模型），以湖北库区秭归县、巴东县119户后靠安置农村移民家庭户为例，对当前库区农村移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特征进行系统量化分析。分析显示，当前移民家庭户生产生活态势持续向好，但移民消费支出仅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食品等基本需求对其他需求支出挤占较大，高阶需求支出严重不足，重大疾病等突发临时型支出极易导致长期的扶持努力功亏一篑。针对上述问题，探索从强化临时救助，“精准滴灌”式帮扶，以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为主，增收和消费“双轮驱动”，移民“去标签”等方面提出后扶路径优化建议，以期为新阶段国家完善移民后扶政策，优化三峡库区移民后扶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速度加快，高温、暴雨、干旱、低温等极端天气频发增加了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给粮食产量稳定供给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市2001~2020年日气温、降雨气象数据和农业生产相关数据，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研究淮河生态经济带极端天气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时间趋势上看，极高温日数(SU35)呈现增长趋势、极低温日数(FD5)呈现下降趋势，年际倾向率分别为1.85、-2.24 d/10a，暴雨日数(R50)以及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CDD)年际变化趋势不明显；从空间区域分布上看，淮河生态经济带中西部地区极高温日数较多、北部地区极低温日数较多，暴雨日数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再到北部地区减少的趋势、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呈现相反变动趋势。(2) 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不利影响。极低温日数、极高温日数、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暴雨日数每增加1%，粮食单产分别下降0.069%、0.021%、0.018%、0.008%。(3)极端天气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粮食生产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极端天气主要影响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对东部地区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提出通过培育抗旱抗涝等作物新品种、提高极端天气变化监测能力、加强区域内政府间防灾减灾等协同联动、继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维护淮河生态经济带粮食产量稳定。

探究农业转型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可以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美丽中国建设。以秦巴山区为例，基于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评价秦巴山区农业转型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二者互动关系的演变趋势及特征，应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秦巴山区农业转型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3~2020年，秦巴山区的农业转型发展水平、农业生态环境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秦巴山区各市农业转型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由低向高转变，总体分布格局呈现出空间异质性，耦合协调类型从农业生态环境滞后逐渐转变为农业转型发展滞后；（3）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子包括乡村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农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水土流失控制面积、作物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因子间协同性较强。研究表明，秦巴山区农业转型应以生态发展为方向，各地区要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强化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基于绿色创新视角，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解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雾霾污染的作用机理，并以2005~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以及绿色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专业化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西部城市、二类大城市、中小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雾霾污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东中部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与东北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呈U型关系且现阶段不利于降污减霾。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加剧了西部城市的雾霾污染，对东北城市、资源型城市和中小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但集聚程度尚未越过拐点，仍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3）绿色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机制，在此过程中既发挥传导效应，又发挥门槛效应。

 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的耦合关系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湿润地区陆域碳水耦合机制尚不明晰。以太湖流域为研究区，基于遥感与GIS技术定量分析2000~2016年流域内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土壤水分与蒸散发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NPP与水文要素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耦合关系显著不同：整时段月尺度内，流域蒸散发与NPP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99.86%区域的土壤水分与NPP为负相关关系；年际尺度内，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均减弱；季尺度内，82%区域土壤水分与NPP在春、夏、秋季为负相关关系，其中春季最为显著，这主要与土地覆被、植物生长期等的差异有关。此外，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与地形因子关系密切，具体表现为随着坡度或海拔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最后，研究还发现基于整时段月尺度水文气象要素逐像元建立的随机森林模型（RF_All模型）能够对流域NPP进行较好地估算与预测（R2 = 0.97，RMSE = 4.16 gC m-2 a-1，Bias = 0.37 gC m-2 a-1）。研究结论对于制定全球变化背景下太湖流域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基于长三角区域2018~2022年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网络的数据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网络密度总体上趋于增大，由最初的“强横向、弱纵向”的结构特点，逐渐演化出“强横向、强纵向”的特征。（2）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行政主导特征显著，其网络结构具有明显的非梯度分布的层级特征，省级行政主体在网络结构中起关键主导作用。（3）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网络结构受省级行政边界的影响较为明显，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范围内的城市各自形成了联系较为紧密的合作子集，省界内城市在开展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表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跨省界的协同治理联系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或省界城市。（4）城市间距离、行政区划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关系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完善长三角区域合作“三级运作”结构模式、推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结构扁平化发展、增强跨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纽带等政策建议。

长江中下游通江泵站数量众多，是城市雨污水入江的主要通道。以武汉市江南泵站为例，基于MIKE21构建江段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预测了正常、事故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以及排涝3种工况条件下江段COD、NH₃-N、TP的迁移扩散特征。与正常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相比，江南泵站排涝时所在江段各水质指标影响范围均显著扩大，尤其超Ⅱ类水质标准的TP污染带长度、宽度分别增加了2.66、0.64倍，且下游杨泗港国控断面TP超标0.16倍，与事故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的影响相当，泵站排涝已成为所在水域汛期水质超标的潜在风险源。泵站排涝的水环境影响主要受排涝水质及流量控制，制定基于防洪安全、水环境保护等多目标的泵站运行调度方案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时建议将通江泵站纳入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倒逼沿江城市水环境提升，有效降低长江干流水环境风险。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识别该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梯度下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对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国土空间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揭示199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类型主要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不同发展阶段下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2）城镇-农业-生态空间互竞形成了“一增双减”的国土空间格局，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呈现出更加繁杂多样的转换模式，耕地、绿地也越容易流失。（3）城镇空间由主核数量较少且集聚特征不明显转变为多核扩散且高值区增加，重心变化较为剧烈；农业空间次核数量增加，高值区域明显减少，空间破碎化程度较高，重心变动较为稳定；生态空间的核密度由空间集中转变为空间破碎，西北地区变化较为明显。（4）国土空间格局形成受到自然、人口、经济等多重因素驱动，各因素对不同空间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存在差异。应充分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发展定位，加强国土空间分类管理，协调国土空间格局各驱动因素，以期为新时代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区”空间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构建网络SBM模型测度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创新绩效，根据创新活动不同阶段将其分解为科技研发绩效与成果转化绩效，利用自然断裂点、泰尔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究其时空分异与动态演进特征，运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整体绩效、科技研发绩效、成果转化绩效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绿色创新整体绩效、科技研发绩效呈“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而成果转化绩效呈“下-中-上游”递减的空间布局。（2）空间差异上，绿色创新及子阶段绩效的区域差异均表现为波动下降态势，且差异呈现绿色创新整体绩效＜成果转化绩效＜科技研发绩效的结构特征。（3）动态演进上，绿色创新整体及子阶段绩效均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且分化程度为科技研发绩效＜绿色创新整体绩效＜成果转化绩效。（4）因素分析表明，创新支持、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及子阶段绩效均有显著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城镇化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研究结果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及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准确的水位预测能够为湖区防洪减灾及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引入IPSO改进粒子群算法及EGA精英遗传算法，优化LSTM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结构，应用改进的IPSO-EGA-LSTM模型开展洞庭湖区各水位站1d预见期下的水位预测，与LSTM、GRU和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精度对比，并评估该模型在更长预见期下（3d、5d、7d）的预测精度；进一步设置3种模型输入条件，提出相应水位预测方案（直接预测、同步预测、滚动预测），探究各预报方案在不同预见期下的水位预测精度。结果表明，IPSO-EGA-LSTM模型对洞庭湖水位的预测效果优于传统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有效捕捉到不同预见期下洞庭湖水位变化趋势，1d预见期纳什效率系数（NSE）大于0.998，长预见期下NSE大于0.9；不同输入条件下的3种预报方案对洞庭湖水位均有较好预测效果，其中，同步预测方案在长预见期条件下比直接预测和滚动预测表现出更好的性能。

以长三角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对本地及邻地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存在维度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维度异质性方面，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本地及邻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数字化程度的本地及邻地高质量发展效应则显著为负；在时间异质性方面，数字金融对本地及邻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大于短期，表明数字金融的网络效应和“梅特卡夫法则”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显著成立；在空间异质性方面，数字金融及其细分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215 km为有效溢出边界。（2）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以下简称“产业协同集聚”）、地方政府行为（官员更替、财政支出偏向、环境规制）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与数字金融建设形成协同合力。（3）在高质量发展的低值区域及互联网发展的高值区域，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红利释放更为明显。

金融业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绿色金融是必经之路，探究绿色金融的降碳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多种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及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空间视角探究绿色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及其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具有显著空间聚集特征，绿色金融、环境投资、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绿色金融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之间表现出显著倒“U”形曲线关系，环境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会负向调节绿色金融的作用效果，同时，利用动态SDM模型验证了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时间维度的正反馈效应。（3）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绿色金融在长三角地区和其他地区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倒“U”形曲线的影响关系在长三角以外的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溢出效应；空间计量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生态、创新和经济等领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问题，深入探究三者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基于超效率SBM-DEA模型、熵权-线性加权法和熵权-TOPSIS等方法，分别测算了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雾霾治理效率、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和低碳高质量发展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这三者作为一个三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在省域和区域层面，雾霾治理效率与绿色技术创新指数、低碳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2）三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东高中低”的空间分异特征；（3）不同省市之间的协调水平差距具有异质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据此，提出了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制定差异化精准提升策略以及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等政策建议，以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

土壤可溶性碳、氮在城市生态系统碳、氮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解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的分布特征，以南充市城市土壤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南充市表层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在99.84～188.13 mg·kg^-1之间，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含量在7.57～75.09 mg·kg^-1之间，二者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在不同植被类型下差异均显著，前者表现为：常绿林 > 草本 > 落叶林 > 灌木，后者从大到小依次为常绿林、落叶林、灌木、草本；防护绿地、附属绿地、道路绿地、街头绿地、公园绿地五种绿地类型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差异显著，其均值依次增大，而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在不同绿地类型间差异不显著；不同城市功能区绿地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前者从大到小依次为文教区、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后者表现为：文教区 > 商业区 > 居住区 > 工业区；城市土壤利用年限越久，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含量越高，但这种差异在不同利用年限间均不显著。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在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类型、功能区和利用年限下的差异是自然与人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创新活动载体的工业用地，其在空间上的配置扭曲对城市创新造成何种影响，是关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2008~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工业用地空间错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工业用地空间错配类型来看，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大多呈短缺型错配，外围城市大多呈过剩型错配。（2）样本考察期内，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总体有所提升，且外围城市比中心城市提升幅度更大；空间上，城市创新水平由东向西梯次递减，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创新连绵区。（3）工业用地空间错配对城市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负面影响在短缺型错配的地区、土地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和土地约束较强的时段内更明显；在过剩型错配地区，工业用地空间错配对城市创新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4）对于过剩型错配地区，工业用地空间错配通过创新资金挤出机制和创新环境破坏机制阻碍创新水平提升；对于短缺型错配地区，工业用地空间错配主要通过创新资金挤出机制阻碍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得出的启示是，扎实推进工业用地空间错配的纠偏，是破除城市创新障碍、助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