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要素及旅游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规模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彰显于旅游作为一种“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实践进程。论文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层面系统梳理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 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学科发展环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塑造着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呈现方式以及知识生产主体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② 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内外部的双重自主性困境，外部自主性困境表现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地位不相称、发展优势与议题优势不相称、学术霸权实践等层面；内部自主性困境表现在旅游地理学学科建制边缘化、研究成果碎片化、理论滞后于实践等层面；③ 以学科问题意识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旅游发展实践、以学术创新意识框定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取向、以话语对话意识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自主叙事体系，是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突破自主性困境的有益方向。

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再野化（Rewilding）作为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旨以通过减少人为干预的方式恢复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已成为当前促进人与自然范式转变和生态治理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系统梳理了再野化的发展脉络及研究进展，总结现阶段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再野化拓展和深化的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再野化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待加强，涉及学科领域逐渐拓展但缺乏统一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② 识别评估方法以构建指标体系为主，研究尺度局限于宏中观及单一静态研究，缺乏微观尺度的精细识别及连续长时序演变规律揭示；③ 再野化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分析较薄弱，多聚焦于典型案例揭示再野化发生的具体原因，社会及制度背景的影响尚未得到重视；④ 再野化效应研究侧重于定性阐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自身的影响，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区域综合效应评估及定量方法构建有待拓展；⑤ 再野化的优化治理对利益主体行为关注有待加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导向下兼顾复杂系统作用过程的再野化应用治理研究有待深入。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构建了“学理辨析→过程探析→机制解析→效应分析→优化治理”的总体框架，提出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完善中国式生态保护体系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入新思维和新方向。

沟谷侵蚀现象是黄土高原乃至全球黄土地区典型的地貌演变过程，但现有研究方法在应用上存在不足，导致侵蚀过程分析难以深入。为此，论文基于时空分辨率特征，梳理并比较了国内外三种黄土高原沟谷侵蚀研究方法。结果发现，地貌形态分析法通过地貌演变原理揭示了区域相对年代的沟谷侵蚀过程，测年与文献考证法利用绝对年代测年确定了测年地点的沟谷侵蚀过程，模型模拟分析法基于多源数据重建了高时空分辨率的沟谷侵蚀过程。三种方法侧重不同，呈现出“批判—整合—超越”的时代特征。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方法相关成果中，空间层面微观多于宏观，时间层面静态多于动态，路径层面独立多于耦合，使沟谷侵蚀研究各有优势和不足。未来随着数据获取、跨学科交叉、AI技术与多模态大模型发展，沟谷侵蚀研究的数据收集处理与耦合分析能力增强，可为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提供解决途径。

食性研究是鸟类生态学研究的基础，通过与多学科领域科学问题的结合，可以解决更多交叉学科的热点问题。本文对国内外水鸟食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从不同研究方法的样品采集与保存、实验处理、数据分析及应用等方面进行总结和评价，并概述了国内外湿地鸟类食性研究的进展和发展趋势。国内外水鸟食性研究的传统方法有直接观察法、嗉囊及胃内容物鉴定法、粪便显微分析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DNA分析法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法受到鸟类学家的青睐。DNA分析法对食物种类的鉴定具有较高的精度，但存在样本DNA易降解和检测费用高等缺陷。稳定同位素分析法不仅可用于研究水鸟食物组成，还在示踪鸟类迁徙、探究水鸟食性的季节性变化、划分生态系统的营养级结构、指导种群管理和湿地恢复等方面展示了较大发展前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水鸟食性研究对于水鸟食性适应机制、肠道微生物与食性的关系、古生物进化、栖息地营造与修复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浊度作为衡量水体中悬浮物质(有机/无机颗粒物、浮游生物、微生物等)对光散射与吸收作用的关键光学参数，是水质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内陆水体污染事件频发(如尾矿泄漏、水库浊流异常排放等)，对高效水质监测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传统浊度监测依赖地面采样与实验室分析，存在时空分辨率低、成本高昂等局限性，而遥感技术具有大范围、周期性的观测优势，通过卫星/航空平台获取的多光谱数据实现浊度定量反演，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领域。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共574篇文献)显示，浊度遥感反演研究呈显著增长趋势，数据源呈多元化发展。主流卫星传感器包括Landsat系列(凭借30 m的空间分辨率及40余年的历史数据成为最常用的数据源)、MODIS (适用于大范围监测)、MERIS (专设水色波段)以及Sentinel-2 MSI/Sentinel-3 OLCI (兼顾空间与光谱分辨率)。在算法发展方面，已有研究已从早期的线性/多项式回归模型逐步演进为多方法体系：经验模型(单波段阈值法、波段比值法等)、半分析模型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值得注意的是，内陆水体的光学复杂性(如不同组分对光的异质性吸收−散射效应)仍是制约反演精度的关键挑战。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多源遥感数据融合技术以突破时空分辨率限制，大气校正模型优化以消除气溶胶干扰，基于水体光学分类的差异化建模策略，从而全面提升浊度反演的精度与鲁棒性。

湖泊作为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水源，其水质保护至关重要，目前关于不同农业垦殖类型对湖泊水质的影响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本文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述了湖泊光学水质参数的反演模型研究现状，包括叶绿素a、无机悬浮物和有色可溶性有机物等关键光学水质参数的反演技术及进展；系统梳理了农业垦殖对湖泊光学水质参数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农业活动对湖泊水质的影响机制和路径；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深入探讨了不同农业垦殖结构对湖泊光学水质参数的具体影响，可为湖泊生态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湿地水质净化功能的定量评估对于湿地生态恢复和区域水环境管理意义重大。通过对已发表的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了湿地对悬浮物、有机质和营养盐的去除机制，系统分析了人工湿地的类型、适用对象、优缺点和限制因素，进一步发现关于人工湿地新污染物去除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梳理了自然湿地水质净化功能定量评估过程与方法，总结了数值模拟过程中水文、水动力和植被吸收模块的驱动要素和限制性因子，阐明了流域“湿地群”水质净化评估在湿地生态恢复、流域水质改善和引调水工程水质控制阈值中的应用。基于湿地水质净化功能研究的热点与不足，提出了未来湿地水质净化评估的研究区域应从单块湿地转向流域“湿地群”的研究。构建大规模流域“湿地群”综合网络与湿地水文–水动力–水质–生态综合模型，将有利于提升中国全流域生态建设水平和湿地水质净化能力。

农业氮素污染所致的面源污染已引发黑臭水体等水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本文围绕生物炭、铁元素和微生物燃料电池等功能基质在人工湿地中的应用，系统综述了强化人工湿地系统的深层机制及研究进展。生物炭和铁元素能够强化微生物之间以及微生物与植物之间的联系。微生物燃料电池对微生物之间协作的强化作用更为显著。本综述聚焦氮素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现状，提出通过功能基质强化人工湿地实现有效控制的策略，为功能基质在人工湿地中的实际应用及农业氮素面源污染的有效控制提供建设性建议，以期为未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作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探索互花米草化感作用的生理生化机制对于理解其入侵策略和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互花米草化感物质的分类及其影响机理，分析了这些化感物质对植物生长和生理过程、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底栖动物的生长和生理的影响。对化感作用在互花米草防治方面的研究做了展望，为今后关于互花米草的研究和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湿地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其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热点之一。植物作为人工湿地的核心，因其成本低且不易造成二次污染，在水体净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利用湿地植物去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现状，深入探讨了常见湿地植物在重金属富集与去除过程中的能力和机制，对植物修复湿地重金属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广泛应用植物对湿地重金属污染土壤进行修复，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香蒲(Typha orientalis)和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等常见植物在湿地中均表现出较强的修复能力。植物通过向根际环境释放根系分泌物、形成根表铁膜以及根系泌氧作用等多种机制，提高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能力。当重金属进入植物体后，与植物螯合肽发生螯合作用，并通过特定金属转运蛋白转运至液泡中储存，或通过调节植物抗氧化系统清除过剩的活性氧，以减轻重金属对植物的毒害。未来研究应加强基因工程和联合修复技术的应用，以提升植物修复湿地重金属污染的效率，进一步强化植物修复技术在湿地污染中的应用价值。

湿地植物是人工湿地系统发挥水质净化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湿地中的植物枯萎后不及时收割会引发二次污染，甚至造成湿地堵塞，影响湿地系统稳定运行。本文综述了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系统运行效果的影响，分析了植物收割影响污染物去除的机理，总结了不同种类植物的收割管理策略。植物收割对水质影响的季节性波动显著，春夏季收割可稳定提升人工湿地系统化学需氧量、总氮等污染物的去除效果，秋冬季收割则有利于总磷和氨氮的去除，但对化学需氧量、总氮的影响波动性较大。收割不仅会直接影响植物的生产力和生物学特征，还能通过改变植物根系泌氧水平、基质酶活性等间接影响湿地理化环境和微生物代谢过程，从而对植物−微生物−基质耦合作用和污染物的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产生影响。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运行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收割时间、收割方式、收割频次、收割程度以及植物种类，在进行植物收割时应根据植物类型、湿地实际情况等选择适宜的收割策略。

探究水库周期性水位变化下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固存特征及机制，对于准确认识水库的生态环境效应和评估水库碳汇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水库消落带水位变动会破坏土壤团聚体的形成与稳定，对土壤矿物与有机碳的结合以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也会产生影响，从而调控有机碳固存。然而，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含量会受到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且不同环境条件下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固存的主导机制存在差异，周期性淹水和出露下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存储及分布规律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目前，针对水库消落带土壤固碳机制的研究仍相对不足，详细阐述水库消落带有机碳动态及其调控机制尤为必要。本文总结了消落带水位消涨对土壤有机碳存储及分布的影响，并结合消落带特殊水文特征对土壤有机碳固存的物理、化学和微生物学机制进行了分析。未来研究应将野外调查采样与原位控制实验相结合，深入解析水库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固存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从而为水库消落带固碳模型的开发及碳汇核算提供科学依据。

湖泊湿地是陆地生物圈重要的碳库和碳源/汇，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拥有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提升其碳源/汇监测与估算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更好理解中国内陆湖泊湿地二氧化碳(CO₂)通量研究现状，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评估的准确性，本文按地理分区方法，将中国的内陆湖泊分为青藏高原湖区、东部平原湖区、蒙新湖区、东北平原与山地湖区、云贵高原湖区五大湖区，分别综述了其CO₂通量特征规律，分析了湖泊湿地CO₂通量的影响因素，并总结了常见的湖泊CO₂通量观测和估算方法，最后展望了中国内陆湖泊湿地CO₂通量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这些内容将为湖泊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巩固和提升湖泊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在“双碳”背景下，废水处理过程中的能耗逐渐被重视，且废水中蕴含的化学能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人工湿地−微生物燃料电池(CW-MFC)技术具有降污、产电双重功能，是一项具有发展前景的水处理技术。利用金属矿物基质在电化学性能上的优势，改良CW-MFC产电降污性能是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介绍CW-MFC运行原理、优缺点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金属矿物对CW和MFC的强化作用；重点剖析了基于金属矿物基质改良的CW-MFC在强化污染物吸附和通过金属氧化还原循环强化污染物降解的机制，解析了金属矿物在减少内阻增强导电性、富集电活性细菌、建立种间电子传递的电化学性能提升的微观机制。通过揭示湿地环境下金属矿物对有机碳固持的现象，提出了基于金属矿物基质的CW-MFC固持有机碳的理论路径，并围绕CW-MFC降低成本、提升产电降污固碳效能，提出了金属矿物改良CW-MFC的探索方向，为CW-MFC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参考。

红树林湿地作为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天然屏障，对大气中CO₂、海洋环境中有机碳的捕获及碳固持具有重要作用。红树林湿地中的碳最终以植被生物量、植物凋落物和土壤有机碳的形式固存于生态系统内，有机碳的输出主要以气体形态(CO₂和CH₄)、底栖动物取食以及水体输出的方式损耗。本文通过归纳总结2018—2023年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对红树林湿地碳储存(碳储量、碳密度和碳固存速率)及其影响因素(植物、土壤理化性质等)、红树林湿地碳循环主要有机碳过程(碳输入和碳输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有效恢复并提升红树林碳汇能力、平衡保护与修复的关系是目前红树林湿地修复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未来加强红树林湿地碳过程的影响因素、碳库转化机制、植被修复效益、碳汇的恢复过程、激发效应及消费者(底栖动物)在碳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为红树林湿地的保护与修复、缓解温室效应以及达成“双碳”目标提供科学参考。

随着《巴黎协定》全球碳盘点机制的正式实施,建立客观、透明且独立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验证体系,已成为国际气候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与业务需求。以GOSAT系列、OCO系列及TanSat为代表的第一代短波红外高光谱碳监测卫星,成功验证了天基高精度探测温室气体柱浓度的技术可行性。然而,受限于离散点采样或窄幅推扫的观测体制,第一代卫星在时空覆盖连续性、人为碳排放点源识别能力以及复杂背景下的人为源分离等方面存在显著局限性。为此,以日本GOSAT-GW、欧洲CO2M、美国GeoCarb与中国TanSat-2为代表的新一代碳监测卫星任务,在载荷体制上全面转向大幅宽光栅成像模式,在轨道布局上突破单一极轨观测限制,采用了涵盖低轨(LEO)星座组网、中轨(MEO)椭圆冻结轨道以及地球同步轨道(GEO)的多元化轨道设计方案。新一代卫星任务通过构建集超宽幅覆盖、高频次重访以及多要素协同探测于一体的系统化观测方案,利用气溶胶协同探测以提升温室气体反演精度,并借助二氧化氮作为人为排放示踪剂,引入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约束自然碳汇背景,以有效实现复杂环境下人为碳排放信号的精准分离与烟羽形态刻画。这一技术跨越将全面提升天基系统对人为碳排放清单的独立校核能力,为全球碳盘点提供具备一致性与可追溯性的天基观测支撑。

二氧化碳(CO₂)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其排放动态直接关乎全球气候系统的稳定性及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平衡。增温实验作为模拟气候变暖情景的核心手段,可在可控条件下揭示温度升高对土壤呼吸、碳固定及温室气体排放等关键生态过程的影响机制。然而,当前对增温实验影响CO₂排放的相关研究仍缺乏系统性梳理与综述。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选取201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期间主题涉及“Warming Experiment”与“CO₂”的英文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 Space与VOS viewer软件开展知识图谱分析,构建关键词、作者及研究机构的共现网络,系统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自2017年以来,增温实验与CO₂排放研究持续活跃,学术关注度呈阶梯式攀升态势;2)中国、美国和德国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发文量位居全球前列,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高产科研集群;3)骆亦其、Peñuelas Josep、朱彪、杨玉盛等学者贡献突出,牵头构建了多个紧密联动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4)研究主题集中于温室气体排放、温度敏感性、土壤呼吸和碳循环等方向,整体呈现出多尺度、多气体、多区域协同推进发展的特征。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机制层面的探究,强化不同气候带与生态系统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揭示增温驱动下碳通量变化的空间异质性与生态反馈机制。同时,需推动多温室气体协同观测,加强碳氮耦合过程的深度解析。

植被覆盖度(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 FVC)是反映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为明确当前FVC研究进展和热点内容,对有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近年来学术成果数量增速显著,来自中国的学术成果数量最高,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更具学术影响力。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植被模型构建、不同遥感数据源的应用、多样化生态系统中的FVC状况、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以及FVC估算的指标等。在主题演变方面,早期主要关注生态和气象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及气候与植被相互作用机制等。近年来,FVC模型耦合与验证、气候变化与生态恢复、FVC算法的改进等方面研究内容成为热点。通过对中外文期刊发表文献主题对比发现,外文期刊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全球尺度的遥感监测和FVC遥感反演方法的优化。中文期刊的学术成果更多关注国内FVC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响应机制,通常将气象指标、地形类型和土地利用变化作为考量。本研究通过分析FVC研究发展情况,在总结现有研究局限性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旨在为今后生态环境恢复、气候变化应对、城市规划与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

对苯二胺类橡胶防老剂（PPDs）及其醌类衍生物（PPDQs）作为一类新污染物,在多种环境介质中被广泛检出,因它们对水生生物具有急性毒性而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表明PPDs 和PPDQs可在动植物和人体富集、代谢,最终危害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而关于其生物转化研究十分缺乏。本文系统性综述了PPDs 和PPDQs在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等介质中的污染特征,重点总结了其在鱼类、老鼠及人体内的生物转化途径、转化产物及其酶学机制。PPDs 和PPDQs 的生物转化主要包括由细胞色素P450酶催化的I相代谢（如羟基化、N脱烷基化、脱氢反应等）及与内源性分子结合的II相代谢（如偶联反应）。本文为深入理解PPDs 和PPDQs 的环境行为和生态健康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表土孢粉组合与现代植被关系研究在古植被恢复和古环境重建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综述了华南地区表土孢粉研究的热点前沿与趋势、对比分析了华南三省区表土孢粉组合特征以及华南地区表土孢粉研究的应用领域,得出结论：1）中国知网中关于华南地区表土孢粉研究的文章最早出现在1978年,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WOS 的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2001年。2）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孢粉与古气候关系研究、孢粉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等主题;WOS 的相关文献聚焦于表层沉积物与植被的对应关系、表土孢粉对气候变化的响应。3）对比华南三省区的表土孢粉样品发现,针叶类植物的花粉百分比含量在广西（62.5%）最高;阔叶乔、灌木类的花粉百分比含量在海南的样品中最高,平均高达73.7%;草本类花粉百分比含量在广东的样品中最高,平均为60.2%;华南三省区的蕨类孢子百分比含量均值在15.5%~35.5%之间。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数字游民作为一种以远程办公和高流动性为特征、践行新型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迅速崛起，对全球劳动市场、旅游产业及政策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资料，系统梳理了2003—2024年国际数字游民研究的发展脉络，识别出技术与流动性奠基期（2003—2013年）、生活方式与身份成型期（2014—2019年）、制度回应与批判深化期（2020—2024年）3个发展阶段，归纳出当前研究已从远程办公扩展至社群建构、空间实践与制度适应等多维领域，体现了研究的交叉性与复杂性。文章重点提出了面向中国语境的本土化启示：（1）在概念界定层面，构建高流动型、区域流动型、长期驻留型的本土类型学，强调其弱流动性与深度地方嵌入特征；（2）在社区研究层面，揭示中国数字游民聚集区的“乡村性”转向及其“数字游民+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指出需关注虚实协同与地方网络在促进驻留稳定和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作用；（3）在政策构建层面，提出升至国家层面的身份-社保-税收一体化顶层设计，系统化解决身份认定、社保接续与公共服务接入等制度障碍。由此，文章构建数字游民研究的概念框架，弥补了本土研究在理论范式、比较证据与政策工具上的关键缺口。

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有助于解析复杂的旅游管理现象，但在实证研究中，其理论应用与技术操作仍存在明显不足，甚至常出现误用。基于此，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并批判性评估旅游研究领域中关于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分析的文献发现：（1）现有研究主题高度集中于旅游者行为，并延伸至居民行为、员工行为及经济管理；然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及宏观经济层面等关键主体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的相关研究明显不足。（2）在研究方法上，虽已普遍采用fsQCA并辅以NCA评估必要性，然而在二者的整合应用中，仍常出现方法混淆与操作失范的问题。（3）变量选择多基于行为学理论，而对多前因非线性组合及复杂因果关系的阐释，则主要借助复杂性与混沌理论。但研究对前因变量间的互动机制分析不足。未来的研究不仅应深化对必要条件分析的关注，更应将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拓展至更广泛的议题，还需致力于完善其分析框架并夯实理论基础。文章构建的整合性理论框架，为未来探究旅游领域必要性与充分性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指南与深化的理论视角。

旅游绿色消费行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系统梳理相关中英文文献，基于“动态过程与闭环系统”的理论视角，提出旅游绿色消费行为的三阶段概念内核，并厘清各阶段影响因素，以阐释旅游绿色消费行为各阶段的转化机制，进而构建旅游绿色消费行为整合研究框架。研究认为：（1）旅游绿色消费行为是具有反馈循环特征的动态概念，可划分为“意愿-行为-后效”3个阶段；（2）旅游绿色消费行为发展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演进过程具体体现为“知行转化-行为持续-意愿再生”三阶段转化机制；（3）旅游绿色消费行为的“理论视角-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影响结果”整合研究框架，以“三阶段-三转化”的过程-机制为逻辑主线，结合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多元行为理论解释其转化过程，并借助定性、定量等多种研究方法加以验证。文章为突破既有研究的不连续视角提供系统思路，对深化旅游绿色消费行为理论认知与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为满足旅游发展对专业规划人才的增量需求，大批“非旅游背景”的规划从业者开始跨界承接旅游规划业务。文章通过访谈调查25位旅游规划从业者的“干中学”经历，探索“跨专业知识更新”的一般路径与规律。结果表明：（1）旅游规划从业者的跨专业知识更新，一般会经历方法论知识更新、认识论知识更新、本体论知识更新等3个阶段，各阶段的知识更新目标分别是微观尺度上对规划需求与规划工具的匹配、中观尺度上对旅游项目运行逻辑的认知、宏观尺度上对多元价值取向的平衡；（2）各阶段中，旅游规划从业者的跨专业知识更新动力主要来自于从事不同尺度规划项目时感知到的知识缺口。旅游规划从业者需要通过情境化的知识“获取-吸收-应用”流程来填补“跨专业”的知识缺口，并建立相应层次的旅游规划知识体系；（3）旅游规划从业者能否实现从“外行”到“内行”的体系化知识更新，取决于不同阶段中——能否准确识别专业知识缺口并找到合适知识来源、能否采用合适策略转译并吸收新知识、能否在多利益主体博弈架构下采用合适策略来验证、应用和推广新知识。文章提出了旅游规划从业者的跨专业知识更新路径模型，可为多产业融合中的复合型人才培育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在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传统的治理模式依赖于行政主导与地方化管理，而新流动性的出现则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界限，推动资本、人员、信息与技术等流动要素的跨界整合，形成了动态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网络。这一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需求，亟须探索适应性的治理策略。因此，研究尝试引入“空间善治”理念，在明晰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围绕空间善治的目标、对象、主体、尺度和方式等5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善治体系框架，并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强调了目标定位、对象识别、主体协同、尺度转换与方式转型的重要性。通过超越流动性与地方性的二元对立，研究丰富了乡村旅游地空间治理的理论视角，并为乡村旅游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全球化、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技术变革为乡村系统的转型升级带来多重挑战，从韧性视角探寻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机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外研究从“主体+空间+系统”视角建立起了乡村韧性的基础框架，成为国内从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视角探索乡村韧性作用过程的启蒙，并为国内不同乡村地域系统寻找适应性转型路径提供科学借鉴。以此为基础，研究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系统与乡村韧性的关联，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未来乡村韧性研究应遵循的范式。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系统和乡村韧性具有目标一致性、机制互补性和路径协同性，未来可遵循“基线评估—扰动识别—转型路径—效果反馈”的研究范式来深入探索乡村韧性的多维格局和动态性运作机制，并实现多方法、跨尺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进而厘清中国化乡村韧性提升路径，也为全球制定乡村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