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文章利用2022年8月—2023年1月全国绿通车数据,分析了鲜活农产品的时空运输模式;同时,通过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揭示了运输量的区域差异、集聚现象及其成因,并探讨了运输距离与载重、货物类型与运输向心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8—10月的蔬菜及水果运输量较高,11月—次年1月减少,鲜肉蛋奶运输量保持稳定,鱼虾贝蟹在1月运输量略低。②蔬菜、水果、鲜肉蛋奶未呈现聚集模式,而鱼虾贝蟹则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运输重量与平均运输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运输流的演变主要受季节更替、产销区域扩张及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农产品运输路径、提升运输效率与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以促进农产品流通、保障生产与消费平衡提供了重要参考。

家庭对个体的制约是国内外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缺乏大规模数据及效应测算。论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对通勤距离的制约指数(下称制约指数)，用以定量衡量家庭制约对成员个体通勤距离的影响，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2019年6月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进行家庭样本识别并检验，计算家庭对不同年龄、性别、单多职工成员的制约指数，定量分析家庭制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对男、女性成员通勤距离都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女性的制约指数均为“正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女性的通勤距离小于无家庭制约的女性，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男性的通勤距离大于无家庭制约的男性，总体上女性较男性受到家庭的制约作用更强，多职工家庭男性所受到的制约作用最弱；其次，从制约指数与年龄段的关系来看，单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随年龄逐渐提升，并与多职工家庭女性逐渐持平，单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值，多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也是随年龄逐渐提升，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则稳定在0.03左右。研究基于大数据所提出的方法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通勤行为研究拓展了思路，同时为开展各类家庭制约理论研究以及家庭影响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建模提供参考。

数字政府建设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引领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基于地方政府网站工作报表数据测算了2017—2022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并深入研究了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① 呈现出逐年提升态势，公共服务能力增速最快，其次为安全保障能力，最后是政务公开水平。② 表现出东中西递减的地带性规律，且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③ 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随时间逐渐增加。④ 突显“核心-边缘”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于较高行政等级和五大城市群地区城市。⑤ 在全国层面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三大地区内部差异有所缩小。⑥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数字政府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特征、政府财政能力和网络基础设施对各政府数字化指标及在不同地区呈现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中国地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理解数字政府发展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信通技术影响下的郊区化现象和格局演变一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热点话题。移动办公作为信通技术衍生出的新型办公生产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个体职住空间选择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从而为解析城市郊区化现象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构建2019—2021年、2021—2023年武汉市高频移动办公人群和非移动人群职住空间迁移数据库，综合对比分析、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其职住空间郊区化的数量、空间、结构特征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 数量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职住空间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的人数和占比一定程度上高于非移动办公人群，其迁出数量更多且回迁相对更少，向郊区新城分散化的趋势在持续加强。② 空间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职住空间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的趋势较为明显，而非移动办公人群则主要在中心城区内部迁移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移动办公人群在中心城区圈层内负向净迁移量更多，而在郊区新城内正向净迁移量更大。这表明移动办公人群迁向郊区的分散化趋势进一步强化。③ 结构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在部分郊区新城中心的中心度隐有反超中心城区的趋势，且其中心度增幅已经高于三分之一的中心城区中心。此外，相较于就业空间，移动办公人群居住空间的分散程度更强、辐射范围更远，逐渐由中心城区向城郊结合地区-近郊区新城中心-接近远郊的组团中心扩散，这表明移动办公人群居住空间的选择进一步削弱了地理集聚效应。研究通过大数据实证发掘了信通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及结构的郊区化演变趋势，丰富了信通技术对城市郊区化作用格局、过程的相关研究，也为解析城市的郊区化分散规律提供了移动办公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对信通技术发展新阶段下的城市郊区化现象、城-郊进一步融合协调和郊区新城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蒙古高原位于西伯利亚针叶林到亚洲荒漠草原的过渡带上，具有显著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对于东北亚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屏障是一个涉及水、土、气、生等多个方面的宏大概念和复杂系统。传统研究由于缺少大数据支持，难以从全局视角深刻认识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本区域以往数据匮乏的科研环境带来改善，为丰富对蒙古高原资源生态的全面理解提供了可能，也将有助于促进资源生态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现状，包括其理论研究、技术瓶颈和集成分析方面的不足。进而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主要方面综述了大数据驱动蒙古高原科学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促进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主要研究框架和关键科学问题。

城市之间的供给不平衡会促使人口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向其他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是人口与城市间主要的供需关系。当个人劳动所得收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产、投资、基础消费、基础保障后,人口的需求开始多元化,城市的消费娱乐、景观、交通等要素的供给能力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推拉作用力。文章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人口跨市流动网络,运用QAP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多元供给要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对人口流动的层级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铁路交通、餐饮娱乐和经济供给是影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景观供给对时间选择富有敏感性;②流动群体对不同层级城市的需求不尽相同,金融要素存在层级为单位的边际递减效应,餐饮娱乐和铁路交通供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异质性;③人口流动存在时间异质性,假期期间,景观供给对人口流动呈现出显著正效应,经济供给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

【目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推动环境保护数据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方式，本文旨在研究试验区建设如何影响环境污染，为充分释放试验区的政策效能，助推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2010—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测算274个地级市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基础上，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探究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①试验区能够显著降低所在城市的环境污染，在样本缩尾、改变样本分割比例、改变机器学习算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②试验区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以及环境规制3条路径，对城市环境污染产生间接抑制作用。③在异质性方面，试验区在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以及较高污染城市具有显著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的作用。【结论】因此，应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利用试验区推动环保发展；要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发挥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环境规制的关键作用，减轻环境负担。

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是旅游资源的关注度降低或转移的现象，对于提升旅游资源的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网络舆情大数据，综合运用情感分析、LDA主题模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建立综合评价指标测度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的因素及路径。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的持续关注损失具有波动性，但内部趋于稳定的特征。（2）研究期内，山东淄博、重庆洪崖洞、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持续关注损失呈下降趋势，茶卡盐湖、啤酒节、《印象·刘三姐》、大宋千古情等的持续关注损失呈上升趋势，大唐不夜城的持续关注损失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旅游资源的持续关注损失受旅游供给、市场需求、新媒体传播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旅游资源低持续关注损失的组合路径为产品创新型和媒体营销型。研究结果为理解新媒体时代下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理论借鉴，并为有效匹配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品质与推广提供实践指导。

为支撑城市数字化转型，解决目前智慧城市数据不能满足多领域兼容覆盖的需要、数据孤岛等问题，本文提出融合城市动静态多源数据、城市数据运算方案和数据组织管理方案的城市空间数字底座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依托本体框架的城市空间数字底座架构，以多源多模知识图谱为核心来管理城市治理的数据模块、数据运算模块、数据可视化模块和城市服务模块，使得所有数据和事件、行为都在同一框架与协议下运作。本架构有三个特点：(1)依托本体框架，构建语义解释器覆盖领域全要素，保证数据结构完整和质量可靠；(2)数据与业务脱钩，原始数据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重构为知识单元，适度脱敏推动数据融合；(3)空间运算升级为知识运算，利用知识图谱通过知识推理、知识发现等来优化传统计算，拓展服务边界及节省运算资源。通过知识图谱的管理架构，可以保证城市空间数字底座的数据质量可靠性、完整性、可解释性和共享性，确保了空间数字底座对城市空间信息服务的支撑能力。

研究目的：以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推动工业用地资源优化配置与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创新提供参考。研究方法：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2）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在中西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研究结论：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经济政策创新，促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数据驱动方法逐步应用于地球科学领域，但这类方法在模型的可解释性和物理一致性等方面还存在挑战。在遥感大数据背景下，如何结合深度学习和数据同化方法，发展陆地水循环过程模拟与预报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成为地球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重点梳理了近年来深度学习在改善陆地水循环要素观测数据质量以及深度学习如何减少物理模型不确定性方面的最新进展，从观测、模型和系统集成3个方面凝练出深度学习融合遥感大数据的陆地水文数据同化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mathrm{①}深度学习反演遥感产品时，如何增强样本的时空代表性？\mathrm{②}如何发展数据同化框架下物理导引的深度学习新方法？\mathrm{③}如何通过“数据—模型”双驱动提升陆地水循环的可预报性？开展相关研究和探索将有助于推动“数据—模型”混合建模方法在水文领域的深入应用，提高陆地水循环过程的模拟和预测能力。

基于时空特征分析、共现词项特征分析、相关性分析及频繁模式挖掘方法对城市运行管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到触发网格化管理事件发生的典型气象条件，并构建涵盖气象条件的典型网格化管理事件知识图谱。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件发生时间与工作时间高度吻合，发生区域也与城市人员密集区相重合，类别上存在“头部集中、长尾分布”的现象，网格化管理事件分词上可以形成较为清晰的聚类结构，形成以市民活动为主体的共现词项关系网络。结合气象资料分析，市政设施、环卫等小类与气温相关性较为明显，风易损结构受风力影响较大，并且在降水、低温、高温和大风等特定天气情况下基坑、纠纷类、高空抛物和河道绿化等事件将呈现高发趋势。此外，通过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归纳和表达气象与城市运行之间的关联，从而有利于城市运行管理人员在特定天气条件的提前应对和处置。

城市道路的发展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2001—2019年LandScan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数据构建了多组多中心空间结构指标，并利用历史交通路线、规划路线等工具变量，系统识别了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多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射线状或外围过境的高速公路能够提升外围地区的区位优势，通过集聚土地、开发区、企业和人口要素的途径来加速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这一结论在更换变量、限制样本、消除内生性、非线性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始终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对大城市和东部、南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作用更大；特别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本身越强，越有利于城市塑造出多中心空间结构，但也会弱化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效应。

文章采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2021年湖南省14个市（州）养老设施的POI样本点数据,并基于ArcGIS进行坐标和投影转换,实现数据的可视化表达。进一步运用最邻近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探讨湖南省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依据一致性系数计算公式,探究湖南省14个市（州）养老资源的集聚程度,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湖南省各市（州）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异成因。研究发现：①湖南省养老设施整体最邻近指数约为0.613,呈现显著集聚的分布状态,分布密度总体上“东密西疏、北密南疏”。②湖南省各市（州）的养老资源一致性在地域上分异明显,养老资源投入与老年人口分布表现出弱协调性。③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健设施数是影响各市（州）养老设施数量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老年人口数是最直接的原因,直接决定着养老设施的建设问题。④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养老设施的分布受多个因子的共同作用,老年人口数量与其他因子叠加后能够对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异产生更强的解释力。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综合采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POI和OSM路网等多源大数据对城市群城镇建成区进行集成识别,进而运用地理探测器,从六大方面对建成区密度和效率空间分异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及比较。结果表明：①8种组合类型从不同维度刻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功能空间布局图景,多源数据A₁∪B₁∪C₁集成识别较好实现对建成区信息的完整准确提取,弥补了单一数据识别或两两集成等不足。综合集成识别建成区面积为1890.19 km²,占土地总面积比重为6.73%,相对于地表覆盖遥感影像解译,识别空间信息更为全面和契合实际。②长株潭城镇建成区呈“一主两副、轴带拓展、多组团多节点”结构,区域差异和空间分异明显。区县尺度密度分异呈现不规则圈层结构,城市群东部、南部和西部山地丘陵区域均为低值区,效率梯度分布呈“同心圆+北高南低”复合模式。③长株潭城镇建成区密度和效率空间分异机制复杂,密度分异主要受自然与交通条件、人口与城镇化、经济发展、投资与消费等因素影响,效率分异则主要受城镇化、经济结构与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民生服务等因素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对建成区密度与效率均存在双因子增强与非线性增强效应,对效率分异的增强效果更为显著。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大国家战略。一体化发展战略给民宿带来了客源共享、资源共享、竞争合作、品牌塑造、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用户体验、协助城市规划来推动民宿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利用近邻距离法和核密度估计法探讨了京津冀地区民宿的分布情况，并利用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模型和回归分析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分析了民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民宿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聚集特征和空间差异性。基于LDA分析的9个因子对民宿分布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冰雪活动的显著性处于临界值，主要原因为其受限于特定的地理环境要求。因此，我们建议民宿的发展方向是围绕当地文化旅游特色，发展精品乡村民宿和社区民宿，实现共享民宿产业的差异化创新发展。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消除绝对贫困后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技术进步，依托于大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城市内部难以测度的相对贫困问题可用多种形式被发掘，推动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的“大数据转向”。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经历了“观测与可视化-内容对象发掘-多源多维分析”三大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城市贫困的重点群体”“城市贫困群体的多维表征”和“城市贫困空间的测度数据与技术方法”三大热点议题。空间建成环境和个体社会经济大数据及其对应的新方法，正在带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数据和方法的局限，为挖掘潜在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贫困表征等关键要素提供科学支撑。未来，研究需依托大数据及其方法，构建“中国化”的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向实践应用，在中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后为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奠定基础。

信息时代，居民生活逐渐向线上转移，已有研究表明线上生活推动了相应生活空间的重构，但其空间结构及成因仍待系统研究。本文选取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八类线上生活，利用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数据，以规则网格为单位，基于这些App的使用人数占比和人均使用时长构建八类线上生活的综合使用指数，而后利用冷热点分析和层次聚类，初步探究了武汉市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发现其与传统生活存在很大差异：① 就普及程度和使用强度而言，除外卖生鲜外，其他七类均遵循高值指标和热点多分布于郊区的反中心化规律，部分活动还呈现泛中心化的特征。② 从热门活动的数量和内容来看，中心城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多于核心区，线上线下融合型活动居多；近郊区核心区热门活动数量多，各类线上活动发展得较为均衡；近郊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少，热门活动多为完全线上型。③ 总结上述特征，居民线上生活空间呈现“环形山”形态的圈层式扇形镶嵌结构。线上生活因弥补了郊区传统生活设施的不足而呈现与之互补的反中心圈层递增规律，同时，地理区位、建设条件、人口构成等因素影响下的线上生活差异使得不同人群集聚片区以扇形板块镶嵌其中。本文从线上生活的角度补充了传统居民生活空间理论，系统地总结了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为信息时代城市生活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运用多种运输方式下的基础设施地理空间数据和OD流量大数据，识别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潜在腹地和真实腹地的空间格局，评价两类腹地的空间匹配关系。结果表明：（1）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两类腹地的范围大致相同，腹地内部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2）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的潜在腹地覆盖范围较广但竞争力不强，通道对于时间价值更高的货物更具吸引潜力；（3）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的真实腹地覆盖范围在运输方式间存在显著差异，公路腹地与港口邻近而铁路腹地与港口分离；（4）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和运输服务水平是影响两类腹地匹配关系的重要因素，大能力运输通道匮乏导致广西和通道西侧的运输供给能力较弱，班列竞争力不足制约了川渝地区的通道运输份额。未来，应提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供需匹配针对性，拓展建设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以进一步保障我国海外战略性关键资源的供应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