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和社会观念持续变迁的背景下，梳理性别视角下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对于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文献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开展计量分析，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热点及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相关理论发展迅速，研究趋势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研究区域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当前研究聚焦于多维特征、家庭福祉、社会问题以及群体差异等主题。同时，国内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倾向，具体体现在研究主题、对象关注与分析视角等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流动女性因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与特性，展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未来，学界应围绕主观幸福感的多维效应和作用机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地理学视角等主题，完善和丰富主观幸福感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音乐有着再现地方和唤醒地方感的力量。以地名命名的歌曲及其评论对地方有着意象化的表达，也是创作者和听众符号化的情感映射。文章搜集与成都有关的歌曲，以歌词及其评论为文本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从音乐叙事视角分析成都地方意象的维度、建构过程以及意象特征。结果表明：1）音乐叙事里的成都地方意象由符号呈现意象、意义赋予意象和综合表达意象3个层面共同构成。2）音乐叙事分为歌曲的叙事，以及叙事传输影响下听众有感而发的评论叙事，叙事文本从叙事要素、结构和基调3方面起元素认知、情感共鸣、基调渲染的作用，从而构建地方意象。3）音乐叙事下的成都地方意象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自然性与人文性交互、浪漫感与“家的感觉”同在的三重特征。4）音乐叙事构建了“理想家园”“故事酒馆”“烟火人间”的地方意象，这些意象成为城市魅力所在。文章丰富了音乐与地方关系的解读，将城市意象的表达从空间结构、符号感知进化到地方意义层面，赋予空间以温度、让空间活起来，为魅力城市的打造、地方意象的建构和形象宣传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深入分析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格局、驱动机理和发展趋势既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行政中心迁移规范化、科学化的前提。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81起行政中心迁移案例，2003—2007年是迁移高峰期，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迁移多是短距离迁移，并以推动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目的，呈现出与地理中心相分离的特点。②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国家政策、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以及规划调整等因素的多维博弈，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中的关键。③ 在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将继续强化传统驱动因素，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呈现生态治理、交通驱动及创新产业发展等新导向。应在保持行政中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审慎考虑迁移的必要性，做好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规范审批程序和分析论证环节，以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本文能为科学认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规律和内在机制提供参考。

中国西北干旱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水文气候条件导致了复杂多变的流域洪水形成机制。在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区流域洪水的年际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仍不明确，制约了重点区域防洪减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文基于中国西北干旱区58个流域1961—2017年实测年最大洪峰量级系列，借助统计检验和机器学习聚类方法，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过去近60年流域洪水的形成机制、空间格局及年际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西北干旱区流域极端洪水频次和年最大洪峰量级均呈增加趋势，极端洪水频次最大增幅约0.84次/10a，年最大洪峰量级相较于多年平均值最大增幅约29%/10a，增幅较大流域主要位于天山东部和祁连山地区。西北地区流域洪水成因主要可分为暴雨型、融雪型和混合型3种，其中暴雨型和混合型洪水频次呈增加趋势，融雪型洪水频次呈减少趋势。洪水成因转换对年最大洪峰量级增加贡献最高可达38%，显著高于由单一水文气象要素变化对洪峰量级变化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强调从成因机制转变角度开展地理环境复杂地区流域洪水预测及变化归因的重要性。变化环境下的工程水文设计需要考虑洪水成因导致的洪水样本非一致特征对洪水频率分析的影响，从而为流域洪水风险管理及应对提供科学支撑。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点—轴系统”理论提出40年来，科学内涵不断丰富，深刻影响了多学科、多领域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对中国国土空间开发、城市体系规划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区域重大战略等作出了战略性贡献。进入新时代，“点—轴系统”理论持续赋能新时代中国区域重大战略，然而区域重大战略的实践过程仍需克服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联系松散等堵点。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多维邻近性框架进一步关注到认知邻近、技术邻近、关系邻近、社会邻近性等维度联系，能够为区域重大战略实践提供新思路。因此，在“双循环”等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重大战略可以在多层嵌套价值链体系支撑下，充分搭建区域间多维邻近关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韧性的区域间产业协作与价值流动网络，全面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不确定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研究全球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结构及其韧性水平，不仅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可发展典型产品跨越地理空间的风险韧性治理理论与方法，拓展资源地理研究。本文构建了包括供应、采购、运输、需求4个阶段和出口商、物流与运输部门、进口商3个环节的全球供应链分析框架，采用两阶段DEA和CoDEA模型方法，对中国典型进口依赖型农产品大豆的全球供应链风险和韧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① 2000—2020年大豆进口供应链整体风险不断上升，风险主要来自需求和采购阶段，供应和运输阶段风险较小但有明显增长，与出口国的贸易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大豆进口供应链安全的长期风险因子。② 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供应链整体韧性相比美国和阿根廷较强，显示了与巴西探索优化供应链协作的充分潜力。③ 大豆全球供应链风险韧性治理需区分短期和长期风险，短期视角下着重提升对区域减产、海运阻塞、贸易制裁等风险的应对能力，长期视角下着力探索战略层面的布局优化和系统构建，提升供应链话语权和掌控力。

人工智能（AI）引发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各国抢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引发城市地理学的革新。本文回溯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提出了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概念模型，从数据表达、场景应用、空间变革、城市发展等4个方面梳理与总结了人工智能介入的城市地理研究，并提出了学科智能化转型面临的困境、情境、探索路径与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要素交互更加复杂。② 人工智能成为城市地理研究主要手段的趋势逐渐明显，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学习能力强的数据处理优势，对空间感知与智慧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引发了空间变革，不仅打造了复杂的虚拟空间，同时重构了社会空间；人工智能助力建设智慧城市并打造城市前沿应用平台。③ 智能化转型下的城市地理研究面临数据与技术困境以及全球与地方变革、科技伦理与人文价值发展等情境，未来可在突破技术壁垒、关注城市空间建设与治理、注重多元智能转向效应研究等3方面探索发展路径，学科亟待全面转型升级。

都市圈正在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国际上一般认为都市圈是1 h通勤圈，当前中国都市圈规划同时提出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的目标，希冀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分工协调的现代化都市圈。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分析，对中国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可以将中国都市圈分为单中心离散结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拓展结构和多中心网络结构4种类型，多中心网络结构是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的高级阶段；② 中国都市圈的产业链空间网络多数由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主导，首都、天津都市圈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与同类型都市圈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成都、长株潭和广州都市圈生产性服务环节网络流存在明显提升空间；③ 若要将中国都市圈建设成为功能互补的产业协作圈，关键在于优化产业链空间网络，强化城市间功能协同，促进都市圈内部的空间融合；④ 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等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应先向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演化，南京、杭州等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以及天津、深圳、广州和首都等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应向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化。

本文回顾了“点—轴系统”理论与中国“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提出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不能再次实施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转移”的客观条件，强调了经济地理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学术贡献，以及为此所作的若干理念、思路、知识与方法准备。根据这一理论与模式在国家实践中的意义及学者们的评述，叙述了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担当，以启迪学界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中山路最早出现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至今中国各地仍存有数百条中山路，并多处于城市繁华之处。本文针对这一极为罕见、跨越百年的地名命名现象，结合地名学、历史地理、GIS等多研究视角，全面开展1925—2021年中国县级及以上政区范围内中山路的建构历程及其时空特征研究，通过对中华民国报刊和地图资料的考订、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及OpenStreetMap等地名数据的获取，在历史GIS时空框架下采用空间量算、位置分析、可视化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山路缘于对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纪念，中华民国时期共产生599条中山路，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省份、台湾、河南及陕西等地；② 现存中山路共653条，分布在中国除西藏、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其他地区；③ 通过空间量算可知，最长的是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最短的是台湾新竹县峨眉乡的中山街，拥有中山路最长的为台湾台南市，最密集的则为上海市黄浦区；④ 与历史城墙的空间范围分析可知，1949年之前中山路多位于旧城镇中心地带，其后命名的中山路，有随着时间推移而远离城镇中心的趋势；⑤ 中山路的命名时间有4次高峰：一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命名以示纪念，二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海峡两岸庆祝光复，三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更改的地名，四是21世纪初为新修道路命名。这一跨越百年的中山路建构历程，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孙中山的纪念及其精神的传承，是中国近代以来追寻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体现。本文的数据分析或将随着更多史料的挖掘以及计量方法的更新有待局部改进，但应不影响总体结论。

乡村吸引力是表征流动情境的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是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对乡村吸引力的研究进展与理论基础的回溯，从地理学视角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阐释其重要议题。① 乡村吸引力研究从对吸引力乡村的零散阐述和乡村吸引力的单维分析，转向城乡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机制与评价体系的探索。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引力定律与引力模型、人口迁移理论与吸引物权理论，可为乡村吸引力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观点启发。② 围绕乡村吸引力“是何—如何—因何—能何”等科学问题，朝向“理论发展—服务实践—方法指导”的框架目标，以乡村地理学时空综合理论范式及其方法体系为支撑，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③ 从时空过程视角，解析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本底的、空间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内涵；依据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内涵与测评原理，建构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框架；从空间关联和尺度转换的视角，识别乡村吸引力的地域类型与空间结构；遵循系统思维思维和尺度思想，探究乡村吸引力的内生发展机理和外源嵌入机制；考量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探讨乡村吸引力的提升路径与政策建议。研究旨在推进乡村吸引力的“时—空—人—地”综合分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非线性关系研究是理解生态系统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复杂交互作用机理的重要基础。综合运用InVEST、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地理加权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模型，刻画珠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格局，明确不同服务簇中权衡/协同网络结构和非线性阈值特征，并据此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建议。结果表明：1）珠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分5种类型，由中部向四周呈圈层分布：都市生态型-生态匮乏型-农业生态型-生态降温型-生态保育型；2）不同服务簇的权衡/协同网络中，碳储存与城市降温维持较稳定的协同关联，其他服务之间则存在明显差异；3）不同服务簇的非线性阈值效应中，生态保育型和生态匮乏型最强，农业生态型和生态降温型次之，都市生态型最弱。建议基于关键阈值划定差异化的重点管控区，并结合各服务簇内部关联机理制定针对性的分区管控策略。

通过CiteSpace对2000—2022年中国特色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研究1 269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合城镇化发展与流迁转型背景对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和评述研究热点、主题与方法。结果表明，不同人口流迁阶段的职住分离研究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职住分离的研究区域从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反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迁转型的新现象。其次，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微观层面，更加关注个体和家庭的职住分离问题。同时，研究数据由传统抽样调查转变至大数据，多学科理论逐步被应用到职住分离研究。最后提出研究展望：1）在流迁转型背景下，应加强职住分离新特征及其空间关联研究，进一步串联乡城、城-城与城内流迁背景下的多尺度职住分离形成的社会基础。2）当前研究连贯性、纵深性不足，应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将各阶段职住分离纳入统一视角。3）积极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处理流迁大数据，结合地理学、城市学、交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职住分离机制进行深入探讨。4）将迁居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讨论职住分离与迁居行为的相互关系，促进适当迁居，以缓解职住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