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和社会观念持续变迁的背景下，梳理性别视角下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对于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文献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开展计量分析，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热点及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相关理论发展迅速，研究趋势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研究区域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当前研究聚焦于多维特征、家庭福祉、社会问题以及群体差异等主题。同时，国内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倾向，具体体现在研究主题、对象关注与分析视角等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流动女性因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与特性，展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未来，学界应围绕主观幸福感的多维效应和作用机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地理学视角等主题，完善和丰富主观幸福感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音乐有着再现地方和唤醒地方感的力量。以地名命名的歌曲及其评论对地方有着意象化的表达，也是创作者和听众符号化的情感映射。文章搜集与成都有关的歌曲，以歌词及其评论为文本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从音乐叙事视角分析成都地方意象的维度、建构过程以及意象特征。结果表明：1）音乐叙事里的成都地方意象由符号呈现意象、意义赋予意象和综合表达意象3个层面共同构成。2）音乐叙事分为歌曲的叙事，以及叙事传输影响下听众有感而发的评论叙事，叙事文本从叙事要素、结构和基调3方面起元素认知、情感共鸣、基调渲染的作用，从而构建地方意象。3）音乐叙事下的成都地方意象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自然性与人文性交互、浪漫感与“家的感觉”同在的三重特征。4）音乐叙事构建了“理想家园”“故事酒馆”“烟火人间”的地方意象，这些意象成为城市魅力所在。文章丰富了音乐与地方关系的解读，将城市意象的表达从空间结构、符号感知进化到地方意义层面，赋予空间以温度、让空间活起来，为魅力城市的打造、地方意象的建构和形象宣传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中国西北干旱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水文气候条件导致了复杂多变的流域洪水形成机制。在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区流域洪水的年际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仍不明确，制约了重点区域防洪减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文基于中国西北干旱区58个流域1961—2017年实测年最大洪峰量级系列，借助统计检验和机器学习聚类方法，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过去近60年流域洪水的形成机制、空间格局及年际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西北干旱区流域极端洪水频次和年最大洪峰量级均呈增加趋势，极端洪水频次最大增幅约0.84次/10a，年最大洪峰量级相较于多年平均值最大增幅约29%/10a，增幅较大流域主要位于天山东部和祁连山地区。西北地区流域洪水成因主要可分为暴雨型、融雪型和混合型3种，其中暴雨型和混合型洪水频次呈增加趋势，融雪型洪水频次呈减少趋势。洪水成因转换对年最大洪峰量级增加贡献最高可达38%，显著高于由单一水文气象要素变化对洪峰量级变化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强调从成因机制转变角度开展地理环境复杂地区流域洪水预测及变化归因的重要性。变化环境下的工程水文设计需要考虑洪水成因导致的洪水样本非一致特征对洪水频率分析的影响，从而为流域洪水风险管理及应对提供科学支撑。

“点—轴系统”理论提出40年来，科学内涵不断丰富，深刻影响了多学科、多领域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对中国国土空间开发、城市体系规划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区域重大战略等作出了战略性贡献。进入新时代，“点—轴系统”理论持续赋能新时代中国区域重大战略，然而区域重大战略的实践过程仍需克服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联系松散等堵点。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多维邻近性框架进一步关注到认知邻近、技术邻近、关系邻近、社会邻近性等维度联系，能够为区域重大战略实践提供新思路。因此，在“双循环”等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重大战略可以在多层嵌套价值链体系支撑下，充分搭建区域间多维邻近关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韧性的区域间产业协作与价值流动网络，全面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本文回顾了“点—轴系统”理论与中国“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提出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不能再次实施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转移”的客观条件，强调了经济地理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学术贡献，以及为此所作的若干理念、思路、知识与方法准备。根据这一理论与模式在国家实践中的意义及学者们的评述，叙述了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担当，以启迪学界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非线性关系研究是理解生态系统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复杂交互作用机理的重要基础。综合运用InVEST、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地理加权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模型，刻画珠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格局，明确不同服务簇中权衡/协同网络结构和非线性阈值特征，并据此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建议。结果表明：1）珠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分5种类型，由中部向四周呈圈层分布：都市生态型-生态匮乏型-农业生态型-生态降温型-生态保育型；2）不同服务簇的权衡/协同网络中，碳储存与城市降温维持较稳定的协同关联，其他服务之间则存在明显差异；3）不同服务簇的非线性阈值效应中，生态保育型和生态匮乏型最强，农业生态型和生态降温型次之，都市生态型最弱。建议基于关键阈值划定差异化的重点管控区，并结合各服务簇内部关联机理制定针对性的分区管控策略。

以海口市为例，基于高分辨率气候模式数据，利用热带气旋路径数据集模拟1960—2099年热带气旋风暴潮位，并结合降雨和河流流量，利用超阈值法和极值分布，分析海口市复合洪涝致灾因子变化特征。基于此，构建复合洪涝情景，对极端复合洪涝灾害进行危险性模拟并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最高风暴潮位、累积降雨量和上游最大流量的极值分布拟合结果显示，气候变化下未来海口市最高风暴潮位和上游最大流量有所上升，累积降雨量有所减少；2）海口市复合洪涝灾害致灾因子统计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下海口市发生多致灾因子碰头事件概率增加，降雨峰值与风暴潮峰值同时发生的概率较大，与上游流量峰值碰头概率较低，但存在同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需全面考虑多致灾因子的耦合作用，否则将会低估极端洪涝灾害的影响；3）模拟结果表明，在50 a一遇情景下，未来阶段（2015—2099年）总淹没面积达371.01 km²，相较历史阶段（1960—2014年）的396.96 km²有所减少，但深度＞3 m的淹没区域面积和体积大幅增加，分别从50.13扩展至78.45 km²，从529.29×10⁶增加至637.08×10⁶ m³，尤其是南渡江沿岸及北部滨海区的洪涝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结合海洋经济及其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本文基于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双重视角，通过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定基功效系数法合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Markov矩阵、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统计方法，系统探讨了沿海省区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同优化，广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是引领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重点区域。②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南部蓝色经济圈内部差距较大，与北部、东部蓝色经济圈间的差距突出。③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曲折中前行，在时间上，绝大多数省区市拥有向更高质量等级进阶的动力，但跃迁难度逐步增大；在空间上，海洋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心始终位于长三角地区，形成“一核两翼”的稳态空间结构。④ 海洋经济质量面优化是新发展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海洋强国战略出台后创新赋能取代开放共赢成为第一动能。为在更高水平上扎实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发挥蓝色经济区引领作用、增强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科教兴海事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并济，厘清沿海省区市的重点任务，助推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良性运转，完成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型的光荣使命。

重大生产力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也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灯光遥感等多源数据，借用MCR模型、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技术方法，总结归纳了不同时期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遵循了经济地理学集聚、扩散循环演变的规律，经历了均衡—分散—集中—协调—高质量优势互补的演变，具体表现为“156工程”向西部少数地理空间集中、“三线建设”中西部分散、东部沿海集中、向内陆梯度推进，但发展的重心始终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区域；② 重大生产力空间形态模拟结果遵循了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即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点（极核）、“点—轴”、“点—轴”体系（网络）不同空间形态，形成以沿海沿江“T”字型主骨架、其他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补充的多级“点—轴”系统，推动国土空间向均衡发展；③ 中国重大生产力发展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时而异，地缘环境影响了早期的空间布局，后来则是国家战略、政策与市场的合力使然；GTWR进一步揭示影响其发展布局的因素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本文围绕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的研究，可为当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新时代乡村发展迎来重大机遇，但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显著。社会创新不仅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打破乡村“外源—内源”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新内源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力量。研究在理论层面解读社会创新与乡村社会创新的概念特征，在实践层面梳理国内外乡村社会创新的实践演进，阐释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总结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展望未来乡村社会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乡村社会创新的本质在于增强乡村社会的行动能力与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效益，以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乡村发展历经初步尝试阶段、曲折摸索阶段、正式实践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创新通过创新触发、创新过程、创新表征和创新目标，积极助推乡村振兴和乡村新内源发展，乡村振兴也能反馈并加强乡村社会创新。针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和实践需要，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在于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创新研究应着力于审视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索、识别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要素与隐形门槛、总结乡村社会创新的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创新的动态跟踪与效应评估，以期为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的中国道路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由于长期陆海分治，以“点—轴系统”理论为代表的区域开发理论，对陆海过渡带及海洋空间的发展潜力研究不足。本文在此背景下，梳理“点—轴系统”理论的海洋面向，探讨超越陆域思维的“点—轴系统”及其运用。具体以目前备受关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为例，从岛屿经济体的一般规律出发，回溯海南岛的区位关系与发展历程，并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拓展，探讨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方向和思路。研究结果：①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岛屿区位关系，将“点—轴系统”内置其中，考虑其在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不同尺度空间的综合作用；② 海南自贸港岛屿“点—轴系统”强调“流”而非地理邻近性对岛屿和岛群增长极的作用，对岛—岛关系关注需从中心性转向节点属性挖掘，对陆—岛关系关注需由等级从属向功能互补转变；③ 海南自贸港需打造兼具陆、岛、海的经济与产业复合“点—轴系统”，通过“以海定陆”和“倚陆向海”双向互动，深化不同地理单元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旨在丰富“点—轴系统”理论的海洋面向，为厘清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岛屿经济体的发展思路提供助力。

北极勒拿河流域径流是北冰洋的主要淡水来源之一，对北极大气、海冰热力过程和海洋温盐环流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勒拿河流域径流的变化日趋显著。为探究勒拿河流域径流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本文使用M-K趋势检验分析了1975—2014年勒拿河流域气候及径流的变化趋势并通过构建耦合融雪冻土模块的abcd-cr水文模型，结合气候情景模拟和径流弹性系数分析，对不同气候情景下年和季节尺度的径流变化量及径流对气温和降水变化的敏感性进行了定量估算。结果表明：① 1975—2014年勒拿河年和季节尺度的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年及夏秋季的平均降水呈上升趋势，春冬季平均降水呈下降趋势；年及春、秋、冬季径流呈显著上升趋势，夏季径流呈减少趋势。② 气候情景模拟结果量化了降水变化和气温变化引起的年及季节径流的变化量。③ 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年径流随降水的增加而增加，随气温的升高而减少；降水变化对季节径流的影响与年径流类似，但引起的径流变化幅度在不同季节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夏季径流变化幅度最大，冬季径流最小；气温变化对季节径流的调节相较年径流更为复杂，受蒸发的季节性与冻融过程的相互影响，春季径流随气温的增加而增加，其余季节径流随气温的增加而减少。

借鉴人地关系、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建立“要素-功能-结构”的蓝绿空间公共性评价体系，以长沙蓝绿空间为例，探索其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蓝绿空间公共性包含要素可获取、功能可选择、结构连通可共享三大特征，对促进并扩大公共生活、支持泛社会关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2）长沙蓝绿空间公共性呈现由核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式、依托水系扇形扩展的特征；要素可获取性——要素空间可及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要素数量充裕度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的特征；功能可选择性——活动主体包容性表现出核心区及中心城区湘江沿岸低、湘江东岸低于西岸的特征，功能选择丰富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结构连通可共享性——互动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两区过渡地带楔形交错的圈层特征，并伴随风光带沿线高的带型特征，景观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湘江西岸高于东岸的特征。3）社会需求、经济助力及环境支持，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蓝绿空间公共性的空间分异。

农村物流快递资源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也是交通强国、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的重点。本文从驾车、步行双重视角，基于可达性和空间公平性，构建了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的分析框架。运用在线地图工具，以县级行政为基本单元，解析了中国44万个行政村点位到最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揭示了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域差异，并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评价了县级行政单元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分布的空间公平性。结果显示：① 农村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由沿海向内陆逐渐降低，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与社会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② 对比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驾车与步行两种方式，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的城乡差距在出行时间、步行方式更进一步凸显。③ 农村人口分布及密集程度对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布局呈现显著影响。上述发现将为农村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布局提供科学支撑，对推进“以人为本”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互动互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城乡、东西、中外三大关系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多尺度分析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1840—1949年间中外关系改变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城乡、东西区域不平衡和差距凸显。1949年后，中外关系和城乡、东西关系在趋于平衡中出现转折。1978年以来，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从加剧转向缓和，中国也迅速成为世界重要一极。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发展且充满变数，处理好三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外关系具有“U”型周期变化特征，区域和城乡关系也随之具有时空分异特征，未来将形成“H”型经济地理格局。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需要强化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统筹城乡、区域和中外三大关系，整合新时代的空间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赋能，重塑开放引领、由内而外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