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和社会观念持续变迁的背景下，梳理性别视角下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对于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文献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开展计量分析，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热点及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相关理论发展迅速，研究趋势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研究区域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当前研究聚焦于多维特征、家庭福祉、社会问题以及群体差异等主题。同时，国内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倾向，具体体现在研究主题、对象关注与分析视角等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流动女性因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与特性，展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未来，学界应围绕主观幸福感的多维效应和作用机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地理学视角等主题，完善和丰富主观幸福感研究。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摸清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融合状况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当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异格局和指标测算，很少进一步探讨社会融合问题。本文以杭州为案例，利用首次落户地信息筛选移民，利用绑定了首次落户地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揭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全貌，结合小样本社会调查，自下而上探讨空间分异下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① 杭州常住人口中移民已占多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移民的分布更加离散，相较于美国典型“移民城市”，杭州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较小；②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呈现“多核心+扇形+同心圆”的组合模式，与美国主流群体离心扩散趋势不同，杭州本地群体趋于向心集聚，而外来群体则呈现离心扩散与边缘集聚；③ 居住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扩张之下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空间资源博弈的结果，但“本地居民聚居老城”现象的背后，移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部分智力型移民反而主动选择在外围高品质地区聚居；④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较好，只是在面对通婚问题时更加慎重，社会融合未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已占多数、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关注身份标签，族群内的文化差异较小、移民和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在就业与第三场所的自由交往弥合了居住空间分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国家地缘战略行为逐渐摆脱传统“制衡—追随”二元模式，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转而采取灵活和多元的对冲战略。本文援引国际关系学对冲理论，从地缘政治视角界定地缘体对冲运行方式，以驱动要素、中介要素、战略选择构建对冲战略分析框架，测算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指数，借助双变量可视化方法呈现对冲强度演变，运用象限图法划分对冲形态，最后以南海周边国家的现实战略选择进行理论验证。研究发现：① 21世纪以来，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企稳却难安”态势，国家间异质性显著；国家相对权力呈现波动趋势，其演变过程与美国干预紧密相关。② 南海周边国家对冲强度是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互动的结果，分别形成越南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3种模式。③ 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战略选择的内在逻辑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认知和国家战略定位建构的战略认知，形成差异化的对冲形态，并以合作性或竞争性战略工具为主导施展各自的对冲战略。厘清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强度和对冲战略特征，可为中国良性参与南海地区区域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在多重外部因素冲击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高产、更富营养、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粮食安全系统，以推进农食系统转型，对于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三重视角，将粮食安全系统划分为资源与环境、生产与供给及分配与消费3个层面，采用“压力—状态—响应”三维框架，构建了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评估指标体系，利用200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定量揭示了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采用动态面板模型量化分析了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各相关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呈现2000—2012年缓慢上升和2013—2021年快速上升两阶段变化特征，整体提高了97.90%，资源与环境和生产与供给子系统转型指数与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的演化基本一致，也呈现两阶段上升的趋势，分配与消费子系统转型指数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② 2000—2021年省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不断增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由2000年均衡分布于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演化为2021年集聚于粮食主产区。③ 粮食安全系统转型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城镇化率、财政支农力度、人口出生率和膳食多样性指数可以显著促进粮食安全系统转型；工业化、农业生产相对收益、GDP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明显阻碍粮食安全系统转型。

区域协同政策促进“弱者受益”是协同能够维系的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其实际效果一直备受质疑，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该政策只惠及了北京和天津，并未有效带动河北这一“弱者”的发展。针对这种质疑，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该政策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带动作用，但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呈现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趋势；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会因其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而差异化，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扩散规律；③ 邻京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邻津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环京津地级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明显优于河北南部地级市。未来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科学推进城市群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同时夯实河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空间公平与因地制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购物（网购）在带来巨大经济潜力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购物习惯与购物行为。网购与实体购物之间的关系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且多基于个别社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国视角下大规模、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不同区域之间异质性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2017年和2021年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网购行为和实体购物行为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居民网购、实体购物行为特征空间差异显著，网购和实体购物行为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重心在研究期内存在向北移动的趋势。② 2017年中国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起到明显的互补效应，2021年则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同时存在，证实在研究期内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③ 网购对城乡、不同区域居民实体购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亦存在着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的状况。本文厘清了中国居民网购与实体购物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促进实体商业的空间转型以及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变迁提供参考。

信息智能化与时空大数据时代拓展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边界，给地理场景的描述与表达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现有的时空数据组织与空间认知模型主要以自下而上思维为主，存在对象抽象表达认知度低、实体对象分区组织割裂等局限性。特别是大数据背景下，地理场景表达中对象与知识的集成度较低、模型与数据的协同计算能力不足等问题更为突出。本文以莱布尼兹（Leibniz）相对时空观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对象空间的地理场景组织与管理方法。文章分析了地理场景的概念与发展历程，剖析了地理场景特点，提出了对象空间概念以及对象空间对地理场景的表达方式，建立了层次化对象组织模型、网络化的知识表达技术、按功能分类的模型组织方法，从而构建了“数据—知识—模型”高度集成与协同的地理场景建模理论与技术。结合山东高标准农田土壤含水量监测案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为深化地理数据组织模型的理论研究和拓展示范应用场景提供了技术支撑。

伴随全球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收缩型城市，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区域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也赋予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工作实践者新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为严重、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典型代表区，当前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如何理性认知与妥善处理这种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或问题），成为新时期全面落实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方位东北振兴中拟重点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本文据此对其展开了逻辑思辨与实践探讨，首先，基于城镇化语境对区域性城市收缩本义内涵进行逻辑思辨，同时以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综合评判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合理性；其次，从区域空间关联“拉力”作用、区内城市收缩“挤出”作用和交通、通讯技术发展源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的“催化剂”作用3个层面探讨了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生成逻辑；最后，立足市场主导的精明收缩论和政府主导的活力再生论治理逻辑，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效率与公平、全面安全观”治理目标的导向下，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治理模式及其治理策略从尺度异质性、发展语境关联性、要素差异化与多学科交融的视角展开了系统梳理。研究表明，区域性城市收缩是对传统城市收缩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其治理模式与治理策略的选择更多聚焦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落实；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不能再单纯地将其看成是一个人口外迁的市场经济规律，背后夹带的“市场失灵”已经严重影响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提出的“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研究结果可为东北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东北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音乐有着再现地方和唤醒地方感的力量。以地名命名的歌曲及其评论对地方有着意象化的表达，也是创作者和听众符号化的情感映射。文章搜集与成都有关的歌曲，以歌词及其评论为文本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从音乐叙事视角分析成都地方意象的维度、建构过程以及意象特征。结果表明：1）音乐叙事里的成都地方意象由符号呈现意象、意义赋予意象和综合表达意象3个层面共同构成。2）音乐叙事分为歌曲的叙事，以及叙事传输影响下听众有感而发的评论叙事，叙事文本从叙事要素、结构和基调3方面起元素认知、情感共鸣、基调渲染的作用，从而构建地方意象。3）音乐叙事下的成都地方意象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自然性与人文性交互、浪漫感与“家的感觉”同在的三重特征。4）音乐叙事构建了“理想家园”“故事酒馆”“烟火人间”的地方意象，这些意象成为城市魅力所在。文章丰富了音乐与地方关系的解读，将城市意象的表达从空间结构、符号感知进化到地方意义层面，赋予空间以温度、让空间活起来，为魅力城市的打造、地方意象的建构和形象宣传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深入分析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格局、驱动机理和发展趋势既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行政中心迁移规范化、科学化的前提。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81起行政中心迁移案例，2003—2007年是迁移高峰期，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迁移多是短距离迁移，并以推动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目的，呈现出与地理中心相分离的特点。②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国家政策、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以及规划调整等因素的多维博弈，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中的关键。③ 在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将继续强化传统驱动因素，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呈现生态治理、交通驱动及创新产业发展等新导向。应在保持行政中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审慎考虑迁移的必要性，做好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规范审批程序和分析论证环节，以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本文能为科学认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规律和内在机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