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增暖，中国的气候带和生态地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在已有生态地理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1—2020年641个气象台站气候数据，以及高精度的生态地理要素资料，对中国生态地理区域进行了优化，更新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2023版），将制图比例尺提高至1∶400万。研究结果将中国划分为11个温度带、22个干湿区、50个自然区。与2007版的生态地理区划结果相比，1991—2020年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的总体格局虽没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局部地区的温度带界线、干湿区界线、生态地理区（自然区）界线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温度带的界线变化在东部较明显，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之间温度带界线北移较明显；其次，干湿区的界线出现了变动，在第二级地形阶梯的北部半干旱与干旱区的界线有稍微西移，青藏高原上半干旱与半湿润区之间的界线则稍有东南移，都反映半干旱区范围稍有扩大；最后，自然区的界线变化在局地差异较大。本文深化了1991—2020年气候变化和生态地理资料更新对生态地理区域边界变化认识，为指导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宏观的区域框架。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及其交互作用的集合，明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预测人地系统变化并支撑管理决策，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框架为揭示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传导与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这种新视角出发，沿“生态系统供给—耦合人类干预—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脉络，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现有的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模拟方法研究进展及趋势。研究发现，在生态系统服务级联传导研究中，已经由关注“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转变为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和互馈机制”；研究内容上，从关注“生态系统和环境效应的变化”向关注“社会系统及其对不同群体活动的影响效应”转变；研究重点逐步从明晰耦合系统“内在机理与动力机制”的理论探究走向“优化与调控策略”的应用实践。开展自然和人文过程并重、空间明晰的社会—生态耦合模拟，以及全面科学地认识复杂系统内部相互作用与反馈，是未来耦合模拟中亟待突破的重点。

地理环境对世界文明起源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上发生与扩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更为复杂而深厚的联系。但如何从地理学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还极为少见。本文根据近年对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综合考察，新石器遗址文化的空间关系分析，先秦及秦汉文献的解读，得到如下结论：① 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汉水流域与渭河上游地区出现，并且具有明显的自西向东演进的趋势；② 青藏高原与嘉陵江之间的西秦岭地区，尤其是内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礼盆地，气候适度、资源丰厚和安全稳定，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条件，应该是中华文明孕育的关键地区；③ 实地调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区域、古昆仑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体位置等与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关系的三大谜团，都与西秦岭有密切的关系；④ 秦人从大禹治水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在多次起落和兴衰中，积累了先进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国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开启了“书同文”和“郡县制”，促进了华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主体脉络；⑤ 西秦岭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是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偏弱地区，建议今后对西秦岭地区进行系统、深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实现突破。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²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

落叶阔叶林是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典型植被。本文利用复合高程信息的地表覆盖精细分类产品数据，提取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构建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分布高度云模型及其影响因子云模型，探讨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及其影响因子的分布特征；构建多尺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影响因子权系数云模型，比较分析影响因子对落叶阔叶林上线作用的尺度变化和空间分异，尝试探讨各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对气候因子作用的敏感性差异。结果如下：① 中国东部季风区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高度自北向南先升高后降低，分布高度的期望、熵和超熵分别为965.77~1993.52 m、132.80~514.09 m和27.58~205.34 m。② 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的影响因子存在显著的尺度变化和空间分异：区域尺度上，非气候林线和气候林线的主导因子均为山体基面高度，贡献率分别为71.36%和44.06%，气候林线受温度影响高于降水，而非气候林线受降水影响高于温度；山系尺度上，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主要受1月均温和年降水量影响，且大部分山地1月均温的作用高于年降水量；局地尺度上，除大别山外，山顶效应对各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作用权重的期望最大，年降水量作用权重的期望均高于1月均温。③ 大别山和太行山落叶阔叶林上线对年降水量最敏感，吕梁山落叶阔叶林上线对1月均温最敏感。探讨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可以推动垂直带对气候变化响应差异的研究，并为区域生态安全监测体系的部署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沉积物DNA因可提供地理环境中带有时间刻度的生物动态信息，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功能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但对该指标在流域范围内的地表过程及影响因素仍缺乏全面了解，限制了沉积物DNA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本文以适宜DNA保存的青海湖西北部布哈河流域表土为载体，通过提取表土DNA浓度并测定粒度、元素、烧失量和TOC等土壤理化特征，结合气候、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耦合分析该流域表土DNA浓度空间分布的非生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布哈河流域表土DNA平均浓度为0.91 μg/g，干流中游及支流吉尔孟河区域的DNA浓度最高，而靠近湖区的布哈河下游段则含量较低；② 该流域表土DNA浓度与其自身的黏粒和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和风化淋溶强度呈负相关；③ 高植被覆盖和频繁的放牧活动有助于DNA在土壤中的富集，而暖湿环境下较强的风化淋溶、河流搬运、农耕活动则会降低土壤DNA浓度。上述结果为理解布哈河流域沉积物DNA的埋藏过程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重建青海湖西侧沉积物DNA组成及区域生态环境、人地关系演变奠定了基础。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其对区域均衡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个体迁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并利用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程度及地理距离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迁移行为的多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均衡模型（RESPE），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条件下均衡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研究发现：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呈现沿江、沿海集聚，主要包括苏南沿江、杭州湾沿海及南京至苏北的运河沿线，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空间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依然明显；沪宁杭等引力区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潜力；斥力区多紧邻准均衡区，且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在自由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地区集聚。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② 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的乡村聚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刻体现了各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全面解析中国村镇特色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开展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地景、聚落、建筑和文化4个层次的村镇特色要素为依据构建了综合区划的指标体系，基于系统的实地调研结果和多源数据开展了全面的村镇特色评价，刻画了中国村镇特色的地域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借鉴自然地理、农业、文化、聚落景观与民居建筑等相关领域的区划研究成果，按照区域共轭性、共时性、综合性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相对一致性等区划原则，借助类型制图法、空间聚类法、地理相关分析法、主导因素法与叠置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划技术手段提出了中国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黄土高原、华东、华中、闽客、岭南、川黔、云南、塞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共12个村镇特色区和82个村镇特色亚区，并总结了各个区域的村镇特色构成。该方案综合反映了中国村镇特色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可以为特色村镇的分区域、分类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修复措施会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产生强烈影响，因此量化石漠化治理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在西南喀斯特地区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回归分析以及残差趋势分析等方法，揭示了2000—2020年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及生物多样性的时空演变规律，量化了石漠化治理等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以轻度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为主，石漠化总面积减少了10.25万km²，减少速率为0.49万km²/a；喀斯特地区生物多样性总体呈增加趋势，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均值为0.40，总体维持在中等水平；石漠化治理和生物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其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为26.39%；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分别为52.78%、47.22%。结果表明，石漠化治理对生物多样性表现出积极贡献，对后续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横断山区是中国山洪灾害发育最集中、灾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也是西南重大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部署区。然而，现有研究对横断山区的山洪灾害发育特征与形成模式尚缺乏系统梳理和总结，制约了西南山区防洪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发展完善。本文聚焦横断山区山洪灾害形成、运动、成灾的物理过程，提炼了横断山区山洪的主导孕灾条件（多重湿润季风环流条件、高位能地形地貌条件与高异质性下垫面条件）和灾害发育特征（时空分异、能量集中、链生性与群发性），从灾害全过程的视角提出了横断山区山洪灾害的三大形成模式：高水力坡降主导的生—水—土耦合的山地产汇流模式、山洪运动过程的强水沙耦合运动模式、承灾体较高暴露度导致灾害损失严重的成灾模式。最后，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横断山区山洪灾害研究面临的四大未来科学挑战，以期推动横断山区乃至全国的山洪理论体系建设、区域山洪灾害风险精准评估与精细化预警预报等防灾减灾基础研究工作。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④ 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乡村建设及其科学治理等方面，基于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深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与科学路径、发展模式与保障机制、社会协同治理与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乡村地理学科话语体系。

全球快速升温背景下，多年冻土广泛发育的北极流域水文情势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对全球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因此，北极流域水文过程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科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回顾并总结了北极主要流域的径流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详细分析了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的径流变化规律与时空差异；深入探讨了快速升温下降水变化（降水量、雨/雪组分比例）和冻土退化对北极流域径流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尽管当前北极水文研究在数据积累和科学认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面临地面观测站点稀少以及气候、积雪/冻土、水文之间响应难以定量等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的北极流域观测网络并发展具有北极特色的寒区水文模型，是深入理解北极水系统快速变化的基础，也是应对北极地区水灾害风险和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健康城市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成为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应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空间承载区，开展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的发展评估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覆盖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健康城市内涵和相关评价模型，建立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健康城市评估框架，运用CRITIC赋权、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年和2020年健康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明显，健康综合指数向正偏态分布发展，整体由“腹地低—沿海沿边高”演变为以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多极化”健康格局。②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环境改善明显，差异缩小；健康服务仍趋极化，均等化水平不高；健康协同显著提升，城际健康网络加密；健康人群指数略有下降，并向中间收敛。③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初步形成以长三角、成渝为代表的高指数—高增长和北部城市群的低指数—低增长聚类的类型特征，且区域健康差异缩小，各城市群内部日益协调。④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进程及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健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解释力日益增加，健康城市发展有待向区域健康一体化转型。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旅游目的地空间形态、空间规模、空间关系的线性发展需要我们立足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视角，针对线性旅游目的地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完善已有的旅游目的地认知体系。本文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构建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以期建立完整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的旅游目的地反馈机制。研究认为：① 线性旅游目的地是以特定的自然、文化主题为引领，以旅游基础要素的线性延展为基础，以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产品、旅游信息、旅游服务等各类要素主体的流动关系为根本，形成的沿特定方向关联互动的目的地组织共同体与空间连续体，具备关联性、流动性、动态性的空间组织特征。② 线性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目的地时空关系交替演化的结果，具备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既包括时间维度上组织结构线性整合的过程演化，也包括空间维度上各类要素主体集聚扩散的空间优化。③ 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思维与尺度认知为线性旅游目的地关系的建构、关系的流动、空间的生成以及尺度的转换等时空演化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认知框架，而线性旅游目的地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的确立，也推动了后结构主义向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延伸。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流域人地关系协调的综合表征。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灰色关联-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正向聚集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以西安市、郑州市、青岛市和济南市为主的人居环境高值区，以铜川市、中卫市和嘉峪关市为主的人居环境低值区。②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动态转移趋同现象，人居环境等级存在一定程度的转移路径“自身锁定”效应，人居环境水平通常只在相邻等级间发生转移，发生跨等级转移的概率较小。③ 人居环境是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和社会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占据主导地位，消费水平、空气质量和交通资源等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主要因素。④ GWRF模型能够有效解释影响因素在局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成为人居环境研究领域一项更有效的解释工具。本文深化了人居环境研究理论方法，并为推动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福祉与生态安全，而资源效率成为空间冲突加剧、资源约束趋紧背景下科学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基础支撑。本文基于全国市域国土资源效率值设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情景方案并评价不同偏好下的国土空间发展潜力，进而定量刻画“点—轴—面”一体化的国土空间布局蓝图。结果表明：① 中国国土资源效率稳步上升但整体水平偏低，区域间发展不均衡。② 研究期内中国国土空间发展潜力持续提升，开发导向下潜力水平相较更高，且不同情景下潜力高值区围绕城市群地区向外轴向扩散。③ 中心点与发展轴线的分布格局经历了由“三足鼎立”向菱形结构演化的过程，其中沿海通道、京哈—京广通道及沿江通道的主体地位突出。④ 战略点向关键轴线有序集聚，优势区在胡焕庸线两侧呈明显分化。组合国土空间结构要素分别形成开发优先、维持现状与保护优先3类情景下“五横三纵，八核三区”“四横三纵，六核三区”与“三横四纵，五核三区”的国土空间布局蓝图。本文研究结果可为实现高质量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与美丽国土愿景提供技术依据和理论支撑。

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② 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③ 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④ 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⑤ 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蒸散发（ET）是水循环的关键变量之一，其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区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近几十年来，中国气候和下垫面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些变化如何影响ET的时空分布仍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基于Penman-Monteith-Leuning模型和驱动要素去趋势实验定量揭示了降水、净辐射、水汽压差、风速和叶面积指数对中国陆地ET变化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82—2019年中国陆地ET呈显著增加（p < 0.05）趋势，趋势值为1.25 mm a^-1。水汽压差、降水和叶面积指数主导了中国陆地ET变化，三者对ET趋势的贡献度分别为44%（0.54 mm a^-1）、29%（0.36 mm a^-1）和25%（0.31 mm a^-1）。ET变化的主导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西北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区）ET变化受降水主导，长江大部以及东北北部（湿润区）受水汽压差主导，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部分地区受叶面积指数主导。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水资源的差异化管理和规划提供参考。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② 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③ 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④ 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