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
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湾区”地带,因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而举世瞩目。本文以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9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该城市群发展进程中的“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在后期近乎消退,人口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后期也明显减弱,而空间扩展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且后期呈现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判断,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之间具有短期间的互促发展效果,但是尚未形成城市群应具有的长期稳定的互促机制。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推动产业类型不断提升以集聚高素质人口,积极引导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匹配发展,并构筑多层次且协同互补的产业空间,以此深化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城市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基础数据,高分辨率的空间化城市人口数据则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多源遥感技术提取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粤港澳大湾区2007-2015年间城市不透水面的变化,再利用Dasymetric映射方法得到30 m分辨率的网格化人口密度分布,从而分析大湾区2007-2015年间城市人口的时间和空间变化。通过Google Earth时间序列高分辨率影像采集的样本验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提取精度均在80%以上;通过统计年鉴中县级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大湾区网格化城市人口与统计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得到决定系数R2总体在0.7以上。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口具有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分异规律和特征：①大湾区内除了香港和澳门人口分布较稳定,其他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扩张,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的人口扩张最为明显;②大湾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多尺度和多中心特征。总体上,大湾区人口集中在以珠江口为中心的城市群核心区内,离核心区较远的肇庆、江门、惠州人口较为稀疏,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是支撑大湾区经济社会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核心区内,城市人口的分布则在城市尺度和城市群尺度上都体现了多中心分布特征,香港和广州都有多个城市中心,而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则是整个大湾区的4个中心。地理位置上4个中心分布在大湾区的不同地方,可以带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发展。研究结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分析与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高铁的网络化规划和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居民跨城活动提供便捷的快速公交式服务,是粤港澳大湾区形塑“一小时生活圈”的重要支撑。高铁站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在高铁出行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对更好发挥高铁时空压缩效应、提升居民高铁出行满意度、增加高铁出行选择及载客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融合交通理论与旅客换乘经历,提出高铁站与城市公共交通接驳理论框架与实地观察指标,并应用到广深港沿线香港西九龙站、深圳北站、广州南站的观察式调研中,分析和对比3个高铁站的公共交通接驳表现。研究发现：在信息衔接层面,香港西九龙站展现出更好的国际化形象与对特殊人群的人文关怀;在设施和服务衔接层面,深圳北站与香港西九龙站以商场作为公共交通换乘点/路线连接点的设计,优化了换乘环境;在车票制度衔接层面,广州南站与深圳北站更好运用信息化技术,便利换乘服务。最后,基于调研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提升高铁站点城市公共交通接驳水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本文引介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来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发展,从边界、功能、核心区、区域基础设施4个维度进行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去边界化趋势显著,大湾区内部边界地区将快速发展;二是产业区将成为网络化的功能区块,并取代城市成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三是广佛、港深两大核心区将形成;四是轨道公交化趋势,大湾区共享交通枢纽与公服设施。按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将形成“两核+若干功能区”的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热岛扩张的耦合态势,对改善大湾区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科学价值。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选取2000、2008和2016年的遥感影像数据和地表温度数据,提取大湾区的建设用地、划分城市热岛强度等级、识别城市热岛区域;在此基础上,使用总体耦合态势和空间耦合特征两种模型揭示大湾区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热岛扩张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热岛扩张趋势具有同步性;② 城市热岛区域面积不断增加,在珠江口两岸逐步形成了连接中山-佛山-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大范围分布的倒“U”形城市热岛条带;③ 大湾区建设用地与城市热岛的总体耦合态势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至2016年,两类指标的重心距离达到研究期内的最小距离,此时的总体耦合态势最强;④ 研究期内,大湾区未出现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热岛扩张严重失调情况,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热岛扩张耦合类型以耦合型、基本耦合型以及轻度不耦合型为主,空间耦合程度高。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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