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当下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消费需求供给的空间匹配矛盾日渐尖锐。个人消费偏好是否存在地域性特征，对细分消费市场空间是否形成显著影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核心理论问题。本研究从此问题出发，提出“地域性休闲消费偏好指数”，以290个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整合POI和区域统计数据进行测算，识别居民不同类型休闲消费偏好的地域性差异。首先，本研究证实了休闲消费偏好存在地域性分布规律，即居民休闲消费偏好显著受自然与社会综合环境的影响，但是地域性特征不服从经典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的分布；其中，川渝地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周边区域居民的偏好最高。其次，通过细分不同的休闲消费类型，研究发现自然气候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自然气候因素对发展型消费影响不显著，对享受型消费影响较大，表现在日照时数、温度、降水等自然气候影响显著，且气候条件越差，人们的享受型休闲消费偏好越高；社会经济因素中的房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生活压力越大的地方，人们的发展型休闲消费偏好越高。本研究初步证实新环境决定论对地域性休闲消费偏好差异的解释力，为居民休闲消费空间结构挖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优化休闲产业空间布局提供建议与参考。

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运用核密度函数、时间分层分析、气候综合舒适度（CCI）等空间、时间计量研究方法，借助ArcGIS软件进行大数据空间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国际旅游城市——敦煌为例，高分辨率揭示敦煌市旅游流多时间尺度分异规律和24 h旅游流分时段动态演化轨迹与特征。研究发现：①敦煌市旅游流年内变化呈现“单峰多山岭”的分布特征，“十一”黄金周期间旅游流呈井喷式增长，但随着假期的尾声和天气逐渐寒冷，客流量成断崖式下跌。②敦煌市年内客流量呈现显著的反季节性、规律性及相似性特征，客流量年内峰林结构在淡季、旺季交替转化的过程中形成。③周六、周日工作休闲制度并未对敦煌市周内旅游流的变化产生影响，敦煌市旅游流在24 h内的波动特征极为明显，日内变化规律呈“√”型。④敦煌市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集聚、多中心”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不均衡性、空间收敛性与发散性突出。⑤敦煌市旅游流空间偏聚性特征显著，旅游发展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东线区域呈现较为高效的空间组织形态，而西线区域的旅游流空间结构形态呈割裂状。

构建中部欠发达县域社会办医协同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湖北省麻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协同治理主体参与度、客体发展度、机制完善度、对象满意度四个方面测度分析了中部欠发达县域社会办医协同治理的效果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中部欠发达县域社会办医协同治理主体参与程度低，医疗纠纷处理效率有待提高；②中部欠发达县域社会办医机构自身发展不成熟，专业性低，工作人员缺乏规范化培训，软实力与硬实力都不具备与公立医院抗衡的条件；③中部欠发达县域对第三方机制的重视程度不高，在实际协同治理过程中没有发挥出第三方机制的作用；④中部欠发达县域公众即社会办医协同治理对象需提高医疗文化素养，缩小医疗信息不对称的差距。研究认为，中部欠发达县域应优化社会办医协同治理路径，着力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服务能力现代化建设。

基于“流空间”视角，借助GIS空间分析法，建立交互式的空间联系网络，对近域联系下城市间交通联系进行空间趋近模拟，深度解析全国铁路交通联系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格局。通过对列车运营线路上各城市间的近域联系路径进行空间选取和逐次连接，采取类似“裁弯取直”式的空间趋近模拟方法，完整模拟出各车次列车的运营路线，实现对铁路交通实际运营路径的空间刻画。基于7 000余车次的巨量客运数据，构建了全国地级城市间交互式的铁路客运空间联系网络，进而清晰展现了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空间分布与区域集聚图景。研究显示，全国铁路交通联系以纵横向铁路主通道为基本骨架，以国家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核心，以各级城市群为主要联系方向。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高铁时代“三群鼎立”这一基本空间架构，但高铁发展依然呈现以京广线为界“西冷东热”的空间分布态势。细分车次类型来看，全国铁路交通联系基本格局是以普速列车为本底，K字头列车为框架，G字头高铁为骨架，高速铁路为主通道，高铁与动车互相补充，高速与普速协同发展。

文章通过对交通流量大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探究交通拥堵对于院前急救医疗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交通拥堵对于院前急救医疗可达性的影响在高峰时段尤为明显，相对于平峰时段，道路拥堵指数上升30.6%，院前急救医疗服务最短可达时间上升68.4%，平均可达时间增加18.9%，交通拥堵导致救护车行驶速度降低22.8%；平峰时段内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的可达性明显提高，54.7%和96.9%的居民可在15 min与30 min内得到及时救治。②研究时段内院前急救可达时间插值结果均呈圈层式分布，可达时间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逐渐增加。高峰时段下交通拥堵因素对于15 min、20 min和30 min时间圈层的影响较为显著；平峰时段下，25 min圈层覆盖面积显著增加，外围地区的急救效果得到明显改善；晚高峰时段15 min圈层覆盖面积相对平峰时段有明显增加，因此公交专用道路对于提升院前急救可达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③通过考虑与不考虑交通拥堵因素的对比分析结果可知：交通拥堵对可达性所造成的影响与该地区路网密度和人口密度成正比例关系，即交通拥堵对于人口稠密、路网密集的地区影响显著。忽略交通拥堵因素时，C₁地区内街道数量上升40%，覆盖人口总数上升39.8%。因此，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将直接改善中心城区居民获得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的便利化程度。

以洛阳市为研究案例区，通过对网络大数据和社会调研数据的融合、挖掘，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洛阳市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所得结论如下：①洛阳市旅游流网络空间上呈现出“单核线网状”分布形态，具体表现为主城区网络最为密集，南部伏牛山旅游区、北部黛眉山旅游区网络相对稀疏，而其它各县市旅游区网络联系极其微弱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洛阳市旅游流网络整体密度较低，结构非常松散而且分布不均衡，中心化趋势明显且对核心景区依赖性较高。洛阳市旅游流网络是典型的核心—边缘型网络，但是核心景区对边缘景区的“涓滴效应”有限。③洛阳市旅游流网络“帮派”性较强，形成了内部联系紧密、外部松散的独立结构。洛阳市旅游流网络共得到24个派系，24个派系均呈现出以“龙门石窟、白马寺、丽景门”为中心的构造特征。④根据洛阳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可将洛阳市提炼为以洛阳市区为核心旅游区，北部黛眉山和南部伏牛山为次核心旅游区，其它县市为边缘旅游区的“一心两翼”空间结构。

基于旅游线路大数据，通过近域O-D联系空间分析方法，精确模拟并深入解析全国旅游流空间集聚与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全国旅游地理分区方案，并精细刻画不同出游类型的空间结构图谱。研究认为，旅游流的空间集中程度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和经济集聚，是一种首位型经济活动类型，服从“二八定律”。中国旅游流总体上呈现“大分散、小聚集，既分散又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全国尺度上旅游流呈分散化均衡布局，说明西部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抵减了东西之间的区域发展差异。省域尺度旅游线路区域性集聚特征明显，少数热门景区游客集聚过度。东北资源枯竭型地区旅游业方面活力相对不足，中部地区的“黄泛区”出现旅游业“局部塌陷”问题。研究显示，旅游线路空间分布格局清晰地指示了中国旅游地理区划的空间范围。依据旅游线路的空间集聚、旅游接待量、空间相似性、文化习俗同质性等原则，初步划分了东北林海雪原旅游区、京津冀历史文化旅游区、塞外草原风情旅游区等14个全国旅游地理分区。研究也显示，不同旅游出行方式的空间集聚特征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针对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市旅游发展潜力未能充分发掘和旅游供给分配效率低等问题，以中国地级行政区为主，与直辖市和省辖县一同作为研究区，利用12 135个旅游资源结合旅游经济、人口规模、交通环境大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空间分析法得出中国城市旅游资源—经济空间错位特征，以及基于人口规模—交通环境相对优势的强弱关系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资源—经济优势错位区中有34个规模优势型城市（SA型地区）和48个交通优势型城市（TA型地区），分别呈现“南方优势化”和“省际边缘化”特征，资源—经济劣势错位区中有46个规模优势型城市（SI型地区）和75个交通优势型城市（TI型地区），分别呈现“中部南部集中化”特征和“国界边缘化”特征。研究定量比对了旅游发展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讨论各区域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利于充分发掘城市旅游发展潜力，从而实现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发展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基于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的会展大数据挖掘，运用GIS空间分析、复杂网络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会展客流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会展客源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少数大城市，在空间上呈“东多、西少”“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会展客源市场的三大集聚区。②中国会展客流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深、成渝为中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会展客流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82.05%的游客流动距离集中在0~50 km范围内。③中国会展客流网络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北京、杭州、深圳为次核心的层级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效应。④会展发展水平、会展发展规模、商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会展客流空间的主要因素，其中，会展发展水平是首要因素。

以全国142个会展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新浪微博平台获取2011—2018年会展城市的旅游微博数据，采用核密度、灰色关联等方法分析数据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1—2018年中国会展城市旅游微博时间分布上，年际变化呈现波动递增的趋势；年内变化表现为明显的“双峰一谷”模式，并有“淡季短、旺季长”的特点；节假日特征表现为节前旅游微博数明显下降，在假期第一天达到最低点，随后开始缓慢抬升，并在节后第一天明显上升，至节后第二天上升到稳定区间，总体上表现为“U”型分布。②空间分布上，空间结构由“多核”逐步转变为“弓型”的集群化分布；数据分布在部分地区集中，倾向于向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会展业发展水平、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城市聚集。③影响因素上，会展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是影响中国会展城市旅游微博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展会数量、展览面积等是影响旅游微博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指标。

休闲与居住是城市的两大重要功能，结合休闲时代城市转型的宏观背景，运用POI（Points of Interest）大数据研究城市内部两大功能的协调匹配关系对城市休闲与居住场所的合理配建具有现实意义。基于青岛市10个区市2 524个休闲场所和703个居住场所的POI大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青岛市休闲与居住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各区市二者的协调匹配关系，结果表明：①青岛市休闲与居住场所的空间分布重心及方位存在偏差，休闲场所呈现胶州湾东海岸一个发展极和多个集聚中心并存的态势，居住场所则表现为李沧、城阳、即墨面状连绵成片和莱西、平度多组团式集聚。②不同类型休闲场所集聚程度及服务的便利水平排序为餐饮>艺术馆>旅游景点>图书馆>商场>博物馆>公园>电影院>体育馆>文化站>科技馆。③依据休闲场所在居住场所3 000 m范围内的数量分布变化趋势可划分为0~500 m步行休闲、500~1 500 mRBD休闲、1 500~3 000 m特色休闲三个区段。④青岛市仅崂山区实现休闲与居住布局协调匹配，市南、黄岛、市北、胶州的休闲功能超前于居住，李沧、平度、莱西、即墨、城阳的休闲功能则相对滞后，依据各区市不同类别休闲场所与居住的匹配关系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基于空间视角利用改进潜力模型计算深圳市医疗设施可达性，并从社会视角出发，分别采用根据实际道路网络与出行时速的网络分析和Mann-Whitney U检验测度不同出行方式和居住条件下的医疗可达性差异，关注由居住空间分异引致的空间剥夺现象。结果显示：①深圳市医疗可达性总体呈现以核心区医院群为中心向外围至边缘区递减的空间格局，核心区存在优质医疗设施重复分布的资源浪费现象。②社康中心可达性优于综合性医院，公共交通的就医可达性远低于私家车，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中低收入群体在就医方面处于更不利的地位。③医疗可达性高值社区总体居住环境更差，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与核心区空间稀缺性、城中村分布有关。④由于资源和机会的非均衡配置及流动性障碍，深圳市边缘区低收入人口存在空间剥夺现象。

创意产业是经济发展和城市优化的有力手段，时空二维视角则是理解创意产业发展的有效逻辑。文章对创意产业的内涵、特征和行业范围进行辨析与梳理，使用大数据技术获取了西安市创意产业时空数据，选用空间分析方法从分布模式、集聚热点和发展方向性三个方面对西安市创意产业及各行业空间格局和演化过程进行探索，并基于空间可视化对影响因素进行结构性解析。研究表明：①西安市创意产业稳定集聚分布在城区；②总体上呈现既集聚又扩散的时空特征，演化过程具有多核心扩散分布的趋势，由核心集聚成团，经历沿南北中轴线发展成轴，最终形成以西南—东北方向覆盖城区的延绵片状格局；③创意产业各行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差异；④产业整体的时空格局演化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发展初期主要受非干预性因素影响，行政干预出现后非干预性因素影响力减弱；⑤市场因素和设施因素对各行业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行政因素则对部分行业作用显著；⑥动因差异的产生与各行业生产方式和产品的特征有关。

基于实际发生的小学生就学流研究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是一种全新思路。利用2018年沈阳市手机信令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优势流分析等方法测度沈阳市居住—就学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表明：①沈阳市居住—就学网络结构呈现“多中心层级化”结构特征，形成以太原街街道为主导，风雨坛街道、贵和街道等7个街道为次级主导，西塔街道、皇城街道等30个街道为控制节点，其他街道为从属的层级结构；②七路街道—贵和街道—太原街街道—风雨坛街道是沈阳市居住—就学网络结构主轴线，辽河街道—黄河街道—西塔街道—太原街街道是居住—就学网络结构次轴线；③“一主三副多组团”是沈阳市居住—就学空间结构的基本格局；④沈阳市小学生就学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行政区划对就学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文章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和地理时空大数据,运用多维城市要素流综合分析武汉城市圈内城市间联系与各城市功能,并采用赋值法对4种城市要素流进行评分,进而对武汉城市圈的功能布局与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武汉是城市圈的发展中心,“一城独大”态势依旧显著,城市圈整体极化和辐射能力较弱,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较多。②城市圈内城际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③根据赋值后的综合结果,从“点线面”的角度对武汉城市圈空间布局给出建议。点：“一三二三”的空间布局,中心城市为武汉,次中心城市为黄石、鄂州和孝感,核心区为咸宁和黄冈,影响区为仙桃、潜江和天门;线：以孝感—武汉—鄂州—黄石、武汉—咸宁、武汉—黄冈为3个发展轴的“小”字型的空间布局形式;面：将武汉城市圈进一步划分为3个发展区,即武汉—鄂州—黄冈—黄石、武汉—咸宁、武汉—孝感—仙桃—潜江—天门。

文章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在500 m网格尺度上，以POI数据与“六普”人口数据为基础，结合现有的城市养老设施分布特征，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养老设施选址布局进行定量模拟。文章先从武汉市31 390个网格中模拟出4 878个适合选址点位，然后根据各区域老龄化程度，进一步筛选出1 366个需要优先布局的点位，初步实现精细化尺度下养老设施定量化选址。研究发现：①模型模拟结果与现有养老设施对比，准确度为95.7%，方法可靠。②预测结果表明武汉市新增养老设施主要布局在三环以内等老龄化人口集聚区；同时，部分远城区街道人口老龄化也比较严重，需尽快新建养老设施。③研究尝试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养老设施规划选址，可以使整体的布局趋向最优，可以尽量避免规划选址的主观性。该方法在其他公共设施选址中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联系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指向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流域内城市网络密度较低，平均路径较长，与其“承南接北”的区域地位不相匹配。②形成以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为轴线的骨干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流域内—外联系网络形成两大（郑州和西安）、一小（济南）三个核心，高等级网络以三者为核心节点向域外辐射。强集散能力节点城市集中在“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一线。域外主要联系方向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④流域内部网络和内—外联系网络相比，“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一线以东城市优势更为凸显。⑤流域不同地区网络联系的空间指向性差异明显。流域内部联系多指向省会城市，内—外联系的空间指向上存在明显的上中下游分异。

基于高铁客运流数据,综合运用GIS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以及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格局、整体与局部联系以及节点属性进行了初步揭示。结果表明：①城市联系依托高铁轴带形成了“四纵四横”八条客流带以及多尺度城市网络,但受区位条件影响呈现出东中西地带性递减特征;②整体联系中,全国网络密度较低且具有一定核心边缘结构,连接性与集聚性指标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反映出不同的地域关联模式;③局部联系中,网络大致形成了以临近城市为主的八大子群且与城市群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耦合性;④个体网络中,节点度大致服从幂律分布且除了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有较强相关性外,城市行政等级也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是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通过对湘西、湘南和湘中地区共五个行政村的入户调研,结合已有文献研究结果,发现在精准扶贫中,存在着贫困户识别偏离的突出问题。根据现有扶贫工作程式,建立了贫困户精准识别模型,针对田野调查典型案例,对贫困户识别偏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户识别偏离问题,一是要构建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通过关联数据挖掘和云计算等技术解决农户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不准确的问题;二是要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分类,以提高识别的精准性、帮扶的针对性;三是要调整和完善民主评议制度,多维度对贫困户的贫困程度进行考量,村民代表从不同维度进行量化考评,村组干部根据量化考评结果和实际情况行使表决权,以此强化村组干部的责任,有效避免贫困户识别偏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