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如何根据耕地的多功能，合理地配置耕地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耕地所形成的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是当前耕地保护工作的难点和热点，也是耕地资源系统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系统梳理了耕地多功能供给和需求的内涵与表征、供需匹配状况识别及时空演变、供需影响因素、供需失配效应及政策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未来的重点领域和方向。【结果】现有研究多从供给视角关注了耕地多功能变化及其权衡/协同关系，较少从需求以及整合供需视角来开展研究；在表征耕地多功能供给和需求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所采用的标准化评价方法和模型较少，导致量化结果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在识别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面有所涉及，但深入探究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状况动态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仍较为鲜见。【结论】未来研究应以耕地资源系统与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为核心，宏微观尺度相结合深化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的刻画和认知，探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耕地多功能管理决策机制和调控方法。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筛分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近百篇并对其梳理与分析，将研究阶段与理论模式进行划分，厘清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结果发现，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自1980s以来经历了理论提出、区域拓展、深入研究3个发展阶段。理论模式从单一的概念模式发展为不同尺度概念下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野外测绘和海图测深资料发展到野外实地观测、室内风洞试验、3S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扩展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海岸。同时，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海岸沙丘动力地貌系统难以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适应的理论模式；微观尺度内，已有的理论内容难以完全的揭示波浪、潮汐水动力与碎波带/海滩和风动力与海滩—沙丘地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机理；中观尺度内，整个碎波带、海滩与沙丘系统对风暴的响应与反馈机理还需要进一步观测与深入研究，且建立事件尺度内的动力与地貌响应过程和中期地貌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长时期的实地观测与模型改进；宏观尺度内，海平面抬升引起海岸变化的预测模型需要多时空的实地观测数据支持与验证。未来可结合历史资料、实地观测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综合分析各环境要素与碎波带、海滩、沙丘地形地貌之间的动力过程与形态响应关系，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进一步完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理论内容。
港口城市环境影响着临港企业技术行为的塑造及其创新绩效，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反过来又决定了港口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多样化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兼具时空要素融合，旨在理解经济活动空间变化的历史过程，适用于剖析与临港企业技术变迁相关的话题。文章整合运用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广义达尔文主义、复杂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等视角，深入分析并讨论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机制。研究发现：1）在市场竞争中，临港企业具有异质性，各企业的技术选择机制各有不同，形成类似于生物种群的技术演化关系。2）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主要以局部搜寻的形式展开，可在认知邻近和较远认知距离之间的某位置实现较好的创新绩效，助力港口城市的技术路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3）临港企业技术路径的演化可被分为4个阶段（路径形成前、路径形成、累积和自我强化、路径迁移），其面临着3种障碍（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制度性锁定），新技术路径的形成需要内外合力的共同作用。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以苏州平江街区及斜塘老街为典型案例，结合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建立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探究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场域内社会空间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不同区位街区的历史文化累积程度具有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街区开发本身所拥有的可塑性。2）街区的发展基础会对权力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权力主体的干预时序与实施力度直接影响战略规训的方向与实践结果。3）更新改造推动街区内部社会空间的重构与组织，使其分化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2大场域，场域间呈现交织平衡与相互剥离2种状态。保留原住民生活场域不一定会造成“非此即彼”的矛盾与冲突，而剥离原住民的更新方式或不可避免地致使街区走向大众消费化或精英化。引导积极的社会空间演进，实现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共生，是文化导向型历史街区更新的应有之义。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城市人地系统的监测与调控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更会对城市人地系统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及动态演进等产生深刻影响，探索并构建面向智慧城市的人地系统理论势在必行。从流空间、“人—技术—空间”一体化耦合、复杂韧性系统等方面探讨了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的概念模型。面向未来，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研究需要聚焦要素时空耦合过程、要素构成及影响机理、建模方法与评价、综合调控与优化路径等内容。从智能技术带来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活动变化、空间智能化、虚实关联等方面，提出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方法创新与可持续调控的未来展望，以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方法体系，支撑城市地理学创新及“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等现实需求。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地域系统空间体系与功能价值重塑的综合过程。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以优化调整城乡人地关系，有效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与问题。解析当前城乡发展要素流通、城乡空间结构联通、城乡价值功能融通面临的现实难题；深入探究在“人地业权”要素协同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促进城乡要素配置均衡、城乡空间结构调整和城乡功能价值统一的理论逻辑。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浙江省展开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多因素交互作用，有效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此，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现代产业发展空间重塑、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享三个维度，探明了城乡融合导向的整治优化路径。研究为深化新型城乡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与城乡融合发展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村镇发展研究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从产业和村镇社会经济视角切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梳理了易武镇普洱茶产业在复兴过程中各生产主体对不同的生产组织和利益分配模式的权衡选择，及其在产业、土地和人口三方面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并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认为：（1）对于拥有资源禀赋的农业型村镇而言，可再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无可替代的稀缺自然资源是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农民而言，明确掌握这些资源的产权，能成为其维持生计、提高收入的重要保障。（2）在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体系构建中，可适当扶持更多本地茶农建设中小型加工茶厂，生产、加工普洱古树茶和台地茶，结合普洱茶文化，引导当地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农业、加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通过多元化产业增强社会经济韧性。（3）政策应更多地倾向于明晰农户对资源的产权和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当中，让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能力加入加工流通环节，由单纯务农身份转变为拥有加工和销售茶叶产品能力的经营者，在实现身份转变的同时提高收入。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从城市知识存量和知识基础设施2方面构建了城市知识环境指数，测度了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部依次下降，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主要城市群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知识环境指数；2）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在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城市知识环境指数越高，创业活动越活跃；3）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作用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城市高于中西部城市，同一地区的省会及以上级别的城市高于一般地级城市。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节事体验是节事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阈限体验是节事体验的核心内容。在大众体育赛事领域中，阈限体验研究仍较为欠缺。以阈限理论为逻辑出发点，以马拉松参赛者为例，通过访谈法获取研究的文本数据，使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提炼出40个次要范畴和10个主要范畴，并据此构建马拉松参赛者阈限体验模型。结果表明：1）马拉松参赛者阈限体验可以视为是历经“期待与憧憬—释放、颠倒与超越—自我突破与成长”的渐进过程，参赛者带着对赛事的期待和对自我良好表现的憧憬，脱离日常结构，通过感知与互动、释放与宣泄以及超越与颠倒的方式沉浸于阈限体验中，最终获得苦乐参半的体验，实现自我突破与成长，并有意愿将这份体验进行推广与传递。2）马拉松参赛者在阈限体验中，出现了其他类型节事难以产生的心流体验和自我突破，使得此种阈限体验变得更加独特难忘、有意义。文章在理论上揭示了大众体育赛事参赛者的阈限体验建构机制，延伸了体育赛事和节事体验的研究内容。有望加深赛事组织者对参赛者需求的理解，从而为参赛者创造一个更加良好、舒适的赛事环境。
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6、14和15，构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4个目标和42个指标。引入“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概念，采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和Combined Compromise Solution（CoCoSo）模型，评价2020年“海丝”沿线国家关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弱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普遍高于“强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指标分数间的不均衡性是导致目标分数存在差异的原因。2）“海丝”沿线国家总体上在目标6.3、6.4、6.5、14.1、14.4、14.5、14.a、15.1和15.6表现不佳。3）葡萄牙、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在任一SDG均名列前茅，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则位列倒数。4）葡萄牙、克罗地亚和希腊的综合排名最高，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吉布提的综合排名最末。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由高到低依次是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有关。5）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在资源利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性投资与合作策略。
基于城际铁路规划建设不同阶段进行场景划分，利用空间公平效率相关模型，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经济潜力指数、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对无城际铁路、现状城际铁路及规划城际铁路场景下深莞惠区域空间公平效率变化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探讨基于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实现区域空间公平效率兼顾的发展模式。研究表明：1）深莞惠城际铁路规划建设有效促进可达性整体提升，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幅度远高于非沿线地区；2）深莞惠区域核心增长极地位持续增强，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大幅提升深圳的经济辐射能力，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也不断加剧；3）深莞惠区域空间公平性格局在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影响下呈现中西部高、两翼低的特征，东莞西部沿海地区及惠州东北部地区获益较少；4）城际铁路规划建设促使深莞惠区域形成更为均衡的经济联系格局，临深地区空间公平性改善幅度较大。深莞惠区域在提升交通网络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当兼顾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推动深莞惠空间结构持续优化、均衡发展。
基于POI、手机信令、百度建筑等开源数据和传统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全方位、全时态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功能等级和服娱腹地，并从空间形态和功能联系视角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最后从政策制度、外资投入、产业经济、土地要素和交通设施等因素探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1）运用多源数据综合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有效、准确且实用，东莞中心体系已初步具有“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双重空间特征；2）规划对于东莞城市中心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发育情况距规划均有一定差距；3）东莞城市中心体系是政府力与市场力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单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土地投放和设施建设，也与资本投入和产业转移息息相关。
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的研究扩展到旅游情境下，对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进行了探索，以游客对地方餐饮品牌的评论文本为研究素材，借助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法，提炼出真实性具有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4个维度；通过量化研究证实了4个维度的合理性，并通过检验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维度与品牌认同、推荐意愿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验证其法则效度，结果表明：持续性维度是旅游者认可品牌的重要外部线索，但并不影响推荐意愿，而关联性维度对品牌推荐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品牌认同，可信赖维度部分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独特性维度完全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在此基础上，将餐饮品牌真实性认知的3个层次的范畴统合起来，建立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的理论框架。
以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对象，融合野外地质地貌调查和ALOS DEM数字地形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阐述区内地形分异、地貌格局与发育演化等特征。结果表明：1）保护区基本地貌类型以大起伏中山（57.45%）为主，其次为大起伏亚高山（30.66%）和中起伏中山（11.17%），海拔、起伏度、坡度、面积-高程积分值等定量地形指标的平均值从三江口片区至朝天马、海子坪片区逐渐降低，夷平剥蚀面级数逐渐减少；2）保护区及附近地区共发育7级夷平剥蚀面，其中Ⅰ~Ⅲ级为山顶面和残余夷平面，Ⅶ级为金沙江侵蚀阶地面，Ⅳ~Ⅵ级为剥蚀面，与区域3次构造旋回相对应；3）保护区面积-高程积分值在0.197~0.815之间，平均为0.503，超过80%的区域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阶段，表明区域地表侵蚀动力较强，在人类活动增强背景下存在较大的生态风险，未来的保护规划应考虑各个基本地貌类型区的地表动力差异。综合而言，独特、丰富的地貌结构使得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所依附的生态环境要素得以保存，加强地貌多样性研究有助于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实现保护区资源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基于1990、2000、2010、2020年4期福建省土地利用数据集，运用缓冲区梯度带法分析该省海陆梯度下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冷热点的空间分异性，并对原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从面积变化上看，近30年内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随与海岸线距离的增加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大致呈持续减少的梯度变化趋势，距海岸线20 km范围二者的面积变化量最大，分别为-1 317.12和1 799.8 km2；而林地和草地面积变化呈现“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集中在140~240 km梯度带内。2）从转换类型上看，以耕地、草地转为林地，耕地、林地、草地转为城乡建设用地为主的前10个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转移变化比例呈现沿海梯度带（44.23%）>过渡梯度带（37.31%）>内陆梯度带（15.03%）的规律；空间分布上，耕地减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梯度带；草地减少和林地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过渡梯度带、内陆梯度带。3）从综合动态度上看，近30年距海岸线20 km范围的综合动态度最高（0.75%），变化程度最为剧烈；从单一动态度上看，城乡建设用地动态度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梯度变化趋势，其变化速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4）海陆梯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以2000年为时间分界点，热点区域呈现“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北多南少”向“南多北少”转变的空间聚集特征。1990—2020年福建省土地利用变化的海陆梯度分异特征与福建省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政策息息相关。
加强京津双城的互联互动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升整个地区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细致刻画京津双城的要素对流特征，论文基于“双核结构”理论构建了京津双城联动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整合传统统计数据、手机信令大数据、企业联系大数据和调研资料等多源数据，从居民层面的人口对流、企业层面的经济要素对流、政府层面的合作平台共建3个方面开展双城联动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具备了一定的业务合作规模，在各自的优势项目上互为支撑；北京在多数经济发展要素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了天津对北京的依赖程度更深，天津还需继续发力以增强其优势溢出能力；双城在功能定位和双城协同的认识上日趋清晰，但京津互联互通还需进一步细化功能协同、健全体制和机制，北京在功能疏解和与天津协同并辐射区域方面，天津在优化要素配置和产业环境、主动对接北京功能定位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尤其是，天津作为门户城市、制造业强市和研发资源优势地区，在对北京的人才溢出、制造业承接、科技成果对接与转化、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分担和对外联系功能等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未来京津双城的功能错位、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甚至同城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选取1997—2018年全国27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以反事实分析的方式探讨了2000年后部分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对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没有起到提高全省（区）人均GDP的作用；对于经济规模占全省（区）份额本就很高的省会城市而言，通过行政手段做大其规模反倒对全省（区）人均GDP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呈不断扩大趋势。因此，各省（区）在制定空间治理政策时应结合省会城市现有经济体量，注重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造成“一市独大”抑制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弊端。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