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清晰认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就当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素集聚偏弱和碳减排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的内、外部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时期需要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资源型城市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能力；在深刻把握传统资源禀赋概念内涵基础上实现对新资源体系的再认知，注意挖掘新资源，充实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新知识体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条件，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并充分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培育；要加快探索绿色、高效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步实现“存量”的绿色化和“增量”的绿色性；要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开发基础和要素资源条件，从传统的“增长和扩张型”转变为“高效增长与精明收缩结合型”发展模式；要整合新数据与新技术方法科学/智能地支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空间治理；要树立民生优先的指导思想，通过城市更新弥补过去资源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欠账，全面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宜居水平、经济活力，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网络；要充分借鉴“强链、补链、延链”等“链长制”方案与模式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以上观点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增长与收缩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摆脱“矿竭城衰”的历史宿命，实现城市人口的正增长，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采用2010—2020年116个资源型城市的截面与面板数据，定量刻画了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轨迹，并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转型对人口增减变化的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六成以上的资源型城市在研究期内表现为收缩状态，呈现出“一带两片”的空间分布格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短期内均对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表现为挤出效应，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转为正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补偿效应暂未显现；产业结构多样化在短期内可促进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显著。基于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重要突破口，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长期主线，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施产业延伸与产业更新并行战略，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应强调战略差异化。
本文总结了中国20多年来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演变和不同阶段的转型发展重点，并分析了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演化路径，基本遵循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发展逻辑，经历了从“行政干预”“行政引导”到“综合治理”的变迁，国家角色不再以单一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出现，而是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关系系统推进政策治理，施策对象逐步扩大，施策领域呈现精细化、专业化的演化特征。综合来看，政策演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解困阶段、分类治理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当前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资源富集城市创新发展、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为重点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政策框架。从解决资源枯竭城市衰退问题入手，重点关注两类特殊困难地区，同时面向未来规避资源富集地区发展路径依赖，构成了全方位的政策引导体系。（3）各资源型城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和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特色化的转型发展模式。（4）在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碳减排任务大、经济增长乏力、特殊地区发展困难等严峻挑战，亟需全力破解重点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高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运输方式，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基于此，以2004—2018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高铁开通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沿海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却并不明显，而与之相比，内陆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受高铁影响并不明显，其经济增长受高铁影响比较显著；高铁开通对不同发展周期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用也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成熟型、衰退型资源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不明显，与之相比，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而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探究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的演化机制，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演化经济韧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构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和PLS偏最小二乘法，定量揭示2000—2019年湖北省大冶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经济韧性经历了衰退适应、抵御恢复、响应提升的演化阶段，分别对应其经济衰退转变期（2000—2009年）、发展恢复期（2010—2014年）、高效提升期（2015—2019年），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出“缓慢→快速”的上升态势。（2）2000—2019年研究区经济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产业结构转变和创新水平提升转向多要素共同推动，其中居民收入、市场规模、政府调控能力、产业技术水平等因子是推进研究区经济韧性演进的关键因素。（3）产业多元化转型是研究区经济韧性提升的直接动力，以产业相关多样化为传导路径，在多要素驱动下研究区向更高层次的城市生命阶段演进。当压力要素消解、城市状态调整、响应方式优化时，经济韧性将通过激活产业要素、均衡化拓展驱动力来推动产业的“路径突破”，进而演化为更高水平状态，以此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与保障自然资源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把实现碳中和目标与保障资源安全目标结合起来，从碳中和的技术逻辑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实践逻辑视角，分析提出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保障路径及其实现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和当前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实践出发，系统分析了碳中和的相关问题和自然资源领域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对碳排放的认识不仅存在量化指标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误区，中国面向2030年和2060年多个发展目标，需要统筹各种能源与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领域实现碳中和必须遵循自身的技术逻辑与实践逻辑，厘清碳中和行动之间各种边界，加强自然资源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揭示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与能源和资源关联耦合机理，研究制定化石能源退出路径和其他利用策略，研发和推广提升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的适用技术，探索林草、湿地、土地利用和碳封存实现增汇的潜力与实施路径，研究山水林田湖草沙与自然资源系统治理新模式，开展面向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自然资源安全战略研究、模拟预警、动态评估、方法创新与应用示范。建议实施包括化石能源双控行动、再生能源勘查行动、资源利用提效行动、关键矿产增储行动、耕地保护修复行动、林草扩绿保育行动、湿地修复保护行动、陆海统筹协调行动、资源管理智能行动、人才技术创新行动等十大重点战略计划。
支持基础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职责使命。自然资源管理是地理科学交叉融合创新的重要领域。划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申请代码领域的研究方向，分析该领域申报与资助格局，透视研究热点，提出发展展望。研究发现：2021年以来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申报格局以交叉且偏向人文要素研究为主，交叉类研究占55%以上，人文要素为主类研究占30%，自然要素为主类研究占15%；以土地资源为对象研究占73%，以生态资源为对象占14%，以其他自然资源为对象的研究占13%。资助格局中土地资源类项目占主导，在75%以上，其他自然资源资助比例不高且资助率不稳定，在土地资源中，农用地、建设用地与土地系统是主要资助领域。为推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要创新该领域研究范式，增强基础研究属性，树立交叉融合研究典范，坚持申请代码初衷内涵。
中国正面临着城乡土地结构失衡、国土空间开发失序、地域主体功能失调等诸多问题，这给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国土空间功能作为架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刻度。基于当前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论与现实诉求，指出地域功能是衍生国土空间功能概念的逻辑起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构建国土空间功能理论体系的内核，而空间整合是国土空间功能理论体系演进的重要向度；从战略决策、主体功能、底线管控、用途管制、分区管治、空间协同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国土空间功能理论认知模型（雪花模型），辨析了新时代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科学价值；对新时代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学理认知、分类识别、演化机制、动态权衡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了国土空间功能的研究框架。
水资源短缺制约了很多城市的发展，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潜力与承载能力与水生态空间密切相关。综合考虑水生态空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济南市为例界定了水生态系统的功能属性，明晰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的基本概念，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并协同多种涉水规划，集成水生态系统的复杂功能，提出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划定技术方法，对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济南市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为1992.2 km2，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仅占水生态空间的60.2%，两者的保护范围有明显差异。从不同维度表征了济南市水生态系统保护空间的分布特点，其中，陆域空间是保障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水岸线是水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区域，水文化空间还有很大潜力有待挖掘，济南市在保障水安全和改善水环境等保护目标上面临较大压力。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国土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实施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为实现特定战略意图而进行的理性设计，规划的编制实施理念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为了解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特邀请本领域的五位知名专家就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价值导向、目标追求、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和主要领域等开展访谈。专家认为：（1）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用更高的整体利益原则去处理个体利益之间的失衡，在整体利益的指引下提升特定利益的最大化和保证其他利益的最起码满足。（2）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地理的普遍繁荣”，而是需要重视追求“人民的普遍幸福”，营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国土空间。（3）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合理适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需要以核心都市圈为支点，主要城市群为平台，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5）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重点地区，需要通过拓展对城市多元属性的认知、系统研判大城市空间治理的问题与成因，完善大城市治理的逻辑。通过专家访谈，可以看出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是对空间关系的重建与重构，需要协调人地关系，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处理好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还需要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城市有机体等不同层级国土空间单元的运行规律，维护和修复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
现有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主要遵循空间开发导向，利用静态数据和用地分配标准、评估及预测模型开展，存在一定的“区域偏好”和“规模求大”现象。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实施要求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方法需要及时革新。关注到信息或智能技术深度影响下未来城镇场所空间将转变为流动空间这一必然趋势，不同尺度生产、生活及生态要素时空流动与分配将是城镇建设用地科学配置的关键。因此，利用多源要素流大数据和多学科分析方法，试图从城镇空间发展水平评价、城镇要素流动网络时空模拟与用地分配、城镇要素功能区识别与开发边界划定、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效果动态评估4个方面，建立基于要素流动的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方法框架。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发展水平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城镇对区域现状要素控制、吸引及溢出的能力，并从空间发展规模、活力及品质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2）在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区域分配过程中注重利用网络优化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区域要素流动规律，并通过时空耦合模型找出不同等级和类型“空间发展水平—要素控制力”组合的城镇；（3）城镇未来扩展方向和边界形态是由内部各类要素流动变化与功能空间布局的供需时空匹配情况决定的，需要利用时空耦合、引力、CA及多智能体等模型识别要素功能影响区和流动偏好；（4）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效果评估指标需要体现生态文明、高质量、智慧治理及一体化等未来城镇发展要求和趋势。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为解决国土空间面临的城市蔓延、乡村空心化、环境退化等系统性问题，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整合出于各部门利益最大化制定的、时常是相互冲突的规划方案，实现“多规合一”。基于安全格局理论提出协调规划冲突的途径，包括：（1）在认识层面，将国土空间规划视为理性过程，利用最小—最大约束途径制定可辩护的规划方案，通过空间博弈协调对有限土地的竞争、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结果；（2）在操作层面，首先识别作为保障自身目标、协调各方利益依据的安全格局，然后据此对空间用途进行谈判。实践中需要建立协调规划冲突的制度机制，并在多方博弈中优先考虑处于劣势的生态和自然资产，通过建立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提供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再造秀美河山。
通过对现行空间规划法律规范的体系性检视，发现由于立法策略、部门立法以及规划立法依附性等原因，其存在顶层立法付之阙如、外部结构冗杂扁平、内部规范碎片冲突等问题。遵循领域法、发展法以及体系化逻辑，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应以现实问题与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在突破部门法壁垒的同时注重法制发展的接续性，力求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的形式协调与价值融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对内应确立国土空间规划法的基本法地位并辅之以配套立法，对外应注重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等相关立法、国土空间政策与技术标准的衔接，最终构架起一个主轴明确、层次严密、差序有别的圆锥状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② 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③ 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基于采自柴达木盆地内部牦牛山的祁连圆柏树木样芯，新建采样区域过去2710 a的树轮宽度年表，并计算了器测时期（1957—2017 AD）气象数据与树轮宽度年表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树轮宽度年表与上一年7月至当年6月降水量变化的相关性最高（r = 0.753，n = 60，p <0.01），基于此重建了该区392 BC—2017 AD上一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变化。器测时期方差解释量高达64%。重建结果显示，在年代际尺度上存在9个湿润期（106—75 BC、6—39 AD、179—229 AD、581—646 AD、823—914 AD、1026—1095 AD、1378—1414 AD、1567—1609 AD和1985—2017 AD）和7个干旱期（328 BC—297 BC、 86—151 AD、694—747 AD、1168—1199 AD、1444—1525 AD、1680—1725 AD和1792—1860 AD），1792—1860 AD是过去2400 a最干旱时期。功率谱分析结果表明，过去2400 a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地区降水量存在2~8 a、40 a、80 a和225 a准周期变化（p < 0.01）。此外，本文研究区干旱期与太阳活动极小期对应较好；时序叠加法分析显示，中低纬度强火山喷发后的第一年研究区降水量显著减少。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太阳活动和强火山喷发是研究区降水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土壤剖面水分信息比表层土壤水分信息难以获取，但对全面认识整个土层的水分含量至关重要。融合多源数据是估算区域土壤剖面水分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利用中国实测土壤水分数据建立了不同季节的表层-深层土壤水分关系模型。据此采用ESA CCI SM遥感表层土壤水分产品估算获得了中国1980—2019年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和0~100 cm 共10个深度层次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特征。ESA CCI SM产品与实测数据整体上匹配较好但普遍高估，本文提出采用饱和含水量和凋萎系数信息对其进行值域控制，有效降低了该产品的高估误差。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的精度在秋季最高，夏季和春季次之，冬季最低。模型对干带土壤水分的估算最准确，暖温带和冷温带次之，青藏带准确性最低。计算了中国10个深度层次的土壤贮水量，其多年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4±0.11、3.50±0.21、5.29±0.30、7.13±0.38、10.04±0.46、12.25±0.54、14.47±0.62、16.75±0.69、19.05±0.76和21.36±0.83 cm。各深度的土壤水分呈明显的分层，即波动层（0~40 cm）、跃变层（40~60 cm）和稳定层（60~100 cm）。中国1m土层贮水量呈自西北向东北和东南方向递增的分布格局，寒旱区该值较低且空间变异明显，暖湿区该值较高且空间分布更均一。热带、干带和青藏带的1 m土层贮水量在夏季最高，暖温带和冷温带该值在夏季最低。近40年来中国1m土层贮水量在空间上“湿区愈湿，干区愈干”，在时间上“湿季愈湿，干季愈干”。热带土壤在2004—2009年显著变湿，干带土壤显著变湿和变干的转折年份分别为1985—1986年和2013—2014年。中国1m土层贮水量序列最常见的周期是5年和11年。
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利用1998—2020年百度资讯中关于时间银行成立的新闻报道，通过人工判读，提取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分析时间银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数量上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第三个时期增幅最大；2）在城乡分布上，时间银行大多集中分布于城镇地区，并逐步向乡村地区发展；在省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省份均已进行过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其中以江苏、湖北、浙江、广西等4省（区）数量最多；3）在空间分布上，时间银行最初呈现小范围零星分布，后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中原地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基本集中于胡焕庸线以南，总体为“东南密-西北疏”；4）在空间关系上，时间银行从最初的空间发散逐步发展为空间集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且趋于稳定，空间均质性逐渐增强，异质性逐渐减弱；5）时间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养老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志愿队伍建设以及数字技术水平等，其中第一个时期养老建设水平较为重要，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最后，建议加大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标的依赖，从而为其在农村、西北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平衡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也应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引导多方参与，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以广东省为例，采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然后采用自相关分析法、基尼系数分析医疗与养老设施的适老化及均等性，最后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及均等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更能准确反映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珠三角地区老年人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相对较好，东、西部沿海经济区相对较差；但珠三角地区养老设施医疗可达性在四大区域中最差。2）广佛都市区、梅州市北部等地区的医疗与养老设施适老化不足，广东省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存在较大的不均等。3）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公共财政支出与广东省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显著相关，平均海拔、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面积、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公共财政支出与广东省老年人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的均等性显著相关。
运用昆明市老年公交爱心卡和常规地铁刷卡数据，考虑老龄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剖析老年群体的地铁出行特征，并从活动空间的视角重点解析和对比低龄老年群体和高龄老年群体的地铁日常出行和活动模式。结果显示：1）同非老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移动性更低，出行时刻集中于早高峰时段，活动范围相对集中于市中心。2）随年龄增长，老年群体的移动性进一步降低，活动空间收缩，但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增强。相较于低龄老年群体（60~69岁），高龄老年群体（≥70岁）具有“出行频次高、活动空间范围小”的出行特征。3）低龄老年和高龄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其中高龄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向居住密集区聚集，且出行在较大程度上受建成环境的制约。
基于长江流域148个气象站1980—2017年的蒸发皿观测数据，将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和模糊C均值聚类（FCM）相结合，对流域蒸发皿蒸发量（PE）进行分区，然后运用Modified Mann-Kendall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等方法，分析各子区域PE的变化特征并识别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REOF的前4个空间模态显示流域PE存在5个主要的异常敏感区，基于这4个空间模态，流域PE在空间上可划分为9个子区域。2）在年尺度上，各区PE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其中中部盆地区上升速率最大（111.28 mm/10 a），西部高原区上升速率最小（12.5 mm/10 a）；而在季节尺度上，秋、冬季流域PE呈显著上升趋势，春、夏季PE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部分地区PE为下降趋势。3）影响PE变化的主要因子因地而异，但大多子区域的PE变化与平均气温和饱和水汽压差的变化显著相关。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获取的数据在中国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使用，甚至主导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在国际背景下对这两个概念和相关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深入地检视，并通过对若干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在测量人口迁移流动事件时的失效和失真。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已与现实的迁移流动事件和过程严重脱节；它们既可能因高估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失真，也可能因系统性遗漏某些迁移流动人口（如城—城流动人口）而失效，同时还严重干扰对现实人口迁移流动方向的判断。此外，基于“人户分离”得到的流动人口数据还存在着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和缺乏国际可比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概念、测量和数据收集应回归其反映空间变动事件的本质功能，逐步扩大使用基于5年前常住地（乃至1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并充分利用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开发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和规律提供有效且可靠的数据基础。
黑土地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维护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责任,保护好黑土地对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测算与分析2000—2020年东北黑土地粮食生产耕地压力的变化情况,研究国际贸易对东北黑土地粮食生产的耕地压力的影响,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东北黑土地农产品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优势。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东北黑土地粮食生产的耕地压力基本处于安全压力区并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玉米、大豆、稻谷三种主要作物生产的耕地压力分别从2000年的1.94、1.09和0.63下降至2020年的0.69、0.26和0.54。国际粮食贸易对黑土地粮食生产耕地压力减缓的作用显著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20年对黑土地粮食生产耕地压力减缓的贡献率达26.22%,其中对大豆生产的耕地压力减缓的贡献率达511.48%。农产品贸易优势度分析结果显示,东北黑土地农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明显的贸易竞争优势,但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不明显。为此,提出了国际贸易粮食贸易变化背景下黑土地保护的若干建议,为东北黑土地保护及其粮食产能保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