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信息的不断泛化对经典的地理信息分析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网络化的知识服务将逐渐成为地理信息应用的新模式，助力地理计算到社会计算的形态转变。地理知识服务需要打通人、机构、自然环境、地理实体、地域单元、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促进知识辅助下的数据智能与计算智能。本文聚焦地理时空知识获取与形式化表达及分析的迫切需求，首先分析了时空知识图谱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认为时空知识图谱是指具有地理时空分布或位置隐喻的知识构成的有向图，即以时空分布特征为核心的知识图谱；然后提出了时空知识图谱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可实现时空大数据到时空知识服务应用的转变，包括泛在时空大数据、时空知识获取、时空知识管理、时空知识图谱、软件系统及行业应用等多个层次；接着从文本描述地理信息抽取、异构地理语义网对齐、时空知识表达与表示学习等方面，介绍了相关研究进展；结合应用实践，介绍了面向行业的时空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途径；最后，讨论了时空知识图谱研究目前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瓶颈，提出在大模型时代，构建显式的时空知识图谱，并针对行业需求开展知识推理，仍是时空知识服务的必由之路。
基于位置描述进行空间定位是大数据时代位置服务向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针对不同语境中位置描述模糊性差异显著而难以定位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面向模糊位置描述的形式化方法与推理机制。首先，通过梳理人类空间认知规律，明确自然语言中位置描述时关注的要素类型，研究模糊位置描述的形式化表示。然后，基于超赋值理论，从空间对象、距离关系和方向关系3个方面构建模糊位置描述的推理机制。顾及位置描述的上下文语义，利用观察值阈值开展空间推理实现定位。最后，设计收集位置描述的问答系统对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依据实际应用场景及时调整位置描述的形式化表示粒度，空间推理结果贴合直观认知。
新型作战样式对战场环境服务保障提出了新要求，战场环境智能化服务急需基于全域多维战场环境数据实现知识的提升。针对战场环境智能认知的知识建模问题，将知识图谱与战场环境相结合，提出了战场环境知识分类方法，认为战场环境知识图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条件下战场环境知识表示的一种新形式；针对三元组知识表示碎片化的问题，构建了战场环境时序超图表示模型，实现了实体知识、事件知识、影响过程知识和服务决策知识的多层次统一图建模，将各类知识表示为具备时空特点、场景特点的统一知识超图网络；最后，利用地图、事件、影响过程和作战影响效能等数据进行实验验证，超图网络从语义层面实现了各类战场环境知识的关联，可进一步为实现基于超图的智能推理和服务决策提供支撑。
面向自然语言的地理空间场景描述一直是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传统方法更注重空间关系的遍历性描述，难以融合人类空间认知，与人类自然语言有较大的差距。地理空间场景自然语言描述的本质是地理空间二维向量转换词空间一维向量的过程。本文提出M2T空间场景自然语言表达框架，通过空间场景理解、语言合成和注意力感知3个知识图谱，在多源知识图谱的融合机制下，生成自然语言空间场景描述文本。其中空间场景描述知识图谱解决遍历空间关系剪枝难题，同时通过建立空间关系图谱建立空间场景之间关联，支持空间场景连续表达；自然语言风格知识图谱建立空间表达与语言风格的关联，实现了贴切于空间自然语言表达的多样化语言风格；空间关注度知识图谱根据空间场景主体和客体交互状态，建立注意力矩阵捕捉自然语言空间表达的细微之处。以北京故宫为例设计的原型系统，实验表明系统生成结果与人类游记接近，且内容覆盖更完整，风格更多样，验证了M2T框架的有效性，并展现了空间场景自然语言描述应用的潜在价值。
地球科学（以下简称地学）知识图谱具有强大的知识表示和语义推理能力，已成为地学大数据和地学人工智能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然而，目前的地学知识图谱研究主要面向实验场景，缺乏面向实际应用的大规模地学知识图谱构建方法和共享应用框架研究，导致尚未真正在地学领域现实应用中得到使用。为此，本文面向地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对地学知识图谱的迫切需求，首先研究了大规模地学知识图谱的构建技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覆盖地学知识图谱构建、共享和应用全生命周期的总体框架。然后，以“深时数字地球（DDE）”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例，开展了面向实际应用的知识图谱平台研发实践。最后，利用该平台，构建了DDE大规模地学知识图谱，开展了知识图谱开放共享，有效实现了知识图谱应用，证明本框架可有效支撑大规模地学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共享应用。本文对于地学知识图谱现实应用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水利部2020年统计结果，中国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洪涝灾害的近70%，已成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山洪区划是进行因地制宜地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管理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吸纳现有与山洪相关的自然地理区划成果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与主导性、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完整性和等级性原则，从山洪灾害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两方面构建中国山洪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构建了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混合聚类方法，制定了包含9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一级区划方案和33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二级区划方案。以1951—2015年全国历史山洪事件点调查值为基础，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客观评价发现，本文制定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方案对历史山洪事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分别达到66.4%和75.4%，表明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与历史山洪事件的疏密分布规律吻合度较高。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不仅有效刻画了山洪的地区分异规律，而且为实行因地制宜的山洪灾害防治减灾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利于推动中国山洪灾害预警预报与防治管理事业的稳健发展。
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敏感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也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2000—2020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关键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晰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一步评估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状态，将为青藏高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实施保护和修复工程奠定科学基础。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增加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有所改善，年变化率分别为3.57 m3/(hm2·a)、0.23 t/(hm2·a)，但土壤保持量整体却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率为-0.16 t/(hm2·a)；② 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的核心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2.7%、13.9%和14.2%，其中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以藏东南、三江源、若尔盖为主，防风固沙核心功能区集中在高原中西部，土壤保持核心功能区则环绕高原；③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功能在高原东南部、中部呈现较高的稳定性，而在高原西部稳定性相对较弱，结合稳定性评估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可将青藏高原区划为三大类16个生态系统功能区，针对不同核心生态系统功能与不同分区开展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人才内部存在着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的学历梯度，关注不同学历人才分布影响机理的差异性，对于制定因类而异的人才政策和优化城市体系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中国2005、2010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从地级尺度上揭示了2005—2015年中国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特征差异，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解释了不同学历人才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不同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均主要集聚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本科及大专学历人才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等西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也具有一定的集聚优势，人才集聚的不均衡度随着学历提升而依次递增。人才集聚的不均衡程度均随时间而有所缓解，但缓解程度随学历提升而依次递减。② 人才动态集聚呈现出初期人才比重越高、期间人才比重增幅越大的马太效应，人才动态集聚的马太效应强度随学历提升而逐渐增强。③ 中国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集聚均主要为经济主导型，薪资待遇是不同学历人才集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区域间薪资水平差距的缩小是不同学历人才分布不均衡态势缓解的主要原因。服务业快速增长，中学教育、医疗条件和交通出行等社会舒适性也会促进不同学历人才的集聚，海拔高度及绿化休憩等环境舒适性整体上并未显著推动中国人才的集聚。④ 经济及社会舒适性因素对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均呈现出随学历提升而依次增加的趋势。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维护和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较为滞后的状况，在界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点，提出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并运用德尔菲法，最终筛选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的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鉴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本文给出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的技术路线，依据确定的警度区间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并综合运用大气污染预警分级和交通信号警示灯原理，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直观反映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警戒情况。研究结果认为：给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可以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状况进行有效定量评估，进而为建立科学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与方法基础。
居民是遗产的最终守护者，然而其遗产责任行为并未得到充分关注。构建以居民个体内部驱动和社会嵌入为条件变量，遗产责任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在平遥古城收集的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遗产责任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关系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共存在五种模式可驱动居民形成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具有多组态和系统特征；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复杂性和交互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结构嵌入在不同的路径中对遗产责任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拓展了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且对文化遗产地政府和管理者开展遗产保护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因合作模式与机制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理想。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茶产业为案例，使用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获取数据，采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安溪四类茶产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选择成因。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合作通过稳定茶叶原料数量和品质的供应，可减少市场端和供应端的交易费用来获得稳定收益；企业负责人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更有效，可实现多方共赢；产业基础、发展定位和资源基础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的选择，导致一地多模式现象；有效监督机制是保证其与农户长期合作共赢的关键；选择合适模式和机制与农民合作，可助其有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场域，文化景观基因作为地方文脉延续和区域特色呈现的核心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不断得到生产。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1）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文化景观基因呈现出从遵循原真价值认知到满足旅游消费转型，最后顺应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2）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空间表征，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表征空间，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3）资本在生产中通过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其三重循环；权力在精英群体作用下，通过话语表征、技能规训和身份认同完成行为逻辑的建构；村民主体通过内生行动的实践表达，从最初代际传承下的简单参与到旅游消费下的抵制抗议，最终在遗产保护号召下发挥协作作用。
网络信息地理是人文经济地理领域新兴的学科方向，近年来，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推动下，中国网络信息地理研究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借助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采用经典文献索引法，总结归纳21世纪以来中国网络信息地理研究的总体特征、学科方向及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网络信息地理主要集中在城市网络、网络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影响、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5个方面，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和旅游地理等学科领域；其演化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期—发展壮大期—集中爆发期—转型成熟期4个阶段，逐渐呈现多元化和交叉化的发展特征。文章还探讨了中国网络信息地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学科思想相对单一、理论构建相对滞后、滥用大数据方法以及研究视角过于狭隘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应着重从加强本土理论创新、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拓展新兴研究领域和紧扣时代发展需求4个方面进行突破。
将粤港澳大湾区26家代表性银行的金融联系通过联锁网络模型转换为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大湾区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珠江口形成网络联系的高能量区，珠江东岸的金融联系水平整体较珠江西岸高，向外围空间的等级扩张具有连续性或渐进性；2）整体网络的集聚性和通达性良好，存在小世界性，广州天河、越秀及佛山南海、顺德等节点具有较高的等级性和接近性，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联系的重要中介。相比等级性和接近性在空间上的有序过渡，中介性的极化态势较为明显；3）大部分等级性高的节点有效规模和效率较高，具有结构洞优势，外围空间节点的限制度较大。网络主要依靠核心或次级核心子群的部分节点产生金融联系，边缘子群中大部分节点间的金融联系微弱；4）与粤港澳大湾区各节点总链接量呈负相关的变量有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管控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变量有交通便捷程度、社会消费水平；金融服务需求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总链接量的关系复杂，具有双边效应。
在理论上对城市创意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基于近40年来华语数字音乐基础数据库，综合利用社会网络、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华语歌手的创作合作网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华语歌手合作网络整体上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及小世界特性，逐渐形成北京—香港—台北“三足鼎立”的网络格局。2）在演化趋势方面，早期港台城市间的高强度联系逐渐被内地城市取代，网络的社区发展呈现规模化、集团化和层级化的趋势。3）城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网络经济水平对网络结构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城市行政级别以及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作用不明显。
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城市发展和区域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必要探究其对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为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基于2005—2019年2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虽能推动试点城市新型城镇化，却不利于城市间市场一体化；智慧城市建设加剧市场分割的特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小城市和内陆城市范围内；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3）作用机制表明，缩小信息基础设施差距和公共支出差距，积极发展第二产业，既能发挥智慧城市建设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又能减弱对市场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期农业的新转向，在发达地区已有应用和发展。对于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而言，数字化带来的是更大的发展鸿沟还是新机遇？文章针对西部高高原地区生态农业数字化的理塘现象，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并分析农业公司、政府部门等的政策文件、规划文本、网站信息等多源文本资料，并结合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视角，构建自然环境-市场-制度-技术（EMIT）四维分析框架，讨论县域农业数字化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理塘农业数字化具有3个典型特征，即全链条数字化、多主体推动、区内外协同。高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塑造了理塘农业数字化的约束条件和优势基础。相对于市场和技术两大因素，地方制度与组织因素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嵌入国家和地方制度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农业数字化技术更新与区外差异化市场开拓，是理塘传统农业实现“路径突破”、启动农业数字化的重要力量。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外部支持不可或缺。然而，如何将其转变为持续的内在动力，本地企业家人才资源以及农户的人力资本增长将是关键所在。
数字孪生城市通常以实景三维模型为空间数据体，并集成各类传感器的物联感知数据，实现虚实融合目的。作为最常用的传感器类型之一，将城市中的视觉传感器与虚拟的实景三维模型准确地配准是数字孪生城市应用的关键，但是现有方法获取的户外6DOF位姿精度通常不足，致使视觉传感器配准精度不高。本文提出了一种结构语义辅助约束的数字孪生场景虚实配准方法，从图像中提取出包含结构语义信息的铅垂线，并生成虚拟场景的透视图和逆深度图，在逆深度和结构语义的约束下，准确地恢复传感器位姿，实现视觉传感器图像在虚拟场景空间中的融合配准。通过试验证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对初始位姿进行优化，进而提高数字孪生城市中视觉传感器的配准精度。
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② 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基于0.51~1.02 m的Google Earth高分影像，目视解译获取2018年青藏高原耕地数据；运用GIS和地理探测器，识别耕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8年青藏高原有耕地133.73万hm2，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异特征，其中33.27%聚集在一江两河地区和湟水河流域，76.02%和75.41%分布在距道路1600 m和距河流5 000 m范围内；② 受地形、气候影响，耕地以海拔3 500~4 000 m、坡度6°~15°、年均降水量400~600 mm和年均温度0~5℃分布最集中，其它区域面积较少，呈点状分布；③ 耕地空间格局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和经济、人口等人文因子共同影响，以生长季日照时数、生长季降水和坡度影响最大，基本决定了青藏高原耕地的空间格局。
由于云污染、实地验证点的匮乏，以及地形地貌的复杂、破碎化，多云山区土地覆被的准确分类较难实现。以藏东南这一典型的多云山区及生态过渡区为研究区，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和野外实测数据，结合多光谱数据、雷达数据、高程数据、辅助数据，提取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地形特征等信息，利用递归特征消除法对特征进行优化，并采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分类模型，以期有效利用多源遥感数据提高土地覆被分类精度。结果表明：① 并非特征越多分类精度越高，特征选择后数量由58个减至38个，分类精度（总体精度93.96%，Kappa系数0.92）较未优化前（总体精度93.11%，Kappa系数0.92）略有提升。② 地形特征及雷达特征对藏东南土地覆被分类具有重要作用，地形特征对多数土地覆被类型的分类精度具有影响，而雷达数据对裸地、建设用地、灌丛影响较大，分类过程中如不考虑地形及雷达特征，总体精度分别降至88.98%，92.48%。纹理特征以及时序特征仅对提高具有明显纹理以及时序变化的土地覆被类型的精度有帮助。结合随机森林和特征优化算法，能够在保证土地覆被分类精度的同时，高效整合多源数据信息，加快模型运算速度，为多云山区土地覆被分类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精确刻画放牧强度时空格局是深刻理解青藏地区高寒草地服务功能动态及其驱动机制的重要基础，对辅助制定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意义。基于牲畜年末存栏量、牧区人口密度、生长季NDVI、年降水量、年平均气温和居民点分布等数据，采用地理加权随机森林模型，模拟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青藏地区放牧强度的空间格局，并定量评价了环境因子对放牧强度空间分布解释性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地理加权随机森林模拟结果可精细地刻画青藏地区放牧强度的空间特征，与经典随机森林模型相比，判定系数更高，平均绝对值误差和均方根误差更低。② 青藏地区放牧强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基本特征，其中，西北部地区放牧强度低于25羊单位/km2的区域约占青藏地区面积的1/2。③ 与2000年和2010年相比，2020年青藏地区放牧强度呈现总体下降、局部抬升的态势；其中，较2010年，2020年放牧强度下降超过1羊单位/km2的区域占牧区面积的61.69%。④ 牧区人口密度是解释放牧强度空间异质性最主要的因素，其相对重要性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而降水量和生长季NDVI的相对重要性则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为青藏地区草地可持续管理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以青海湖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85—2020年8期土地利用图，结合地形、土壤和气象等数据，运用本地化修正后的InVEST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模拟流域产水服务、评估产水量空间分异特征、剖析其空间异质性归因。结果显示：青海湖流域1985—2020年产水量变化区间为11.68~81.52亿m3，变化趋势明显，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W”型变化趋势；产水深度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高值区均集中在海晏县内；垂直梯度上，产水能力随海拔增加而减弱；地理探测结果显示单因子对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分区中以气候类因子解释力最为显著；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由多因子共同决定，整体上以降水与实际蒸散量的交互作用解释力为主导因子。
以乡镇为研究单元，运用InVEST模型、供需比-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定量评估甘肃白龙江流域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基于供需风险识别划定生态管理区，提出了针对性管理策略。结果表明：① 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仅食物总需求呈减小趋势，其他典型服务总供需量均呈增加趋势。在供需数量匹配方面，除2002年和2010年总食物供给小于总需求外，其他服务均供大于需，各项服务供需比空间分异明显。② 供需空间匹配方面，水源涵养服务以高供低需聚集为主，土壤保持服务以高供高需和低供低需聚集为主，食物生产服务以低供低需聚集为主。③ 水源涵养服务供需风险集中在白龙江舟曲-武都段东侧人口密集区，土壤保持服务供需风险多在迭部北部山区、宕昌东部和武都大部，食物供需风险集中在流域东部和舟曲北部。④ 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可将流域分为5级供需风险，归纳整合后形成6大生态管理区。
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重要的汉文世俗文献,写本,共109页,内容所及粮草借贷、接纳人口、个人官司、军需申请等。这批出土文书涉及宋夏沿边地区一些传统史籍不载的地理信息,主要涉及府州军县、粮食供给、城址堡寨等内容,反映了宋夏沿边地区不少地理细节与活态史实。通过其中的蛛丝马迹对相关地理词条和信息进行梳理考释,发现宋夏沿边地区在行政建制、作物传播、交通道路、城寨制度等方面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实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籍的相互印证,弥补传统史籍记载的不足,提升对宋夏沿边地区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的认识。
位于西藏阿里的“神山圣湖”,包括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拉昂错等自然地理单元。分布在其周边的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分别是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等世界著名大河的上源。历史上,“神山圣湖”及其周围的四条河流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构成多种古代神性世界(Cosmological World)中心的重要地理标志。历史时期围绕着西藏阿里“神山圣湖”形成的神性世界中心共有四个: 一是西藏阿里象雄文化原始苯教认知的“神山圣湖”;二是佛教认知的南赡部洲阿耨达池(Anavatapta);三是古代华夏文化认知的昆仑山;四是印度教认知的凯拉什山(Kailasa)。其中,华夏文化昆仑山系统与佛教南赡部洲阿耨达池系统之间发生过深刻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昆仑山-阿耨达山神性世界中心认知系统,进而对古代华夏文明的地理观(Cosmography)产生广泛影响,并最终于康熙五十九年被明确标识在实测《皇舆全览图》上。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县名目下注记了丰富的地理信息,涉及三百余条水道的情况。这些水道注记内容主要是班固将汉明帝时期《水经》中各水道源流附记于各政区名目下,又从各郡国上计资料中统计出部分水道的过郡数和里程,附在相应的水道源流之后得来。班固还参考各经学学派的观点,将《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两篇中包括水道在内的各类地名在注记中一一落实。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一些后代注解《汉志》的文字与班固原注记发生混淆,因而现在的《汉志》水道注记中有少部分实际是后代注文窜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