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ization can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ecosystem servic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is effect,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maintain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take the rapidly developing, mountainous and biodiversity hotspot region, Jinghong, in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An integrated ecosystem service model (PANDORA) is used to evaluate this regional BESV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modeled BESV is sensitive to landscape connectivity changes. From the 1970s to 2010, regional urban lands increased from 18.64 km2 to 36.81 km2, while the BESV decreased from $6.08 million year-1 to $5.32 million year-1. Along with distance gradients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fringe, BESV varies as an approximate hump-shaped pattern. Beca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s a stronger influence of landscape composition on spatial BESV estimates than the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does, we conclude that the projected urban expansion will accelerate the BESV reduction. Of the projected urban land, 95% will show a decreasing BESV trend by approximately $2 m-2 year-1. To prevent this, we recommend compact urban planning for the mountainous city.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This essay combines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data and the 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 (VIIRS) nighttime light data into a “synthetic DMSP” dataset, from 1992 to 2020, to retriev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in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in Xinjiang, China.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several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Xinjia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Results reveal that (1) total carbon emissions continued to grow, while the growth rate slowed dow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 in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cross various region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of these reg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are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 the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ern Xinjiang > the northern part of Xinjiang. (3)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siz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size as well a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also enhanc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arbon emission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and strategies for cities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hose with different carbon intensit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 goals in different steps.
利用1998—2020年百度资讯中关于时间银行成立的新闻报道，通过人工判读，提取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分析时间银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数量上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第三个时期增幅最大；2）在城乡分布上，时间银行大多集中分布于城镇地区，并逐步向乡村地区发展；在省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省份均已进行过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其中以江苏、湖北、浙江、广西等4省（区）数量最多；3）在空间分布上，时间银行最初呈现小范围零星分布，后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中原地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基本集中于胡焕庸线以南，总体为“东南密-西北疏”；4）在空间关系上，时间银行从最初的空间发散逐步发展为空间集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且趋于稳定，空间均质性逐渐增强，异质性逐渐减弱；5）时间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养老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志愿队伍建设以及数字技术水平等，其中第一个时期养老建设水平较为重要，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最后，建议加大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标的依赖，从而为其在农村、西北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平衡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也应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引导多方参与，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气候舒适度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影响旅游地旅游季节长短及旅游地开发的重要因素。利用中俄跨边境地区——中国黑龙江省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46个基准气象站点2004-2013年间的月均气温、月均相对湿度、月均风速等气候要素数据,利用ArcGIS平台,基于距离平方反比和协同克里格插值方法,计算温湿指数（THI）和风寒指数（WCI）,获得研究区栅格单元为1 km 2的气候舒适度评价图,进而对其空间分布规律及各月份气候的舒适性进行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年均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季节性差异。结果表明：（1）中俄跨边境地区温湿指数与风寒指数的总体分布趋势是随纬度及海拔高度由南向北、由低到高而递减。风寒指数的舒适区比温湿指数的偏大;（2）研究区旅游气候舒适期地域差异显著,中国黑龙江省舒适期长度为4到5个月;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舒适期长度由南至北呈递减趋势,其南端地区舒适期长度可达7个月;（3）研究区旅游气候舒适期为5个月的区域最大,占研究区面积的46.6%;舒适期在2个月的区域最小,占研究区面积的比例不足0.3%。研究结果可为中俄跨边境地区旅游气候资源开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等提供科学依据及理论参考。
运用ArcGIS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研究,结合传统村落的当地实际情况,探讨与其特点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云南省传统村落呈现出非均衡聚集分布的空间结构特点,主要聚集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和滇南等海拔较高的市州区域,其中保山市的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为66.33个/万km2;其次是大理州和红河州,传统村落密度分别为44.13个/万km2和37.66个/万km2。（2）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历史因素和交通运输因素。其中,云南省垂直落差较大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客观上孕育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千百年来世代传承延续的农耕文明历史奠定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村落人文基础,高海拔地带较为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在客观上延缓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传统村落的破坏。综上,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规律,探索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路径,根据各地传统村落资源禀赋特征的不同进行差异化发展,即分别发展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等活化模式。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②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加；③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增加趋势不明显；④ 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绿水通过蒸散发、大气水输送和陆地降水过程形成陆地内循环，是连接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人类圈等地球圈层的重要环节。对绿水陆地内循环的有限认知将低估人类活动对水和生态的影响。本文研究中国范围内绿水陆地内循环的格局以及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对其的作用。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中国绿水陆地内循环具有内循环率高（50.4%）和内循环量大（2.75万亿m3/a）的总体特点，存在由南向北、由西南向东北、西部以内循环为主的“三线”输送格局。其中，以草地为主的青藏高原为中国绿水陆地内循环提供了最多的水量（约8000亿m3/a）；以森林为主的东南丘陵和云贵川地区是辐射范围最广的绿水供应区；以耕地为主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以草地为主的黄土高原分别是绿水由南向北、由西南向东北输送的枢纽。中国绿水陆地内循环格局由生态系统、大气环流等大尺度地理系统决定，充分认识绿水循环的战略意义在于：① 绿水陆地内循环是中国水循环的“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治水“全国一盘棋”新局面的着力点；② 绿水陆地内循环是水循环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紧密纽带，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重要抓手；③ 绿水陆地内循环与跨流域调水和虚拟水转移构成中国跨流域水转移的主要过程，三者的科学统筹与协调是实现中国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空间均衡”的新方案。
北京经历了增量时代转向存量优化并正处于空间更新提质的新阶段，而城市功能空间演进是发展转型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空间载体。依据长时间序列的北京城市功能变化数据集，对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进行研判。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功能演化主中心位于核心区并向东迁移；功能延展形成演化次中心与远郊中心，演化态势呈先聚集极化后趋于平稳。② 功能空间格局的类型分异特征显著。③ 功能空间演进呈服务功能中心极化、产业功能梯序外溢和居住功能圈层分异的结构模式。④ 功能演进聚合规律包括职住分离是首都服务型单中心结构的空间响应、公共服务均等是城市居住空间品质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产业集聚与跃迁是城市产业空间迭代的关键路径。本文研究结果以期为城市功能空间的科学重构与精细化治理提供决策支撑与判据。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流动的城乡结构出现重要转变，将对人口再分布和城镇化及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划分了省际城—城、乡—城、城—乡和乡—乡4类流动人口，在识别其主流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流动率指标和计量模型考察了10年间流动人口主流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省际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快速的同时，乡—城流动占主导、城—城流动快速上升，这两类人口已成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流类型。② 城—城净流动格局中净流入区进一步向沿海三大中心集中，辽宁、新疆和云南也维持一定的净流入率，而绝大多数省份都属净流出区的结果塑造了沿海各具特色的三大流动圈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内部联系的增强；乡—城净流动格局表现出沿海不同净流入区的“此消彼长”，以及新疆、辽宁净流入率上升引发其邻近省份净流出率下降的特征，该变化刻画了沿海流动圈连绵成带与变动各异的双重特性以及新疆、辽宁流动圈的发育。③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强，当加入流动存量后其对两类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出现分异；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对全国经济发展、净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北京冬奥会为中国冰雪旅游发展带来历史性奇迹。把握时代红利,助力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本专辑通过优选18篇学术论文,从冰雪旅游开发与管理、冰雪旅游体验及其影响因素、冰雪旅游影响评估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冰雪旅游现状与未来;同时也设立了“旅游文化与生态旅游”专栏,分享旅游前沿研究热点。本专辑研究层次丰富,内涵深厚。研究区域从全国到区域,再到市县,同时包括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研究方法具有实用性、前沿性、创新性,包含产业关联分析方法、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情感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德尔菲法、空间统计方法、地理探测器方法等多种方法。本期专辑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提供了感知价值理论、制度演化理论等多种理论视角,构建了冰雪旅游遗产赛前评估模型、雪场综合休闲环境调节作用下的消费技术-出游半径决策的影响模型、冰川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模型、冰雪旅游情境下游客体验价值与忠诚度关系的模型等多种模型。以期能够为后冬奥时代冰雪旅游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助力冰雪旅游朝着可持续和高质量方向发展。
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敏感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也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2000—2020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关键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晰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一步评估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状态，将为青藏高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实施保护和修复工程奠定科学基础。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增加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有所改善，年变化率分别为3.57 m3/(hm2·a)、0.23 t/(hm2·a)，但土壤保持量整体却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率为-0.16 t/(hm2·a)；② 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的核心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2.7%、13.9%和14.2%，其中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以藏东南、三江源、若尔盖为主，防风固沙核心功能区集中在高原中西部，土壤保持核心功能区则环绕高原；③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功能在高原东南部、中部呈现较高的稳定性，而在高原西部稳定性相对较弱，结合稳定性评估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可将青藏高原区划为三大类16个生态系统功能区，针对不同核心生态系统功能与不同分区开展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根据水利部2020年统计结果，中国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洪涝灾害的近70%，已成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山洪区划是进行因地制宜地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管理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吸纳现有与山洪相关的自然地理区划成果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与主导性、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完整性和等级性原则，从山洪灾害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两方面构建中国山洪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构建了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混合聚类方法，制定了包含9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一级区划方案和33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二级区划方案。以1951—2015年全国历史山洪事件点调查值为基础，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客观评价发现，本文制定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方案对历史山洪事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分别达到66.4%和75.4%，表明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与历史山洪事件的疏密分布规律吻合度较高。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不仅有效刻画了山洪的地区分异规律，而且为实行因地制宜的山洪灾害防治减灾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利于推动中国山洪灾害预警预报与防治管理事业的稳健发展。
“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分析、加工、应用的容器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数据中心多尺度扩张规律及区位选择影响机制，指导数据中心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形成合理布局意义显著。为此，融合空间统计、空间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2005—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数据中心空间扩张态势明显，增长重心与经济重心同步系统性东移，全球尺度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增长核心；城市尺度上，城市群、都市区是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北京、东京、上海等多个数据中心枢纽城市。② 多尺度空间扩张主要表现为邻近扩张、点状生长和聚集增长3种模式，在全球和城市尺度上形成“核心—边缘”、多核心结构等多种空间形态。③ 数据中心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受市场规模、要素供给、运营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测量方式和空间尺度因素导致在国别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显著，要素供给和运营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尺度受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安全水平影响显著。
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成为推动高铁站区有序建设、与城市良性互促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高铁站为例，构建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识别高铁站区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发展类型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高铁站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可分为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3种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且表现出节点滞后、场所滞后、节点与场所同步等3种相对发展度特征。② 长江经济带高铁站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低耦合–节点滞后型、低耦合–场所滞后型、拮抗–节点滞后型、拮抗–场所滞后型、磨合–节点滞后型、磨合–同步发展型、磨合–场所滞后型7类，且呈低水平开发、不可持续、待优化提升3种状态；空间分布呈城市群群际分异显著，而群内城际为“中心趋同，边缘散乱”特征。通过本文研究为推进高铁站区合理开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参考。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
地球是一个由岩石圈、土壤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等层圈组成的系统，水循环过程是这些圈层间联系的纽带，维持良性水循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水循环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过程，水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涉及到地球系统的各个圈层和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以森林与水的关系、水循环变化预估、水循环综合研究这3个话题为例，尝试从地球系统的角度探讨水循环研究。
壤中暴流是山丘区陡峭坡体包气带壤中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也是山洪形成最为重要的产流机制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对壤中暴流的科学内涵、机理过程与致灾特征的认知尚缺乏系统梳理和总结，限制了产汇流理论体系和山洪模型方法的发展。通过对国内外壤中暴流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和产流物理过程的解析，本文厘清了壤中暴流的科学内涵与概念，提炼出壤中暴流发生的三大物理条件及其对非线性响应过程的影响，总结了壤中暴流对山洪、滑坡与泥石流致灾过程的影响机制。最后，凝练出未来需要深化的3个关键科学问题：包气带岩土体大孔隙水分输移过程与水文连通机制、坡面内部岩土体通道界面的水分交换过程及机理、复杂坡面地形条件下多产流机制综合的山洪形成机理。可为复杂山区的山洪形成机理与水文理论框架构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更好支撑山洪灾害预测预报与防灾减灾的国家科技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