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及其交互作用的集合，明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预测人地系统变化并支撑管理决策，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框架为揭示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传导与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这种新视角出发，沿“生态系统供给—耦合人类干预—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脉络，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现有的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模拟方法研究进展及趋势。研究发现，在生态系统服务级联传导研究中，已经由关注“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转变为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和互馈机制”；研究内容上，从关注“生态系统和环境效应的变化”向关注“社会系统及其对不同群体活动的影响效应”转变；研究重点逐步从明晰耦合系统“内在机理与动力机制”的理论探究走向“优化与调控策略”的应用实践。开展自然和人文过程并重、空间明晰的社会—生态耦合模拟，以及全面科学地认识复杂系统内部相互作用与反馈，是未来耦合模拟中亟待突破的重点。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改变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国家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驱动因素，对能源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能源与地缘政治渊源的基础上，阐述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并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研究进行展望。研究认为：① 不同时代能源的内涵、属性，以及与地缘政治关联的差异，决定了能源地缘政治的表征及激烈程度明显不同，导致能源地缘政治呈现明显的代际转换特征。② 能源转型将改变油气资源的地理依附性，引发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能源治理体系。其中，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因”；而地缘格局重构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果”，全球能源治理是应对因果变化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与措施。③ 未来亟待加强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并加强“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安全研究，以更好地推动能源地理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战略需求。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改变植物的生理过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和能量平衡。植被物候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物学指示指标，近年来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平均态，植被物候如何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相对较少，响应机制仍不清楚。本文梳理了植被春季和秋季物候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及其机制，发现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季前极端低温与极端降水直接导致植被返青期推迟、枯黄期提前，而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导致植物气孔关闭，抑制光合和蒸腾作用，间接导致枯黄期提前。目前植被物候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缺乏对复合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而且植被物候对极端气候响应的滞后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后植被的恢复过程研究较少。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需构建考虑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植被物候模型，并与动态植被模型耦合，以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拟精度。

中国发育了亚洲主要的国际河流，丰富的跨境水资源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生态”安全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大规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驱动，国际河流区水文及生态过程变化与跨境影响等问题备受关注。国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重点聚焦于水文及生态过程变化规律与变化归因、跨境影响与安全风险调控，探讨跨境流域“水—能源—粮食—生态”纽带关系，构建适应全球变化的跨境水资源协调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研发成效。面对全球变化影响下日益突出的跨境水安全与生态安全风险问题，国际河流的水文地理研究，更需要借助空天地一体化精准监测技术、现代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等，通过提供可量化、可参与、可公开的研发成果，更好地为国家对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地缘合作、健康维持与风险管控、跨境水外交与环境外交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滨海湿地作为海陆交互作用关键区域，具有高度生态敏感性，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与频繁的人类活动对其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了巨大挑战。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s）作为桥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无形纽带，在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在建立CESs参与滨海湿地资源可持续管理理论框架基础上，将多源社交媒体照片与MaxEnt模型相结合，以9处中国国际重要滨海湿地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从各CESs均值水平来看，生物多样性服务能力最强的滨海湿地为广西山口红树林湿地（0.222），其高水平面积为61.218 km²，占比27%；历史服务能力最强的是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0.336），其高水平面积为9.037 km²，占比17%；科教服务能力最强的是天津北大港湿地（0.092），其高水平面积为70.981 km²，占比11%；游憩服务能力最强的是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0.350），高水平区面积为9.037 km²，占比17%。② 从各CESs空间分异格局来看，生物多样性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广西山口红树林湿地东部和中部地区；历史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西部和东部地区；科教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天津北大港湿地西部地区；游憩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河口地区。③ 从环境变量对CESs贡献率来看，距自然保护区距离、土地利用类型和距鸟类栖息地距离是影响生物多样性服务格局分异的主要因素；而距基础设施距离、距道路距离和距鸟类栖息地距离均对9处滨海湿地历史服务、科教服务和游憩服务产生显著影响。④ 根据区域和国家战略、CESs均值高低及CESs类型权衡，本文将9处滨海湿地划分为生态修复导向型、生态文化振兴型和生态产业融合型3类发展模式，以期为海洋与海岸带综合治理研究及实践提供新思路。

爬坡沙丘是高原山区广布的一种重要的障碍沙丘类型，其形成主要受地形、沙源和风动力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侧重于模拟试验、分布规律、野外观测和沙丘形态等方面，从区域尺度解析不同气候带爬坡沙丘沉积物特征及环境意义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从风沙地貌学、粒度沉积物、地球化学等方面综合分析青藏高原不同气候带爬坡沙丘的风能环境、近地表流场、沉积物特征及物源等。结果表明：① 由于物源差异，不同气候区爬坡沙丘沉积物粒度组成不同，主要为细沙和中沙，半湿润区分选好而干旱区分选差；不同地貌部位沉积物的粒度差异较小，且与近地表气流有较好的响应，就地起沙是其形成的基本形式，其中细沙爬坡能力最强。② 母岩特征和气候环境影响沉积物的化学元素含量，但粒径大小也是造成其空间差异的关键，微量元素主要集中于河漫滩且不同地貌部位差异较小。③ 沉积物中常量元素除SiO₂富集外，其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淋失或富集，微量元素大多亏损，淋失与富集程度与粒径密切相关。④ 青藏高原爬坡沙丘沉积物处于大陆风化初期，半湿润区风化程度较强，不同地貌部位沉积物的风化差异较大，与母岩性质、气候环境及沉积分异有关。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增暖，中国的气候带和生态地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在已有生态地理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1—2020年641个气象台站气候数据，以及高精度的生态地理要素资料，对中国生态地理区域进行了优化，更新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2023版），将制图比例尺提高至1∶400万。研究结果将中国划分为11个温度带、22个干湿区、50个自然区。与2007版的生态地理区划结果相比，1991—2020年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的总体格局虽没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局部地区的温度带界线、干湿区界线、生态地理区（自然区）界线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温度带的界线变化在东部较明显，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之间温度带界线北移较明显；其次，干湿区的界线出现了变动，在第二级地形阶梯的北部半干旱与干旱区的界线有稍微西移，青藏高原上半干旱与半湿润区之间的界线则稍有东南移，都反映半干旱区范围稍有扩大；最后，自然区的界线变化在局地差异较大。本文深化了1991—2020年气候变化和生态地理资料更新对生态地理区域边界变化认识，为指导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宏观的区域框架。

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进行全面厘正。本文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结果表明：① 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② 拉达克地区历史演变曲折，地名多次变化，但近代为查谟土邦吞并时，拉达克地域范围仅指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以列城为中心的印度河谷上游地区。③ 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

随着全球气温的持续升高，水资源可利用性对植被生长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仍不清楚。本文评估了1982—2018年中国植被生产力对干湿变化响应的长期演变趋势及植被响应的时间尺度阈值，这将对降低陆地生态系统管理成本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① 在研究期内中国植被生产力的水分胁迫不断增强。② 在多时间尺度干湿变化中，61.18%的植被覆盖区存在过干旱化显著抑制了该区域的植被光合作用；28.89%的植被覆盖区存在过水分过剩显著抑制了该区域的植被光合作用。③ 干旱化显著胁迫植被生产力的最小响应时间缩短，而水分过剩显著约束植被生产力的最大响应时间延长，表明干旱化抑制植被生产力影响越来越容易，水分过剩对植被生产力产生抑制作用越来越困难。因此，1982—2018年中国植被生产力的水分约束正在增加。本文结果揭示了气候持续变暖背景下的水资源可利用性对植被生长影响的变化趋势，为水—碳耦合关系及水碳循环提供科学依据。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中国的乡村聚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刻体现了各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全面解析中国村镇特色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开展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地景、聚落、建筑和文化4个层次的村镇特色要素为依据构建了综合区划的指标体系，基于系统的实地调研结果和多源数据开展了全面的村镇特色评价，刻画了中国村镇特色的地域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借鉴自然地理、农业、文化、聚落景观与民居建筑等相关领域的区划研究成果，按照区域共轭性、共时性、综合性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相对一致性等区划原则，借助类型制图法、空间聚类法、地理相关分析法、主导因素法与叠置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划技术手段提出了中国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黄土高原、华东、华中、闽客、岭南、川黔、云南、塞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共12个村镇特色区和82个村镇特色亚区，并总结了各个区域的村镇特色构成。该方案综合反映了中国村镇特色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可以为特色村镇的分区域、分类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往往从殖民、历史、安全、第三方介入等因素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因，忽视边界可作为资源被国内外多方行为体复杂权力斗争所利用，进而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与分析方法，从多方行为体协同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并划分地缘政治想象类型，进而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以解读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表明：① 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协同对边界争端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目的或利益。② 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国内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将中印边界争端作为谋取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造或加剧边界争端形势。③ 边界争端可被认为是印方行为体制造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即当其目的还未达成时，班公湖对峙等争端事件再次发生或持续，而当其目的基本达成后才趋于缓和或平息。对此，中国须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呈现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征，并适时发挥积极性探究的方式建设两国间经贸互补的合作性结构，以有效缓和或化解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