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及其交互作用的集合，明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预测人地系统变化并支撑管理决策，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框架为揭示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传导与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这种新视角出发，沿“生态系统供给—耦合人类干预—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脉络，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现有的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模拟方法研究进展及趋势。研究发现，在生态系统服务级联传导研究中，已经由关注“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转变为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和互馈机制”；研究内容上，从关注“生态系统和环境效应的变化”向关注“社会系统及其对不同群体活动的影响效应”转变；研究重点逐步从明晰耦合系统“内在机理与动力机制”的理论探究走向“优化与调控策略”的应用实践。开展自然和人文过程并重、空间明晰的社会—生态耦合模拟，以及全面科学地认识复杂系统内部相互作用与反馈，是未来耦合模拟中亟待突破的重点。

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改变植物的生理过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和能量平衡。植被物候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物学指示指标，近年来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平均态，植被物候如何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相对较少，响应机制仍不清楚。本文梳理了植被春季和秋季物候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及其机制，发现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季前极端低温与极端降水直接导致植被返青期推迟、枯黄期提前，而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导致植物气孔关闭，抑制光合和蒸腾作用，间接导致枯黄期提前。目前植被物候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缺乏对复合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而且植被物候对极端气候响应的滞后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后植被的恢复过程研究较少。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需构建考虑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植被物候模型，并与动态植被模型耦合，以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拟精度。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发育了亚洲主要的国际河流，丰富的跨境水资源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生态”安全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大规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驱动，国际河流区水文及生态过程变化与跨境影响等问题备受关注。国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重点聚焦于水文及生态过程变化规律与变化归因、跨境影响与安全风险调控，探讨跨境流域“水—能源—粮食—生态”纽带关系，构建适应全球变化的跨境水资源协调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研发成效。面对全球变化影响下日益突出的跨境水安全与生态安全风险问题，国际河流的水文地理研究，更需要借助空天地一体化精准监测技术、现代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等，通过提供可量化、可参与、可公开的研发成果，更好地为国家对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地缘合作、健康维持与风险管控、跨境水外交与环境外交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为了解广州南沙湿地鸟类迁徙规律，揭示鸟类整体迁徙动态变化，于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连续在每月下旬日落前3 h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对南沙湿地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2014—2018年共记录到鸟类139种，以冬候鸟为主。2）鸟类物种数年际波动较大，丰富度年际变化不明显，即鸟类种类在逐渐增加的同时，个体数量趋于稳定。3）鸟类月度变化呈现明显的候鸟迁徙规律，越冬期急速上升，繁殖期平缓。越冬水鸟迁飞时间有提前的趋势，且在富有食物来源的浅水滩涂地和在无瓣海桑等高大茂盛的红树林群落有更多种类与数量的水鸟分布。最后，建议在注重绿化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保护和管理鸟类的栖息环境，适当扩大滩涂地面积，增加红树林种植面积以及合理地围垦，科学维持浅水滩涂和红树林种植面积比例，吸引更多越冬候鸟。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改变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国家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驱动因素，对能源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能源与地缘政治渊源的基础上，阐述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并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研究进行展望。研究认为：① 不同时代能源的内涵、属性，以及与地缘政治关联的差异，决定了能源地缘政治的表征及激烈程度明显不同，导致能源地缘政治呈现明显的代际转换特征。② 能源转型将改变油气资源的地理依附性，引发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能源治理体系。其中，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因”；而地缘格局重构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果”，全球能源治理是应对因果变化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与措施。③ 未来亟待加强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并加强“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安全研究，以更好地推动能源地理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战略需求。

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气候及陆地环境变化，气温升高、植被绿化、冻土融化以及野火频发等因素已经对北极地区的第一产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支撑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极第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有必要加强北极气候及陆地环境变化对第一产业影响的整体性认识。本文针对北极地区的种植业、畜牧业、林业以及渔业4个第一产业部门，系统梳理了它们受到气候及陆地环境变化影响的类型与程度。同时，本文基于跨部门视角总结了当前北极环境变化对第一产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从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展望：① 气候及陆地环境变化对第一产业的具体影响方式；② 整合局域性科学认识的挑战；③ 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制定与实施；④ 数据与方法层面的整合与创新；⑤ 气候变化影响下北极第一产业变化对中国的启示。本文总结了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极第一产业研究的重点领域，可为中国参与北极第一产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提供参考。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爬坡沙丘是高原山区广布的一种重要的障碍沙丘类型，其形成主要受地形、沙源和风动力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侧重于模拟试验、分布规律、野外观测和沙丘形态等方面，从区域尺度解析不同气候带爬坡沙丘沉积物特征及环境意义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从风沙地貌学、粒度沉积物、地球化学等方面综合分析青藏高原不同气候带爬坡沙丘的风能环境、近地表流场、沉积物特征及物源等。结果表明：① 由于物源差异，不同气候区爬坡沙丘沉积物粒度组成不同，主要为细沙和中沙，半湿润区分选好而干旱区分选差；不同地貌部位沉积物的粒度差异较小，且与近地表气流有较好的响应，就地起沙是其形成的基本形式，其中细沙爬坡能力最强。② 母岩特征和气候环境影响沉积物的化学元素含量，但粒径大小也是造成其空间差异的关键，微量元素主要集中于河漫滩且不同地貌部位差异较小。③ 沉积物中常量元素除SiO₂富集外，其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淋失或富集，微量元素大多亏损，淋失与富集程度与粒径密切相关。④ 青藏高原爬坡沙丘沉积物处于大陆风化初期，半湿润区风化程度较强，不同地貌部位沉积物的风化差异较大，与母岩性质、气候环境及沉积分异有关。

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机制是创新地理的重要研究议题，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外生动力（城市资源禀赋、多维邻近性等）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内生动力因素（择优链接、传递性等）。基于“Web of Science”中的论文合作发表数据构建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分析其2006—2016年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的演化特征，并通过加权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定量揭示内生和外生动力对该网络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从空间结构看，东密西疏的格局比较稳定，但整体由北京—上海双核结构向多中心发展，五大国家级城市群成为孕育多极的重要空间。以高能级城市为核心形成的节点区域愈发与规划的城市群范围一致，其发挥着知识资源邻近溢出和远程交互的双重作用。② 从拓扑结构看，知识合作的规模和密度显著增加，对大城市的择优选择效应明显。但随着多中心崛起，网络极化程度和异配性均在弱化；随着城际合作路径不断优化，网络聚合性提升，成为小世界网络。③ 从影响机制看，自演化与择优链接是知识网络的重要驱动力，其作用与城市等级效应相重叠；城市知识规模属性对知识流动的正向影响弱于多维邻近性和路径依赖性；高铁的存在有利于促进知识合作，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②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③ 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④ 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警务设施、活动人流不稳定性等环境失序要素的影响效果则存在较高的群体差异性。本文可为城市安全环境营造、安全意象建立、城市人本化和精细化规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遥感水文模型是水文学与遥感学的交叉领域，既包括水循环要素遥感反演模型，也包括以水文过程模拟分析为对象的遥感水文模型。本文汇总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遥感在水文方面应用成果，综述遥感水文模型研究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遥感水文模型就一直是遥感水文的热点；中国在遥感水文研究兴起之时就与国际上同步，在遥感水文的概念认知、遥感与水文相结合的科学认识，以及遥感水文模型的研发应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探索性的成果。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结合多重信息采集手段，围绕遥感径流监测、多传感器智能物联网、缺资料区水文分析和流域水量—水质—水生态精细化模拟等重大实际问题是遥感水文模型发展的趋势。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