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及其交互作用的集合，明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预测人地系统变化并支撑管理决策，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框架为揭示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传导与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这种新视角出发，沿“生态系统供给—耦合人类干预—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脉络，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现有的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模拟方法研究进展及趋势。研究发现，在生态系统服务级联传导研究中，已经由关注“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转变为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和互馈机制”；研究内容上，从关注“生态系统和环境效应的变化”向关注“社会系统及其对不同群体活动的影响效应”转变；研究重点逐步从明晰耦合系统“内在机理与动力机制”的理论探究走向“优化与调控策略”的应用实践。开展自然和人文过程并重、空间明晰的社会—生态耦合模拟，以及全面科学地认识复杂系统内部相互作用与反馈，是未来耦合模拟中亟待突破的重点。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增暖，中国的气候带和生态地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在已有生态地理区划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1—2020年641个气象台站气候数据，以及高精度的生态地理要素资料，对中国生态地理区域进行了优化，更新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2023版），将制图比例尺提高至1∶400万。研究结果将中国划分为11个温度带、22个干湿区、50个自然区。与2007版的生态地理区划结果相比，1991—2020年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的总体格局虽没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局部地区的温度带界线、干湿区界线、生态地理区（自然区）界线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温度带的界线变化在东部较明显，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之间温度带界线北移较明显；其次，干湿区的界线出现了变动，在第二级地形阶梯的北部半干旱与干旱区的界线有稍微西移，青藏高原上半干旱与半湿润区之间的界线则稍有东南移，都反映半干旱区范围稍有扩大；最后，自然区的界线变化在局地差异较大。本文深化了1991—2020年气候变化和生态地理资料更新对生态地理区域边界变化认识，为指导不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宏观的区域框架。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滨海湿地作为海陆交互作用关键区域，具有高度生态敏感性，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与频繁的人类活动对其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了巨大挑战。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s）作为桥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无形纽带，在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在建立CESs参与滨海湿地资源可持续管理理论框架基础上，将多源社交媒体照片与MaxEnt模型相结合，以9处中国国际重要滨海湿地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从各CESs均值水平来看，生物多样性服务能力最强的滨海湿地为广西山口红树林湿地（0.222），其高水平面积为61.218 km²，占比27%；历史服务能力最强的是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0.336），其高水平面积为9.037 km²，占比17%；科教服务能力最强的是天津北大港湿地（0.092），其高水平面积为70.981 km²，占比11%；游憩服务能力最强的是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0.350），高水平区面积为9.037 km²，占比17%。② 从各CESs空间分异格局来看，生物多样性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广西山口红树林湿地东部和中部地区；历史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西部和东部地区；科教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天津北大港湿地西部地区；游憩服务高水平较显著区位于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河口地区。③ 从环境变量对CESs贡献率来看，距自然保护区距离、土地利用类型和距鸟类栖息地距离是影响生物多样性服务格局分异的主要因素；而距基础设施距离、距道路距离和距鸟类栖息地距离均对9处滨海湿地历史服务、科教服务和游憩服务产生显著影响。④ 根据区域和国家战略、CESs均值高低及CESs类型权衡，本文将9处滨海湿地划分为生态修复导向型、生态文化振兴型和生态产业融合型3类发展模式，以期为海洋与海岸带综合治理研究及实践提供新思路。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② 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的乡村聚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刻体现了各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全面解析中国村镇特色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开展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地景、聚落、建筑和文化4个层次的村镇特色要素为依据构建了综合区划的指标体系，基于系统的实地调研结果和多源数据开展了全面的村镇特色评价，刻画了中国村镇特色的地域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借鉴自然地理、农业、文化、聚落景观与民居建筑等相关领域的区划研究成果，按照区域共轭性、共时性、综合性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相对一致性等区划原则，借助类型制图法、空间聚类法、地理相关分析法、主导因素法与叠置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划技术手段提出了中国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黄土高原、华东、华中、闽客、岭南、川黔、云南、塞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共12个村镇特色区和82个村镇特色亚区，并总结了各个区域的村镇特色构成。该方案综合反映了中国村镇特色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可以为特色村镇的分区域、分类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往往从殖民、历史、安全、第三方介入等因素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因，忽视边界可作为资源被国内外多方行为体复杂权力斗争所利用，进而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与分析方法，从多方行为体协同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并划分地缘政治想象类型，进而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以解读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表明：① 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协同对边界争端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目的或利益。② 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国内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将中印边界争端作为谋取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造或加剧边界争端形势。③ 边界争端可被认为是印方行为体制造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即当其目的还未达成时，班公湖对峙等争端事件再次发生或持续，而当其目的基本达成后才趋于缓和或平息。对此，中国须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呈现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征，并适时发挥积极性探究的方式建设两国间经贸互补的合作性结构，以有效缓和或化解边界问题。

落叶阔叶林是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典型植被。本文利用复合高程信息的地表覆盖精细分类产品数据，提取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构建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分布高度云模型及其影响因子云模型，探讨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及其影响因子的分布特征；构建多尺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影响因子权系数云模型，比较分析影响因子对落叶阔叶林上线作用的尺度变化和空间分异，尝试探讨各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对气候因子作用的敏感性差异。结果如下：① 中国东部季风区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高度自北向南先升高后降低，分布高度的期望、熵和超熵分别为965.77~1993.52 m、132.80~514.09 m和27.58~205.34 m。② 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的影响因子存在显著的尺度变化和空间分异：区域尺度上，非气候林线和气候林线的主导因子均为山体基面高度，贡献率分别为71.36%和44.06%，气候林线受温度影响高于降水，而非气候林线受降水影响高于温度；山系尺度上，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主要受1月均温和年降水量影响，且大部分山地1月均温的作用高于年降水量；局地尺度上，除大别山外，山顶效应对各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作用权重的期望最大，年降水量作用权重的期望均高于1月均温。③ 大别山和太行山落叶阔叶林上线对年降水量最敏感，吕梁山落叶阔叶林上线对1月均温最敏感。探讨山地落叶阔叶林上线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可以推动垂直带对气候变化响应差异的研究，并为区域生态安全监测体系的部署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地理环境对世界文明起源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上发生与扩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更为复杂而深厚的联系。但如何从地理学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还极为少见。本文根据近年对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综合考察，新石器遗址文化的空间关系分析，先秦及秦汉文献的解读，得到如下结论：① 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汉水流域与渭河上游地区出现，并且具有明显的自西向东演进的趋势；② 青藏高原与嘉陵江之间的西秦岭地区，尤其是内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礼盆地，气候适度、资源丰厚和安全稳定，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条件，应该是中华文明孕育的关键地区；③ 实地调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区域、古昆仑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体位置等与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关系的三大谜团，都与西秦岭有密切的关系；④ 秦人从大禹治水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在多次起落和兴衰中，积累了先进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国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开启了“书同文”和“郡县制”，促进了华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主体脉络；⑤ 西秦岭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是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偏弱地区，建议今后对西秦岭地区进行系统、深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实现突破。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② 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③ 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④ 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流域人地关系协调的综合表征。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灰色关联-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正向聚集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以西安市、郑州市、青岛市和济南市为主的人居环境高值区，以铜川市、中卫市和嘉峪关市为主的人居环境低值区。②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动态转移趋同现象，人居环境等级存在一定程度的转移路径“自身锁定”效应，人居环境水平通常只在相邻等级间发生转移，发生跨等级转移的概率较小。③ 人居环境是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和社会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占据主导地位，消费水平、空气质量和交通资源等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主要因素。④ GWRF模型能够有效解释影响因素在局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成为人居环境研究领域一项更有效的解释工具。本文深化了人居环境研究理论方法，并为推动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能源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是能源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等多个维度。能源的不均衡分布与空间流动及其环境效应吸引了地理学者的关注，同时地理学者又可以通过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分析能源问题。能源地理研究因人类在地球表层能源系统中的经济活动和地缘政治而兴起，又因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和社会公平的讨论而进入新的繁荣阶段。由于中外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能源环境问题存在差异，又因学术氛围不同，所以学者们在关注视角和研究特色等方面存在不同侧重。国际能源地理研究以资源分布及经济地理研究为起点，在能源环境问题的牵引下逐渐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并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能源生产网络与能源流动、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能源正义与能源贫困等多元研究议题，可为中国学者提供诸多有益借鉴。中国能源地理研究从20世纪中叶起大致形成了“世界资源地理”和“部门经济地理”两个脉络的传统，并持续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经世致用的应用研究，21世纪以来在碳排放与居民能源消费等方面的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近年来，在强调“双碳”目标、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背景下，能源地理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学科内外部挑战。为了建设“能源地理学”，需要在传承宝贵传统的基础上，在理论和方法、咨询与智库研究、科普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

沉积物DNA因可提供地理环境中带有时间刻度的生物动态信息，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功能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但对该指标在流域范围内的地表过程及影响因素仍缺乏全面了解，限制了沉积物DNA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本文以适宜DNA保存的青海湖西北部布哈河流域表土为载体，通过提取表土DNA浓度并测定粒度、元素、烧失量和TOC等土壤理化特征，结合气候、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耦合分析该流域表土DNA浓度空间分布的非生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布哈河流域表土DNA平均浓度为0.91 μg/g，干流中游及支流吉尔孟河区域的DNA浓度最高，而靠近湖区的布哈河下游段则含量较低；② 该流域表土DNA浓度与其自身的黏粒和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和风化淋溶强度呈负相关；③ 高植被覆盖和频繁的放牧活动有助于DNA在土壤中的富集，而暖湿环境下较强的风化淋溶、河流搬运、农耕活动则会降低土壤DNA浓度。上述结果为理解布哈河流域沉积物DNA的埋藏过程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重建青海湖西侧沉积物DNA组成及区域生态环境、人地关系演变奠定了基础。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其对区域均衡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个体迁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并利用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程度及地理距离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迁移行为的多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均衡模型（RESPE），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条件下均衡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研究发现：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呈现沿江、沿海集聚，主要包括苏南沿江、杭州湾沿海及南京至苏北的运河沿线，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空间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依然明显；沪宁杭等引力区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潜力；斥力区多紧邻准均衡区，且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在自由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地区集聚。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多源城市时空数据使得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成为可能。文章以“生态优先、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构建一个总体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与数据应用框架，并以广州为案例，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4个维度，探究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如何赋能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督。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应用于构建美丽国土空间，可提高“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的精确性、科学性；应用于存量空间治理，为空间功能优化配置、空间载体分类施策和提质增效提供科学依据；应用于人本化城市建设，助力城市空间需求差异性的深入挖掘，促进城市服务品质整体提升；应用于国土空间动态规划管理，通过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集成，为国土空间的监测、评估、预警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保障。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应建立规范化的数据渠道与应用标准、加强多源数据整合及“一张图”平台建设、充分吸收跨领域理论与技术，以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采用CiteSpace计量分析和文献综述等方法，梳理与分析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相关研究已涉及区域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多个领域，受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关注。2）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研究对象从泛化的留学归国人才不断聚焦海归创业者、海归高管、海归教师等类型的留学归国人才，其影响领域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逐渐转向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并进一步转向社会结构、社会认知等，各领域的研究逐步系统化。3）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源于海外经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国际社会资本，在回流区域相对欠发达的背景下，对区域创新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该影响呈现由区域、组织到个体的多尺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