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essay combines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data and the 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 (VIIRS) nighttime light data into a “synthetic DMSP” dataset, from 1992 to 2020, to retriev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in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in Xinjiang, China.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several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Xinjia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Results reveal that (1) total carbon emissions continued to grow, while the growth rate slowed dow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 in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cross various region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of these reg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are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 the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ern Xinjiang > the northern part of Xinjiang. (3)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siz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size as well a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also enhanc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arbon emission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and strategies for cities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hose with different carbon intensit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 goals in different steps.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② 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③ 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地理信息科学传承了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传统。在地理空间分析中，由于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地理信息科学在构造分析方法时，需要考虑空间效应。然而，空间效应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到目前尚未有系统探讨。本文定义了地理空间效应，进而在形式化定义空间、位置、场、距离、区域等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4类空间效应：即空间异质性效应、空间依赖的近邻效应、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分区的尺度效应，探讨了4类效应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了统一的表达框架。其中，空间异质性效应是最为基础的效应，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反映了地理空间中两个位置之间的二阶关系，尺度效应则由于区域单元的汇总带来，因此这4类效应形成了递进关系。最后本文梳理了目前地理分析中对空间效应的体现，指出了地理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空间效应的揭示和量化能力。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数据中心是一种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本底要求、人才需求、电力需求等方面与传统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故布局原则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数据中心宏观空间布局的四大原则，需求导向、成本导向、运营环境和安全导向。进一步分析并总结其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布局模式。结论显示：①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② 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数字产业、人力成本和科教资源等对中国数据中心宏观布局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数据中心不断建设，区位条件、用地成本和布局政策对其宏观布局影响逐渐显现。③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出3种布局模式：需求导向型、成本导向型、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早期数据中心布局以需求导向型为主，并逐渐向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演变。研究结论可为数据中心的科学选址及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根据水利部2020年统计结果，中国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洪涝灾害的近70%，已成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山洪区划是进行因地制宜地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管理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吸纳现有与山洪相关的自然地理区划成果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与主导性、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完整性和等级性原则，从山洪灾害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两方面构建中国山洪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构建了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混合聚类方法，制定了包含9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一级区划方案和33个区划单元的中国山洪二级区划方案。以1951—2015年全国历史山洪事件点调查值为基础，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客观评价发现，本文制定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方案对历史山洪事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分别达到66.4%和75.4%，表明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与历史山洪事件的疏密分布规律吻合度较高。本文制定的中国山洪区划方案不仅有效刻画了山洪的地区分异规律，而且为实行因地制宜的山洪灾害防治减灾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利于推动中国山洪灾害预警预报与防治管理事业的稳健发展。
在新时代推进区域发展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大背景下，需要站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状及差距加速拉大的现实，提出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的基本设想。研究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国家主体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分界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区与非主体区的分界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界线。1980—2020年间“胡焕庸线”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未来30年（2020—2050年）可破局缩差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重点微突破“10个10%”，争取实现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超过1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0%，人均GDP增速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教育资源绝对差距以年均10%的速度缩小。为了实现微突破战略目标，沿博台线从人口微布局、经济微布局、城镇化微布局、产业微布局、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机制、实施西部精深开发战略等方面提出了缩小“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消除不平等、实现均衡发展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客观准确地衡量区域发展均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首要科学问题。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已被证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代理变量，且因其方便获取、空间覆盖率广等优势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和空间化人口数据构造的灯光基尼系数作为发展均衡性的评估指标，测算并分析了2002—2020年中国2900个区县的发展均衡性及其与以平均灯光强度表征的区域发展活力间的关系，探讨了夜间灯光基尼系数的内涵及其在发展均衡性上的应用价值。结果表明，2002—2020年间中国96%的区县灯光基尼系数不断减小，即灯光—人口的分布趋于均衡，且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部较西部更均衡的特点。同时，经济相对发达县域的均衡性差异较大，但多呈现经济与均衡性协同增长的发展路径；而超过60%的经济欠发达县域的均衡性有较大提升空间。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科学支撑。
青藏高原近地表土壤的日冻融循环极大地影响着土壤和大气之间的水分与能量交换，研究其时空变化模式对深入理解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气候变化响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MODIS、AMSR-E、AMSR-2遥感数据等资料，获取AMSR系列传感器在青藏高原的昼夜校准系数，利用Fourier非线性模型实现AMSR微波辐射产品与MODIS热红外地表温度产品的融合，生成每日1 km分辨率近地表土壤日冻融状态结果，开展2002—2020年青藏高原近地表土壤日冻融循环时空变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相比于面向全球的校准方法，本文改进的AMSR系列传感器校准方法更适合于青藏高原地区。利用Fourier非线性模型融合后获得的土壤冻融产品在提升分辨率的同时日冻融判别精度达80.96%，相较于未融合结果准确性提高3.95%。② 青藏高原近地表土壤季节性冻融过程中的日冻融循环发生天数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其中藏南区域与青海高原发生天数最高，时间上存在周期性，呈升温时向西北转移，降温时向东南转移。③ 2002—2020年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年内日冻融循环发生天数变化趋势不同，藏北高原、藏南高山及藏东区域呈增加状态，青海高原呈减少状态。④ 青藏高原连续日冻融循环起始时间点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解冻过程中起始时间点由东向西逐渐推迟，冻结过程起始时间点由西向东逐渐推迟；2002—2020年近地表土壤连续日冻融循环起始时间点在解冻过程中提前0.17 d/a，冻结过程中提前0.18 d/a。
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敏感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也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2000—2020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关键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晰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一步评估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状态，将为青藏高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实施保护和修复工程奠定科学基础。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增加而草地面积明显减少，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有所改善，年变化率分别为3.57 m3/(hm2·a)、0.23 t/(hm2·a)，但土壤保持量整体却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率为-0.16 t/(hm2·a)；② 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的核心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2.7%、13.9%和14.2%，其中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以藏东南、三江源、若尔盖为主，防风固沙核心功能区集中在高原中西部，土壤保持核心功能区则环绕高原；③ 2000—2020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功能在高原东南部、中部呈现较高的稳定性，而在高原西部稳定性相对较弱，结合稳定性评估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可将青藏高原区划为三大类16个生态系统功能区，针对不同核心生态系统功能与不同分区开展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航运服务业是推动港口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提升枢纽港口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航运服务业在全球的分布和网络联系开始受到关注，但已有研究较少分析不同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把航运服务业分为上游航运辅助业（船东、船舶管理、船舶修造）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海事法律），利用2019年的劳合社海事企业名录构建全球航运服务业数据库，基于关联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全球、区域和城市3个层面分析全球航运服务业空间联系网络，揭示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差异，探讨各因素对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上下游航运服务业的重心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国家间分布差异呈现金字塔结构，上游行业的空间分布范围更广、联系更密、集聚性更强，下游行业联系分布两极化更明显。② 全球航运服务业网络形成双中心的结构，欧洲以伦敦为中心，构建了辐射周边大城市及跨洲际的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网络，亚洲形成了以新加坡为中心、联系香港、上海等城市的上游服务业网络。③ 上游航运辅助业更多地分布于非首都海港城市，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则更多分布于首都等行政中心。④ 上下游行业均与电子商务指数、物流绩效指数正相关，上游航运辅助业还受经济自由度、旅游入境人数、班轮联通运输指数等影响，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主要与国际贸易和政治文化相关。本研究能为中国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实现上下游航运服务业之间联动发展、提升中国航运业整体实力提供理论参考。
地理信息的不断泛化对经典的地理信息分析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网络化的知识服务将逐渐成为地理信息应用的新模式，助力地理计算到社会计算的形态转变。地理知识服务需要打通人、机构、自然环境、地理实体、地域单元、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促进知识辅助下的数据智能与计算智能。本文聚焦地理时空知识获取与形式化表达及分析的迫切需求，首先分析了时空知识图谱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认为时空知识图谱是指具有地理时空分布或位置隐喻的知识构成的有向图，即以时空分布特征为核心的知识图谱；然后提出了时空知识图谱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可实现时空大数据到时空知识服务应用的转变，包括泛在时空大数据、时空知识获取、时空知识管理、时空知识图谱、软件系统及行业应用等多个层次；接着从文本描述地理信息抽取、异构地理语义网对齐、时空知识表达与表示学习等方面，介绍了相关研究进展；结合应用实践，介绍了面向行业的时空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途径；最后，讨论了时空知识图谱研究目前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瓶颈，提出在大模型时代，构建显式的时空知识图谱，并针对行业需求开展知识推理，仍是时空知识服务的必由之路。
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如期达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服务业的低碳发展是必然趋势。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交互视角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碳强度差异格局、空间关联、动态演化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服务业碳强度的总体差异存在动态收敛趋势，在空间上也呈现显著的聚类现象，且空间集聚水平逐渐趋于稳定。② 在服务业碳强度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方向上，西北与东北地区波动性较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稳定；在碳强度时空跃迁的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或路径锁定特征，其中中部、西部的多数地区始终保持高碳强度属性，是制约中国服务业协同减排的关键区域。③ 服务业碳强度的时空网络格局主要以正向关联为主，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但少数邻接省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时空竞争。④ 各地区服务业碳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存在差异，其中，东部沿海省份主要受人口—城镇化制约模式的影响，西北、西南和东北的多数地区主要受技术—规制驱动模式的影响。自东南至西北，中国服务业碳强度的跃迁模式逐渐呈现出“同向制约—反向发展—同向发展”的阶梯递变格局。因此，政府减排政策的制定不仅应统筹考虑各类驱动/制约因素，还需要结合不同碳强度集聚类型与和跃迁路径，强调差异化的服务业减排措施，同时也离不开区域之间的协同减排，避免省际间减排政策的封闭性。
以海拔依赖型变暖为理论基础，研究山地积雪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机制，是当前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2000—2019年MODIS积雪物候数据，对秦岭南北积雪日数时空变化进行分析，探讨了秋冬两季厄尔尼诺指数（NINO）、青藏高原气压对积雪异常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13年后秦岭南北气候由“变暖停滞”转为“增温回升”，积雪日数随之呈现转折下降，积雪日数≥10 d栅格占比由前期的35.1%下降为8.6%。② 在垂直地带规律上，秦岭山地以1950~2000 m为临界点，大巴山区以1600~1650 m为临界点，低海拔地区积雪日数随海拔增加速率要低于高海拔地区。2100~3150 m海拔带是积雪日数的垂直变化的关键带；③ 在影响因素上，NINO C区、NINO Z区秋冬海温和青藏高原冬季高压，是秦岭山地、汉江谷地和大巴山区积雪异常的有效指示信号。当赤道太平洋中部秋冬海温偏低，且青藏高原冬季高压偏低时，上述3个子区积雪日数异常偏多。④ 在环流机制方面，相对于积雪日数偏少年，秦岭南北积雪日数偏多年1—2月0 ℃等温线位置偏南，低温环境为增加冰雪物质积累、延缓冰雪消融提供了气温条件；1月区域存在弱的水汽辐合带，为增加冰雪物质积累提供了水汽条件。
把握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规律,有助于新时期中国制定合理的国际移民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迈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1990—2015年国际双边移民流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面板负二项引力模型,阐明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0—2000年亚洲主要迁移流集中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区域内部,且大多发生在邻国之间,2000—2015年出现多条横跨上述三大区域的大规模迁移流;② 人口迁移网络强度相对较低,联系紧密程度先升后降;③ 政治不稳定与战乱冲突是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国民收入差异是重要驱动力,多维邻近因素（经济邻近和文化邻近）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25年间,经济差异的影响先增后减;政治不稳定一直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人口迁出的影响更大;进出口贸易发展在部分时期积极促进人口流动,留学吸引力影响呈波动趋势;⑤ 非经济和结构性力量在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技术知识多中心性是多中心性在知识创新方面的表征，是城市群技术知识生产与合作的空间结构反映，对城市群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运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9年中国293个城市的专利申请和城市间专利合作数据，采用多中心性测度、工具变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19个城市群技术知识多中心性的时空演化特征、类型演替趋势与创新产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形态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演化过程差异明显，形态多中心性总体呈现“降低—升高—再降低”波动发展，而功能多中心性总体呈现“从低到高”递增发展。② 高形态—高功能型的城市群创新水平总体较强，低形态—低功能型的城市群创新水平总体较低；分布呈现出形态多中心性多年持续分散，而功能多中心性呈现从较低功能多中心性向较高功能多中心性显著推进趋势。③ 模型结果显示城市群形态多中心性与创新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值为0.438；功能多中心性则与创新产出始终保持正相关关系，证实城市间创新合作对城市群整体创新产出的重要性。研究得出的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性发展规律可为城市群创新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研究支撑。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然而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村镇物质空间演变特征，忽视了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炼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特征为目标，首先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并梳理其分化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最后将其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引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案例比较分析，本文总结出具有差异化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的3类演化模式，分别为城乡两极分化的农业生产型、城镇多中心扩张的工业生产型、村庄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费型，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水源涵养是评价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然而学界对水源涵养功能概念和计算方法仍存在诸多争论。这一方面说明水源涵养功能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说明其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亟需从生态学和水文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厘清水源涵养功能概念的内涵和评估方法，促进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研究水源涵养功能时，生态学家更关注陆地生态系统的蓄水能力（Smax），而水文学家更关注流域的产流量（Q），两者均具有合理性，但各有侧重，若不分别辨析，极易造成概念混淆。理论和数据分析表明，蓄水能力和产流量虽然联系紧密，但概念完全不同。陆地生态系统的Smax决定了流域对降水的分配：即蒸散发（绿水）和Q（蓝水），Smax和Q在降水量一定的情况下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态系统的根区蓄水能力（SRmax）是联系绿水和蓝水的核心要素，是水源涵养功能评估的关键变量。大尺度根区蓄水能力主要由气候决定，可借鉴工程水文中设计水库的累积曲线法，根据生态系统用水的生存策略通过气候反演。最后，本文提出3点建议：① 在实践中分别评估生态系统的绿水和蓝水涵养功能；② 进一步全面考虑冰川积雪、地下水等多要素的水源涵养功能；③ 协同耦合自然和人工水源涵养功能，提高水资源在生态和经济社会系统中的高效优化利用。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② 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④ 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制乡村规划建设体系与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服务于乡村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出现了新态势。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地级尺度划定的“准胡焕庸线”，分析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模式的新特征，并探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胡焕庸线”依然稳定，202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93.5∶6.5；② 西北半壁人口份额仍然微增，但是增幅较之前明显下降； ③ 2010—202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化指数由降转增，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的人口分布集中化程度均有所提升；④ 东南半壁人口集疏分化不断强化，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占比已达54.22%，超过人口正增长区；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特征愈发明显，人口负增长区占比也已升至26.15%；⑤ 省会首府人口增长优势愈发突出，且西北半壁比东南半壁更为明显；⑥ 经济发展水平、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等因素与区域人口变动显著相关；西北半壁行政区划等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综合来看，西北半壁已经出现与东南半壁相似的人口集疏过程，人口集疏模式已突破了“胡焕庸线”。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城镇化进程逐步减速，密切关注“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对推动全国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丘陵山区梯田撂荒现象频发，成为政府农业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劳动力转移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湘闽赣三省梯田区为研究区域，结合实地调研的1438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从劳动力转移差异的视角，分析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数量、距离和质量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数量、就业距离和就业质量均对农户的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 随着非农转移程度的加深，丘陵山区农户梯田撂荒的规模也会扩大；③ 劳动力转移距离和转移质量能够强化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撂荒决策的影响。为缓解因劳动力非农转移造成的梯田撂荒现象，要重视农业服务外包和机械化在山区的劳动替代作用，积极推进梯田宜机化改造，完善耕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户流转梯田。
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城市绅士化类型，学区绅士化是指重视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通过高价购买“学区房”实现向名校学区集聚的社会空间过程。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学区绅士化的理论分析，以南京为案例城市，采用兴趣点（POI）、房地产市场、手机用户画像和调查问卷等多源数据，开展绅士化学区识别、绅士化群体与空间特征、绅士化强化机制与固化效应等研究。通过熵权TOPSIS模型对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学区的绅士化水平进行评价，将218个小学学区根据绅士化程度划分为高度绅士化、较高绅士化、中度绅士化和低度绅士化4种类型。发现高度绅士化学区与单位制度存在紧密关联，学区内聚居着大量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并且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中产阶层家庭。政策上严格的学区制度、市场化飙升的学区房价和文化域激增的教育焦虑等，不断强化名校教育资源优势及其学区绅士化程度，并将优质教育机会锁定在特定学区空间和较高阶层群体内部。学区绅士化实质上是“学区空间”作为关键驱动要素，推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与巩固提升，并实现家庭“社会资本”向下代际转移的过程。这种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容易加剧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为追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应切实有效推进城市义务教育资源和生源的空间均衡发展。
国家战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目前关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尺度、多维度综合分析相对匮乏。本文基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科学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19年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考察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借助传统与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和长期转移趋势，并从结构视角探究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但增速较快；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与西部、东北地区接近；中部地区呈现“省会城市优于非省会城市”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向好但存在空间极化趋势，其中河南、湖北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突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整体及多数省份中高水平邻域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湖北、山西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③ 结构视角下，中国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差异，内部差异来自协调与创新差异；结构优化、民生发展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各省极化特征的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河南、湖北的两极分化趋势主要由结构协调与科技创新的极化特征决定；产业要素溢出、生态合作发展与民生共建共享是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各省份转移的形成机理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定居是人类从高度移动的游猎生活发展到全年固定于一处居住的漫长过程。定居的发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技术演化和文明起源具有深远影响，而定居的产生受到气候变化、人口增长、资源压力、技术革新等多种因素影响。青藏高原是研究人类适应和定居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理想区域，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定居过程关注较多亦争议颇多。通过梳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史前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侧重于讨论低海拔人群或者农作物扩散的影响，对动物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则关注较少，定居高原的年代和驱动机制仍存在争议。遗址使用的季节性分析，是判断古人是否全年定居的关键。本文总结了如何利用青藏高原鱼类、鸟类和哺乳类等动物遗存因地制宜进行遗址季节性分析以及建立高原遗址动物资源利用时间表的方法。本文认为，开展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定居与动物资源利用研究，首先，应全面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现生动物骨骼形态、全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数据库，为考古遗址动物遗存物种鉴定提供基础；其次，在物种鉴定的基础上，研究人—动物—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评估人类在遗址活动的季节性以及动物资源在人类定居青藏高原过程中的作用。
产业升级是后发经济体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当前产业升级研究对产业升级的地理性关注不足，倾向总结产业升级的地理分布变化，而不是揭示其地理动因。因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视角从企业和区域尺度构建了产业升级模式的分析框架，推演出企业升级、结构升级、区域升级和内卷化4类升级模式，并揭示全球化下区域产业升级演进的一般路径（从企业升级或结构升级到区域升级和内卷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随后本文借助珠三角的案例证实该发展历程的存在，并进一步发现珠三角产业升级呈现“S”型迂回的产业升级路径。本文认为，产业升级受到全球化下的区域外部力量影响，具有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的表现，从技术、资本与市场来看，后发区域能够利用地理优势与跨国企业展开周旋，其中制度和本土环境在本土产业升级中发挥显著作用。本文为理解产业升级过程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产业升级在地理尺度上的差异，初步发现有别于“雁行模式”的“S”型产业升级模式，为完善经济地理的全球化理论提供新的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