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地理环境对世界文明起源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上发生与扩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更为复杂而深厚的联系。但如何从地理学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还极为少见。本文根据近年对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综合考察，新石器遗址文化的空间关系分析，先秦及秦汉文献的解读，得到如下结论：① 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汉水流域与渭河上游地区出现，并且具有明显的自西向东演进的趋势；② 青藏高原与嘉陵江之间的西秦岭地区，尤其是内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礼盆地，气候适度、资源丰厚和安全稳定，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条件，应该是中华文明孕育的关键地区；③ 实地调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区域、古昆仑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体位置等与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关系的三大谜团，都与西秦岭有密切的关系；④ 秦人从大禹治水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在多次起落和兴衰中，积累了先进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国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开启了“书同文”和“郡县制”，促进了华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主体脉络；⑤ 西秦岭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是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偏弱地区，建议今后对西秦岭地区进行系统、深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实现突破。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快速扩张与无序生长造成的自然山水环境破坏、山水人文特色渐失与人地矛盾加剧，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需要，也是城市空间重构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空间生长与山水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综合探讨要求采取融贯的综合研究范式，即将城市物质空间形态、自然山水生态网络与山水人文空间秩序的组织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系统探讨。“山—水—城”空间格局是指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山水环境交互适应所形成的空间组织关系，强调城市空间、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综合作用。基于此，本文试图探明“山—水—城”空间格局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现实需求，从空间、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综合视角，解析“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概念内涵，阐明“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构成因素、层级尺度与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研究展望。“山—水—城”空间格局研究，应重点分析“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时空过程、主控要素与演化规律，阐释“山—水—城”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驱动机制、组织模式及综合效应，探索“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治理方式与调控路径，以期促进“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共生发展。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化最为显著的城市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来城市格局与空间范围变化巨大，重建并分析其扩张过程，对于深刻理解上海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1843—2020年上海城市旧地图、中华民国（1912—1949年）地形图、解密卫星影像、遥感数据等多源多精度城市空间数据，分别提取城市建成区信息，重建了开埠以来建成区时间序列，研究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城市扩张时空过程及机理。结果表明：① 1843—2020年上海建成区面积增长了约1453倍，扩张速率、扩张强度发生了剧烈变化；② 紧凑度随着时间推进不断下降，分形维数则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③ 建成区重心位置呈现出先向北后向南发展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扩张方向为西南及南偏西；④ 优越的自然位置奠定了上海被选为开埠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变迁及政策驱动作为最根本的驱动力决定着城市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最主要方向，产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交通发展等多因素也在复合影响着这一时空过程。本文廓清了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城市扩张过程及机理，为更深刻理解城市变迁、人地关系演变提供历史知识与科学支撑；同时，中华民国地形图、解密影像等覆盖范围广、制作精度高的历史资料，可作为百年尺度研究的历史基础数据，对更长时序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加深对城乡居民热舒适状况的理解对于改善户外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生理等效温度（PET）为评价指标，基于ERA5-Land再分析数据，量化了2000—2020年夏季中国101个城市沿城乡梯度（核心区—拓展区—农村）的热舒适状况，并运用Sen斜率估计、Mann-Kendall显著性检验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城乡热舒适的梯度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变化。结果表明：① 核心区的平均PET水平（29.89 ℃）略高于拓展区（29.86 ℃），远高于农村（28.94 ℃），各梯度中PET较高的城市均主要位于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地区。② 2000—2020年PET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核心区和拓展区上升速度均达到0.24 ℃/10a，农村为0.22 ℃/10a。③ 以植被覆盖度为主的自然因素和以人口密度为主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是决定核心区及农村PET的关键，而拓展区PET的驱动因素则不稳定，植被和不透水面覆盖度的作用日益增强。在PET上升的背景下，更多居民暴露于不适环境中，为应对热环境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城乡热环境研究，为热适应策略的制定提供更为精准的建议。

地缘政治日益成为民族志和社会网络的研究对象和议程。目前中国在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方面遭遇诸多误解和非议，美西方认为中国通过复杂跨境网络持续支持着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使其“剿而不灭”且冲突持续。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民族志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生存决策机制”入手，将缅北民地武获取的生存性资料分解为资料获得、复杂社会网络资料获得与否及复杂社会网络资料获得多少3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缅跨境复杂社会网络（简称跨境复杂网络）对民地武生存性资料获取的影响，并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同时讨论了民族志方法亦能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崭新方法和视角，成为地缘政治研究常用且合理的手段，以阐明地缘政治纳入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议程的紧迫性。具体结论为：① 在有无交易成本的影响下，跨境复杂网络对缅北冲突持续性及民地武生存性资料获得的影响都以不确定性、消极影响、正向影响程度微弱等占据主导和主要，即中缅间的跨境复杂网络对缅北冲突的持续无直接必然关系；② 交易成本发挥了中介作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民地武的资料获得的概率和数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跨境复杂网络以“扩容”跨境复杂社会网络、增加交易频率、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影响民地武生存资料的获取；③ 受教育程度、年龄、谋生身份等控制变量对资料获得的不同阶段影响不同，存在积极与消极并存、显著性水平差异较大等特征。本文以民族志和复杂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开展了地缘政治分析，丰富了缅北冲突持续的民族志地缘政治叙事。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北极热融湖作为多年冻土区典型热喀斯特景观之一，其分布和变化规律深刻影响着区域的生态植被、水文和碳循环过程。然而，对于整个北极热融湖分布特征和变化机制的理解仍然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荟萃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热融湖的分布规律和变化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北极热融湖的分布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且与多年冻土条件、岩石土壤类型、地下冰含量和土壤温度等密切相关。大部分北极热融湖分布在连续多年冻土区、地下冰含量高于10%、平均土壤温度在-4 ℃以上且存在一定垂向土壤温度差异的具有特定岩石和土壤类型的地区，而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热融湖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总体上，北极热融湖的变化过程包括初始形成、中期扩张和晚期萎缩三大阶段，且受到水量与水热平衡的双重影响。热融湖作为反映多年冻土退化和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对北极生态系统碳循环、水文过程和生态环境变化等均具有深远影响。

时空信息赋能是充分释放和放大时空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助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当前时空信息赋能的基础研究还相对薄弱，应用即赋能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缺乏对时空信息赋能机理的深层次认知和探究，导致时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不清，时空信息赋能的内在机理不明，制约着其科学高效赋能，亟需厘清其基本内涵、赋能机理与赋能模式等。本文针对时空信息赋能问题，梳理了时空信息的基本概念、丰富内涵和基本特征；指出熵是时空信息赋能的物理基础，熵减是时空信息赋能的内生动力；时空信息赋能的本质是以时空信息为载体，以负熵流转为动能，以不确定性转化为特征，通过人、机、物（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系统结构优化、效能提升的过程；并提出了时空信息作为自在信息直接赋能、作为自为信息间接赋能、转为时空知识倍增赋能3种模式；最后，探讨了时空信息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区域协同政策促进“弱者受益”是协同能够维系的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其实际效果一直备受质疑，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该政策只惠及了北京和天津，并未有效带动河北这一“弱者”的发展。针对这种质疑，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该政策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带动作用，但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呈现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趋势；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会因其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而差异化，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扩散规律；③ 邻京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邻津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环京津地级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明显优于河北南部地级市。未来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科学推进城市群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同时夯实河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空间公平与因地制宜。

健康城市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成为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应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空间承载区，开展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的发展评估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覆盖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健康城市内涵和相关评价模型，建立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健康城市评估框架，运用CRITIC赋权、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年和2020年健康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明显，健康综合指数向正偏态分布发展，整体由“腹地低—沿海沿边高”演变为以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多极化”健康格局。②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环境改善明显，差异缩小；健康服务仍趋极化，均等化水平不高；健康协同显著提升，城际健康网络加密；健康人群指数略有下降，并向中间收敛。③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初步形成以长三角、成渝为代表的高指数—高增长和北部城市群的低指数—低增长聚类的类型特征，且区域健康差异缩小，各城市群内部日益协调。④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进程及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健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解释力日益增加，健康城市发展有待向区域健康一体化转型。

城市收缩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房屋空置是城市收缩的重要伴生效应，收缩城市的房屋空置是亟须重点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中国收缩城市集中地区——东北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多类遥感影像数据和地理数据，基于实体地域城市视角识别收缩城市，估算房屋空置率，分析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① 2013—2021年东北地区城市收缩现象显著，房屋空置率呈上升趋势，且重度收缩城市空置率普遍较高。② 房产设施配置与周边环境特征是房屋空置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对房屋空置的影响逐渐增强。③ 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缓解轻度收缩城市空置压力，重度收缩城市需调节房产设施水平与优化交通设施布局以降低空置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购物（网购）在带来巨大经济潜力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购物习惯与购物行为。网购与实体购物之间的关系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且多基于个别社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国视角下大规模、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不同区域之间异质性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2017年和2021年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网购行为和实体购物行为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居民网购、实体购物行为特征空间差异显著，网购和实体购物行为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重心在研究期内存在向北移动的趋势。② 2017年中国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起到明显的互补效应，2021年则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同时存在，证实在研究期内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③ 网购对城乡、不同区域居民实体购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亦存在着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的状况。本文厘清了中国居民网购与实体购物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促进实体商业的空间转型以及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变迁提供参考。

摸清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融合状况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当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异格局和指标测算，很少进一步探讨社会融合问题。本文以杭州为案例，利用首次落户地信息筛选移民，利用绑定了首次落户地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揭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全貌，结合小样本社会调查，自下而上探讨空间分异下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① 杭州常住人口中移民已占多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移民的分布更加离散，相较于美国典型“移民城市”，杭州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较小；②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呈现“多核心+扇形+同心圆”的组合模式，与美国主流群体离心扩散趋势不同，杭州本地群体趋于向心集聚，而外来群体则呈现离心扩散与边缘集聚；③ 居住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扩张之下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空间资源博弈的结果，但“本地居民聚居老城”现象的背后，移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部分智力型移民反而主动选择在外围高品质地区聚居；④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较好，只是在面对通婚问题时更加慎重，社会融合未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已占多数、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关注身份标签，族群内的文化差异较小、移民和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在就业与第三场所的自由交往弥合了居住空间分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山体效应（MEE）是隆起地块的热力效应，其引起的水热组合空间分异深刻影响了山地及内部分区的地理生态格局与环境演变。本文基于MOD11C3和气象观测数据构建地—气温回归模型模拟青藏高原气温分布，估算并分析了2000—2019年高原全域及各地貌分区山体效应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下研究区山体效应的成因规律。结果表明：① 2000—2019年高原全域山体效应均值为4.13 ℃，整体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向心圈层增强的空间格局和海拔垂向递减特征，与经、纬度均呈显著负相关；高原地貌分区山体效应多年均值为5.06 ℃，且各地貌分区内部空间分异更加明显和复杂，山体效应得以更精细和规律地刻画。② 高原山体效应季节性差异显著，干季山体效应略强于湿季；干季山体效应呈西北弱、东南强的分异格局，而湿季则呈西强东弱特征。③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研究区山体效应呈现不对称线性增强规律，其年际倾向率为0.26 ℃/10a，表现出东强西弱、以腹地为核心向边缘递减的“环状”特征，山体效应弱区显著增强，强区变幅较小。干季山体效应波动幅度及变化速率均大于湿季，干季是山体效应变化的主要贡献季节。④ 高原山体效应时空格局的驱动过程存在一定尺度效应。宏观尺度下山体效应受三维地带性因素主控，其中纬度地带性贡献度达36.37%，奠定了高原山体效应分布的整体基调，而微地形因素及下垫面、气候等差异对山体效应有区域性影响；地貌分区尺度下高原山体效应空间分异仍受纬度控制，但海拔对其贡献更为突出，进而可划为6个地形主导型和3个位置主导型分区；同时NDVI和气压等因子又增强了研究区山体效应的季节尺度空间差异。文本可为深化山地科学规律认知、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提供科学参考。

土壤侵蚀受土地利用、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王茂沟流域作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典型治理小区，从20世纪开始实行了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本文基于CSLE模型评估流域内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土壤侵蚀强度及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探究不同时段其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与土壤侵蚀的响应规律，以此验证水土保持成效。结果表明：2010—2020年王茂沟流域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下降0.11 t hm^-2 a^-1，整体土壤侵蚀状况略有改善，但微度侵蚀占比减少5.56%，极强烈侵蚀增加4.02%，侵蚀严重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北部、中部及西北部；由于降雨减少以及植被恢复，2015年流域土壤侵蚀状况较2010年得到极大缓解，而极端降雨的发生和植被覆盖质量下降又使得2020年土壤侵蚀模数出现回弹；2010—2020年间流域北部及东北部草地与耕地间转化极为明显，草地质量下降致使其土壤侵蚀模数均值较耕地更大，分别为13.69 t hm^-2 a^-1与12.99 t hm^-2 a^-1。研究成果有助于厘清黄土高原典型小流域土壤侵蚀与极端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间的响应关系，为未来提高水土保持效益与降低水土流失风险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在多重外部因素冲击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高产、更富营养、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粮食安全系统，以推进农食系统转型，对于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三重视角，将粮食安全系统划分为资源与环境、生产与供给及分配与消费3个层面，采用“压力—状态—响应”三维框架，构建了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评估指标体系，利用200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定量揭示了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采用动态面板模型量化分析了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各相关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呈现2000—2012年缓慢上升和2013—2021年快速上升两阶段变化特征，整体提高了97.90%，资源与环境和生产与供给子系统转型指数与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的演化基本一致，也呈现两阶段上升的趋势，分配与消费子系统转型指数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② 2000—2021年省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不断增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由2000年均衡分布于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演化为2021年集聚于粮食主产区。③ 粮食安全系统转型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城镇化率、财政支农力度、人口出生率和膳食多样性指数可以显著促进粮食安全系统转型；工业化、农业生产相对收益、GDP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明显阻碍粮食安全系统转型。

明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建设的影响机制，是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引入“远离人类活动区”的概念，分区、分时深化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的影响，对科学制定黄土高原生态恢复空间策略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基于MODIS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采用经验正交分解法、残差趋势分析等方法，对2000—2022年黄土高原植被变化特征进行研究，探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植被快速恢复区的相对作用，分析黄土高原南部植被年代异常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随着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草工程等深入实施，2012—2022年黄土高原NDVI增加速率有所减缓，并未呈现先转好后稳定，甚至退化的趋势。② 无论是人类活动强区（耕地、城镇、土地利用转型区），还是人类活动弱区（人类活动未改变土地利用类型），人类活动均是黄土高原植被变化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均超过65%，约是气候变化贡献率的2.0倍。③ 6月降水年代异常，是黄土高原南部植被东西反向异常变化的关键指示气候因子。当6月降水增加10 mm时，黄土高原东南部NDVI将减少1.4%，黄土高原西南部NDVI将增加1.7%。将时空信息耦合，明晰植被趋势和年代波动的空间范围，对全球或中国其他生态敏感区植被变化归因方法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冰川融水是营养盐与生物活性元素运移的主要载体。融水化学是研究冰川排水系统及其动态变化特征，洞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探索冰川消退与气候变化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冰川加速消融，侵蚀风化作用日益增强，融水化学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下游水质水环境和生态系统可能产生显著影响。回顾了全球冰川融水中无机化学成分含量及其时空变化特征、溶质来源及其比例、化学风化与碳循环关系，发现融水化学受基岩性质、排水系统、物理化学和地形地貌等多种因素影响。未来需要加强融水无机和有机化学参数与水文气象要素的同步连续监测，评估冰川源溶质的环境生态效应，探究冰川区化学风化作用耦合机制与溶质输移和大气CO₂收支的关系，为未来冰冻圈与碳循环和气候演化关系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