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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27卷, 第01期
    刊出日期:2024-06-19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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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明, 郭琪, 贺灿飞
    2018, 27(01): 1-11.
    出口市场的地理扩张对一国出口增长有重要贡献,其扩张机制受到经济地理学和国际贸易的广泛关注。该文在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的最新进展基础上,分析2002年~2011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模式正由集约向多样化转变;并进一步运用条件逻辑模型考察企业出口市场的地理扩张机制,得出结论:对于在位出口企业而言,其进入新市场主要通过直接搜索和间接搜索两条途径:即向与中国或者与原有出口市场邻近性较高的国家扩张,以此减少开拓新市场所需支付的贸易成本,而研究证明间接搜索方式是中国企业进入新出口地的主要途径,因此企业的出口目的国扩张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邻近性是企业出口市场扩张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国家间的政治邻近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 刘大庆, 白玲, 郗笃刚, 滑腾飞
    2018, 27(01): 12-21.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事关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发展,力量结构是其重要组成要素。对此开展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潜在特征与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古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逻辑关系,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地缘政治实践。本文通过梳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历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力量结构网络模型,并对其中心性、影响力指数、关联度指数和凝聚度指数等网络参数指标进行了分析。通过横向对比得到同类型格局中各节点网络参数特征的差异性,通过纵向对比分析得到不同类型格局力量结构转换过程中网络参数特征变化情况,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力量结构演变过程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力量结构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转变的阶段的结论。
  • 张家旗, 陈爽, Damas W.Mapunda
    2018, 27(01): 22-33.
    坦桑尼亚是东部非洲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长期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坦桑尼亚城市体系及空间分布研究可为当地城市发展决策及中-坦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坦桑尼亚独立以来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自然环境数据,在界定城市地区的基础上,运用位序-规模法则、标准差椭圆、城市发展适宜度等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坦桑尼亚独立以来的城市体系演变过程及现阶段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坦桑尼亚城市规模分布经历了"不均衡-均衡-不均衡"的发展过程,达累斯萨拉姆在城市体系中长期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持续;(2)坦桑尼亚城市空间上呈现"西北-东南"的分布格局,中心位于中部偏东省份,城市扩张方向以西北、西部以及西南方向为主;(3)城市的空间分布受河流、植被、高程、地形起伏度、降雨量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且高等级城市倾向于分布在水土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4)城市发展高适宜度区位于东非大裂谷东、西支之间的中央高原,以及东部沿海和东南部高原一带,城市发展低适宜度区位于东北部高地及其向西南延伸的南部高地,整体上自西北向东南呈现"高-低-高"的空间分布格局。
  • 冯根尧, 冯千驹
    2018, 27(01): 34-41.
    随着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及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文化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基于UNCTADstat提供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韩两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结构,通过测算出口相似度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剖析了中韩两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竞合关系与比较优势。研究表明:中国与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但更多地表现为较强的差异性及互补性。依据中韩两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深化两国文化创意产品优势领域的贸易合作,对于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司林波, 聂晓云
    2018, 27(01): 42-50.
    生态问责制已成为新西兰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通过对新西兰生态环境保护与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可以发现新西兰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分散化的应急治理和系统化的预防治理两个阶段。新西兰生态问责制度体系相对健全,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行政问责、公众问责、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在内的内外约束、纵横交错的立体生态问责体系。健全的环境审计、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新西兰生态问责制度体系中富有特色的制度设计,在推动整个国家生态问责制度的有效落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法规健全且具有前瞻性、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与系统性,以及问责体系和运行机制可行性强是新西兰生态问责制的重要特点。借鉴新西兰生态问责制的经验,我国生态问责制应该在法律法规、问责主体、问责机制设计,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和问责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完善。
  • 方方
    2018, 27(01): 51-59.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 张宇硕, 赵林, 吴殿廷, 刘博宇
    2018, 27(01): 60-71.
    基于2000、2010年京津冀都市圈30 m分辨率的地表覆盖数据,提取出建设用地数据信息,运用空间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土地类型转换及景观指标测算的方法,从规模变化、空间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的角度,揭示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用地的空间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2010年间,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背景下,伴随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用地规模经历了快速增长,高密度区县数量及其空间集聚性均呈显著上升趋势;空间变化的非均衡性和两极分化特征明显,整体沿北京—保定—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天津—沧州三条轴线扩展,同时京津唐地区的组团扩展和网络扩展特征日趋明显,呈现"中心—外围—边缘"的圈层式结构;景观格局的空间分散态势有所增加,各区县建设用地紧凑度指数较低,变化程度较小,建设用地的斑块变化具有一定的粗放性和无序性。运用多元回归对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人口、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用地的主导因素,其中人口是影响两期建设用地扩展的主导因素。
  • 蔡进, 廖和平, 禹洋春, 骆东奇, 李靖, 李涛
    2018, 27(01): 72-82.
    探寻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协调度模型,利用2006、2010、2016三年截面数据,对重庆市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城镇化水平较低,区县之间差距较大,高水平集中于主城区与城市发展新区,低水平集中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村发展水平相应较高,城镇化对农村发展具有带动作用;重庆市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协调度表现为高水平下的低协调和低水平下的高协调,即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的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较高,但二者之间的协调度相对较低,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协调度相对较高。
  • 邓毅, 薛龙义
    2018, 27(01): 83-93.
    通过采用区域重心模型、区域集中度指数、区域一致性指数等分析方法,结合Arc GIS与E-Views等分析工具对山西省1998年~2015年之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数据进行空间格局演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的重心位置一直位于财政支出重心位置的偏东方向,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重心的变化趋势都比较一致,财政收入重心的波动幅度大于财政支出重心的波动幅度。(2)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集中度空间分布较为失衡,集中度在低值区域的县域占到了总县域个数的90%以上。(3)山西省的财政收支的总体格局演化呈现出"相对协调-不协调-趋于协调"的发展特征。(4)当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受到冲击时,互相之间均表现出较明显的正反应,但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幅度更为突出。(5)经济发展水平、煤炭资源与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对2015年财政收支空间协调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 蔡国田, 李沛, 赵黛青
    2018, 27(01): 94-103.
    能源战略在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上的实施必将涉及空间决策和空间管理,需要空间差异、空间联系、利益协调等问题的研究作为理论支撑。能源革命的全面推进、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对空间决策和科学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经济地理学可利用其独特的"立体思维模式",基于空间视角从顶层设计到项目实施全过程促使能源战略从政策的创新到有效落实,主要体现在:从时空探索和网络集成角度开展能源需求数量和质量、能源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能源高效利用三大能源战略核心问题研究,全方位剖析能源利用的地区差异和联系,厘清能源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完整线索;探寻多种能源技术的空间组合模式及效益,在空间层面科学分析能源产业链、建立能源空间生态系统研究范式;建立空间辅助决策系统,解决决策主体在多种约束条件下的空间选择,促成能源技术、能源产业、能源政策在空间上有效集成。
  • 许斌, 周智生
    2018, 27(01): 104-120.
    在高海拔、生态环境脆弱、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独特的藏区社会,每所藏传佛教寺院都通过宗教对其周围村落的生产生活空间格局和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村落对寺院的日常运作发展也提供了支持,这是宗教传统浓郁的藏区社会生活的现状。因此,长期以来寺院与村落形成了共生关系,并表现为相应的空间形态和演化机理。以滇西北高原山地环境下的东竹林寺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GIS技术手段,以共生理论为理论工具对东竹林寺与周围村落的共生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并长期以来形成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寺院从村落接受金钱、物质等世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村落进行宗教信仰的传播。另一方面,村民在宗教生活中对寺院的高度依赖也使得村落愿意接受来自寺院神圣空间的宗教影响,并且自愿地向寺院输送生活物资等世俗资源,布施和捐赠是主要形式。这种共生关系的地理特征表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计方式、共生要素、虔诚度等会表现出空间分异特征,并根据空间主体所在的自然地形环境、离寺院的距离、村民的职业等条件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圈层与空间密度差异,但是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格局直至现在都没有动摇过。
  • 范建红, 魏成, 谢涤湘
    2018, 27(01): 121-128.
    由快速城镇化衍生的空间剥夺行为,导致对乡村地域的资源、环境、社会及人口等一系列不公平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引发乡村贫困的重要因素。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作为不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问题,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焦点,然而迄今从空间剥夺视角关注乡村贫困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梳理了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理论发展及思想流派,从区域尺度、个案尺度及研究方法上分析了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研究进展,阐述了空间正义视角下乡村贫困调控的研究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发展背景下,未来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应关注的重点与方向。
  • 彭雨滕, 马林兵, 周博, 何桂林
    2018, 27(01): 129-140.
    自发地理信息是区别于传统地理信息采集模式的新型地理信息,推动地理学新的科学认知与研究发展。收集"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7年~2017年期间的自发地理信息英文文献信息,基于CiteSpace软件对自发地理信息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文献阅读,对其理论与技术问题进行分析与综述。自发地理信息自2007年以来发展迅速,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灾害应急监测、城市管理、环境监测、旅游行业、农业、医疗行业等多个领域。国际上自发地理信息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公民科学、网络与信息技术、自发地理信息数据与应用四个方面,国内自发地理信息研究应用还不成熟,未来应从规范化、移动化、自动化、拓展化四个方面进行发展完善。在下一代数字地球建设过程中,自发地理信息可以参与发展全球化的地理数据生产,同时基于自发地理信息的微观个体行为调查与分析以及大地理数据分析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 杨沁杰, 庄汝龙
    2018, 27(01): 141-150.
    近年来,行政区划研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探索也备受瞩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已经成为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借助Cite SpaceⅢ挖掘行政区划的研究团队、知识基础、研究主题、路径变化及前沿,对行政区划进行了系统的框架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1)近二十年行政区划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波动变化明显,2006年出版文献数量最多,相关研究集中于经济学领域,经济地理期刊是行政区划研究的大本营;(2)主要研究团队按照地域大致可划分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五类;行政区划的知识基础明确,但尚未形成势力强劲的分支学科;(3)文献共被引分析表明,经典文献中刘君德所著文献占比最大,达到研究数量的40%;(4)从研究热点的分析中发现,其发展路径大致分为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区划-城市化、区划-地区经济、区划-历史范畴4条线索,分别对应的主要研究内容为调整改革、地方体制,效率问题、城市群、城镇化,地区发展、规模效应以及历代区划、学科发展;(5)研究前沿分为城市化导向(1999年~2002年)、区域经济导向(2004年~2009年)和体制改革导向(2010年~2014年)3个阶段。
  • 王亚力, 王楚君
    2018, 27(01): 151-158.
    中国大陆居民赴日旅游呈迅速增长的态势。2015年中国大陆成为日本最大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的统计资料,利用Excel和ArcGIS软件对日本都道府县中国大陆游客住宿人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大陆游客访日形成了"中部辐散、两翼齐飞"的空间分布模式,各都道府县相对于中国大陆游客明显地分化成热点区、温点区和冰点区;利用均值坐标散点图的方法,综合分析各都道府县中国大陆游客接待量和年均增速,可将日本各都道府县划分为:中国大陆游客的增长型重要目的地、稳定型重要目的地、增长型潜在目的地和待开拓的旅游目的地。
  • 曾斌丹, 何银春
    2018, 27(01): 159-166.
    日本旅游地理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历程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作为旅游地理研究的萌芽期,以滑雪、温泉旅游聚落的零星研究为主。60年代至80年代进入新的时期,内容涉及了大都市旅游圈、旅游地、旅游资源等相关研究。80年代后注重对大众旅游的反思,柔性旅游与新旅游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日本旅游地理研究内容以温泉、滑雪等各类型旅游地为主,对旅游流、旅游空间、新旅游与着地型旅游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总体上看,日本旅游地理研究主题具有延续性,内容与实践结合紧密,但理论基础上具有依附性。未来的研究将呈现内容多元化,视角多样化特点,并立足于更多新的旅游实践而发展。
  • 郝金连, 林善浪, 王国梁, 安祥生, 任启龙
    2018, 27(01): 167-176.
    应用定量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市域和县域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利用设想,这将可能为非遗旅游景点(区)开发利用提供空间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辽宁省非遗旅游资源级别结构以省级非遗为主,类型结构以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为主;(2)非遗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状态。共形成以沈阳市区为中心的1个极核区、阜新、锦州、辽阳、鞍山、大连和丹东6市境内的5个高度密集区和岫岩满族自治县和新宾满族自治县等县境内的4个次级密集区;(3)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遗旅游资源高度集中,其他类型分布较为均衡。沈阳、大连、锦州和鞍山4市在数量和平均密度2个方面都在均值以上;(4)优势度分析结果显示沈阳市属于非遗旅游资源密集区,大连、鞍山、朝阳、锦州和本溪5市属于较密集区;(5)依据分析结果提出非遗旅游资源分区利用可行模式,各区可利用资源优势实行主体模式和辅助模式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