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周边主要聚居着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群体交往倾向会制约这两类居民间的平等、正常交往。为此,本文主要结合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居民的调研,重点考察了内群体交往倾向对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周边居民确实存在内群体交往的倾向,这使其社区感水平普遍不高;而归因于征地拆迁中的复杂矛盾,本地居民的群体的内部交往对其社区感有消极影响,但外来人口的内部交往因为有助于增强其适应新地方的能力,对社区感建构有积极影响。由此,建议既要促进两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也要关注本地居民之间以及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协调,以普遍提升其社区感。

利用课题组2017年6—8月在陕西安康、商洛、汉中、宝鸡4市9县22个旅游扶贫村收集的841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选择模型(DSM)等分析了农户参与旅游对家庭农林业劳动时间、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旅游有助于增加调查地的农户收入,旅游兼营型农户收入更高。在全样本中,参与旅游对农户农林业生产时间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在参与了旅游的农户样本中,农户参与旅游一些特征或形式,如土特产销售,对农林业生产则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多个模型中,农户从事旅游对家庭外出务工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提出了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旅游+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景区带村作用、完善旅游扶贫政策等对策建议。

城市收缩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致使以增长为假设前提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受到极大挑战。本文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年与2010年各县域单元的社会经济数据构建城市发展指数,在其指引下对我国城市收缩状况做初步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我国县域单元出现收缩现象,特别是县、自治县、自治旗、旗出现较多数量的收缩。(2)发生收缩的县域单元共261个,大多数为人口较少的中小城镇;西部地区分布较多,且收缩面积较大。(3)收缩的县级行政区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人口数量和密度下降、老龄化加深、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经济发展缓慢,财政赤字严重。这一结果有助于初步了解我国收缩区域整体格局,并呼吁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尽快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北京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保护城市色彩基调。本研究认为该任务的目的是保护色彩基调对于人的文化意义,因此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人们对城市色彩的感知和意义理解之间是否有联系?研究以北京故宫建筑群为研究区域,运用眼动实验调查人们对色彩的感知,以结构性访谈法了解人们的色彩意义理解,目的是探究文化在感知和认知中的作用,以及眼动实验方法在反映色彩意义理解结果的可行性。结果显示色彩感知与意义理解间两者无统计上的相关性,眼动指标无法解释被试对色彩意义的理解。研究结论是被试对色彩的理解具有"整体依赖"的特点,实践性建议是具有文化认同的城市色彩可以保留,同时允许主体对城市色彩有多角度的感知和积极理解。

旅游是一个身体体验的过程。旅游中的身体是物质性的身体和社会建构的身体的统一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文社科领域"身体转向"、"感官转向"和"非表征转向"的到来,西方旅游学界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旅游者的身体和具身性话题。在梳理西方旅游研究关注与身体话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旅游研究关注身体话题的几个发展阶段和相应特征,并从身体与旅游目的地形象表征,身体政治与性旅游、医疗旅游,身体展演与旅游节庆仪式,身体、感官与旅游景观,具身性与旅游体验五大议题进行了归纳和探讨。提出了基于身体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研究的路径和框架,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内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以期推动国内旅游研究对身体的进一步的关注。

本文以地方主体性理论为切入点梳理语言景观相关文献,以构建主体为分析框架,从"国家"、"私人机构"和"多元主体互动"三方面综述语言景观的研究。不同主体通过空间实践达到规训、表达、压迫和抵抗等目的,而语言景观则是这些实践的中介和结果。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表现为国家作为主体对地方的规训;反之,由个体作为构建主体的语言景观是主体表达自我和抵抗他者的实践。流动性较强的地方,多元主体通过语言景观互动构建地方性,其语言景观是资本、文化和权力多重力量作用下的实践过程和结果。过去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只关注单主体的空间实践,未来采取跨学科研究可进一步探寻多主体互动过程与结果,更全面地发掘语言景观在地方构建中的作用以及构建的地方意义。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界对传统地名学进行了批判转向,地方命名中的文化政治过程成为研究核心。本文以2017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春市为例,在批判地名学的背景下,借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1800—1945年间长春街道命名过程进行文化政治分析。研究发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长春街道命名成为不同政权控制下各种力量争夺的战场,形成清政府控制的长春地方力量、俄国殖民者力量和日本殖民者力量分区控制下的街道名称,争夺加深了城市内部分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者为隐藏其妄图永久占领东北并实现霸权统治的野心,在其划定规划的"实在国都事业区域"进行中式命名,却隐喻了明显的归顺色彩。

儿童独立活动性是衡量儿童自主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提升儿童独立活动性对于增加儿童体力活动量、减少肥胖几率、促进社会交往等具有积极作用。本文梳理了国外学者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基本概念,从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两方面总结了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整理了其测量指标与具体方法,并归纳了相关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了现有研究在影响机制、测度方法以及理论向实践转化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内容,以期为我国提供借鉴。

以传统农区周口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聚落斑块面积和相关社会经济指标,探讨了周口市城乡体系空间结构演变规律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周口市城乡体系空间结构演变呈现低端均衡结构(1973年)—点轴结构(1990年)—中心外围结构(2000年)—圈层结构(2015年)的演进过程,每种结构对城乡要素流动的方向和作用各不相同,从而使城乡体系的空间结构各不相同。交通导向机制是影响城乡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的早期主导因素,促进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不断拓展,并带动乡村体系空间结构不断更迭;特色产业是影响城乡体系空间结构的新机制,助推城乡体系空间结构进一步完善;政府作用机制有效地引导城乡体系空间拓展方向,推动城乡空间格局结构性地演变。

本文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荔枝湾涌1940年代以来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进而挖掘居民地方感变化机制。研究发现:荔枝湾涌居民的地方感主要受生态环境、建筑与配套服务、集体记忆、活动类型、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态环境起主导性作用;积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集体记忆的保留与延续;消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破旧的居住环境及落后的配套服务;此外,文章提出内向型地方感和外向型地方感的概念,认为随着城市发展,在地方发展变迁过程中,地方感由内向型地方感转变为内向型和外向型相结合的地方感。两种地方感相互作用,互相调节,更有利于地方稳定、开放、包容地发展。

随着中国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和维护旅游形象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关键任务之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事件正在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带来新的威胁,值得引起学界关注。文章以青岛"天价虾事件"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潜在游客视角尝试回答:网络舆情危机下,潜在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是否发生变化,形象感知的变化能否引起其出游意向的变化?结果表明:(1)网络舆情危机下,潜在游客的认知形象变差会直接导致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变差;同时,情感形象变差也会对直接引起整体形象变差。(2)网络舆情危机下,受认知形象变化和情感形象变化的影响,潜在游客的出游意向受到明显抑制;其中,情感形象起直接作用,认知形象起间接作用。

基于持续年份住宅数据、利用空间热点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1年以来长春市住宅价格分布的空间分异现象和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布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近年来长春市住宅小区存在向内填充与向外扩散并进,圈层扩展和扇形放射融合的演化趋势,其中西南—东南扇面是居住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2)2011年以来长春市住宅价格呈现出以南部为指向的扇面增长的空间特征,高价住宅街区由点状分布到片状扩散。通过半变异函数和冷热点聚类分析方法指出,长春市住宅空间的南北分异现象显著,住宅价格的低值与高值聚类以铁路为界线存在显著的空间隔离;(3)就POI数量而言,住宅小区周边银行保险、医疗、住宿、休闲娱乐数量对住宅价格产生较强影响,同时以上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同样显著。

以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理念为研究框架,运用核密度、缓冲区分析等方法从社区物质环境以及居民对社区感知两个维度对城市公租房社区的生活空间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发现:西安市公租房社区空间布局较为偏远,集聚特征明显;除教育资源外,医院、商业以及游憩等资源均处于低可获性状态;社区居民对公租房社区房屋面积、房屋质量、物业管理、社区绿化等方面满意度较低,社区归属感及长期居住意愿不强。西安市公租房社区在社区资源可获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空间剥夺现象,社区整体生活空间质量水平不高。

为促进东北三省城市经济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城市经济弹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弹性水平及其吸收能力、恢复能力和转换能力等构成要素进行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城市经济弹性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城市经济弹性水平来看,除了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处于中等水平外,其余城市均处在较低水平和低度水平;(2)从城市经济弹性的空间分异来看,呈现显著的"集聚化"分异特征;(3)从城市经济吸收、恢复和转换能力来看,各城市水平与经济弹性水平基本一致,且空间分异特征也基本一致;(4)影响城市经济弹性的主要因素分别是经济结构、经济规模、环境状况、人力资源和经济密度。

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卷入到旅游开发浪潮中,围绕旅游而发生的抗争日渐增多,这里称之为"旅游抗争"。旅游抗争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提出"场域—行动分析"这一新分析视角,破解"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分析模式内蕴的"行动—结构"、"个人—社会"和"主观—客观"二元困境,将"结构—制度分析"化约为"场域",具体分为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将"过程—事件分析"化约为"行动",具体分为行动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径。在该理论视角的关注下,本文对贵州西村旅游抗争的缘起、策略、演化路径及后果进行了完整叙事,为抗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重构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背景下，政策流动性已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且前沿的话题，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对政治学“规范—理性”研究视角的批判基础上，地理学者先后采用“关系—建构”和“拓扑—拼装”视角对政策流动与变异、政策流动下的不均衡地理、政策流通的（权力）拓扑网络等问题展开探讨。本文梳理了政策流动性的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向，总结不同视角下的核心议题、研究方法与视角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流动性研究对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地方发展、城市关系网络与不均衡地理发展等问题带来的启示，以期为未来国内学者开展相关议题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在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空间形态及功能的重大改变,需通过地方重构以维系少数民族地方特色及文化传承。开封善义堂回族社区案例研究发现,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地方形成以及地方认同建构,依赖于自身独特的居住环境及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社区由聚居转变为散居的地方变迁,对居民的地方感知及地方归属感具有重要影响。集中代表地方意义的独特空间,有助于地方及认同的重构。城市少数民族社区中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空间,对地方的建构及文化的传承具有关键作用。

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以不同种族、民族为代表的多元社会群体，因其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存在诸多差异，群体间的空间分异与融合正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梳理了基于居住空间的国内外种族/民族社会空间研究，指出，在城市研究移动性转向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正在突破传统的静态居住空间研究的局限而出现移动性转向，且在群体间行为差异、活动空间的种族/民族分异测度、少数族裔可达性劣势和混合地理学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解读民族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融合提供新的视角。

面对全球复杂多变的环境，提升社区恢复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社区恢复力在近20年发展中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需要对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社区恢复力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首先，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01—2021年的国内外社区恢复力发文情况、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划分了社区恢复力研究领域演变的三个阶段，分析概括了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其次，针对社区恢复力在发展中以框架、评价、影响因素和建设管理为主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述评。继而基于其概念内涵、核心内容和相关框架的综合思考，提出了聚焦可持续科学领域的社区恢复力研究基本逻辑框架。最后，立足目前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和发展困境，提出未来议题需要强调从多学科融合方法体系构建，多领域整合和注重中国地方化实践以强化和深入未来社区恢复力领域研究。

景观意义一方面要对其符号化的表征元素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其不可表征的意义。本研究梳理了国外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发现:1表征视角下,一方面景观既被看作文化的产物,又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另一方面景观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2非表征视角主要关注日常生活行为、情感等方面所反应的社会变迁以及所感知的多元、复杂与不稳定的景观意义。国内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景观研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学者结合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体系,推动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为强化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协同创新水平，以长三角区域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各城市2010—2019年联合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信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合作的本地网络与跨界网络，诠释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本地—跨界网络空间联动机制。研究表明：(1)本地网络的通达性和凝聚力逐渐上升，空间上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及核心节点间强—强联系格局；跨界网络的节点和关系数急速增加，空间上呈现以放射状为主，稀疏的闭环创新联系为辅的特征。(2)本地网络与跨界网络的交互作用增强。本地网络中参与跨界合作的节点数量越多越有利于推动区域内外城市建立正式创新合作关系。跨界网络的发展也会提高本地网络中节点城市的平均网络地位。(3)本地网络中网络地位高的城市扮演着本地—跨界绿色技术协同创新的“中间人”，其中处于高递推中心性高递推权力位置的城市充当着本地—跨界网络空间联动的技术守门员。

适应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乡村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转型适应性为传统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面向乡村振兴的优化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8年乡村适应性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2)近30年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空间出现分化特征，适应性水平呈现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3)农业经济转型低效与医疗保障压力阻碍乡村恢复力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农业技术支持有限提升了乡村转型适应性。(4)未来发展中应兼顾生态治理与农业经济转型效益，加强有效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加强生态宜居建设。

转型期,中国回族聚居区城市物质景观的伊斯兰化过程是文化建设、消费的新导向。对城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探究,有利于剖析城市发展转型中景观文化的地方竞争策略与机制。以银川市为例,利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获取原始资料,尝试探讨1980—2015年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银川市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式风格在逐步强化,伊斯兰式建筑类型趋于多元化,空间上呈现由"单核心区"向"多核心区"的格局演变模式,这主要是不同层级权力与社会阶层相互合作与博弈的结果。

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合福高铁沿线城市和景区两个尺度上的旅游流网络结构和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合福高铁沿线旅游流网络规模大,覆盖面积广,但网络密度极低,具有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2)合福高铁沿线核心旅游城市和重点旅游景区在网络中的功能突出、角色重要,其中高能级景区表现出较强的辐射效应,对周边节点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3)合福高铁沿线旅游景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超多强"、"双核互动"和"单节点"三种合作关系,但网络中的合作关系受行政边界的屏蔽仍十分明显。

身体是空间等级的基础，其嵌套在社会权力关系的隐喻之中，是主体实践的基础。然而，与旅游者具身体验研究丰硕成果相比，学界对旅游地身体空间的探究还缺乏足够的学术跟进。本文对身体地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证回顾，系统梳理旅游领域身体研究进展，据此进行了研究展望。研究认为：身体地理需要直面并超越身心二元的影响，从结构和行动对立转向互构，并从方法论层面推动两者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对旅游地身体空间的研究应从宏观的“身在空间”生产去透视微观的“身为空间”实践，并从微观构建宏观。后续研究应加强对旅游地社区居民这一核心利益群体的关注。研究对促进旅游学与身体地理的跨学科融合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流动基础设施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热点。流动基础设施是指在流动准备期、流动进行期和流动后稳定期均能促进和制约流动者行为的所有相联系的技术、机构和行动者的集合系统。以主体的流动过程为线索，流动基础设施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发与入境过程中的流动基础设施、停留与定居过程中的流动基础设施、非自愿流动情境下的流动基础设施和打破空间尺度的流动基础设施。未来流动基础设施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境内流动基础设施体系的研究与运用；采用数字化方式来描绘并解释全球流动基础设施的空间异质性；更多聚焦“线上流动基础设施”和“以人为流动基础设施”的研究；从社会治理视角来剖析流动基础设施的应用与发展。

异地养老对解决人口负增长所衍生的养老难题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构建异地养老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了2005—2020年长三角异地养老的时空演化格局，归纳了异地养老发展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了其与环境、文化、社会因素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长三角异地养老的整体发展方向表现为由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特色化培育转型，高密度核心区也由上海“单极核心”分别向宁、杭南北两翼扩展。(2)可从环境舒适性、社会舒适性、文化舒适性3个维度综合识别异地养老的影响因子。其中，医疗资源和交通条件是长三角异地养老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社会开放度和自然风景次之，传统文化资源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双因子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3)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具有空间异质性，环境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对安徽、江苏北部的影响较大，文化舒适性主要对浙江沿海地区和安徽北部地区产生影响。

旅游仪式感是满足旅游者深度精神体验需求的重要途径，但对其内涵维度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科学有效的测量指标，限制了后续的理论发展。本文从旅游仪式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一个更加综合、更具包容性的旅游仪式感定义，并通过质性研究，识别出旅游仪式感的六个属性维度：象征性、场域性、形式性、反结构性、区分性、隔离性。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包含22个题项的旅游仪式感量表，并对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了旅游仪式感的抽象本质，弥补了以往旅游仪式感概念界定模糊与遗漏的缺点，为未来深入开展旅游仪式感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技术保障。

从识别地理环境脆弱状态与机制，到强化社会—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已成为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保障新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主流领域研究进展、转型趋势与挑战，并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转型的主要议题和途径。本文认为脆弱性与恢复力整合的转型，是研究体系的不断深化与交互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可持续性科学在社会与环境互馈适应机制的理解。面对社会—生态系统多过程交互的复杂特征，脆弱性与恢复力定量模型亟需优化，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结果有待与适应性管理实践对接。而整合脆弱性与恢复力框架的系统要素空间特征识别、演化过程刻画、交互关系定量和数理模拟等分析途径，可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机制复杂性、应用实践困难等诸多挑战提供研究范式和方法借鉴。

选择本土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参照群体影响为外界变量,以自我感知价值为内部判断变量,将二者关联绿色出行意愿,意欲明晰是外部群体影响还是自我价值判断最终主导了人们的绿色出行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信息性影响与规范性影响)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功能性感知价值与社会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情感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绿色出行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影响与居民绿色出行意愿之间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过程。

第二居所旅居是一种旅游现象,旅居者为了追求愉悦和非日常经历,在目的地长时间逗留,重构旅居地的社会关系。本文以社区场域理论为研究框架,综合运用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探析三亚市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的现状及其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并讨论如何提升两者的互动。结果发现: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以浅层次的社会互动为主,缺乏深入的情感性互动,并呈现"空间性"与"社会性"特征;社会互动的空间异质性,导致了不同地理空间内社区场域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对集体行动与集体意识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后,本文构建了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发展模式,以期为旅居地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乡村聚落分布是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表现，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是揭示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系统地域特征的重要基础工作，对优化乡村聚落分布、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秦巴山区秦岭南段的陕西省洋县为典型案例区，综合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地理空间分析、可达性与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分析了洋县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洋县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延伸的条带状分布特征，山区乡村聚落分布具有显著的低海拔与集聚指向，洋县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南部低缓地带和中部低平地带，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山区乡村聚落具有显著的交通可达性空间指向性，乡村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均随着可达性水平的提升呈逐渐增加态势。山区地域系统中，海拔、坡度、降水和气温等自然条件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未来县城和乡镇可达性对洋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完善乡镇—县城、村域—县城的道路交通对于优化脱贫地区乡村聚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和重构的重要推动力，而城市老工业区的改造作为其关键环节具有巨大的再价值化潜力，成为地方政府、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追捧的对象。为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机制，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构建不同层次视角下多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对合肥市瑶海老工业区的改造过程进行多维度的梳理和演绎，提出城市老工业区更新过程中空间的再生产机制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老工业区空间表象体现为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空间构想，表征性空间表现为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空间重塑，空间实践则是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塑造。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推动了空间三元的互动，形成了主体互动推动三元互动的空间再生产机制。

社区生活圈聚焦在居民步行范围内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精准化配置，需要关注设施时间安排与居民生活时间的匹配性，响应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强调社区生活时间对生活圈构建的意义。本文从时空间行为视角出发，从生活时间节奏、活动持续时间和时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社区生活时间研究的特点及其对社区生活圈构建的空间、社会与情感意义；以北京市上地—清河街道的活动日志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了居民社区活动时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居民社区时间利用不足，社区生活时间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活动类型分异和群体分异。社区生活圈规划需要分析生活时间利用特征，把握居民对社区生活圈时空资源的利用程度，应对行为空间与物质空间的时空不匹配问题。

数字平台与城市运转日益加深的嵌合推动着城市的平台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相关话题受到“数字转向”的西方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关注。本文对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对未来国内研究的展望。总体而言，平台城市主义强调平台与城市构成了相互紧密联系的嵌合共生体关系，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1)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既关注技术资本主导下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平台化及其问题，又强调多元行动者可以结合平台的运作特性加以应对；(2)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重点探讨居民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平台化社交联系和流动性，揭示其具有的复杂动态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多元体验和价值。可见，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关键，在于把握平台中介作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过程、意义及影响。中国城市的平台化进程正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然而，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共性总结和规律探索，忽视了平台与城市运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平台的非经济价值。因此，通过借鉴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成果，国内人文地理学可以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平台城市现象及议题。

如何理解乡村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促进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契合行为是乡村旅游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两类乡村景区的调研数据进行验证和比较。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是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因景区管理模式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社区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体系，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更为科学的解释框架，并为乡村旅游企业的社区关系管理提供现实参考。

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使流动性研究不断关注各种流动现象以及流动背后所建构的意义。文章聚焦于短居旅游者这一特殊的流动类型，以凤凰古城为例，基于流动性视角，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短居旅游者在流入地的地理想象与表征、旅游实践和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发现：(1)短居旅游者“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想象与表征，以及旅游实践中对地理想象的践行两个途径实现。(2)短居旅游者通过个人经历对想象的凤凰古城加以实践，并通过异域体验和梦境追寻来实现旅游实践。(3)“流动与想象”的双重介入下，以及对“第三空间”旅游体验的践行，短居旅游者所建构的地方意义包含两个关键维度，即短居旅游者将凤凰解读为“边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以及反身性思考下的自我诠释的过程。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流动性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对理解短居旅游者行为特征和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