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改革背景下,土地储备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土地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但现行土地储备制度内外部行权模式集中显化了所有权与监管权混合、资产配置僵化、偏离公益目标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弊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机制是全民所有产权制度的具体行权方式,经法理念转化,有助纾解土地储备制度行权问题并重置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土地储备制度应适配委托代理机制要求,发挥管护、促进土地资源保值增值和市场化配置的工具性作用,形成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的正向反馈。制度运行应以土地国家所有权为法权基础,设立省级土地储备制度对应委托代理机制行权层级,土地储备机构宜作为代理履行土地所有权的市场化主体,享有土地收储、管护与供应的决策权与执行权,最终为实现全品类自然资源资产储备管护体系提供参考样本。

探究城市绿色发展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于提升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以及面板聚类分析等方法,系统探讨了2005—2020年我国285个地级市城市绿色发展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发展能显著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且这一结论在选取地形起伏度和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显示,城市绿色发展可通过集聚效应、技术效应以及结构效应等中介路径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西部、中部以及非沿海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随着近地空间资源开发由科研探索向大规模工业化应用的范式转换,商业航天已成为重塑全球技术经济版图与大国战略竞争边界的核心引擎。本文以商业航天的技术经济审析为主线,提出商业航天“政策—技术—产业”三螺旋比较分析框架,并据此对中美商业航天发展进行三螺旋结构分析与模式比较分析。进一步地,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运用阿里云百炼平台大语言模型（LLM）对美国二十余年商业航天政策进行深层语义解构。结合全球竞争态势与我国产业实情,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旨在为我国加速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航天技术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趋势为耕地占补平衡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深入剖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阐释其科技驱动性、高效益性、绿色可持续性、高附加值性的显著特征,并梳理当前耕地占补平衡面临的困境,包括补充耕地资源匮乏、质量难以保障、监管难度大以及资金投入不足且来源单一等问题。为应对以上挑战,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于提升耕地占补技术水平、改善补充耕地质量、提高监管效率、高效引入与管控资金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提出以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耕地占补平衡创新发展的路径,包括加强科技创新应用拓展补充耕地资源途径、依托前沿技术提升补充耕地整体质量、创新耕地占补平衡监管模式、高效率地引入与管控资金等举措,以此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制裁手段,守护着耕地安全的底线。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体法益认定、客观方面的“三大要素”构成、主体范围划定、主观方面心理状态的厘定,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存在争议,这进而造成了司法裁判中的观点分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认定应依照法秩序统一原则,完善犯罪构成要件,减少刑事司法定罪时的不确定性,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明晰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存疑要素,将犯罪客体认定为以国家安全法益为主的复合法益,确定犯罪客观方面中耕地类型认定的“主辅”标准、复行为犯的性质和入罪的“量化”选择说,将村委会纳入犯罪主体,并明确犯罪主观心理状态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从而更好实现刑法保障国家安全、服务耕地保护的法律功能。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作为一项全新制度设计,担负了生态管护与产权确认的双重功能,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创新性举措。近九年来改革的实施,取得的成果颇为丰硕。但在试行立法与规模实践的双重视角下审视,仍能发现以下突出问题：（1）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客体范围指向不清;（2）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与国土空间规划部分内容重叠;（3）自然资源分类标准迥异;（4）自然资源质量评价缺乏统一标准;（5）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平台建设并不完善。本文把它们作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领域中的“希尔伯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纵深探讨,有必要以实践为根基、以跨学科研究为辅助,予以回应,从而促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以裨益后续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两权分离、拓权赋能”改革。

土壤污染法律责任作为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是关乎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一波三折的“常州毒地案”历经一审、二审,目前处于最高法的提审阶段,已成为我国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困境的一个缩影。以“常州毒地案”为例,我国土壤污染法律责任面临着公私主体责任顺位竞合与环境法律责任类型杂糅的双重困境,亟需围绕公权力与私主体,对土壤污染法律责任进行类型化分析。首先,新北区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认定可以环境污染事实的形成过程为主线,兼顾党规责任与法律责任;其次,三家化工厂环境法律责任的认定可从诉讼时效的区分、责任主体的资格、责任豁免的事由以及责任类型与顺位四个层面入手,区分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环境行政法律责任与土壤污染修复责任;最后,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健全土壤污染法律责任规范体系,完善公私协同的混合实施体系。

在全球关键矿产竞争日益加剧、资源安全持续被安全化的背景下,美国保障海外关键矿产安全的机制,表现为一个由军事制度提供结构性支撑的综合体系。美国关键矿产高度依赖进口,其供应链面临显著脆弱性,这使得军事力量的间接保障作用尤为重要。美国统一作战司令部体系为海外关键矿产及广义海外利益安全提供支撑,地理作战司令部通过塑造区域安全环境、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推进安全合作;职能作战司令部通过提供全球物流、网络通信和天基导航等关键服务,满足现代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运行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战略司令部则通过维持战略威慑,为国家工业体系和资源连续性提供最终安全兜底。美国作战司令部体系与海外关键矿产安全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条件性而非工具性的关系,其制度逻辑突出表现为间接性、体系性和预防性。

土地利用变化是区域碳源和碳汇变化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2005—2020年湖南省湘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采用能源系数估计法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计算等方法,考察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碳排放时空变化特征及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类型中,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均不断减少,其他地类变化不明显;（2）期间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近1倍,林地占比略有波动,耕地面积减少5.6%,草地面积缩减11.5%;（3）分阶段看,2005—2010年,湘江流域耕地净转出中近70%转为林地,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耕地和林地;2010—2015年,流域建设用地扩张主要来自耕地和林地;2018—2020年,流域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相对较小;（4）湘江流域碳源量增长显著,碳汇量小幅增长,碳汇量高于碳源量,二者差距正快速缩小;（5）空间上,碳源时空分布特征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心向外围递减,呈“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土地资源出现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问题,土地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土地生态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本文基于DPSIR概念框架,以成都市各区县为研究对象,建立成都市土地生态安全的5个评价层次,对2016—2020年成都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找出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土地生态安全的科学测度提供有效途径。结果表明：（1）2016—2020年成都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值呈波动状态,2017年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最高,达0.5024,2018年最低,为0.3035;（2）各土地生态子系统中,响应系统对土地生态系统安全的影响程度最大,相关系数达0.551,从相关系数矩阵来看,成都市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是综合性的;（3）以2016—2020年间成都市各区县土地生态安全情况来看,金牛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降幅最大,大邑县涨幅最大,成都市仅青羊区、金牛区、锦江区、成华区、新津区、金堂县6个区县在2016年曾达到较安全状态。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不仅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对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机会窗口理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创新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互动是螺旋式演进的过程。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分析起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支撑、制造业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和释放数字化转型价值分别对应机会窗口的打开、回应和内化;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引导和支持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需求增加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制度条件和市场条件,触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创新机会窗口打开,由此形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为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制造业协同互促,需要加强数字经济底层技术创新、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林耕矛盾”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已存在数十年。“三调”将部分历史上为林地,但调查时已实际耕种的区域,按现状调查为耕地,后被国土空间规划划入耕地保护红线内。53号文件明确了这一部分林地按照耕地管理,即“所见即所得”原则,加剧了“林耕矛盾”冲突。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认定地类性质最终根据。耕地保护红线与林地法益冲突时优先保护耕地法益。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耕地保护红线范围内耕种的农民予以出罪。坚持耕地保护优先,以国土空间规划和“三调”成果为底版对“林耕矛盾”冲突等问题全面清查、处理。推动多部门协同规划国土“一张图”,作为实施耕地、林地管控和监督管理的依据。科学规划“三条红线”,“三区三线”划定为耕地保护红线内的现状耕地优先划入耕地空间,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脆弱区域,25度以上坡地、重要水源地15度以上坡地、国有重点林区林地,优先划入林地空间。

乡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其发展困境的破解亟需创新性治理范式。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为背景,通过对产权制度、产业结构、人才市场和资源资金多维度困境的剖析,揭示数字治理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缓解资金短缺等方面的作用。应进一步构建数据共享平台、打造数字赋能产业升级体系、建立智能匹配人才培育机制和完善普惠精准金融支持网络等路径,为乡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字治理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