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时间节点遥感数据和公里网格单元，采用变化强度指数、核密度估计和洛伦兹曲线等方法，研究1990—2020年河南省沿黄6个县（市）耕地资源变化强度、类型及空间分布均衡性的演变规律与过程。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变化强度大，1990—2000年增加15 720.77 hm2，增幅2.58%，2000—2020年减少16 185.47 hm2，减幅2.59%，水域滩涂、未利用地开发和还林还湿、建设用地占用是耕地变化的主要原因。（2）耕地核密度位于80~100 hm2/km2的高密度范围内，空间差异化特征显著，低密度区由沿黄滩区向城镇演变，呈环状延伸，集聚特征明显，城镇化不断挤压农业生产空间。（3）各时期耕地变化不一，1990—2000年以耕地增加为主，强度大、范围广，沿黄滩区变化强度在35.01%~100.00%。2000年后，受退耕和建设用地占用影响大，耕地大幅减少，集中于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周边，耕地非农化问题突出。（4）耕地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均衡性，2000年以前均衡性增加，2000年后呈连续下降趋势，城镇建设和生态工程占用是耕地保护与稳定关注的重点。

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运用大气校正法反演地表温度，基于步行指数计算步行性，通过空间叠加识别出高步行-高热类（预警空间）、高步行-低热类（友好空间）、低步行-高热类和低步行-低热类4类空间，并基于脆弱人群视角探究城市的健康公平性。结果表明：预警空间占全域12.53%，呈大小落石状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友好空间占全域1.13%，零星散落于预警空间内。研究区内32.50%的常住人口生活在预警空间，33.11%的儿童和40.01%的老年人生活在高步行性和高热环境暴露风险的空间中，预警空间对老年人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此外，儿童相对于老年人更多生活在低步行性空间，老年人相对于儿童面临更高的热环境暴露风险。

淮河流域是我国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和粮食主产区。基于1995—2020年淮河流域的土地利用、气象数据及社会经济等数据，运用InVEST模型及GIS空间分析方法评估产水量、土壤保持、碳储量、食物供给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5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流域像元、县域及市域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1）1995—2020年淮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增强，产水量的年平均深度增加了265.60 mm，土壤保持服务增加了28.21×108 t，碳储量减少了1.04×108 t，食物供给增加了702.76 t·km^-2，NPP增加了293.88 gC·m^-2·a^-1。（2）淮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随时间呈动态变化，在县域市域尺度上相对稳定，在像元尺度上变化明显。（3）淮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随尺度变化表现出异质性和尺度依赖性。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尺度上既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又更多地表现为尺度上的差异性和动态性。

基于协同发展理论，采用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和影响关联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发展态势，其中人口发展水平低于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85%的城市发展为协调发展状态，2020年较2011年提升22%，空间上呈现“核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3）从影响关联程度来看，耦合协调度是由政府投资调控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人口质量保障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研技术人员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对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创新网络是经济地理学重要的前沿研究方向之一。基于现有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从创新网络类型与结构、演化过程与机理、效应与治理等方面论述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区域创新网络类型主要可通过知识创造方式、网络地位和知识类型不同进行分类，区域创新网络结构主要集中于探究主体结构和空间结构，而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差异尚存争议。（2）多维邻近性、合作基础、知识水平、空间交易成本、三元闭合效应以及主体属性、创新区位等是影响创新网络演化和相互作用的重要因子，但对不同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多空间尺度创新网络的耦合作用与机理研究不足。（3）创新主体构建创新网络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创新知识，提高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区域增长。以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的分析为主，对创新网络的技术-经济-生态环境综合效应关注不够。

以县域韧性为视角，采用经济韧性测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福建省县域经济韧性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经济韧性以较高经济韧性和中等经济韧性两个等级居多，较低韧性和低韧性等级比重不大，高韧性等级比重较小，县域经济的整体韧性有待提高。福建省县域经济韧性呈现“两高一低”的空间格局，其中“闽西集聚中心”“闽东集聚中心”是两个高经济韧性的集聚中心，闽南是低经济韧性的集聚区。（2）以往灾害下区域经济韧性常规的影响因子诸如产业结构、创新因素、灾情严重程度并没有很强的解释力，消费水平、经济外向性、政府管理能力成为福建县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对县域经济韧性作用机制具有其独特性。（3）消费、进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外资水平、政府管理能力等因素对福建县域经济韧性影响异质性显著，呈现不同的空间格局特征。

以山东省137个县域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水平，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其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相对差异仍较显著，济南、青岛市辖区城镇发展最具活力。（2）受自然条件、经济区位、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四高四低”的空间格局显著，得分较高的县域大体呈倾斜的“H”型分布。（3）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分别形成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和低聚类区。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检索、实地调研等方法，基于历时维度导向，以鲁运河历史文化名镇为例，划分古镇历史演变阶段，探究古镇发展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演变主线包括水环境、水利技术、经济产业、历史文化、军事防御和空间发展，以朝代的时间更替和演变主线阶段性节点可将演变阶段划分为“发生—发展—兴盛—衰落—转型过渡”阶段。（2）不同演变主线规律为：水环境演变从航运功能到文化功能转变，水利技术演变从功能诉求到技术进步转变，历史文化演变从统一共生到多元相生转变，经济产业演变由运河衍生性到多元衍生性转变，军事防御演变由要素持续式到要素点状式转变，空间发展演变由运河指向发展到运河文化引领发展转变。（3）演变作用动因有直接动因、核心动因和内生动因。基于演变规律和作用动因，可从运河文化激活、产业优化等方面提出发展路径。

借助改进熵值法、Jenks自然断裂法、障碍度模型对2007—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城乡融合指数由2007年的0.239提高到2020年的0.534，低、较低水平融合区由2007年的25个减少到2020年的8个，较高、高水平融合区由2个增加到12个。(2)不同维度的融合发展不同步，2020年社会融合发展水平指数最高，为0.612。（3）较高水平融合区在成渝地区的西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小范围集聚区，呈现“双核独大、中部塌陷”的发展格局。（4）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中，前期自然要素障碍度高于人口、土地和资金要素，后期自然要素障碍度降低，产业结构和资金要素的障碍度增大。

以GlobeLand 30数据集、郑州市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利用ArcGIS 10.7和SPSS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郑州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土地利用转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郑州市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波动量最大，分别增加19.54%和减少18.67%；(2)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东北—西南为主轴发生倾斜，且土地利用呈现向更大区域扩张的趋势；(3)郑州市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热点区域集中在郑州市的中心区域，冷点区域集中在西部和东部；(4)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是郑州市土地利用转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基于石家庄市和济南市的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混合Logit模型分析大气环境感知对居民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相比选择步行，大气环境质量感知和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和私家车出行。（2）大气环境质量感知主要影响自评健康水平偏低的居民群体，环境风险感知主要影响自评健康水平较高的居民群体。（3）大气环境质量和风险感知均对市区居民具有显著影响，而郊区居民仅受风险感知的显著影响。（4）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通勤时间对通勤模式选择都具有显著影响。

利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法、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量化方法，探究西安市2016—2023年托育服务资源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安市托育服务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爆发增长阶段3个发展阶段，由三核心发展为多核心聚集，主要集中在碑林区、雁塔区、未央区。（2）托育服务资源在西安市呈现集聚分布，集聚程度逐年上升，具有“整体上中心集聚、同时向外发展”的特征，西、北方向是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托育服务资源主要向商业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有机会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托育服务资源。（4）人口因素、教育因素和行业因素显著影响托育服务资源分布，而交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托育服务资源的空间分布影响较小。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范围，以250 m×250 m网格为基本单元，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人口集聚中心，且人口分布呈现非均匀放射状、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人口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周边递减；北京、天津和石家庄是人口流动网络的主要中心，其人口流量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群范围内的县际人口流动增长迅速，各区县的职住空间不平衡也比较突出。

基于2020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测度我国36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治理综合水平及其差异，探索影响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从空间特征来看，治理评价高水平城市多分布于长江沿线和东部沿海地区，偏低水平多分布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城市间差异来看，城市治理存在“短板效应”，城市间生态环境治理和道路环境提升存在显著差异；从关键影响因素来看，居民对城市治理的综合感知受到城市建成环境、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和个体属性特征共同作用。在城市建成环境变量中，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PM2.5浓度、高公交站点和商场可达性促进居民对城市治理满意度的提升。在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变量中，大经济规模、高工资水平增强居民对城市治理的满意度。在个体属性变量中，高龄、高学历及城市“新市民”对城市治理的效果敏感度更高。

职购行为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消费活动，对其特征及成因的理解有助于完善城市就业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协调布局，丰富城市生活空间的理论认识。以武汉市为例，运用LBS位置服务数据、抽样调查数据、GIS空间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测度职购出行距离，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职购活动以中短程出行为主，职购距离的圈层异质性明显，城市边缘及外围地区职购便利性更差。就业地商业可达性、社会经济属性、就业通勤成本、网络购物习惯等是影响职购出行距离的重要因素。应优先对10余处职购不便问题突出的就业集聚区开展优化，既要推动基于多因素协同的综合优化，也要区别不同就业集聚区职购困难的诱致主因，实施分类型、差异化的改进措施。

基于PS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Max-DEA软件、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20年汾河流域35个县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主导因子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10—2020年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演变态势，多集中于“敏感级”且缓慢趋向“临界安全级”。（2）空间格局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整体和区域两种空间演变格局。（3）空间相关性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局空间关联经历了由弱相关向强相关的演变。（4）影响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强度、旅游资源禀赋吸引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基于表征和非表征双重视角，以西安永兴坊为研究案例，以物质景观吸引力、非物质文化氛围和消费空间在地化3个方面代表非遗旅游街区文化表征体系下的符号感知，以人际互动、共同生产和个性化经历3个方面代表非表征的旅游者实践，建立非遗旅游街区旅游者地方认同的研究模型。结果表明：（1）物质景观吸引力、非物质文化氛围和旅游消费空间在地化对旅游者实践的影响不同。其中，物质景观吸引力对旅游者实践的3个方面都有显著正向影响，非物质文化氛围只对共同生产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空间在地化对人际互动和个性化经历有显著正向影响。（2）人际互动、共同生产和个性化经历对旅游者地方认同都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者实践在符号感知与旅游者地方认同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历史文化街区引入非遗项目、提升旅游者地方认同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通过测算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及旅游效率，探究三者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显著提升，发展格局稳定；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偏低且省份间差距较小；旅游效率明显改善，中等层级省份占比较大。（2）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旅游效率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主要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模式。（3）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旅游效率存在本地和外部双重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提高旅游效率，但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4）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人口密度等要素是推动旅游效率提升的重要力量，旅游资源禀赋和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效应，信息化和旅游产业集聚的负向外溢效应显著。

从政策环境、创新氛围、基础设施3个维度构建安徽省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15年、2017年、2020年安徽省数字经济网络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合肥不仅是全省数字经济网络中的核心城市，也是促进全省数字经济交流的重要桥梁。区域中心城市、发达省份毗邻城市、皖北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对周边地区具有显著的联动作用。现阶段主要城市城镇化进程在放大数字经济网络增值效应的同时，也强化了全省数字经济的空间网络关联。未来应着力壮大合肥都市圈数字经济整体实力，依托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和省际毗邻地区，利用长三角先进数字要素加速本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

运用多种运输方式下的基础设施地理空间数据和OD流量大数据，识别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潜在腹地和真实腹地的空间格局，评价两类腹地的空间匹配关系。结果表明：（1）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两类腹地的范围大致相同，腹地内部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2）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的潜在腹地覆盖范围较广但竞争力不强，通道对于时间价值更高的货物更具吸引潜力；（3）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的真实腹地覆盖范围在运输方式间存在显著差异，公路腹地与港口邻近而铁路腹地与港口分离；（4）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和运输服务水平是影响两类腹地匹配关系的重要因素，大能力运输通道匮乏导致广西和通道西侧的运输供给能力较弱，班列竞争力不足制约了川渝地区的通道运输份额。未来，应提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供需匹配针对性，拓展建设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以进一步保障我国海外战略性关键资源的供应安全。

基于“制度-空间”理论，以江苏省开发区为例，剖析产业空间演化和制度转型的互动进程与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开发区在制度从增长极战略向区域协调战略和创新转型战略转型的驱动下，经历了极化、扩散、多极化的产业空间演化历程。（2）开发区制度转型与产业空间演化呈现互动机制，制度转型推动产业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与流动，而产业演化中的问题与诉求反向推动开发区制度转型。（3）在制度创新视角下，开发区制度供给转向适应产业专业化发展，推动突破产业演化路径依赖。

以贵州北盘江流域土地利用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因素，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0—2020年北盘江流域三生空间时空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北盘江流域三生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74.0%，25.1%，0.9%；（2）工业生产用地与城镇生活用地重心迁移距离较大，均表现出向东南迁移的趋势；（3）三生空间分布与城镇规模、年均降水量、坡度及高程等因素关系显著；（4）三生空间是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交互作用均呈现非线性与双因子增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与农用土地，遏制工业用地与城镇居住区的无序扩张，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土地合理流转，将有利于北盘江流域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聚焦数字生态视角，使用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兼顾整体与个体效应，从关联性、动态性和聚集性视角探究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从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来看，智慧城市建设明显提升碳排放效率网络的指标性能，促进城市间的合作，保证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发达型、资源型城市在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控制能力较大。（2）从网络拓扑结构来看，无标度性质和小世界性质表现不显著，同时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的数量逐渐增加，并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逐渐成熟，局部聚集性明显加强。（3）从影响因素来看，互惠性对网络呈正相关；智慧人才对网络的影响最显著；智慧环境、智慧经济和智慧科技的发展对碳排放效率有改善作用，但存在周期性变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规律性不强。
关键词：数字生态视角；智慧城市；碳排放效率；复杂网络分析；指数随机图模型

基于“总体判断—中心识别—热点探测—因素分析”研究框架，运用多种定量方法研究郑州市中心城区医疗健康资源空间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医疗健康资源空间扩散特征与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基本一致，主要沿西北—东南分布，空间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其中医院健康资源空间扩散较弱，医药健康资源空间扩散相对稳定，诊疗、理疗健康资源则分别是空间扩散效应最强和扩散速度最快的资源类型。（2）不同类型医疗健康资源的性质决定了其空间演化模式。各类医疗健康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多中心和网络状的演化趋势，其空间热点则表现出蔓延模式、触角模式和飞地模式3种演化模式。（3）人口、建成环境因素在医疗健康资源格局演化中发挥着根本性和重要性作用，交通、经济因素则起着促进性和基础性作用。此外，重要交互因子空间关联的叠加效应更强化了其对医疗健康资源空间格局的影响。

基于产品供给、消费需求、环境保障、产业基础、政策体制等维度，构建城市夜间经济的影响要素体系，并运用决策实验室分析（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ISM）相结合，对影响要素中心度、原因度及其逻辑层次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夜间经济影响要素体系共由11个原因要素、9个结果要素构成。产业经济规模原因度最大，产业经济结构次之，夜间经济产品质量、供给业态种类的原因度为负值且最小。（2）夜间经济产品质量、居民消费偏好与习惯、夜间经济文化环境、城市产业经济规模、夜间经济政策出台分别在五大维度内中心度最大。新时代消费人群更青睐于夜间产品品质与消费体验，长期形成的休闲消费偏好和习惯会对夜间经济产生影响。（3）城市夜间经济要素体系可分为3个主层和5个子层。直接性要素中夜间经济产品规模、数量和种类等供给因素占据主导位置，间接性要素主要涉及消费需求、环境保障维度，深层次要素多隶属于政策体制和产业基础维度。

以城市直播电商为典型案例研究移动互联时代新经济活动对城市空间功能与组织方式的深刻影响。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分析2016—2022年杭州市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趋势。结果表明：直播电商这一新经济活动在虚拟集聚与实体集聚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鲜明的新兴生产服务业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直播电商的实体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现出与传统商业中心错位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二是城市直播电商空间演化呈现邻近扩散、近域加密的特征，随着产业持续升级，直播电商企业的空间集聚逐渐由受货品和人才的双重影响转变为主要受人才的影响，中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属性日益凸显。上述空间特征与趋势，既体现了实体集聚的既有机制与规律，也展现了虚拟集聚的空间赋能与人才导向特征。

以西安市为例，基于POI数据，从交通、教育、医疗、休闲、购物和生活6个方面衡量住宅小区基础设施服务的便利性，并研究其对二手房价格的影响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西安市住房价格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南高北低、中心低外围高、南分散北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2）就住房自身特征而言，房龄是影响房价的最重要因素，基础服务设施中重点小学和公园能促进住房价格的升高；（3）与全局回归模型相比，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提升了23%，表明西安市住房价格具有空间异质性，各类型基础设施对房价的影响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剖析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化格局，并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对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2—2020年黄河流域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绝对与相对差异均较为明显，区域经济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地级市、省级、城市群、上中下游。（2）2002—2020年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呈由东至西递减格局，且尺度越小区域经济异质性越强。（3）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对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空间模式和影响范围。其中城镇化、分权化、产业结构对黄河流域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东至西递减，区域投资水平对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海拔对流域内城市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由东至西递增。

在对武汉市116个露营旅游休闲地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数学模型和空间分析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经历了“起步酝酿、快速扩张、蓬勃发展、转型提质”4个发展阶段。（2）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地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域，随着时间变化出现集聚、非均衡特点，最后在西北部形成“西北—东南”走向的条带状集聚区，在中西部形成“东北—西南”走向的抱团状集聚区，在中东部形成“东北—东南”走向的团块状集聚区。（3）目前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地的类型主要有休闲观光、娱乐活动、教育培训、郊野探险4种，不同类型的集聚规模和演化趋势存在差异。（4）城市化、政策、需求、自然、区位等因素共同影响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地时空分布特征，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异质性。

以旅游门户网站评论文本数据为基础，采用词频-逆文本频率（TF-IDF）算法与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模型挖掘游客意象感知特点，构建融合情感因子、可达性因子、等级因子的旅游地综合吸引力评价模型，分析南京市旅游地吸引力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TF-IDF算法提取的各旅游地关键词揭示出游客的关注要点，体现了游客在意象空间标志物、旅游吸引力、情感共鸣等方面的意象感知；（2）LDA模型聚类析出的七大主题揭示了南京市旅游地的总体意象，表现为景观多元化、结构复杂度高、环境品质好、游览需时长、性价比高等方面；（3）以南京夫子庙、钟山风景区为代表的旅游地成功塑造了鲜明的意象，古都特色既给部分热点旅游地烙上“历史文化”铭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载体的自身特色；（4）综合吸引力评价显示,旅游资源等级较高、集聚效应明显的秦淮区和玄武区构成了南京市旅游中心集聚区域，以新近开发为主的旅游地构成了中间环状分布和边远零散分布区域。

作为居住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达，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映射出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住宅的选择倾向与需求差异。以扬州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21年扬州市普通住宅小区、优质学校、综合医院、景区等POI数据，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扬州市住宅价格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以房价高值为核心递减的单核心结构；商场、综合医院、公交站、河流等因素对房价具有抑制作用，公园、优质学校、景区、金融服务对房价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得到提高，揭示出房价与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最后从均衡城市空间格局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托育机构POI及城市人口经济数据，探究其空间建设现状，评估各地所需增建数量，构建涵盖供给建设、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护3个维度6项指标的普惠化建设压力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全国托育机构空间集聚显著，建设缺口量大，超40%的城市缺口量在中高区间，平均缺口达138家，重庆缺口达1 302家；（2）托育普惠化建设压力水平普遍较高，近85%的城市为中、高压状态，呈“北低南高”空间分层特征；（3）划分三级预警城市，针对一级和二级预警城市的“三向、双向”型高压以及三级预警城市的“无向”型低压结构，提出“壁垒破除、政府增供、优势利用、多元共建”应对策略。

借鉴生态学共生理论，基于“政治共享、经济共荣、社会共建、文化共融、生态共治”的理念，构建城乡共生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0—2019年27个省和自治区的城乡面板数据，运用共生度模型和核密度函数对城乡共生关系的演化特征及动态交互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共生关系目前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阶段，并向均衡态的对称互惠共生关系趋近。（2）在城市和乡村两大部类持续动态交互影响下，城市和乡村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对不足，“以城带乡”能力弱，西南和中部地区的乡村发展落后，“以乡促城”的能力差，其余地区城乡发展均衡水平较好。（3）我国城乡共生关系在发展早期呈现出多峰特征，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在发展后期，低值波峰比高值波峰更快向中值区聚集，表现为城市发展不足问题较乡村发展不足得到更大改善，单峰趋势渐现，区域差异缩小，总体趋向均衡态发展。

乡村聚落用地的地域性分异规律是国土空间分类施治的科学依据。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对比研究1990—2020年宁夏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代表地市乡村聚落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北部引黄灌区银川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呈高密度团状—宽带状—团状演变；中部干旱带吴忠市呈低密度分散—中密度散点状演变；南部山区固原市呈中密度团状嵌套分布。（2）不同地理分区乡村聚落用地均进行了整合，用地先以新生、扩张为主，侵占农业生产、草地生态空间，2005年后有补偿农业生产、生态空间的趋势。（3）北部引黄灌区和南部山区大规模聚落发育欠佳，小规模聚落需整合。宁夏不同地理分区乡村聚落演变规律共性与个性并存。

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基础，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同度模型对2007—2020年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四位耦合协同度进行测算并探索其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2007—2020年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耦合协同度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始终为初级协同状态。（2）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耦合协同度空间格局上表现出“上游弱、中下游强”的特征，但总体上区域差异趋于收敛。（3）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4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呈现不同变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均有一定下滑，但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发展水平却实现韧性上升。（4）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各子系统的空间分布均存在区域差异，且只有现代金融子系统趋于收敛。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黄河流域89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时空分布特征，并应用时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大致存在“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增速呈“西南部快、东北部慢”的演化格局。（2）基尼系数总体差异逐步缩小，区域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区域间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上下游地区、中下游地区和上中游地区，超变密度贡献率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3）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呈波动起伏上升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以“高-高”和“低-低”类型为主，“高-低”和“低-高”类型则相对零散分布。（4）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则呈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地理区位具有正向溢出作用，政府支持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则为负向溢出效应。

以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缓冲区分析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时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在空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不均匀，集中分布特征明显。不同类别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集聚程度具有差异性，按集聚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址、古墓葬。（3）在空间演变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呈现中东部集聚、中西部集聚和全区域零散三阶段分布状态，但绝大多数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东部。（4）在空间影响因素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

从沿海11个省份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遴选出海洋文化遗产共330个，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及地理探测器，探析海洋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海洋文化遗产分布整体上呈现两大密集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福建一带；（2）各历史时期，长三角地区海洋文化遗产的延续性最强，秦汉时期和近现代是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产生质变的两个关键时段；（3）海洋文化遗产时空格局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以人类涉海历史进程为主导，流域和方言是决定海洋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且在南北沿海地区具有空间异质性；（4）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区政策环境随时间变化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出现影响显著。

医疗机构可达性是衡量医疗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均衡的可达性水平是实现空间公正的基础。利用医疗机构、居住点POI数据以及腾讯点位数据，采用基于空间格网的最近设施点法分析，探索了西安市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及空间公正格局。结果表明：西安市医疗可达性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其中，三级医院的15 min圈层分布于主城区；一、二级医院的可达性格局相似，30 min圈层覆盖率超过7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15 min圈层覆盖率达到71.02%，仅有2.04%的居住点未被覆盖。医疗资源空间公正形成了4类区域：综合医疗空间公正区范围覆盖90.88%的居住点，48.13%的城市空间；高等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位于城郊地带；基本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范围狭窄，仅于行政区交界处分布；整体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南部和东部的秦岭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