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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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梁树广, 张芃芃, 臧文嘉

2023, 42(3): 1-6,2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1

可视化

基于201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并进行时空演进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双链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1年，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区域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可以促进双链协调发展，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双链协调发展存在抑制作用。最后，从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搭建要素共享平台和构建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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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中国海洋经济韧性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研究

汪永生

2023, 42(3): 7-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2

可视化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增强海洋经济韧性是积极应对内外部冲击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海洋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探究中国海洋经济韧性发展的动态过程及其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2007—2019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抵抗性发展较快，鲁棒性发展较慢，生态风险仍然较高；海洋经济韧性空间关联不断增强，形成以山东、上海、广东为核心的多层次网络空间结构，分别辐射或控制北部、东部和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地理空间邻近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科技投入等差异对海洋经济韧性空间关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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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中国三大城市群包容性增长水平测度及其分布动态演进——基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李影, 张鹏

2023, 42(3): 13-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3

可视化

为把握经济包容性增长情况，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视角考察城市群包容性增长水平。基于2006—2019年城市数据,运用全局Malmquist-Lenberger模型（GML模型）测算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包容性TFP指数，然后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城市群包容性TFP增长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三大城市群整体包容性TFP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群内部包容性TFP差异总体扩大，技术效率是促进包容性TFP增长的主要来源。（2）三大城市群包容性TFP增长具有空间异质性，长三角包容性TFP增长水平整体上优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且其包容性TFP差异呈总体缩小趋势。（3）城市群整体及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包容性TFP增长均存在拖尾和极化特征，而珠三角城市群无明显的拖尾现象且极化趋势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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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黄河流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曙光, 韩晋尧, 尹鹏

2023, 42(3): 19-2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4

可视化

面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这一宏观背景，聚焦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运用DEATobit两阶段方法，分析2010—2019年黄河流域53个地级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整体有所提升，分流域综合技术效率由大到小依次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和黄河上游。（2）黄河流域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地区差异显著，低效诱因各异，纯技术效率低下和规模报酬递减阻碍了城市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3）不同因素对各区域具有差别影响，其中人口密度在黄河上游和中游分别在1%，5%显著水平上对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技术效率产生积极作用，而财政自由度抑制了黄河上游的综合技术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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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中部地区科技投入产出绩效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刘睿, 张德崇, 郭平, 樊济军, 韩宇辉, 陈峡忠, 王丹丹

2023, 42(3): 27-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5

可视化

以中部地区（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为研究区域，采用熵权法评价六省不同主体的科技投入产出绩效（2016年、2020年），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六省不同时空范围的科技产出空间外溢的网络特征，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科技产出空间外溢对投入产出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部省份中安徽、湖北的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较突出；安徽的科技产出外溢效应显著，山西相对较弱；六省的专利溢出效应呈显著增长趋势；其他省份的专利溢出集中于省会城市；中部各省专利溢出网络的密度是显著影响中部企业科技投入产出绩效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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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空间治理视域下辽宁省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蒲雨池, 李强, 高威, 刘翠鹏

2023, 42(3): 34-40，4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6

可视化

基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治理理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辽宁省老工业城市之间高质量发展引力关系和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高铁的开通对高质量发展的虹吸作用极为显著，研究区内哈大高铁已形成较为明显的增长极。（2）盘锦市与营口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引力关系始终处于突出地位。（3）辽宁省高质量发展已逐步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网络，但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关联性不强；城市高质量发展等级分级明显，沈阳市处于该网络核心主导地位，起到中介和控制作用，其次是大连市和盘锦市；鞍山市、辽阳市、盘锦市和营口市是辽宁省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中的中坚力量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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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驱动力的空间分析

徐全红, 张欣茹, 吝涛

2023, 42(3): 41-4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7

可视化

以福建省各县域（市辖区）为基本研究单位，选取2021年福建省各县域GDP作为表征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的特征指标，利用标准差椭圆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析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并构建OLS和GWR模型，研究经济、社会和地理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1）各县域经济总量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县域经济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县域经济差异显著；（2）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性，存在高-高聚类、低-低聚类、低-高聚类3种类型的县域显著聚集区；（3）交通通达度、城市建设水平、内需水平、投资活跃度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显著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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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河南省大学生劳动素养影响因素及实施路径研究

王建旭

2023, 42(3): 48-52,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8

可视化

随着国家与社会对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的要求，劳动素养成为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一环。以河南省高校大学生劳动素养为研究对象，在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构建“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3个模块组成的结构方程模型，定量解析影响大学生劳动素养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劳动素养认知存在差异，其中“个人力”与“地域力”的家庭子女数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对劳动素养有重要影响；“文化力”中劳动价值认知、劳动情感品质等对大学生劳动素养起决定作用。提高大学生劳动素养可以通过加强劳动价值观教育、劳动情感品质培育、规范劳动素养培养流程、健全培养机制、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劳动素养全流程框架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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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邝嫦娥, 李文意

2023, 42(3): 53-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09

可视化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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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网络空间中的城际相互作用距离衰减规律——基于长三角地名共现数据的实证

盛铭铭, 石飞

2023, 42(3): 60-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0

可视化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4种易于搜集的网络文本数据，基于网络文本中的地名共现估算不同文本类型及不同“距离”参数设定情景下的衰减系数值，并进一步讨论距离衰减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异质性特征，为重力模型相关参数的标定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就空间格局而言，长三角网络呈现出核心城市间廊道效应凸显、“核心-边缘”特征显著、核心城市强带动能力等多个特征。（2）就距离衰减系数而言，网络空间中虚拟要素流的衰减系数总体上小于以人口流动为代表的实体要素流，具有要素类型异质和地理空间异质的双重特征，与地域空间在层级结构、产业分工、近域相似度等方面的真实差异有关，这折射出距离衰减背后复杂的超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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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河南省城市收缩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分析

温佳楠

2023, 42(3): 67-7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1

可视化

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对2010—2021年河南省城市收缩的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分异现象，约51%的县（市、区）出现人口收缩现象，市辖县和距离郑州150～300 km的县（市、区）收缩现象较为严重。（2）城市收缩分布具有空间相关性，形成了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以及低-低型四类空间聚类模式。（3）城市收缩驱动因素复杂且具有异质性，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抚养负担重、财政自给能力差、社会消费能力弱是引发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但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别城市收缩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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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多源数据视角下广州都市圈流空间结构研究

唐波, 谢伟星, 林琳

2023, 42(3): 73-7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2

可视化

以广州都市圈为例，基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等多源数据，运用空间锁链模型、优势流、空间结构指数、引力模型，进行多要素和多维度的空间结构分析，结果表明：（1）各类流要素视角下，广州都市圈都以广州为核心呈单极化发展态势。由于人口迁移距离和方向偏移以及交通的影响，人流、交通流在中心度和网络密度方面的极化趋势较弱；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空间网络结构仍然受到传统“场空间”生长极的影响，核心-边缘结构更明显。（2）广州都市圈内形成了“一核、一轴、一面、多边缘”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空间层级化明显，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以广州为核心、广（州）—佛（山）为轴线、广（州）—佛（山）—肇（庆）—清（远）为基本发展面，共同带动云浮、韶关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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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

杨高, 金万富, 王宇渠, 周春山

2023, 42(3): 80-84，9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3

可视化

基于2017年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四类农民工家庭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结果表明：（1）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有工厂宿舍区、城中村、老街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5种类型，其中以选择城中村为主，五类社区选择比例最高的农民工家庭分别是未育夫妻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未婚者与父母家庭、空巢家庭；（2）居住在老街区的农民工整体社会融合最高，其次是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工厂宿舍区；（3）老街区的文化和心理融合最高，商品房社区的经济融合较高，保障房社区的心理融合较高，工厂宿舍区和城中村的经济、心理融合较低，社交融合在五类社区中的差异较小。最后，提出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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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基于MSPA与MCR的生态廊道构建及优化研究——以南昌市新建区为例

杨学龙, 叶秀英, 赵小敏, 聂兵兵, 饶继发

2023, 42(3): 85-9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4

可视化

以南昌市新建区为例，总体按照“源地识别—廊道构建—生态网络优化”的主线展开，综合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景观连通指数模型分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重力模型等方法进行廊道构建，并对生态网络格局进行布局优化。结果表明：（1）核心区、岛状斑块、孔隙、边缘区、环岛区、桥接区、支线七类景观空间用地中核心区面积最大，为880.62 km2，占自然景观面积的73.99％；（2）生态源地共18处，总面积为750.60 km2，占核心区的85.24％，主要分布为北部鄱阳湖区域、中西部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及其周边区域，源地类别上主要分为水域和林岭，生态源地之间连通性较好、生境质量较好；（3）阻力呈现由中部向北部、南部减少的趋势，中部阻力最大，由于城市开发建设人类活动以及山体高程影响，对于生物物种的流动产生一定的阻力作用；（4）构建153条生态廊道，总体分布于中部、西南以及北部区域，其中重要生态廊道为52条，基本串联各重要生态源地；（5）构建“2+7”生态核以及“蓝绿”双带，实现山水环抱、山水共融的生态网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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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第三空间视域下历史街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地方依恋——以天津市鼓楼街区为例

管永康, 薛义

2023, 42(3): 92-9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5

可视化

在第三空间理论的视域下，以天津市鼓楼街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街区更新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地方依恋成因。结果表明：（1）在城市发展联盟“净化-置换”的战略方法下，历史街区的空间表征呈现出肌理再造、功能替换和文化转换3种特征转向。（2）居民们通过“占据-迂回”的战术方法，对抗精英集团的空间介入，呈现出能动性与韧性的特征，但其力量是微小且有限的。（3）非物质层面的情感、认同与纽带是地方依恋产生的直接表征，且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性。（4）空间剥夺、空间失配和空间隔离所引发的日常生活问题是居民地方依恋产生的主要原因。“污名化”的身份标签与“阶层化”的社会关系不利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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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中国旅游企业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郝晨

2023, 42(3): 98-1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6

可视化

基于2005—2021年中国旅游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中国旅游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数量增长呈阶段性特征，2005—2013年为稳步增长阶段，2014—2018年为高速增长阶段，2018年后增幅快速下降。（2）全国旅游企业分布呈空间正相关，聚集程度先增后减，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基本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以大城市群为主。（3）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和政府支持不同程度地影响旅游企业空间分布。其中，创新水平、旅游资源、旅游教育是导致旅游企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4）旅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因城市类型而异，大城市旅游企业分布主要由旅游资源、产业结构和创新水平决定，中等城市旅游企业分布主要由旅游资源、旅游教育和区位条件决定，小城市旅游企业分布主要由旅游资源、产业结构和旅游教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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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离境退税政策的入境旅游效应及其内在机制

张应武, 郑雪梅

2023, 42(3): 104-1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7

可视化

以离境退税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57个主要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离境退税政策的入境旅游效应，并从传导机制、协调机制和调节机制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离境退税政策对城市入境旅游发展有着既“旺丁”又“旺财”的双重促进效应，这种效应具有即时性和短期性。相较于无该项政策的城市，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城市在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上分别增长46.5%和833%。（2）离境退税发挥政策效果主要是通过光环效应而非成本效应。（3）离境退税政策能有效弥补城市在旅游资源、服务接待能力等配套性条件上的不足。（4）离境退税政策效果还存在地区异质性和场景异质性，利于东部城市收入增加和中西部城市人数增加，适用于高经济开放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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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中西部三大都市圈旅游空间错位影响因素及时空动态演变研究

王宏宇, 吴普侠, 冯庆, 孙根年

2023, 42(3): 110-1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8

可视化

以成都、西安、武汉都市圈2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角度选取影响旅游流的三大因素，通过空间错位指数模型揭示三大都市圈旅游发展情况。结果表明：（1）2009—2019年三大都市圈旅游资源丰度和交通可达性重心整体向南偏移，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流重心向北偏移，产生错位现象。（2）三大都市圈内部空间差异加剧，呈现“中心城市高，子城市低”，出现不同层级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整体而言，高错位区出现在武汉和成都，其余地级市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集中在0~2；旅游资源、交通可达性、人均收入和旅游流对空间错位贡献值均为负值，表明其对空间错位有正向优化作用，其中交通可达性错位贡献值最大，是降低空间错位现象的最主要的因素。当前区域旅游发展除了重视核心城市对其余城市辐射及溢出作用外，同时应分析旅游要素错位区域及发展趋势，促进都市圈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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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城市居民国内出游空间分异规律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张立生, 贾晶, 闫思雨

2023, 42(3): 117-121,1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19

可视化

以上海市城市居民出游为案例，运用规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城市居民出游的空间分异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借助“距离-成本-市场”模型，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城市居民出游具有一般性圈层特征，即形成以城市客源市场为中心的3个圈层：近程出游圈、中程出游圈和远程出游圈。（2）受不同细分市场居民的出游时间、经济能力、出游方式、旅游偏好等客源市场因素影响，以及旅游目的地与上海旅游资源差异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海市居民国内出游呈现出300 km以内的近程观光休闲圈、301～3 000 km的中程观光休闲与度假交错圈和3 000 km以上的远程自然与文化探索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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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海南省国内旅游经济的潜在增长与周期特征

马晓龙, 康菘园, 陈泠静

2023, 42(3): 122-1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0

可视化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指导，采用Census X-13季节调整和HighPass滤波结合的方法，对2002—2019年海南省国内旅游经济的潜在增长趋势与周期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海南省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表现为持续性增长，但增速存在“小降—稳升—放缓”的阶段性特征，周期波动效应显著，呈现出与宏观经济环境的阶段性特征高度耦合的非平稳特征。周期内部存在着显著不对等现象，但经济运行整体均衡。研究认为，旅游收入数据的复杂波形掩盖了省域旅游经济持续性稳定增长的真实特征。旅游产业本身具有内生修复能力，以旅游业作为核心产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旅游产业整体仍处于不断转型和完善过程中，产业发展需要以政策调控的规则性帮助旅游业适应环境变化的不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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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河南省4A级及以上景区公路交通可达性研究

杨利峰, 高晓宁

2023, 42(3): 129-134,14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1

可视化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互联网+旅游”背景下，旅游交通等方面需要进行创新与变革，从而提升景区的可达性，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以河南208个4A级及以上景区、122个城镇为例，利用K密度估计、可达性模型和百度地图导航功能，对景区前往城镇的公路交通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景区的空间分布存在区域差异，平均通行时间3 h以内的景区占38.94%，5 h以内的占97.60%，中短途观光旅游和周末度假游具有明显优势。（2）景区的可达性呈现“核心-外围”圈层结构，省内旅游便捷的景区位于郑州、开封、许昌、漯河等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客源地市场对景区开发市场影响较大。（3）山区公路交通路网有待提升，省内公路交通连结性有待进一步增强。相比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通行时间更为真实。将人口数量作为影响交通可达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开发客源地市场、调配旅游交通负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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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麻学锋, 于美琪

2023, 42(3): 135-14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2

可视化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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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山西省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动态变化研究——基于综合分析法

秦明星, 康庆, 郭青霞, 丁一, 吴星仪

2023, 42(3): 142-147,1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3

可视化

以山西省10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计算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值，采用空间解析几何模型测度土地多功能耦合度、协调性、综合发展程度，并以轨迹分析法进行分区，探究2005—2020年土地多功能综合发展程度及区域协调发展情况，厘清县域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综合情况。结果表明：（1）山西省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时空演化阶段特征明显，2005—2020年生产功能优势区由点状分布逐步扩散、联结，呈现集聚态势，且随着能矿经济衰退和经济转型，导致2020年集聚度较2010年明显降低；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现分区集聚、南强于北的特征；生态功能相对稳定，与生产、生活功能鲜明互补。（2）土地多功能空间协调偏离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布有异但格局特征趋同；而综合发展程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异均呈阶段性变化。（3）生产与生活功能的耦合度、综合发展程度总体提升，但提升幅度小，整体水平低；生态功能微弱恢复，整体水平趋于中等；协调偏离度整体较优，但存在低水平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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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中部崛起与城市收缩二元情境下河南省城市用地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

刘宝涛

2023, 42(3): 148-1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4

可视化

构建城市用地结构分析框架，基于2010—2020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城市用地数据，引入动态度模型、信息熵模型定量剖析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模型厘清中部崛起与城市收缩二元情境下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河南省城市用地总面积持续增长，工业用地有所减少，其他地类涨幅存在显著差异。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市用地结构有序性增强，多样性和均衡度显著提升，单一地类优势度明显下降。（2）2010—2020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类型方面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多数城市逐渐进入城市用地平稳收缩期，呈现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平稳收缩、中等城市明显收缩、小城市平稳扩张的空间演化过程。（3）人口变迁、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用地结构演变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中部崛起与城市收缩二元情境下，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驱动因素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弱，导致城市用地结构呈现新的阶段特征和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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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河南省沿黄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以6个典型县（市）为例

马泉来, 杨崇科, 万小强, 曹艳杰, 谢雨薪, 吕敏敏, 周浩

2023, 42(3): 154-1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5

可视化

基于多时间节点遥感数据和公里网格单元，采用变化强度指数、核密度估计和洛伦兹曲线等方法，研究1990—2020年河南省沿黄6个县（市）耕地资源变化强度、类型及空间分布均衡性的演变规律与过程。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变化强度大，1990—2000年增加15 720.77 hm2，增幅2.58%，2000—2020年减少16 185.47 hm2，减幅2.59%，水域滩涂、未利用地开发和还林还湿、建设用地占用是耕地变化的主要原因。（2）耕地核密度位于80~100 hm2/km2的高密度范围内，空间差异化特征显著，低密度区由沿黄滩区向城镇演变，呈环状延伸，集聚特征明显，城镇化不断挤压农业生产空间。（3）各时期耕地变化不一，1990—2000年以耕地增加为主，强度大、范围广，沿黄滩区变化强度在35.01%~100.00%。2000年后，受退耕和建设用地占用影响大，耕地大幅减少，集中于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周边，耕地非农化问题突出。（4）耕地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均衡性，2000年以前均衡性增加，2000年后呈连续下降趋势，城镇建设和生态工程占用是耕地保护与稳定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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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分析

ZHANG Yingna, 王悦, 胡昊宇, 袁春来

2023, 42(3): 161-167,18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6

可视化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范围，以250 m×250 m网格为基本单元，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人口集聚中心，且人口分布呈现非均匀放射状、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人口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周边递减；北京、天津和石家庄是人口流动网络的主要中心，其人口流量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群范围内的县际人口流动增长迅速，各区县的职住空间不平衡也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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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

清中期华北市镇发展水平探析 ——以海河水系沿岸市镇为中心

范贝贝, 李瑾

2023, 42(3): 168-1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7

可视化

市镇作为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微观缩影，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区域农村商业及手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征，也是清代华北地区城镇体系嬗替的重要动因。清中期，随着海河水系干支流构建的水运网络体系被盘活，大量市镇沿河流两岸发育和聚集，成为华北地区市镇发展的核心。基于对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类型和规模的梳理和判定，通过与太湖水系沿岸市镇进行定量与定性对比，对海河水系沿岸市镇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清中期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市镇规模与类型均与太湖水系沿岸市镇发展相去甚远，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镇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了华北地区近现代城乡体系构建过程中“镇”这一层级的缺失，也是当前协同推动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主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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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大别山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杨灿灿, 万城, 何发, 赵明伟, 邓凯, 张鲜鲜, 叶文龙

2023, 42(3): 174-18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3.03.028

可视化

利用数理统计及空间分析方法，对皖西大别山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历史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皖西大别山区传统村落整体呈聚集型分布，各区县分布不均衡；从宋前时期到抗战后期逐渐形成了以岳西县与潜山市交界处为中心的主核心区和以金寨县为中心的次级核心区。（2）主核心区传统村落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聚集方向；次级核心区聚集方向则为“西北—东南”。（3）传统村落的选址前期以坡度平缓的平原和丘陵为主，抗战时期偏向丘陵和山区，坡向则保持着阳坡为主，同时具有近水特征。（4）交通的便利性在开始阶段促进了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在后期又加速了村落的消亡；而较低的人口密度、经济和城市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落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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