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过刊目录

  • 2022年, 42卷, 第01期
    刊出日期：2024-06-19
      
  • 全选
    |
  • 6000～2000 a B.P.丝绸之路国内段人类活动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董广辉, 芦永秀, 刘培伦, 李刚
    2022, 42(01): 1-16+332.
      可视化   收藏
    丝绸之路国内段主要包括丝路东段(西安至敦煌)和丝路中段(新疆地区),是丝路文明演化的主体地段,也是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跨大陆交流的关键地段。丝路东段和中段降水的时空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人类活动历史也有明显区别。然而,6000 a B. P.("B. P."为"距今(1950 A.D.)年")左右丝路东段农业强化之后,至古丝绸之路开通(约2000 a B. P.)该地区人地关系演化的时空过程和动力尚不清晰。文章通过总结丝绸之路国内段沿线地区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与植物考古资料,结合丝路东段和中段古气候记录的对比分析,探讨了该地区6000～2000 a B. P.人类活动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丝路东段6000～4000 a B. P.的粟黍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业人群的广泛扩张,人类活动强度还受到降水变化的影响;4000～2000 a B. P.该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跨大陆交流带来的生业模式多样化、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而不是气候变化。丝路中段6000～4000 a B. P.人类活动强度很低,4000～2000 a B. P.人类活动强度显著提升,与降水变化呈现较为一致的特征,青铜时代的降温则可能导致人类定居空间的南向移动。本研究显示丝绸之路国内段不同时间与空间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和主导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有助于理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其核心区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变化过程和机制。
  • 陕北靖边庙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兼论中国牧业的形成
    胡松梅, 杨曈, 杨苗苗, 邵晶, 邸楠
    2022, 42(01): 17-31.
      可视化   收藏
    对庙梁遗址龙山早期出土的动物骨骼按照发掘单位逐一进行系统分类、测量、鉴定,总共鉴定出8种哺乳动物,分别为蒙古兔(Lepus tolai)、奥氏马(Equus ovodovi)、家猪(Sus domesticus)、梅花鹿(Cervus nippon)、马鹿(Cervus elaphus)、狍(Capreolus capreolus)、绵羊(Ovis aries)和普通牛(Bos taurus)。庙梁先民的肉食来源以狩猎奥氏马和饲养家猪、普通牛和绵羊为主。庙梁遗址中3件绵羊骨骼F20:D22、 H49:D31和F19:D34经过~(14)C-AMS测年分别为4406～4186 cal.a B.P.、 4401～4155 cal.a B.P.和4342～4151 cal.a B.P.;离庙梁遗址仅24 km的同时期的龙山时代早期横山红梁遗址,2件普通牛骨骼IF4(3):D2、 IIH26(2):D23经过~(14)C-AMS测年分别为4406～4186 cal. a B. P.、 4405～4158 cal.a B.P., 1件绵羊骨骼IF4(3):D4的~(14)C-AMS测年为4407～4237 cal.a B.P.。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数量较多和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一批绵羊和普通牛的遗址,代表牧业经济活动的一批绵羊和普通牛开始出现,预示着龙山时代早期晚段庙梁遗址和红梁遗址极有可能是牧业形成的萌芽时期。另外,使用古DNA检测手段,确认了目前陕北地区数量较大的一批奥氏马标本,同时对保存较好的奥氏马下颌骨标本的形态学特征进行了对比和总结,为今后奥氏马标本的鉴定提供了参考依据。奥氏马的发现不仅扩大了该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还增加了马科成员的种类,纠正了以往全新世中国野马全部是普氏野马的传统认知。
  • 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兼论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
    师宏伟, 贾鑫, 王闯
    2022, 42(01): 32-46.
      可视化   收藏
    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辽西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文章对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分析。结果表明,在出土的409件可鉴定脊椎动物骨骼中,家猪(Sus domesticus)骨骼可鉴定标本数(NISP)占比为63.75%(最小个体数(MNI)为14件,占比35.90%),显示家猪为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以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也侧面反映出该遗址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绵羊(Ovis aries)和黄牛(Bos taurus)的骨骼NISP占比为22.22%(MNI为11件,占比28.21%),显示该遗址也存在畜牧经济成分。对比辽西地区不同区域的动物考古结果,可以发现该区域遗址出土家猪骨骼的NISP比重范围为51.44±12.31%(n=5),即均采用家猪饲养作为最主要的动物利用策略;而且东南部平原丘陵区少见的、以绵羊、黄牛为主的畜牧业多见于西北部山地丘陵区。此外,对比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自东向西31个考古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认为,不同区域动物性资源获取及利用策略差异显著: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丰富的降水促使这两个区域的农业在距今4000年前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一步导致家猪饲养成为重要的生业模式之一;但是在西部的河套地区,相对干旱的环境条件导致该地区只能支撑起以牛、羊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其NISP所占比重最高可达82.62%,并且河套地区家养动物的NISP所占比重也远高于另外两个地区。
  •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中段古代城市动物利用初探——以新疆达勒特古城2017年出土动物遗存为例
    李悦, 黄泽贤, 党志豪, 陈婷, 程若馨
    2022, 42(01): 47-58.
      可视化   收藏
    新疆地区位于欧亚草原东端,是丝绸之路的必经区域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研究新疆地区的古代生业经济能够为认识丝绸之路沿线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以往从动物考古角度对新疆地区生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史前社会,鲜有对历史时期城市动物资源利用方面的讨论。达勒特古城(44°46′18.6″N,82°20′43.4″E)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北缘,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城镇。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陶、石、铁、铜、骨等遗物,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时期城市的生业经济提供了重要材料。文章运用动物考古方法对达勒特古城2017年发掘出土的6834件动物骨骼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这批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NISP)为3696,最小个体数(MNI)为220。家养动物的比例极高,其NISP在早、晚期动物骨骼中的占比分别为98.1%、 97.6%, MNI占比分别为85.0%、 87.2%。家养动物中羊(Ovis aries或Capra hircus)的数量最多,NISP的比重在早、晚期均超过五分之三;其次为马(Equus caballus)、黄牛(Bos taurus),早、晚期占比分别为12.4%、 17.7%和12.7%、 10.8%;骆驼(Camelus sp.)和狗(Canis familiaris)的比例分别为1.3%、 5.2%和8.5%、 1.9%;驴(Equus asinus)和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的比例最低。MNI的统计结果与NISP基本一致。达勒特古城不同发掘区域出土早、晚期动物骨骼种属和数量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变化。对骨骼数量、年龄结构、病理现象等的综合分析表明达勒特古城居民对家畜的利用既有肉食资源,同时可能包括羊毛、大型动物的畜力等其他资源,体现出较为多样化的家畜利用特点。畜牧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为达勒特古城的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该研究为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城市的动物利用与城市变迁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 陕北贾大峁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
    赵春燕, 胡松梅, 杨苗苗, 郭小宁, 杨曈
    2022, 42(01): 59-68.
      可视化   收藏
    史前时期动物驯养技术的跨大陆交流与传播是令人瞩目的前沿课题。陕北地区位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古代文化交汇碰撞的前沿地带。贾大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横山县,年代为距今约4500～4300年的龙山早期。作为陕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现牛和羊的考古遗址之一,牛和羊是当地驯养抑或外来的,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热电离质谱分析方法对贾大峁遗址出土的猪、绵羊和普通牛等动物骨骼和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测定。研究结果表明,8个猪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的平均值为0.711049,将该平均值加或减2倍标准偏差得到遗址当地的生物可利用锶同位素比值范围在0.711245～0.710853之间。据此范围推测贾大峁遗址出土的绵羊可能存在外来个体。
  • 陕北地区动物骨骼的脂肪酸单体碳同位素分析
    孙诺杨, 胡松梅, 孙周勇, 郭小宁, 韩宾, 杨益民
    2022, 42(01): 69-79.
      可视化   收藏
    基于动物油脂的脂肪酸单体碳同位素模型开展古代样品的脂肪酸单体碳同位素分析可细化脂肪来源,有助于探究动物资源的加工利用、相关载体的使用功能及先民饮食策略,从而为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提供重要信息。目前该模型已得到国外诸多地区现代动物样品的验证,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尚不明晰。文章对陕北地区石峁遗址和高家洼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开展了脂肪酸分析,并对其中1例缺乏形态鉴定特征的碎骨样本进行ZooMS(基于质谱的动物考古学)分析。结果显示,该碎骨样本的一系列特征肽段与鹿和绵羊的部分肽段相匹配,表明其为鹿或绵羊。家养动物(猪、普通牛、羊亚科)中,除2例绵羊显现出较强的C_4饮食信号,应源于粟类作物副产品或人工采集的藜科植物消费;其余动物均表现为C_3/C_4类混合特征,意味着存在野生C_3植物的摄入。相比其他遗址,石峁遗址采取了相对粗放的家猪管理模式;而牛、羊饲养模式的多样化可能是先民在当地自然条件下对新兴家畜品种开展探索性饲养活动的反映。野生动物(梅花鹿、马鹿)中,2例鹿具有较高的δ~(13)C_(16:0)和δ~(13)C_(18:0)值,应有C_4植物的摄入,表明龙山时代陕北地区先民与鹿存在互动关系。古代陕北地区C_4植物对饮食的贡献使得该地区的动物脂肪酸单体碳同位素数据相对于前人建立的"δ~(13)C_(18:0)-δ~(13)C_(16:0)"分布模型存在正向偏移,但仍可通过计算Δ~(13)C值来区分该地区的动物脂肪来源(Δ~(13)C> 0‰为非反刍动物体脂,-3.3‰<Δ~(13)C<0‰为反刍动物体脂)。
  • 骨骼同位素揭示的天山南麓中部地区察吾呼文化人群生业模式——以和静县莫呼查汗遗址为例
    董惟妙, 安成邦, 张铁男, 阿里甫江·尼亚孜
    2022, 42(01): 80-91.
      可视化   收藏
    察吾呼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天山中部地区一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尽管发现和发掘的该文化遗存较多,但针对该文化人群的生业模式的研究尚待深入。本研究选取了位于天山南麓中部的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以及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材料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揭示距今约3000年前该区域居民的食谱构成和生业模式形态。分析结果显示,人和动物骨骼的氮同位素平均值分别为12.6±0.6‰(n=9)和5.0±2.1‰(n=20),表明上述人群食谱中包含了大量动物蛋白,碳同位素平均值分别为-18.2±0.7‰(n=9)和-18.6±1.0‰(n=20),证实该人群植物性食物摄入以C_3占绝对优势。结合莫呼查汗遗址和墓地所处环境以及墓葬中陪葬器物的种类和组合,本研究认为该遗址居民生计模式以放牧为主,羊等动物资源可能构成了其主要的食物来源,食谱中少量的植物性食物,尤其是C_4来源食物可能来自与山谷外从事粟黍种植的人群的交换所得。结合周边其他察吾呼文化遗址的生计相关研究,本文认为该文化体系内人群依各自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发展出了不同的生态适应策略。
  • 从DNA角度认识中国黄牛的起源和利用历史
    陈宁博, 雷初朝
    2022, 42(01): 92-100.
      可视化   收藏
    中国黄牛的起源及驯化一直是遗传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拥有丰富的牛种资源,仅中国地方黄牛品种就多达55个,境内及周边还分布着能与黄牛杂交的近缘野牛,这导致中国黄牛的遗传背景和形成历史非常复杂。利用DNA可以解析中国黄牛的起源和利用历史,通过Y染色体、线粒体和核基因组遗传标记已经从父系遗传、母系遗传和基因组全面解析了现代中国地方黄牛的群体遗传结构。在现代黄牛群体基因组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古DNA分析将有助于立体地复原中国黄牛的起源和利用历史。目前关于中国黄牛的古DNA研究主要集中在线粒体DNA,而针对中国古代黄牛的核基因组DNA研究尚少,关于中国黄牛尤其是南方瘤牛的具体的迁移路线,时间以及不同近缘牛种对中国家牛的贡献,都需要通过更多的古DNA数据来进一步解析。本文从遗传学角度结合古DNA技术对中国家牛的起源以及近缘牛种对中国家牛品种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综述。
  •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杨瑞琛, 邸楠, 贾鑫, 尹达, 高升, 邵晶, 孙周勇, 胡松梅, 赵志军
    2022, 42(01): 101-118.
      可视化   收藏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 陕北靖边庙梁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傅文彬, 邸楠, 邵晶, 胡松梅, 杨瑞琛, 赵志军
    2022, 42(01): 119-128.
      可视化   收藏
    庙梁遗址是陕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的一处聚落遗址,其出土遗存开启的龙山时代后期"双鋬鬲陶器体系"被认为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源头。在发掘过程中对房址、灰坑、灶址等遗迹共采得土样32份,共计143.5 L,其中包括仰韶晚期的样品14份,共67 L;龙山时期的样品18份,共76.5 L。通过对庙梁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发现了23个种属的植物种子,包括粟、黍两种农作物,以及胡枝子属、草木犀、藜属、虫实属、猪毛菜属、狗尾草、野燕麦、大麻、酸枣等其他植物种子,共计35913粒。浮选结果显示,庙梁先民发展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其中粟的地位较高,这一结构从仰韶晚期到龙山时期没有改变。豆科植物的高出土概率表明庙梁周边的植被条件适宜发展牧业。结合动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庙梁先民在仰韶晚期以农业为主;进入龙山时期后,以牛、羊的传入为契机,牧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农牧兼营的情况与木柱柱梁等遗址比较相似。这一时期生计策略的变化,可能是当时人类面临气候波动时的对策之一。房址F4内柱洞D2出土植物遗存十分特殊,反映出房址F4与粮食加工或消费有关。D2本身可能是一个先于房址废弃的柱洞,也可能是一类少见的地臼,结合民族学材料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庙梁遗址出土了27530粒藜属种子,有可能是人为收集利用的结果。
  • 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资源利用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
    唐丽雅, 郑越, 朱津, 田洁, 郜向平, 韩国河
    2022, 42(01): 129-143.
      可视化   收藏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前时期传入中国的小麦冲击了粟类作物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原地区进行农业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嵩山地区是中原的腹地,对官庄遗址的浮选研究丰富了这一地区植物利用的资料。官庄遗址(34°51′06″N,113°22′28″E)是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的一处周代遗址,该遗址共进行过两次浮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11-2012年度第二次浮选所得样本,发掘共获得82份浮选土样,其中包含53个"大单位"的土样,采集土样总量共872 L,主要来自地层、房址、灰坑、井、火膛和陶器内填土,浮选过程使用塑料小水桶和80目标准分样筛。本次浮选获得炭化植物种子10509粒,出土农作物包括粟、黍、小麦、大豆、豇豆属植物和大麻,非农作物种类丰富,多达25种。将官庄与其他周代遗址相比,两次浮选显示官庄遗址虽然一直维持着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但农业生产结构中的其他部分似与两周时期全国农业经济的时代特点有所差异。两周时期,小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位几乎与粟不相上下,黍似乎已成为一种次要的旱地作物,但官庄遗址小麦的出土概率始终未高于粟,在春秋中期以后则出现了黍的出土概率反而大于小麦的现象,这可能受到了冷干气候、政治局势动荡或遗址功能等因素的影响。官庄先民似不喜食稻米,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冷干气候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周朝统治阶层饮食习惯的制约。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藜科和豆科植物应是中国家畜饲料的主要来源;丝绸之路开通后,苜蓿作为优良饲料传入中国,饲料的获取方式、饲料种类、家畜的饲养水平、肉类资源的供应、农田土壤的改良都将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对官庄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该地周代农业经济的研究,更为探讨两周之际到战国早期郑州地区周代植物利用提供了珍贵资料。
  • 丝绸之路东端大都会粮仓中的谷物：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炭化粟的C、 N稳定同位素分析
    刘珊, 弓月, 张国文, 王欣, 陈涛, 侯亮亮
    2022, 42(01): 144-157.
      可视化   收藏
    施肥等农田管理手段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直接关乎先民的温饱乃至社会的安定。目前,施肥等农田管理手段的应用及对特定时空范围的影响程度等,依然缺乏深入的研究。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北魏王朝的都城平城在其建立之初及其后的近百年,人口数量剧增且稳定在百万左右,稳定、优质的粮食供给日益成为帝国稳定和发展的根基。本文对大同市(古代称平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的炭化植物进行了AMS-~(14)C测年和稳定C、 N同位素分析,并结合邻近地区现代植物的稳定C、 N同位素特征,以期揭示北魏先民施肥等农田管理手段。结果显示:该遗址整体处于北魏晚期,炭化粟(-8.8±0.3‰, 4.8±0.5‰, n=16)及杂草(-8.9‰, 4.5‰, n=1)的δ~(13)C、δ~(15)N值分布相对较集中,明显高于现生的粟(-12.8±0.4‰, 0.4±2.1‰, n=7)及狗尾草(-13.1±0.6‰,-0.2±1.2‰, n=5)的相应值;现生以施农家肥为主的粟(-12.8±0.2‰, 1.9±0.5‰, n=4)和施化肥为主的粟(-12.9±0.7‰,-1.6±1.6‰, n=3)δ~(13)C值接近,但δ~(15)N值存在明显差异,即施农家肥为主的粟δ~(15)N值远高于施化肥为主的粟,同时,现代野生狗尾草的δ~(15)N值介于施农家肥为主的粟和施化肥为主的粟之间,说明施用农家肥会使粟的δ~(15)N值明显提升。研究显示,北魏炭化粟的δ~(15)N值(4.8±0.5‰, n=16)远高于当时野生植被的相应值(1.5‰),说明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出土的炭化粟可能被施用大量农家肥。北魏炭化粟(-8.8±0.3‰, 4.8±0.5‰, n=16)和北魏总体人群(-10.2±2.6‰, 9.6±1.1‰, n=215)的δ~(13)C、δ~(15)N值差异(-1.4‰, 4.8‰)均在C、 N同位素沿营养级上升的分馏值范围内(1.0‰～1.5‰, 3.0‰～5.0‰),说明北魏大同地区大部分先民的食物主要是粟黍等C_4类食物,这可能得益于粟黍农业的大发展,特别是施肥技术的普遍应用。显然,丝绸之路东端北魏王朝粮仓中的粮食可能都受到了良好的田间管理。这使得粮食的质量和产量都有所提高,进而保证了北魏帝国大都会粮食的稳定供给。
  • 青海民和官亭盆地青铜时代遗址木炭遗存指示的生态环境与木材利用
    崔红庆, 王树芝, 张小虎, 金和天, 焦延静, 夏正楷
    2022, 42(01): 158-171.
      可视化   收藏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人地关系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官亭盆地(35°49′～35°54′N,102°36′～102°56′E)不仅是东西方交流的关键节点地区,还是探究气候变化与生业经济、古文化兴衰关系的重点区域。然而,已经开展的木炭分析工作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北部、陇东和陇西等地区,官亭盆地的木炭分析工作则为空白。齐家文化时期(2200～1600 BC)至辛店文化时期(1400～700 BC)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环境背景以及先民为适应环境变化所采取的策略尚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利用剖面采样法在青海民和官亭盆地的鄂家、辛家、清泉旱台等8个考古遗址中采集了12份齐家文化时期和8份辛店文化时期的木炭样品,对其中大于4 mm的1544块木炭进行了鉴定。木炭样品中包括松属(Pinus L.)、云杉属(Picea Dietr.)、冷杉属(Abies Mill.)、杨属(Populus L.)、柳属(Salix L.)、桦属(Betula L.)、榆属(Ulmus L.)等37种木本植物,以及1种疑似竹科(Bambusoideae)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官亭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分布着杏、桃、梨等果树,河岸阔叶落叶林,栎属(Quercas L.)、榆属(Ulmus L.)等温带落叶阔叶林、山地杨桦林,松属、鹅耳枥属(Carpinus L.)和桤木属(Alnus Mill.)等组成的温性针阔混交林,云杉属、冷杉属、松属等寒温性针叶林,灌木林;辛店文化时期,灌木类树种所占比重增加明显,增加至39.25%,针叶树种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下降至21.30%。利用共存生态因子法进行气候重建的结果表明,齐家文化时期年均温为2.2～12.3℃,年降水量为502～1023 mm,湿润指数为-13.0～101.4;辛店文化时期年均温为2.5～9.1℃,年降水量为502～678 mm,湿润指数为-13.0～61.8。显示了齐家文化时期的气候条件要优于辛店文化时期。研究还表明,官亭盆地先民对林木资源的利用主要集中于薪柴、食用方面。官亭盆地先民通过引入更加耐旱耐寒的麦类作物、发展畜牧业和采集林木果实适应变化的环境。此外,果树类木炭种类、数量百分比的增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本研究为解读先民适应气候变化采用的林木资源利用策略,理解气候变化与生业模式、文化兴衰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资料。
  • 河南新乡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木材资源利用研究
    李虎, 张自强, 李先婷, 郭强, 刘真, 黎海明, 贾鑫
    2022, 42(01): 172-180.
      可视化   收藏
    木材资源是新石器农业人群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文章对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内的木炭大化石进行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研究这一时期史前人群对木材资源的利用方式。203块木炭大化石共计鉴定出6种阔叶树材和1种针叶树材,阔叶树材包括榆属、栎属、槭属、朴属、枣属、李属,针叶树材为松属。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树枝、树皮和草本茎秆的炭化残留遗存。统计结果显示,榆属的出土概率和百分含量分别达到了100%和63.5%,占据主导地位,当时遗址周边生长有以榆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尚村先民使用的薪柴类型包括小树枝、树皮、大的枝干和草本类茎秆,显示了古人类薪柴取材的多样性。尚村遗址木炭鉴定出极具食用价值的枣属、李属、栎属等果木类树种,发现了1粒完整的郁李果核及部分碎片,并发现了1粒葡萄属种籽,说明果实是当时人类食物资源的一部分。
  • 新疆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木炭记录的薪材利用和植被生态
    农旷远, 胡兴军, 王树芝, 张贵林, 蒋洪恩
    2022, 42(01): 181-191.
      可视化   收藏
    考古遗址中的木炭遗存是重建过去局地木本植被群落组成、植物多样性、景观生态格局以及探索人地关系的关键生物指标之一。对于具有特殊性质的烽燧遗址,木炭是一种用以解读可能与烽烟传递军情、戍守人员生活用火密切相关的特定薪材的地质档案。文章对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大量木炭样品进行筛选、鉴定和定量分析,以了解驻防先民对烽燧薪材的选择,重建当地的植被生态和景观。木炭显微结构观察结果及树种数量百分比统计显示,有4种木材被选作薪材,包括数量百分比最高的柽柳属(Tamarix sp.)(83.63%)和数量百分比较低的杨属(Populus sp.)(11.95%)、柳属(Salix sp.)(3.54%),以及驼绒藜属(Krascheninnikovia sp.)(0.88%)。基于"最省力原则"和木炭化石组合中树木种属含量与现今当地林地中的丰度和多度成对应比例关系等理论,推断该军事遗址附近为以柽柳属为优势种,其他木本植物为伴生种的植物群落结构。这与现今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边缘河流沿岸典型的植被类型分布特征相似,由此进一步指示当时先民生存的地表景观为沿河绿洲。
  • 丝绸之路青海道吐蕃时期墓葬出土木材记载的森林干扰史
    程雪寒, 王树芝, 朱岩石
    2022, 42(01): 192-205.
      可视化   收藏
    森林动态与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了解森林干扰的发生历史对准确预测全球变暖背景下的森林动态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理解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和人地关系演变提供线索。文章利用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吐蕃时期3个墓葬中出土的78棵祁连圆柏(Juniperus przewalskii Komarov)原木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树木年轮学方法分析了其干扰历史。结果表明:在公元1世纪到公元8世纪,该地区祁连圆柏个体平均出现了51个主要生长释放事件年与15个主要生长抑制事件年,其中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干扰事件发生频率最高。在公共区间85～700 A.D.期间,该地区森林出现大范围生长抑制事件的主要时期为537～548 A.D.,大范围生长释放事件发生在372～393 A.D.和561～574 A.D.期间。墓葬周边现生祁连圆柏生长与气候因素的响应分析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显示,气候条件由干转湿是导致该地区森林生长释放事件的重要原因,吐谷浑与吐蕃到达柴达木地区后增加的森林采伐与森林破坏也可能促进了生长释放的发生。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青藏高原东北部历史时期森林干扰的发生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森林产生的影响。
  • 新疆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绿洲区泉水沟遗址的古环境初析
    张俊娜, 韩建业, 夏正楷, 陈晓露, 任小林, 于雪彤, 曹美丹, 李小龙, 宝文博
    2022, 42(01): 206-222.
      可视化   收藏
    新疆绿洲地区文化遗存丰富,考古遗址众多,是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人活动的重要场所。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绿洲区古人生存环境的研究正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与内陆河型绿洲相比,在天山南北山前洪(冲)积扇缘绿洲区开展的环境考古工作较少。文章对位于西天山洪积扇前缘绿洲的泉水沟青铜时代遗址(3500 a B. P.)进行了地貌与地层调查、沉积物年代测定,以及粒度、磁化率、色度分析,初步探讨了遗址区的地貌和古环境演变历史。结果表明,1)泉水沟遗址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的老洪积扇台地上;2)更新世末期(距今2.0～1.0万年)台地上部沉积了厚达5 m的冲洪积物,早全新世(距今10000～9000年)靠近台地顶部发育一层厚约1 m的黑褐色湖沼相地层,推测其为气候变干导致洪积扇退积收缩,此区域成为扇缘地下水溢出带所致;3)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泉水沟古人曾一度在此活动,并有意识地选择具有较肥沃的古沼泽土壤和泉水湖沼等水源出露的低海拔绿洲生活,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青铜冶铸等手工业活动;4)之后,洪积扇再次扩张,导致遗址被随后的泛洪沉积覆盖。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西北干旱区洪积扇缘绿洲先民活动的环境适应性和古丝绸之路的人地关系问题。
  • 青藏高原末次冰消期以来人类活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原因探讨
    金孙梅, 侯光良, 陈晓良, 文德卓玛, 高靖易
    2022, 42(01): 223-235.
      可视化   收藏
    青藏高原处于欧亚文明交汇区,拥有古丝绸之路的高原支线,其严酷的极端环境对人类生存形成巨大挑战,研究高原自然环境与过去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对认识和理解人类应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模式与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文章选用了海拔、地形起伏度、地被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温湿指数、风寒指数、人体舒适度及绝对含氧量自然因子指标,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以1 km×1 km栅格为研究单元的青藏高原极端环境指数(EEI)分区,探讨末次冰消期以来人类活动时空演化及原因。结果表明:高原EEI变化趋势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根据EEI数值高低将评价结果依次分为低极端区、较低极端区、中极端区、较高极端区和高极端区,其中高极端区分布在高原腹地和西部少量高大山脉,较高极端区面积广大且高山横亘,中极端区包括柴达木盆地、川西高原、青海南部及藏南谷地等地区,较低极端区以高原边缘河谷和横断山区为主体,低极端区为面积占比最小的藏东南地区。末次冰消期以来气候条件的转变、东西方文化交流引起的生存技术革新和生业模式的转变,使人类活动分布重心先后经历了较高极端区均衡散布型(旧-中石器时代)、较低极端区丛簇集聚型(新石器时代)、较低极端区连片集聚型(青铜时代)、中极端区边缘集聚-腹地均衡型(汉-元代)、较低极端区边缘集聚型(明清时期)的空间调整。
  • 近万年来内蒙古东部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遗址关系研究
    刘露雨, 张永, 刘依, 张彦臻, 卢超, 安成邦
    2022, 42(01): 236-249.
      可视化   收藏
    内蒙古东部位于欧亚草原带东端,人类活动历史悠久。但目前对这里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还缺乏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文章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研究结果与具体的实地考察,在数据集成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内蒙东部地理环境特征与人类活动遗址时空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从气候环境的角度上看,全新世的湿度呈从较干燥到湿润再到干燥,温度由偏凉到温暖再转凉的趋势。在环境温暖湿润时,文化较为稳定,每百年文化数量较多,在气候变凉变干之后,遗址点数量明显减少;2)从空间分布看,各个时期的遗址点南部比北部多,尤其以东南部的赤峰市和通辽市遗址最为密集;从时间分布看,内蒙古东部人类遗址数量的高峰期出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与辽金时代;3)通过城址数量分析,发现在短期内除了气候变化会影响人类活动外,人文因素如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等对遗址的时空分布也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在历史时期,人文因素的影响不断上升增加;4)气候的变化会使得主要植被类型改变,进而影响人类活动范围与生业模式的选择。该研究可以增加对内蒙东部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 小冰期丝绸之路地区气候变化与战争关系的定量分析
    张盛达, 裴卿, 章典
    2022, 42(01): 250-260.
      可视化   收藏
    丝绸之路地跨中国、中亚与中东地区,历史上这几个区域也是气候敏感区域。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较少对这三大区域的气候变化与战争发生的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特别是缺少相关的定量分析。因此,本文收集了公元1400～1800年北半球的气候重建数据和中国、中亚与中东这3个区域的历史战争资料,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定量方法分析和比较了这3个地区的"气候-战争"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和中亚地区在气候变冷时期,有更多的战争爆发;中东地区由于纬度低而受气候变冷的影响小,但温度上升带来的干旱往往对应于更多战争。3个地区的不同定量结果反映了在以农牧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背景下,丝绸之路所经地区不同的气候冲击与社会响应,提醒我们更加注意不同区域的气候敏感性。此外,本文的结果进一步体现了当代气候暖化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为更好地理解、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安全问题提供历史定量依据。
  • 伊朗黄土高原表土磁性特征与古气候指示意义
    魏海涛, 陈发虎
    2022, 42(01): 261-271.
      可视化   收藏
    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现代过程研究越来越成为定量重建工作的先决前提,而由于如黄土等气候记录载体沉积分布的全球性与沉积环境的多样性,更需要就具体的研究区进行有针对性的现代过程工作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重建工作的可靠性。西起地中海、东至帕米尔的广大区域是丝路文明演化的关键地区,其过去气候变化也是了解北半球中纬度气候演化与机制的重要拼图。本研究即采集位于该区之里海东南缘的伊朗黄土沉积区域的现代表土,并联系气候要素考察其磁性特征的空间变化。结果显示主要分布于冬春季节的年均降水其变化控制了亚铁磁性矿物的空间分异,包括次生超细颗粒含量变化与磁赤铁矿化程度,典型的磁学参数如百分频率磁化率值的变化可以定量记录年均降水值的变化。结合相关关系函数,可以为该区过去降水变化的定量重建提供准备并为进一步理解区域气候系统演化与机制提供支持。
  • 伊朗西部Shooshtar黄土岩石磁学特征及增强机制研究
    连悦辰, 刘秀铭, 何玲珊, 周声芳, 綦昕瑶
    2022, 42(01): 272-287.
      可视化   收藏
    黄土由风积形成,黄土堆积的地层不仅记录了古气候冷暖变化,地表分布的黄土区常常是旱作农业高度发展地区,并可能发展为古文明起源地,如中国黄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古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伊朗西部地区是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途径地;位于两河下游的波斯湾入海口附近,分布着大面积尚未被认识的风成黄土。文章通过对伊朗西部胡齐斯坦省Shooshtar(SH)地区所采集的疑似风成沉积物样品进行系统的环境磁学、粒度、稀土元素,以及漫反射光谱测量,探究该剖面的磁学性质及其磁性增强机制,以发掘其蕴含的环境信息。结果表明:SH剖面具有风成黄土粒度分布特征和风积物稀土元素分布特征;磁性矿物以软磁性矿物磁铁矿和磁赤铁矿为主,并含少量硬磁性矿物针铁矿和赤铁矿,磁性颗粒以粗SSD颗粒为特征。该剖面磁性的增强受微弱的成壤作用和外源输入的磁性矿物共同影响,而外源输入的磁性矿物贡献更显著,SH剖面与东北部黄土-古土壤磁化率增强机制相似,但又存在区别,主要源于外源输入磁性矿物的差异和区域降水差异所导致的成壤强度不同。
  •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过去407年径流量重建
    高志鸿, 张合理, 陈峰, Rysbek Satylkanov, Bakytbek Ermenbaev, Zulfiyor Bakhtiyorov, 张瑞波, 喻树龙, 岳伟鹏, 赵晓恩
    2022, 42(01): 288-301.
      可视化   收藏
    紧邻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中亚地区跨境河流众多,水资源分配极不均衡。揭示中亚跨境河流径流变化规律,对水资源调配管理,缓解区域水资源紧张局面有深远影响,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文章选取中亚重要跨境河流——楚河为研究对象,利用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山区雪岭云杉(Picea schrenkiana)树轮宽度资料重建楚河自公元1610年以来4～9月径流量,重建方程方差解释量为44%。重建径流量序列表明,径流量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1795年和1917年。18世纪湿润期在持续时间、数量级和强度上最为显著,在1734年、 1785年、 1794年和1795年出现径流量极大值;在1700～1703年、 1726～1730年、 1734～1737年、 1746～1753年、 1755～1757年、 1763～1767年、 1769～1770年和1789～1795年偏湿。20世纪干旱期在持续时间、数量级和强度上最为严重,1917年、 1984年和1995年出现径流量极小值;1911～1920年、 1926～1928年、 1943～1946年、 1977～1982年、 1984～1987年和1995～1998年偏干。多窗谱分析结果显示楚河径流量存在2 a、 2.3～2.4 a、 3 a、 5 a、 30 a和46～68 a准周期变化。楚河径流量重建序列与乌鲁木齐河、开垦河和玛纳斯河径流量重建序列的丰枯变化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表明天山北坡地区可能存在大范围的公共水文信号。正相位AMO(负相位NAO)时期,西风环流输送增强,楚河径流量偏多;负相位AMO(正相位NAO)时期,西风环流输送减弱,楚河径流量偏少。
  • 环境考古视角下的丝绸之路早期城址：从河西走廊到中亚
    安成邦, 郑力源, 刘露雨, 卢超, 张东菊, 张永, 尚玉平, 朱永明, 张彦臻, 张文胜
    2022, 42(01): 302-310.
      可视化   收藏
    根据年代和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对河西走廊东部民勤三角城、金昌三角城,新疆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以及中亚的Kyzyl tepa古城的年代、形状、筑造方式等做了对比,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古城址和同区域的考古文化遗址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这3个地区的古城址大致形成于相近的时代,且都是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原始的地势而筑城。城墙的筑造方式表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民勤三角城、金昌三角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都是垒筑而成,Kyzyl tepa是中亚特色的塔-墙相结合方式,城墙有内外双层。在古城址形成的早期,三地的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受河流的影响。而到了跨绿洲的道路网形成、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交通和贸易成为影响文化遗址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力量。
  • 丝绸之路沿线的兰州城市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贾卓, 王玉洁, 曹辉辉, 赵锦瑶
    2022, 42(01): 311-324.
      可视化   收藏
    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是丝绸之路文明演变的聚焦和投影,研究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是理解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发展的有效视角,对解释丝绸之路沿线人地关系规律具有科学意义。本研究以兰州市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典型城市,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空间分析技术对历史时期兰州城市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兰州城市空间演变的扩张呈现正相关性,兰州的行政建制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214 BC),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A.D.)"兰州"首次见于诸史册,兰州城市空间由隋唐时期(907 A.D.)的0.40 km~2增加到2015年的132.67 km~2。历史时期兰州城市空间演变包括4个主要阶段:城市萌芽期的"缓慢发展",军事职能主导下的"约束性"扩张,王朝兴盛所带动的"年轮式"增长,国家政策推动的"跨越式"扩展。影响兰州城市空间演化的因素涵盖丝绸之路兴衰、军事政治、交通贸易及自然环境等,各种影响因素共同驱动着兰州城市由早期的黄河渡口、军事据点向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