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过刊目录

  • 2020年, 40卷, 第02期
    刊出日期：2024-06-19
      
  • 全选
    |
  •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祭祀遗迹出土动物的饲养方式
    陈相龙, 李志鹏, 赵海涛
    2020, 40(02): 0-417.
      可视化   收藏
    <正>养、管理及征集方面的潜力逐渐呈现,这为我们从动物遗存入手,考察祭祀消耗品所反映的社会交流网络和区域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我们对单个墓葬随葬动物的研究,分别揭示了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石家河文化墓葬~([10])、新疆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早期铁器时代墓葬~([11])中随葬动物饲养方式所反映的社交交流与复杂化状况。鉴于此,有必要对诸如二里头等早期广域王权国家都邑遗址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中使用的动物开展食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王权控制下的高等级祭祀与仪式性活动所用动物的饲养方式及其背后的征集网络与区域互动关系。
  • 中国古代牧业社会骨制品的初步考察:以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为例
    李悦, 马健, 张成睿, Liu Huan, Zong Tianyu, Chen Ting, Huang Zexian, Ren Meng, Xi Tongyuan, Wang Jianxin, Wen Rui
    2020, 40(02): 0-342.
      可视化   收藏
    <正>态、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探讨~([17～25])。这些研究推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人与动物的相互关系、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经济基础等问题的认识。然而,以往研究多着眼于以农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遗址,对于以牧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遗址则关注较少,这不利于系统了解骨制品生产与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的联系。
  • 古代植物的医药功能初探: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H85出土植物遗存为例
    唐丽雅, 杨利平, 叶娃, 殷宇鹏, 刘晓媛, 赵志军, 王炜林
    2020, 40(02): 0-498.
      可视化   收藏
    植物考古学界多以研究古代农业经济及其发展演变为主,鲜有对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对一个灰坑内出土植物遗存的组合特点和量化特点分析,探讨了古代植物的医药功能。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联合发掘的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H85是庙底沟文化中晚期灰坑,H85坑底的生土台结构和烧烤草拌泥处理壁面的现象显示其早期功能可能与居住有关。前人仅对H85(12)层以上出土植物遗存进行过研究,研究显示第⑧～(12)层与居住生活关系密切。此次采集的浮选土样合并相同单位后共计21份,不仅包括第①～(12)层样品,还包括最底层的第(14)层样品(采样缺少(13)层)。此次浮选发现了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豆(Glycine max)、狗尾草(Setaria viridis)、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草木樨属(Melilotus sp.)、胡枝子属(Lespedeza sp.)、猪毛菜(Salsola collina)、夏至草(Lagopsis supina)、秃疮花(Dicranostigma leptopodum)、泥胡菜(Hemistepta lyrata),以及植物鳞茎(bulk)等20余个种属的植物遗存。H85最底层比较集中地发现了禾本科(Gramineae)杂草、猪毛菜、植物鳞茎、夏至草、秃疮花和泥胡菜等植物。其中,夏至草、秃疮花、泥湖菜的药用价值需要被重视,可能与调节妇女生理机能密切相关,禾本科杂草暗示了铺垫坑底行为的存在,据此推断H85不仅作为房子被使用过,并且其功能可能还具有一定特殊性,这是初次对史前人类的原始医疗情况进行探讨,从医药考古的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量化统计分析还显示,粟、黍是重要的日常口粮,大豆应被利用,胡枝子属、草木樨属这样的小型豆科植物可能与牲畜饲料关系密切。综上,H85出土植物遗存不仅反映了遗迹功能,某种程度上还原了杨官寨先民在饮食、家畜饲养和原始医疗等方面的生活场景。
  • 古基因组学在古代家马研究中的应用
    文少卿, 俞雪儿, 田亚岐, Hu Songmei, Li Yue, Sun Chang
    2020, 40(02): 0-318+320.
      可视化   收藏
    <正>列的标准。当发现提取液中存在污染时,可以只分析那些携带损伤的古DNA片段~([13])。污染评估非常重要,保证了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在动物古基因组学研究方面,洞熊~([14])、地懒~([15])、剑齿虎~([16])、猛犸象~([17])、马~([18])、欧洲野牛~([19])、猪~([20])和狼/狗~([21])等的全基因组序列均以获取,它们为厘清物种的进化关系、功能性适应、驯化的遗传机理、家畜/伴生动物的起源和扩散提供了可能~([8])。1995年,第一届马的基因图谱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Equine Gene Mapping Workshop)促进了对马的基因组进行有组织、跨地区的合作研究[22]。25年的时间以来,马的基因组学产生了有许多重要的成就~([22]),里程碑是2009年参考基因组EquCab2.0装配成功~([23])。
  •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人和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杨凡, 王青, 王芬
    2020, 40(02): 0-427.
      可视化   收藏
    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核心区域,农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促成了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最终形成。农业经济的转变对先民食物结构和动物饲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但目前的研究多为某一时间段的研究,需要长时间段的考量。对西金城遗址(35°06'22"N,113°06'53"E)出土的龙山文化、汉代和唐宋时期的人和动物骨骼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先民(δ~(13)C=-9.3±3.1‰,δ~(15)N=8.5±1.3‰,n=3)的食物结构以C_4类(粟、黍)为主,其生计方式是以粟等旱作农业为主,并辅以少量的稻作农业生产,兼有稳定的家畜饲养和捕捞业。就动物食物结构而言,龙山文化时期以猪、狗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和人类相似,先民主要用粟黍类作物副产品喂养家畜;汉代随着小麦、大豆等C_3类农作物的推广普及,家畜的δ~(13)C值降低,更多的小麦等作物被用于喂养家畜。唐宋时期虽然小麦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农作物格局,但先民却仍然偏向于用C_4植物(粟黍)喂养家畜。
  • 古环境DNA与环境考古
    顾政权, 王昱程, 刘勇勤, 杨晓燕, 陈发虎
    2020, 40(02): 295-296+298.
      可视化   收藏
    古环境DNA(ancient environmental DNA,简称ancient eDNA)指保存于古环境样品中的生物古DNA(ancient DNA,简称aDNA)。与直接从古代生物遗存内获取的单一物种古DNA不同,古环境DNA为多种生物的混合DNA,常常以小片段DNA分子形式吸附在腐殖质和矿物颗粒上,主要从粪化石、牙结石、肠道残留物、冰川、冻土、泥炭、湖泊、海洋、洞穴和遗址沉积物等环境样品中获得。古环境DNA研究自1998年开始兴起,经历了早期的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古代物种鉴定,到DNA宏条形码(DNA metabarcoding)古代生物类群恢复,再到近期的鸟枪法宏基因组(shotgun metagenomic)古生态系统重建等发展历程,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研究体系,可以完成对古环境样品中大部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物种的检测。相比于传统的动植物化石形态鉴定手段,古环境DNA研究具有样品用量少、方法简单快捷、不依赖于化石、一次实验可以确定大量物种信息等优势。目前,国际上的古环境DNA研究在古生态环境重建、古代农业发展、古代人类食性、人类扩散历史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等环境考古领域的应用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并发表了大量成果,但国内相关研究还少有报道。本文综述了古环境DNA技术的发展、研究方法、应用方向及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认为随着古环境DNA研究技术的日趋完善,其在环境考古学中的应用前景也将更加广阔。
  • 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家养黄牛的DNA研究
    赵欣, 李志鹏, 东晓玲, Liu Ming, Tang Jinqiong, Zhang Yajun, Yuan Jing, Yang Dongya
    2020, 40(02): 322-330.
      可视化   收藏
    <正>祀活动有关~([9])。而黄牛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肉食来源,牛车或牛耕等的发明使黄牛成为传统社会的主要畜力之一,其本身也能提供宽大的肩胛骨用于占卜~([9-11])。黄牛的大量出现很可能反映出作为都城和大都市的殷墟人口众多,对黄牛在生计(肉食)、骨料(骨器)和祭祀占卜中都有大量的需求。有研究表明,殷墟时期的黄牛已经代替家猪成为中国考古遗址中最主要的祭牲~([11-12])。
  •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初步研究
    宋艳波, 谢光茂, 赵文丫
    2020, 40(02): 344-346+348.
      可视化   收藏
    <正>万年,它的发现对早期现代人起源"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8～9]);发现于通天岩的柳江人是迄今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晚期智人阶段的代表性化石,在研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晚期智人的扩散以及人群的交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白莲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大量富有特色的石制品及丰富的动物化石,对于了解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和文化特点,复原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1])。此外,广西洞穴发现的晚更新世动物群如与柳江人伴生的哺乳动物群、陆那洞动物群等属于中国南方晚更新世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10～11,15]),对于探讨晚期智人的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 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尤悦, 张建, 孙凯, 杨雅洁, 靳松安
    2020, 40(02): 354-356+358+360.
      可视化   收藏
    本文主要探讨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人类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关系。该遗址两周时期发现13种动物,其中家养动物有猪、狗、马、黄牛、绵羊和山羊,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别占全部可鉴定的哺乳动物数量的91.73%和70.67%。猪在家养动物中的数量最多,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比例分别为69.04%和33.33%,其他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在1.78%～14.67%之间。家养动物提供了主要肉量,黄牛提供的肉量最多,占36.41%。马右P_2发现马衔磨蚀的痕迹,马第1节趾骨发现严重的骨赘,说明马被役用而且承担相当的工作量。马在普通聚落的出现、肉食消费和畜力开发等现象,反映马的功能从晚商时期贵族"御用"转向世俗化。
  •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中晚全新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为例
    陈晓良, 刘向军, 侯光良
    2020, 40(02): 367-368+370+372.
      可视化   收藏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为研究史前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动物资源利用提供了条件。然而,已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主要聚焦在青海省东北部的河谷农业区,对于草原地带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先民对草原环境中的适应策略仍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选择农牧过渡带的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AMS~(14)C测年方法、动物种属鉴定和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确认尖嘴遗址(3.2 ka B.P.左右)是一处卡约文化早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其先民以狩猎活动为主要生业策略,渔猎作为辅助生计,属"初级开发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已有动物研究资料,探讨了中晚全新世(8.0～2.0 ka B.P.)以来的动物资源获取利用及家畜饲养状态。结果显示:8.0～6.0 ka B.P.,本区先民以纯粹的狩猎经济为主,其猎取对象则为中小型哺乳动物,属"依赖型"生业模式;6.0～4.0 ka B.P.,本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为主,并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猪和狗),其生业属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4.0～2.0 ka B.P.,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驯化于西亚的家畜牲畜牛羊传入至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使得该区先民利用动物资源方式呈现多元化,构成了"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两种生业模式,牛羊成为家畜饲养的主流。总体来讲,中晚全新世以来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大致经历了由以狩猎-采集方式到家畜饲养方式的历时性转变,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及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 中国北方早期农业生产模式下的人群营养与健康——以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的生物考古为例
    陈靓, 张旭慧, 孙周勇, 杨利平
    2020, 40(02): 379-380+382+384.
      可视化   收藏
    本文从五庄果墚遗址入手,试图探索中国北方特有的粟作农业对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一处重要遗存。该遗址共出人骨遗存29具(成年人10具,未成年人19具)。宏观和微观的病理观察结果显示,该人群龋齿、贫血、骨膜炎、以及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发病率普遍偏高,其中患龋率55.6%,贫血发病率42.9%,骨膜炎发病率33.3%,牙釉质发育不全发病率66.7%。龋齿及贫血多发反映了粟作农业的饮食特征,即食物中含糖量增高,铁元素减少,不利于营养吸收。骨膜炎的流行或与定居农业的发展、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早期粟作农业高强度的劳作方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下肢出现了可能由维生素D缺乏导致的异常翻转现象,而男性则不见,这有可能与农业社会的性别分工相关。牙釉质发育不全出现的时间集中于4～7岁,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此外,有3例婴幼儿出现颅内损伤,其中两例疑似罹患脑膜炎。结合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周期性,婴幼儿有可能出现季节性营养不良状况,这可能与当地气候环境造成的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有关。五庄果墚人群中几类疾病的高发均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相关,揭示了五庄果墚先民健康状况背后潜在的农业因素,为探讨中国北方早期农业与人群健康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例证。
  • 河南新乡宋墓家猫骨骼研究
    赵坤影, 武仙竹, 李慧萍, 郭强, 王照魁
    2020, 40(02): 391-392+394.
      可视化   收藏
    2012年河南新乡市宋墓考古发掘出土一批动物骨骼,根据种属鉴定和观测比较,该批动物骨骼材料属于家猫。家猫(骨骼)安置于墓主身旁,是墓主入葬时作为饲宠特意放置的。猫骨骼表面没有发现任何人类行为痕迹(切割、砍击等)。全部猫骨骼属于同一个家猫个体。保存下来的骨骼材料包括左、右下颌骨;左上颌骨;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跖骨等,总计42件家猫骨骼。在家猫动物考古研究中,新乡宋墓家猫是我国同一地点发现家猫骨骼标本数(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多的地点。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该具家猫骨骼上,首次发现我国家畜考古中"偏侧咀嚼"现象。其特征为:右下颌的P4、m1齿尖,使用磨耗程度远远大于左下颌相同齿位齿尖。磨耗差距最大的部位在m1后尖顶端,右侧比左侧齿尖因磨耗而偏低2.10 mm,右侧m1后尖顶端已磨耗为平面、裸露齿质点,而左侧m1齿尖仍保留有完好锐尖。新乡宋墓家猫在我国动物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以宠物猫进行陪葬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我国此前发现的家猫骨骼,主要出土于文化层或灰坑里,可能是被人们丢弃或自然死亡后被埋藏起来的。甚至还有少量猫骨可能是古代人食猫风俗的遗存。而新乡宋墓中的宠物猫,是人们为培养生活伴侣或寄托生活情趣而畜养的,是人们主要为满足精神生活需求而饲养的动物。我国此前动物考古研究有关"宠物"的发现为空白。新乡宋墓出土我国考古中第一只可以确定为宠物的家猫,为今后开展动物考古中有关"宠物"研究开启了良好开端。墓中出土的宠物猫还有严重"偏侧咀嚼"现象,该发现对家畜动物考古材料的演化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
    胡耀武, 张昕煜, 王婷婷, 杨岐黄, 胡松梅
    2020, 40(02): 399-406.
      可视化   收藏
    通过动物骨的稳定同位素(C、N)分析,揭示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之一。关中地区,是庙底沟文化(约5500年前)的主要核心分布区域之一。目前,对该地区和该时间段内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为此,本文对陕西兴乐坊遗址出土动物与人骨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并对其中4个猪骨进行AMS-~(14)C测年。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野生动物(獐、青羊、梅花鹿)栖息于C_3类的植被环境,家养动物(猪、狗)和人,则主要以C_4类为食。3个猪个体的年代为5449～5300 cal.B.P.,而1个猪个体年代偏晚(4089～3985 cal.B.P.),其同位素数据也异于其他个体。结合该遗址的植物考古资料(粟和黍具有高的出土概率),认为:家养动物(猪和狗)饲喂了大量以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或者人类的残羹冷炙(粪便)。根据食物链从生产者至消费者的同位素分馏效应(δ~(13)C值约富集1‰,δ~(15)N值约富集3‰～5‰),比较了先民与野生动物以及家养动物的同位素数据,发现先民与猪的δ~(13)C和δ~(15)N值的差异最小(0.2‰和1.9‰),这反映了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源于家猪。家猪的饲养和管理,为庙底沟文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此外,1例梅花鹿角具有偏正的δ~(13)C值(-13.2‰),暗示发达的粟作农业还为先民尝试驯养其他野生动物(如鹿)提供了可能。
  • 植硅体与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的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
    王伟, 段阜涛, 杨继帅, 刘依, 张曼, 田小红, 吴勇, 任乐乐, 安成邦
    2020, 40(02): 428-430+432+434.
      可视化   收藏
    两汉时期西域戍边遗址驻军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模式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中原王朝的屯垦政策以及西域汉代驻军的环境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西域屯垦戍边研究主要关注于军事屯田的起源、分布及影响等,而对两汉时期戍边遗址驻军的生业状况尤其是农作物组成及利用策略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新疆(古代称为西域)石城子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与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研究,揭示了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组成。研究发现黍(Panicum miliaceum)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L.)应该是石城子遗址驻军主要的粮食作物,而房址地面土样中较高的C_4植硅体含量可能表明驻军对植物资源,也许是谷物进行的脱壳处理。草拌泥土壤样品中发现的黍类稃壳遗存,则很好地揭示了农作物副产品在房址墙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羊(Ovis sp/Capra sp.)、牛(Bos sp.)等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更为我们展示了农作物栽培与家畜饲养之间的可能联系,具体表现为驻军可能利用黍类以及青稞作物秸秆对部分羊、牛等家养食草动物进行饲喂。而以黍与青稞为主的农业,以羊牛为主的畜牧业以及狩猎活动一道构成了石城子遗址驻军多样的生业组成。
  • 新疆洛浦县比孜里墓地出土食物遗存的科技分析
    肖琪琪, 胡兴军, 阿里甫, 饶慧芸, 任萌, 杨益民
    2020, 40(02): 441-442+444.
      可视化   收藏
    食物的加工和利用反映了古人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而欧亚大陆东西部地区有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习惯。新疆长期以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是东西方饮食文化的汇聚之地。比孜里墓地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洛浦县,属于古于阗国的管辖范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该墓地出土的汉晋时期食品残留物为探讨当时饮食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材料。本文通过红外光谱分析、植物微体化石、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蛋白质组学等多种手段对出土的一个疑似食物残留物进行综合研究。结果显示,比孜里墓地出土的疑似食物遗存应为面食,其制作工艺为混合黍面和少量大麦面粉,并添加少许肉类,烤制而成。原始形状可能为圆形,与山普拉墓地兽皮袋出土样品、新疆现代肉馕相近。在面食中添加肉食可以改善口味、提高营养,可见汉晋时期先民面食制作的讲究。同时,也为先民的动植物利用、生计方式提供了丰富信息。
  •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石器功能分析:来自植物微体遗存的证据
    王清, 马志坤, 陈秋荷, 马永超, 阮秋荣, 王永强, 韩建业, 杨晓燕
    2020, 40(02): 450-456+458+460.
      可视化   收藏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然环境复杂,生业经济形式多样,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是了解欧亚大陆古代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该区域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但对其功能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一些中国内地不常见,而与中亚、欧亚草原类型相似的石器。本文对新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遗址(82.77°E,43.84°N;3600～3000 cal.a B.P.)出土的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的长条形石磨盘、石杵和饼形石器的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为这些石器的功能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分析结果显示,石器表面的淀粉粒来自禾本科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而石器表面发现的775粒植硅体中,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占9%,其他类型的植硅体以早熟禾亚科(Pooideae)型和棒型为主,另在石杵上发现栝楼属(Trichosanthes)植物果皮植硅体及植物组织。结合遗址中大植物遗存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石磨盘曾用于研磨麦类作物种子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石杵亦用于麦类作物研磨,但也对粟类作物进行脱壳以及加工栝楼属植物果实。用于分析的饼形石器有两种类型,第一类为打制饼形石器,残留物中的植物遗存显示可能与石磨盘组合用于加工植物的块根块茎;第二类为磨制饼形石器,其表面发现极少量粟类稃片植硅体,推测其可能用于粟类作物脱粒。研究结果为新疆伊犁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安德罗诺沃文化石器的功能、农作物加工过程,以及古代社会生计模式的认识提供了依据;石器残留物中块根块茎类淀粉粒以及农作物植硅体的发现,是对已有大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补充。
  •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史前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杨玉璋, 黄程青, 姚凌, 罗武宏, 陶洋, 罗运兵, 张德伟
    2020, 40(02): 462-466+468+470.
      可视化   收藏
    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南部2015～2017年度主发掘区TN14W35探方内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5800～4200aB.P.)的地层土样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并重点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各文化时期土样中均含有丰富的水稻(Oryza sativa)特征型植硅体,表明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阶段先民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实验还在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地层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植硅体,但从发现数量看,粟类作物在屈家岭遗址先民农作物利用结构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论文通过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统计发现,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时期就已经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本文研究揭示了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水稻类型及驯化水平,为了解江汉平原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业形式与水稻驯化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钟华, 李新伟, 王炜林, 杨利平, 赵志军
    2020, 40(02): 472-476+478+480.
      可视化   收藏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a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 古地貌演化对洛阳盆地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水稻种植的影响
    李亚萍, 张俊娜
    2020, 40(02): 499-511.
      可视化   收藏
    水稻是起源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重要农作物,新石器中期以后传播到北方地区。由于北方较于南方相对干旱,因此对水分条件需求较高的水稻在北方地区的种植往往表现为更强烈的地域选择性。本文选取中原地区地形特征较为复杂的洛阳盆地开展了流域调查和浮选工作,结合前人在本区做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成果,分析了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洛阳盆地不同地貌部位水稻(Oryza sativa)遗存的分布特征,再根据本区平原区和黄土台塬沟谷区全新世地貌演化的不同特点,探讨了古地貌演化对洛阳盆地史前水稻种植的影响。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暂未发现水稻遗迹,平原区湖沼遍布,不适宜人类居住,古人可能更倾向于居住在黄土台塬沟谷区的稳定阶地面上;仰韶文化晚期古稻主要分布在黄土台塬沟谷区,与当时沟谷区河流夹积形成的富含粘土的湿润冲积平原有关,而此时平原区距今7000～4000年为稳定干燥的T_1阶地面,更适合发展粟(Setaria italica)作农业;龙山时期没有在沟谷区发现水稻遗存,可能与距今4000年前后沟谷区河流下切侵蚀导致的泛滥平原减少有关,而龙山晚期在伊洛河平原区的遗址发现了古稻遗存,推测与龙山晚期降水增多和洪水频发,出现较多水洼低地有关;二里头时期,古稻在平原区和黄土台塬区都有分布且遗址数量较多,可能与距今4000～3800年龙山晚期古洪水事件后,洪水退去遗留的低洼地有关;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盆地内古稻遗址普遍增多,平原区古稻遗址可能占更大比重,推测可能与古地貌特征、人类文化自身发展,以及农田管理技术的进步等均有关系。
  • 农作物传播研究:以陕西汉中龙岗寺遗址新石器时代炭化植物遗存为例
    唐丽雅, 韩凯, 马明志, 赵志军
    2020, 40(02): 512-524.
      可视化   收藏
    粟的南传和水稻的北传是目前学术界极其关注的问题,南北过渡地带是研究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区域。陕南地区地处汉水上游,是典型的南北过渡地带,这一地区植物考古研究工作仍十分欠缺。此次以汉中龙岗寺遗址发掘和浮选为契机,对陕西秦岭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时代)的农业经济特点进行了研究。该遗址地处秦岭以南的中国南北过渡地带,属于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系统。龙岗寺遗址按照针对性采样法共采集土样222份,出土农作物遗存2462粒,非农作物遗存1419粒(枚),其中,农作物遗存主要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水稻(Oryza sativa)这3种。根据陶器类型显示的相对年代选取T1309G7④层和T1308H171③层的水稻遗存进行了AMS~(14)C测年,校正后的年代区间(2σ)为4973-4826 cal.aB.P.,该结果与遗址相对年代判断基本一致。炭化植物的分析研究揭示了5000～4000 cal.aB.P.时期(仰韶-龙山时代)龙岗寺遗址的农业经济情况,表明龙岗寺遗址先民们的农业经济是以小米类作物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并对水稻有一定程度的利用。除此之外,龙岗寺遗址还发现了大豆(Glycine max)、紫苏(Perilla frutescens)、藜(Chenopodium album)等植物遗存,表明先民对这些植物也进行了利用或采集。对该遗址植物遗存进行鉴定与分析填补了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空白,对研究南北过渡地带的农作物传播和文化交流具有较大意义;龙岗寺所在的汉水谷地不仅是水稻北传、小米南传的必经之地之一,而且是南北方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通道。
  • 青海湖盆地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石料利用策略研究
    申旭科, 王建, 姚娟婷, 夏欢, 王倩倩, 任晓燕, Olaf Joris, 张东菊
    2020, 40(02): 525-537.
      可视化   收藏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和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的机制是多学科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青海湖盆地是青藏高原旧石器-中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为丰富的区域,对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原料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青藏高原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石料开发策略、人群迁徙和交流联系。青海湖盆地151遗址出土的928件石制品的石料研究分析显示,处于末次冰消期的下文化层的石制品以近源的石英和石英岩为主要原料,而处于全新世早中期的上文化层在同类型近源石料仍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开始出现较高比例和多样化的优质硅质石料,并且主要用于生产细石器。野外调查和查阅地质资料均未发现青海湖盆地内有151遗址中出现的同类型优质硅质石料产出,推测其来自远距离搬运。青海湖盆地内其他8个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中期遗址的3269件石制品石料分析结果显示,与151遗址同类型的远源优质硅质石料在全新世早期开始在盆地内的遗址中出现。这一结果表明青海湖盆地末次冰消期古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有限,全新世早中期古人类受到全新世大暖期气候变好和周边地区农业人群兴起挤压活动空间的双重影响,在高原上的活动范围和强度大大增加,伴随着开始有意识地开发优质石料,较频繁地进行远距离迁移和人群交流。远源优质硅质石料的产地可能位于北祁连山区和青藏高原上的陆相火山岩区,需要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揭示。该研究为深入理解青藏高原古人类的高海拔环境适应策略和移动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为理解史前人类向高原扩散的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
  •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崔一付, 杨谊时, 张山佳, 李国林, 李冀源, 陈国科
    2020, 40(02): 538-546.
      可视化   收藏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 雅鲁藏布江中游及昌果沟遗址古环境分析
    李拓宇, 任小林, 廖奕楠, 莫多闻, 鄂崇毅, 鲁鹏, 许俊杰, 伍永秋, 杜世松
    2020, 40(02): 547-555.
      可视化   收藏
    西藏拉萨昌果沟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支流的阶地上,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探讨昌果沟遗址附近的古环境,对遗址附近开展地貌调查,在遗址北面约1 km处选取1个全新世风成沉积剖面进行光释光测年和环境指标分析,在雅鲁藏布江中游选2个阶地剖面进行光释光测年分析;此外,还总结了雅鲁藏布江中游23个全新世古土壤/泥炭的测年数据,进行概率密度分析,试图揭示区域的环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全新世古土壤/泥炭年代的概率密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区域气候变化,9.0～6.0ka古土壤/泥炭发育在波动中增强,气候由冷干向暖湿转换;6.0～2.9ka古土壤/泥炭发育最强,气候相对温干;2.9ka后鲜有古土壤/泥炭发育,气候变得冷干,史前人类活动受限。4.5 ka之后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一级阶地的形成为新石器时期先民提供农业耕作的场所,古土壤的发育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1.4-1.1 ka期间(吐蕃王朝时期)局部地区有古土壤为发育,气候好转。
  • 重庆永川汉东城遗址地层记录的长江上游唐代洪水事件
    李兰, 白九江, 代玉彪
    2020, 40(02): 556-567.
      可视化   收藏
    历史文献中关于长江洪水的记录比较粗略,对于了解长江水体的历史变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长江两岸考古遗址地层中的事件地层为研究长江水体的历史变化提供了新的视野。汉东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汉东村,地处长江上游西岸一级阶地上,是川南黔北渝西水上交通要道。本文对遗址地层样品进行了粒度、地球化学元素、酸碱度等的测试与分析。结果显示,T0104剖面土壤以粉砂质壤土为主,但是与同剖面其他层位的样品相比,第7层样品粉砂含量明显偏高;地层中样品的地球化学元素含量,以SiO_2、Al_2O_3、Fe_2O_3为主;与UCC相比,本地区土壤SiO_2、Al_2O_3、K_2O等元素含量相对稳定,但是Na_2O明显偏低,P_2O_5明显偏高。地层中的CIA值,在汉代及以前,在65～75之间,Rb/Sr值在65～80之间,处于中等化学风化作用阶段,气候相对温湿;在汉宋之间,CIA值和Rb/Sr值均有一个明显降低及逐渐回升的过程,之后CIA值和Rb/Sr值一直在60左右徘徊,说明气候在降温之后虽有所回升,但整体比前期冷干。地层中铷锶含量及其比值的变化显示,在汉宋之间的某个时段内,该区域发生强降水的可能性非常大。在遗址发掘出土遗存和测年的基础上,对遗址土壤粒度、地球化学元素等分析,结合气候变化背景资料综合分析认为:1)汉东城遗址所在区域在唐中后期确实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洪水事件;2)本次洪水事件可能与强降水有关;3)通过与现代洪水记录的对比分析认为,遗址地层中记录的洪水事件可能比1998年和2018年洪水规模还要大。
  • 河南省新石器至夏商时期城邑与一般聚落空间关系研究
    闫丽洁, 鲁鹏, 陈盼盼, 张莉, 王霞
    2020, 40(02): 568-578.
      可视化   收藏
    以河南省新石器至夏商时期65座城邑与4095座一般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法、最近邻指数法、重心分析等GIS空间分析方法,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这4个时期对城邑与聚落的密度、空间分布集聚程度以及重心位移演变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1)河南省新石器至夏商时期城邑的分布与聚落的密度关系密切,有83.08%的城邑位于聚落密度较大的地区,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城邑几乎都分布在聚落密度较高的地方,只有少数城邑分布在聚落密度较小的地区;2)河南省仰韶时期至夏商时期城邑与聚落的集聚程度变化规律是一致的。集聚程度由高到低均为仰韶时期-夏商时期-龙山时期;3)河南省新石器至夏商时期聚落重心相对城邑重心分布在南面,聚落和城邑的重心均是在嵩山及其周边地区按逆时针方向移动,说明了河南省的文化核心区就在环嵩山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至夏商时期文化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河南省新石器至夏商时期城邑与一般聚落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城邑与一般聚落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是气候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双重影响下的结果。
  • 河南省内黄县河流地质考古研究
    司徒克, 秦臻, 刘海旺, 齐德淳
    2020, 40(02): 579-593.
      可视化   收藏
    河流地质考古学是基于地层研究河流和考古遗址之间关系的学科。近年来我们在河南省内黄县开展的河流地质考古研究揭示了黄河复杂的演化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古代人类活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2010～2016年我们在河南省内黄县3个全新世遗址(岸上、三杨庄和大张龙村)的地质考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研究区域内遗址的地层记录表明,许多考古遗址被深埋于地下,并可能影响了3000 a B.P.以来的河流沉积过程。我们在岸上遗址发掘了A、B、C、D共4处青铜时代的沟渠遗迹,这些沟渠的堆筑可能影响了后期的沉积过程并导致了遗址周边微地貌的改变;在三杨庄遗址识别出了多层不同时期的人为古土壤,包括新石器晚期、战国时期、汉代和唐代;在大张龙村发现了北宋时期黄河泛滥沉积物,其沉积过程可能受周边村落遗址的影响。根据测得的~(14)C年代和沉积层厚度,本研究进一步对这3处遗址的沉积速率进行了估算,并与前人对华北平原沉积速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这3处遗址所显示的沉积速率自3000 a B.P.开始显著增加,与对早期历史时期黄河河道沉积速率的估算结果相吻合。因此,基于遗址的地质考古研究能够为探索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大量信息。未来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基于考古遗址的河流地质考古研究,以深入探讨华北平原的自然沉积过程与文明演进过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