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城市间相互作用程度显著提高。本文基于长三角2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企业总部-分支联系视角下的长三角多尺度城市网络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从整体网络特征还是从节点的网络联系来看，基于企业内部组织的不同尺度城市网络均呈现出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长三角群内尺度网络联系和群外尺度网络联系均具有明显的层级性，网络层级越高，联系对数量则越少且参与的城市等级越高，同时受到距离与行政隶属约束越弱；长三角内部城市能够通过嵌入不同尺度的城市网络，显著地提升其城市高质量发展，同时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尺度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长三角内部城市主要通过城市网络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创新效应三种传导机制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道路网是大尺度空间的交通渠道和小尺度空间的社会联系桥梁，其时空复杂性涌现机制一直是多学科研究热点。分形是探索地理复杂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收集印度总人口数排名前200的县的道路网数据，挖掘各县道路网的几何与结构分形特征，分析几何与结构分形特征的统计相关性及空间异同配性。结果表明（：1）印度样本县道路网空间分布不均衡，保持南密北疏、沿海密度高于内陆的格局。南北方差异强于沿海-内陆差异，这与印度城市发展格局与城镇发展驱动力一致（；2）印度样本县道路网均具有显著的几何与结构分形特征。道路网盒覆盖几何分形维取值[1.229,1.857]，结构分形维取值[1.623,3.179]，体积和度体积结构分形维分别取值[1.941,3.539]和[2.410,3.822]，表明印度大部分县道路网建设以空间蔓延和稠化加密为主，立体化发展水平有待加强，特别是跨等级、多层连接的道路较有限（；3）高等级交通廊道区域联动效应较明显，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治共识的达成、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冠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计划”的陆续推出，可再生能源引领的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将对当前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能源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供需结构与市场投资格局，而且带来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塑。能源地缘政治涵义及其形态均相应地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能源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性，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地缘政治竞争，但围绕关键矿物材料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博弈可能加剧；能源转型将重塑能源秩序，化石能源出口国会受到显著影响，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者将获得更多的缘政治优势；电网互联及氢能可能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博弈的新领域，技术与标准的竞争将是博弈的重要内容。

<正>由中国现代出版社出版，董金社著《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一书，一经发行就吸引了不少历史、地理专业内和专业外社会大众的眼球。作为具有相同专业背景师生关系的笔者，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兹就本书的写作视角、章节核心内容以及本书特色做简要介绍。本书写作视角独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地理为历史舞台说”和“地理为历史角色说”两个方面，梳理了地理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自古历史、地理不分家，跨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科，也是站在历史进程演化的角度分析地理的空间变化，视角是地理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或背景，也就是“地理为历史舞台说”。而作者的独特视角就在于坚持“地理为历史角色说”，即地理是历史角色，

在大数据背景之下，基于黄山市旅游者微博签到数据，定量分析地理距离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空间分布上，本地旅游者倾向于在城镇中心集聚，短途旅游者分布较为均衡，长途旅游者呈现出向高等级旅游景区集聚的特征。（2）在景点选择上，黄山风景区和宏村景区的旅游吸引力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徽州古城的旅游吸引力则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不同地理距离的旅游者在黄山市景点等级的选择上有所不同。（3）地理距离会影响旅游者在酒店及餐厅的消费行为。在餐厅类型选择上，随着地理距离增加，旅游者对黄山本地美食餐厅的偏好愈加明显；在消费支出上，长途旅游者酒店和餐厅的消费支出均为最多。（4）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地理距离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有所差异：本地旅游者以放松休闲为主，短途旅游者则是观光与休闲结合，长途旅游者以观光体验为主。

为揭示2001—2020年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的时空演变规律，基于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收录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1—2020年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形势经历了三个阶段，阶段转折点与政治权力交替高度吻合；空间分布从“三角形”转变为“N字形”，形成了以卡拉奇、白沙瓦、奎达为核心的3大恐怖袭击聚集区，伤亡人数的密度值显著减小，但恐袭活动范围有所增大，且卡拉奇、奎达地区恐袭密度值下降不明显；不同阶段恐袭事件的空间自相关呈现分异性，原FATA、奎达聚集区聚类特征主要为H-H特征，而卡拉奇聚集区为H-L特征；使用爆炸物的恐怖袭击频次最多，近年来，对军事、警察和记者媒体的袭击开始增多；巴基斯坦恐袭事件的演变受认同因素、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因素等驱动，并被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势力利用，造成巴基斯坦恐袭事件范围不断扩大、中心城市成重灾区、影响愈发恶劣等后果。

回顾17世纪以来伦敦城市经济空间演变及其与城市发展战略变化的互动过程，识别推动伦敦城市持续转型升级动力，从产业和规划视角诠释伦敦成长为全球城市的转型。研究发现：(1)伦敦转型动力源自市场驱动和政策干预的共同作用，促使城市土地利用结构逐渐调整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1940年前市场驱动力较强，伦敦自发形成了由城市中心向外围人口密度与产业等级逐渐降低的空间结构。(3)1940年起城市经济空间结构随政策变化发生了三次明显转变：1940年伦敦实行去中心化战略，绿带限制内城土地开发，使人口产业外迁造成城市空心化；20世纪80年代起转向紧凑城市的发展策略，强调内城土地高效利用，内城经济得以复兴；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主旋律，建立外伦敦开发中心整合布局产业区、强化中央商务区功能以保障伦敦金融服务业优势，从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改善生产生活质量，巩固了伦敦世界金融中心与全球城市的地位。

以中国和东盟10国为研究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东盟贸易流网络，分析整体网络生长特征，揭示贸易节点关联与集散规律，进行核心-边缘角色、对等角色、中介角色识别。结果表明：(1)核心圈层新加坡、泰国、中国互动明显，中国逐渐占优；半边缘圈层国家周转频繁；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始终处于边缘圈层。(2)同一贸易流网络的行动者对等国家资源相互冗余，形成较强的竞争经济关系。文莱、柬埔寨、缅甸、老挝未曾担任中间人，中国、新加坡和泰国扮演中间人次数远超他国，更具资源把控话语权。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充当中间人次数较少，运转资源能力欠缺。(3)中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可利用冗余资源探查贸易流网络中现存贸易缺口，以获更多机会发掘贸易新市场，保留多元选择及时规避风险。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缺少冗余资源用以分散风险，缺乏贸易中介能力，参与贸易流网络运行能力匮乏。为缩小中国-东盟贸易流网络局部发育差距，分散中国、泰国权力中心；重视贸易流子网络的建设，缅甸、老挝对接中国西南省域，拉近边缘国家与关键中介国的距离；以中国、新加坡为据点，调整国别贸易布局，运用中介角色连接核心与边缘国家。

城市空间联系是城市群形态发育的基础。基于铁路客运大数据，从群内、群外视角探究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及其空间结构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1)三大城市群的群内联系均强于群外联系，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内外联系均以省内联系为主，但由于重庆直辖市对周边四川省所辖城市的强吸作用，使得成渝城市群群内联系中的跨省联系强于省内联系；但三大城市群的群内跨省联系强度远高于群外的跨省联系，意味着在内聚机制作用下，城市群内的城市更容易突破省界阻隔发生联系，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2)三大城市群的群内、群外联系强度分别在城市间距离0～100 km、0～300 km时达到最高，而且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间内外联系强度均遵循距离衰减律，但成渝城市群只有群外联系符合这一规律。(3)超大特大城市均主导着三大城市群的内外联系，相同等级城市间联系强度均与城市规模呈正比，形成“强强联合”效应，而跨级城市间联系强度与级数差呈反向变化。(4)在群内、群外及总联系视域下，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均呈多中心结构，不过，群外联系对前者的多中心结构具有强化作用，对后者却表现出一定的削弱作用；而成渝城市群在群内联系视域下呈“单核”形态，群外联系和总联系视域下均为“双核”结构，说明群外联系具有推动成渝城市群由“单中心”向“双中心”结构转变的功能。

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是地区间竞争的重点领域，而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地方化的重构，区域创新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会对地方化产生何种影响是经济地理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以长三角新材料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本文从IncoPat专利服务网站获取发明专利数据，对2000—2017年合作研发与专利转让网络中技术创新一体化与地方化的关系进行探究，主要结论如下（：1）空间结构上，两类网络中区域一体化程度与地方网络强度的空间格局高度相关，均呈现以“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组成的“Z”字形区域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2）技术创新一体化的推进能够促进地方网络强度的提升，而一体化与地方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这一方面肯定了新兴产业领域技术创新一体化对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说明早期的产业创新一体化中去地方化作用占据主导；但至一定程度后，高质量一体化进程能够倒逼地方新兴产业创新网络加速发展，并且一体化程度高的地区可率先发挥虹吸效应，利用外部资源推动再地方化进程。（3）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一体化进程是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交织的过程，地方借助一体化力量重塑地方产业创新网络特性成为关键。

基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村2009—2020年数据，运用“增长-消失”率、核密度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组合分类等方法对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淘宝村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以及现阶段的高速扩张期；但“消失/增长”呈现出“先陡再缓后陡”的“折线形”变化态势，表明消失的淘宝村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特点。(2)从空间特征来看，利用2014、2016、2018和2020年4个时间断面，发现中国淘宝村的“增长-消失”由“点状”发展成“带状”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扩展；在空间分布、集聚与关联上，2020年淘宝村“增长-消失”分布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北中南（沿海）集聚加深，热点集中冷点偏散”的格局。(3)从生存类型来看，东部地区淘宝村多为增长型，其次为低流动型，有少量地区为衰退型；中西部地区多为增长型以及低流动型，其次为高流动型、衰退型。(4)从影响因素来看，同质化竞争、行业内卷化、商户经营技能、电商转型、市场敏锐程度是导致淘宝村消失的主要原因，期待这一研究结果能为淘宝村在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和政府政策优化提供借鉴。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对海外地缘政治风险研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地区，地缘环境十分复杂，地缘政治事件频发。通过事件分析刻画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的等级，并分析其时空特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发现：(1)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总体稳定可控，但内部时空差异较大。菲律宾和缅甸的地缘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老挝、新加坡、东帝汶和越南较低，其他国家则处于波动状态。(2)印尼、柬、泰、马等四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内部事件影响高于其他五国，国家内部问题亟待解决；文莱、老挝、东帝汶、越南和新加坡等五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较高，内部环境相对较为稳定。(3)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远高于内部事件影响，其中外部事件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域内国家占比较低，主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研究结果为掌握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情况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水资源冲突是关系到区域安全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水资源时空分布变化导致水冲突问题呈现更复杂和更不确定态势。本文基于全球近百年来1 240件水冲突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立足资源科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理论，揭示出各地区水冲突的产生有其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的根源，进而从资源稀缺、流域国际化与国家间水权力不对称、水合作机制缺失与失灵三个角度剖析水冲突的原因。最后，从传统的技术、经济手段向国际关系、国际谈判的视角探求目前的解决机制，提出立足各地区自然、经济、历史特征和发展诉求，通过增进区域利益共享、开展综合流域规划、加强国际条约的执行力等措施探寻适合跨境水资源冲突的协调机制和解决方案。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实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长周期的过程，已有研究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策略的归纳总结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基于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地调研，归纳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以期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针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选择如下（：1）投资起步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确认区位选址工作、选择投融资模式和制定园区规划。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开发建设经验和东道国国情差异，区位选址工作的策略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协助和东道国政府主导；根据园区开发商的资金能力和东道国土地所有制差异，选择投融资模式的策略有企业独资、企业合资与政企合资三种；按园区开发商建设经验差异，在选择专业机构合作为园区制定园区规划时可分为倾向更好的合作基础与倾向更大的知名度两种策略。（2）开发建设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按园区开发商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与资金能力差异，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有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合作企业参与、外包策略三种策略；按园区开发商的招商引资能力的差异性，招商引资工作形成了开发商主导、政府支持及专业机构支持三种模式。（3）运营管理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完善运营管理工作和融入当地环境。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运营管理能力及东道国政策支持程度，完善运营管理工作的策略选择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运营商主导和政企主导三种；在融入当地环境的策略选择上，不同园区开发商的具体发展策略差异较大，但总的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参与和政府支持三种。

空间是人口学研究的固有维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已开始从空间视角探究人口问题。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的提升,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发展迅速,逐渐走向成熟化与体系化,成为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我国人口学在空间维度上的分析虽然已有"胡焕庸线"等经典成果,但具体到空间人口学这一学科进展方面,仍需对空间人口学中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并阐述空间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的关系。本文首先简述西方空间人口学的起源、发展与演化,并从分异与隔离、生育与死亡、迁移与城镇化、区域人口预测、人口与环境等5大主题对跨世纪以来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进行梳理。此外,本文归纳了空间人口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最后,对空间人口学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并对国内空间人口学研究提出建议。

电子商务成为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淘宝村的形成演化及其社会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保定市高家庄村为案例，采取实地调研法，解析“产业孤岛型”淘宝村演化过程及经营模式，阐述电子商务行为对村域空间的多维度重构作用。研究发现：（1）高家庄村从传统农业种植村向专业化淘宝村的转型共经历了四个时期：原始种植+贩卖废旧金属时期、“跑电梯”行业过渡时期、淘宝村爆发式形成时期、淘宝村平稳发展时期；（2）淘宝村内部主要有四种典型的从业与经营模式：数量多、分布广的“家庭网店模式”、数量少、规模大的“企业经营模式”、由个人经营的“纯贸易网店模式”、仅从事拆解工作的“行业工人模式”；（3）电子商务在空间维度上促进了产居空间渗透融合，改变了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空白用地的使用方式；经济维度上推动了“孤岛式”产业升级发展，加速了农村居民非农化就业创业，促进了区域内其他相关行业的衍生发展；社会维度上改善了农村关系，巩固延伸了从业人员的虚拟交往空间和实际交往空间；（4）高家庄村电子商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发展，淘宝村快速成型，但产业基础的限制使得淘宝村虽在村镇尺度上经营现状良好，在县域尺度上的空间扩散却不明显，乡村重构作用较小。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为厘清各方环境治理减排责任，实现农业水污染减排。基于中国31省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中国各省份基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收入者责任下的农业COD排放量，从区域和省份层面识别出农业水污染转移的主要路径，探讨中国各地区农业隐含水污染转移情况并提出水污染责任分配方案。研究表明（：1）农业COD存在明显的区域转移特征，在最终需求视角下，东北区域、中部区域和西北区域是三个最大的污染输出区域；在最初投入视角下，农业COD的转移主要发生在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等北方地区之间。（2）“黑龙江→广东”“河北→广东”和“辽宁→广东”是三条最大的消费侧农业COD净转移路径，“黑龙江→江苏”和“黑龙江→吉林”是两条最大的收入侧农业水污染净转移路径。（3）相较于方案A和B，方案C充分考虑作为收入者和消费者的污染责任，从整个生产链的角度更全面和科学地衡量了本地区应承担的水污染责任。建议使用科学的污染责任分配方案，加强区域间协调治理污染机制，强化不同类型地区的治理责任以减少水污染。

为了我国周边安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应充分认识阿富汗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土地承载力演变情况。本研究从膳食营养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研究了近六十年来阿富汗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变化情况，并根据未来不同情景，探讨了阿富汗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随着膳食营养需求和人口的增加，阿富汗地区土地资源已无法满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土地资源承载压力逐渐增加，已经由基本平衡阶段（1961—1978）和态势趋紧阶段（1979—1998），演变为人地矛盾突出阶段（1999—2019）。从三种膳食营养当量（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来看，阿富汗地区土地资源均处于超载状态，其中基于脂肪需求的土地资源承载压力最大。为了满足当地食物消费需求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阿富汗当局一方面应大力推行“毒改粮”政策并提高土地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引导合适健康饮食。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影响阿富汗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因素，以期为进一步缓解与改善阿富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及其人地关系提供参考。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从共生演化视角出发建立2002—2019年全球136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流网络矩阵，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贸易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由于择优依附机制的存在，全球贸易格局服从经典的幂律分布，由“平头”走向“陡尾”，产生小世界网络的群聚现象；(2)全球贸易网络结构从2002年以美、德为首的两大阵营向中、美、德三大国际级社团演化。同配效应推动着边缘国家和地区走向“抱团取暖”，继而通过“择优依附”逐步融入核心国家，推动全球贸易向更加具有开放性的局部世界演化；(3)政府间贸易协定作为政府“看得见的手”可以解释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变动的19.2%，说明国家间协同合作对于推动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具有积极影响；(4)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多边贸易协定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双边贸易协定。鉴于区域化贸易在疫情后各国加强制造业回流时会更加明显，各国政府之间签订多边贸易协定更符合经济复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势。

文章从新区域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出发，对比分析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城市发展策略的影响，认为城市营销由城市尺度逐步向区域尺度。通过对城市营销利用品牌引导空间价值分异的政治经济学解析，结合“城市外交”的理论框架，将中国城市营销的区域化转向解释为品牌流动。文章以沪浙边界的跨界飞地产业园（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为案例，运用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法，集中分析产业园利用“上海张江”这一品牌的城市营销过程，回答产业园如何通过本地塑造、异地移植、再本地培植实现跨界发展的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背景下的品牌流动受到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根植于城市的本地化特征，还具有可以异地移用的符号性与象征意义，品牌的再本地化是政策流动适配与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的关键。(2)中国城市营销的区域化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城市以“外交关系”的方式开展利益谈判不同，制度流动是实现地方品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3)地方品牌的区域一体化是城市政策、经济、文化、空间高度互嵌且充分流动的结果。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8—2019年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8—2019年，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大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且有向中、西部扩张的趋势。（2）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存在较强空间正自相关性，且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性强于异质性，“热点”区域（H-H类型）主要邻近东部沿海地区，“冷点”区域（L-L类型）则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3）根据回归结果，仅产业结构体现出了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程度、科技创新以及市场规模均呈现了负面影响。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我国旅游业碳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但其对外直接投资却呈现增长趋势，且其空间格局及其与日本出口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新的特点。本文从大洲和国家/地区两个尺度对日本21世纪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格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日本OFDI与其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1)2000—2022年，日本的OFDI全球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亚洲上升欧美下降”“欧美回升亚洲稳定”和“北美上升欧亚回落”三个阶段；美国一直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有所回落；(2)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差异：对东亚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对其出口有促进作用；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对其出口有替代作用；对北美的直接投资与其出口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日本对三大区域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差异和三大区域日资企业的采购来源差异可以解释三大区域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差异。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为我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参考。

以新加坡丧葬改革为例，探讨死亡和宗教背后的生态政治、情感矛盾和土地使用问题。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情感在塑造环境政治中的作用，但宗教与死亡作为一种社会情感力量却没有引起生态政治学的重视。本文认为死亡（包括丧葬和死亡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与生态政治现象的交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反映人类认知自然的精神景观（例如风水）；同时，如何定义“合适的”丧葬方式又是一个与自然、土地和情感相互纠结的权力博弈过程。本文首先阐述了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利用生态政治话语对华人传统丧葬及其仪式进行世俗化改革，使得“死亡”可以从宗教领域中脱离而被纳入国家环境治理与生命政治的框架内。其次，研究关注新加坡华人如何响应国家的丧葬改革（特别是海葬的推广）以及如何对丧葬背后的情感、宗教和伦理问题进行协商。本研究将死亡议题引入生态政治学研究，思考丧葬背后的生态政治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作为中东大国之一,亦是中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伊朗是"一带一路"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科学合理测度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可提升对伊朗国内发展态势的认知,对加强中伊政治经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丰富世界地理研究领域中东区域的典型案例。运用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数、重心分布、密度等指标,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偏移-分享分析法等研判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伊朗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原西北部、里海沿岸平原;人口密度整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人口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伊朗的人口流动以邻域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流动为主,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北部和西北地区,这也与人口重心在西北地区的空间路径依赖惯性趋势吻合;伊朗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化分异呈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人口密度较高和较低的区域均出现空间集聚特征,密度高高集聚区位于北部、西北部山地和德黑兰周边与中央高原交界处,且逐渐向东南方向延伸;密度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山地和西南地区,且变化甚微。

从高密度人居环境的社会经济成因与物质空间需求出发，结合土地开发强度与土地租金之间的互耦关系，以香港为例讨论城市低效用地的再开发问题。通过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对高密度人居环境的城市低效用地利用开展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在政府与资本高度互耦的城市土地再开发过程中，香港形成了由增长机器驱动的“财产型政府”机制。(2)尽管政府拥有土地开发的主导权，但受到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干预，并不能充分实现政府规划意图。(3)棕地、政府官地等未能高效利用的城市土地将成为潜在增量土地资源，同时征得多方利益主体的发展目标一致是利用这类土地的关键。文章通过阐释香港特区政府解决土地再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采取的对策以及治理收效，旨在论证香港特区政府规划中存在的得失经验，以期对中国同类高密度人居环境城市提供案例借鉴。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应用指数增长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2000—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胡焕庸线”西北半壁老龄化程度显著低于东南半壁；(2)年轻型、成年型区域不断减少，老年型区域呈现大幅度空间扩张，其中老年型Ⅱ期“核心-外围”分布特征明显，老年型Ⅲ期呈现近“L”形结构；(3)老龄化速度空间差异特征显著，2000—2010年快速老龄化区域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四川等省份，2010—2020年则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内蒙古等省份；(4)20年间，资源型城市、省会城市老龄化率逐渐高于非资源型、非省会城市；(5)基期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导性因素，经济因素对人口老龄化有双向影响，地形起伏度、净迁移率、自然增长率等因素与老龄化率负相关。

当今世界的死亡和不稳定大多由暴力冲突事件造成，且冲突空间被视为领土和网络嵌入性的结合停留在理念层面，因此，揭示其时空演变和探索冲突行为体的互动特征具有迫切的现实与理论意义。鉴于此，立足冲突空间的概念化，搭建“事件-网络”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核密度、趋势面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冷战结束以来阿富汗不同时期暴力冲突的“位置-方向-形态-关系（网络）”。研究表明（：1）冲突是人地关系错配形成的复杂系统。阿富汗冲突阶段性特征与地缘战略地位升降和行为体网络关联密切，“战斗季节”特征明显，低强度占据主导和主要。（2）冲突的空间格局形态受地形及其走向的裹挟与制约。阿富汗冲突受兴都库什山脉的影响，面域趋势为东北-西南向，“点-线-面”特征逐渐强化，冲突空间呈“O”形分布形态。（3）行为体“解网”与“结网”表征下的权力博弈与冲突密切相关。阿富汗国内行为体关联渐趋“解网化”，阿富汗政府-塔利班构成内部冲突核心“关系对”；域外参与主体“结网低”，且尚未形成社区网络互动迹象。研究捕捉了冲突空间如何将社会关系网络与地理位置背景相结合，以理解国家内部卷入持续冲突的方式，揭示冲突产生的空间社会性，加深对阿富汗“帝国坟场”空间发生机制的理解。

随着现代传播社会的发展,媒介成为参与建构目的地形象的重要力量。本研究选取在中国和美国发行量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报纸为研究样本,对其报道少林寺的内容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运用扎根理论、卡方检验,分析中美报纸媒介对少林寺形象表征的差异,归纳出历史文化、现代发展、主要人物、整体认知四个主要范畴。研究发现:美国报纸整体上侧重于表征少林寺的历史文化,凸显以少林功夫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形象,关注少林寺的国际化和商业化,强调与社会规范不符的主要人物形象,整体上塑造了一个复杂矛盾的少林寺形象;中国报纸侧重于表征少林寺的现代发展,突出历史文化的悠久和丰富多样性,关注国际化和商业化的同时更为关注少林寺旅游业发展,对主要人物既有批评质疑也有肯定赞誉,投射出一个举世闻名的少林寺形象。这种差异被总结为媒介对少林寺传统与创新之主观表达。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与陆地资源安全相比,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具有资源所有和开发收益的二分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错、可持续发展性等特点,而且传统安全手段和非传统安全手段作用于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传导路径不同。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这一特性更为鲜明,因此采取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对策大有所为。在此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中国南海为例,研究了中国面临的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和开发、利用、保护的安全困境,提出提高技术水平和开展科技合作、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资源合作、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等在军事、政治等方式外可以采取的非传统安全措施。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的世界遗产名录为数据源,运用数理统计与GIS空间分析的方法,揭示出意大利世界遗产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意大利世界遗产项目的入选时间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遗产项目呈集聚分布态势,主要在中北部平原、中西部沿海和南部岛屿;在时间分布上,意大利的世界遗产时间跨度较大,单个项目的延续时间较长,主要表现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属性特征上,与城市规划和宗教相关的项目占大多数,主要以历史城镇和乡村、文化景观公园和庭院、历史建筑(群)三种形式存在。最后总结出这些特征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中心城市和遗产保护情况有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郊区化带来的职住空间分离与机动化出行问题受到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界的广泛关注。汽车依赖已经成为大城市郊区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减少汽车通勤比例、鼓励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通勤,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兴趣点数据(POI)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通过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周边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长距离通勤对通勤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提升居住地的地铁站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控制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设施密度等措施有利于减少汽车出行,而建成环境特征差异对通勤方式的影响要大于对通勤距离的影响。通勤距离对通勤方式选择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步行和自行车通勤的影响最为明显。社区环境的提升应从增加设施多样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营造良好的步行、骑行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居民的绿色通勤行为。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以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属性、逐步开放的经济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日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程加快,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呈现出:直接投资流量稳步上涨;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央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等特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弥补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完善了GMS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GMS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GMS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未来中国对GMS国家投资不仅要关注东道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更要加大高新科技产业投资力度,注重投资的质量提升。

为了协助政府或企业对中部大城市港台游市场的预测、营销与管理,也为了验证人们对多个目的地旅游意象的差异是否导致他们对这些目的地旅游意愿的差异,文章以南昌市为例,分析、比较了中部大城市居民对港台两地的旅游意象和旅游意愿。对598位无港台旅游经历南昌市民的调查表明:香港的旅游意象优势多于台湾,就总体而言市民对香港的旅游意愿也显著强于台湾;市民对港台两地的旅游意愿和选择偏好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分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香港的多数旅游意象优势、劣势因子显著影响市民在港台两地中偏好香港的概率。这就从潜在游客角度证实了目的地之间旅游意象差异与旅游意愿差异的因果联系。香港、台湾应重视对中部大城市旅游市场的开拓,但两地的具体策略应有所不同。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大陆居民赴日旅游呈迅速增长的态势。2015年中国大陆成为日本最大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的统计资料,利用Excel和ArcGIS软件对日本都道府县中国大陆游客住宿人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大陆游客访日形成了"中部辐散、两翼齐飞"的空间分布模式,各都道府县相对于中国大陆游客明显地分化成热点区、温点区和冰点区;利用均值坐标散点图的方法,综合分析各都道府县中国大陆游客接待量和年均增速,可将日本各都道府县划分为:中国大陆游客的增长型重要目的地、稳定型重要目的地、增长型潜在目的地和待开拓的旅游目的地。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ESDA等方法,探讨2011年和2014年中国77个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演变,分析影响智慧城市发展的主因子。研究表明:(1)影响智慧城市空间差异的主因子动态变化不大,主要是综合实力因子;(2)中国地级以上智慧城市的总体水平空间差异明显;(3)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格局单极态势较明显、呈"梭"型结构;(4)智慧城市发展主要受到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对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政策影响及智慧文化,尤其是政策作用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