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和东盟10国为研究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东盟贸易流网络，分析整体网络生长特征，揭示贸易节点关联与集散规律，进行核心-边缘角色、对等角色、中介角色识别。结果表明：(1)核心圈层新加坡、泰国、中国互动明显，中国逐渐占优；半边缘圈层国家周转频繁；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始终处于边缘圈层。(2)同一贸易流网络的行动者对等国家资源相互冗余，形成较强的竞争经济关系。文莱、柬埔寨、缅甸、老挝未曾担任中间人，中国、新加坡和泰国扮演中间人次数远超他国，更具资源把控话语权。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充当中间人次数较少，运转资源能力欠缺。(3)中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可利用冗余资源探查贸易流网络中现存贸易缺口，以获更多机会发掘贸易新市场，保留多元选择及时规避风险。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缺少冗余资源用以分散风险，缺乏贸易中介能力，参与贸易流网络运行能力匮乏。为缩小中国-东盟贸易流网络局部发育差距，分散中国、泰国权力中心；重视贸易流子网络的建设，缅甸、老挝对接中国西南省域，拉近边缘国家与关键中介国的距离；以中国、新加坡为据点，调整国别贸易布局，运用中介角色连接核心与边缘国家。

基于2001—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纺织品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网络中心性，运用块模型方法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内部各国纺织品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并运用QAP方法对纺织品贸易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纺织品贸易网络密度显著提升，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始终处于纺织品贸易网络中心位置。(2)“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印度、泰国等核心国由内部型板块转为双向溢出板块且核心国之间存在纺织品贸易竞争关系。(3)影响因素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纺织品贸易网络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经济规模、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人口规模、文化近邻性以及地理距离。立足研究结论，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纺织品贸易网络格局，提出社会网络视角下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纺织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治共识的达成、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冠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计划”的陆续推出，可再生能源引领的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将对当前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能源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供需结构与市场投资格局，而且带来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塑。能源地缘政治涵义及其形态均相应地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能源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性，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地缘政治竞争，但围绕关键矿物材料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博弈可能加剧；能源转型将重塑能源秩序，化石能源出口国会受到显著影响，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者将获得更多的缘政治优势；电网互联及氢能可能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博弈的新领域，技术与标准的竞争将是博弈的重要内容。

乡村资源禀赋与资源组合模式及其商品化程度，影响乡村韧性经济体系的构建。利用传统文献阅读法和可视化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探索全球乡村资源商品化研究的热点与规律，并揭示其对我国乡村振兴实践的启示意义。研究发现：(1)农业是该领域的重要内容，“农业商业化”和“乡村空间商品化”为热点主题；(2)农业商业化多描述非洲农业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转变的过程，土地、劳动力、市场组织和资本等资源要素的投入影响农产品的产出效率，政府力量较少被提及。农业的商业化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减贫的有效工具；(3)多类型的乡村空间商品化强调乡村消费经济、文化景观等非物质的创新资源，与传统乡村资源构成旅游商品“集”；资本和政府权力是关键驱动因素，乡村空间商品化是西方乡村复兴的有效经济手段；(4)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变迁过程反映了不同社会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下乡村核心资源的战略变化与资源组合模式空间分布法则；(5)乡村资源商品化促进地方资源重组，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资源商品化要充分考虑地方经济水平和乡村所在区位，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资源；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职能。

为揭示2001—2020年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的时空演变规律，基于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收录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1—2020年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形势经历了三个阶段，阶段转折点与政治权力交替高度吻合；空间分布从“三角形”转变为“N字形”，形成了以卡拉奇、白沙瓦、奎达为核心的3大恐怖袭击聚集区，伤亡人数的密度值显著减小，但恐袭活动范围有所增大，且卡拉奇、奎达地区恐袭密度值下降不明显；不同阶段恐袭事件的空间自相关呈现分异性，原FATA、奎达聚集区聚类特征主要为H-H特征，而卡拉奇聚集区为H-L特征；使用爆炸物的恐怖袭击频次最多，近年来，对军事、警察和记者媒体的袭击开始增多；巴基斯坦恐袭事件的演变受认同因素、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因素等驱动，并被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势力利用，造成巴基斯坦恐袭事件范围不断扩大、中心城市成重灾区、影响愈发恶劣等后果。

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但其对外直接投资却呈现增长趋势，且其空间格局及其与日本出口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新的特点。本文从大洲和国家/地区两个尺度对日本21世纪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格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日本OFDI与其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1)2000—2022年，日本的OFDI全球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亚洲上升欧美下降”“欧美回升亚洲稳定”和“北美上升欧亚回落”三个阶段；美国一直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有所回落；(2)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差异：对东亚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对其出口有促进作用；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对其出口有替代作用；对北美的直接投资与其出口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日本对三大区域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差异和三大区域日资企业的采购来源差异可以解释三大区域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差异。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为我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参考。

从高密度人居环境的社会经济成因与物质空间需求出发，结合土地开发强度与土地租金之间的互耦关系，以香港为例讨论城市低效用地的再开发问题。通过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对高密度人居环境的城市低效用地利用开展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在政府与资本高度互耦的城市土地再开发过程中，香港形成了由增长机器驱动的“财产型政府”机制。(2)尽管政府拥有土地开发的主导权，但受到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干预，并不能充分实现政府规划意图。(3)棕地、政府官地等未能高效利用的城市土地将成为潜在增量土地资源，同时征得多方利益主体的发展目标一致是利用这类土地的关键。文章通过阐释香港特区政府解决土地再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采取的对策以及治理收效，旨在论证香港特区政府规划中存在的得失经验，以期对中国同类高密度人居环境城市提供案例借鉴。

回顾17世纪以来伦敦城市经济空间演变及其与城市发展战略变化的互动过程，识别推动伦敦城市持续转型升级动力，从产业和规划视角诠释伦敦成长为全球城市的转型。研究发现：(1)伦敦转型动力源自市场驱动和政策干预的共同作用，促使城市土地利用结构逐渐调整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1940年前市场驱动力较强，伦敦自发形成了由城市中心向外围人口密度与产业等级逐渐降低的空间结构。(3)1940年起城市经济空间结构随政策变化发生了三次明显转变：1940年伦敦实行去中心化战略，绿带限制内城土地开发，使人口产业外迁造成城市空心化；20世纪80年代起转向紧凑城市的发展策略，强调内城土地高效利用，内城经济得以复兴；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主旋律，建立外伦敦开发中心整合布局产业区、强化中央商务区功能以保障伦敦金融服务业优势，从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改善生产生活质量，巩固了伦敦世界金融中心与全球城市的地位。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其改革实践则重塑区域政治经济格局，是国内外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国内学界对国外行政区划改革的关注却相对不足。基于对英文文献的梳理，评述国外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进程与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合并与拆分是国外行政区划改革的两种主要模式，改革的动因研究、影响因素及绩效研究是现有研究的三个核心议题，而精确评估改革绩效、扩展研究视角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同时国外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也可为当前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区域发展的机遇与风险是现代社会中影响区域空间不均衡性、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立足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对话，分析不确定性在区域治理中的效应与影响，以广德（英德）产业园为实证案例，通过半结构访谈与文本分析法，解析城市企业家政府中发展与风险的伴随关系。结果表明：(1)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与科层制治理的国情背景下，省市关系是区域治理中应对风险、规避风险、善用风险的核心主体。(2)“效率-风险”是并行于“效率-公平”的一对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关系。(3)省政府在区域治理中发挥赋权城市发展并提供应对风险的托底保障功能，城市政府起到锐意发展、坚持本地空间积累优先的作用。本文通过建构风险社会的空间化分析框架，旨在将发展的不确定性引入地理学讨论，试图阐释中国语境下通过妥善应对不确定性而形成区域治理善治的原因。

住房价格空间分异影响地区平衡发展，在广佛全域同城建设的背景下，以广佛同城化地区为研究区域，以同城化发展为视角，对2014—2021年广佛住房价格的时空格局和同城化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利用实证模型分析广佛同城化发展与住房价格分异之间的关系，考察广佛同城化发展对缩小住房价格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广佛住房价格增长变化大致呈现住房价格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平稳增长3个阶段；广佛地区住房价格空间分布不平衡，广州住房价格高于佛山住房价格，两城市之间的住房价格差距不断增大，但差距增大趋势有所减缓，此外广佛住房价格呈现出不同等级特征；广佛同城化的发展影响广佛住房价格差距，与广佛发展差距关系密切，从而进一步影响广佛同城化的发展。

文章从新区域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出发，对比分析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城市发展策略的影响，认为城市营销由城市尺度逐步向区域尺度。通过对城市营销利用品牌引导空间价值分异的政治经济学解析，结合“城市外交”的理论框架，将中国城市营销的区域化转向解释为品牌流动。文章以沪浙边界的跨界飞地产业园（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为案例，运用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法，集中分析产业园利用“上海张江”这一品牌的城市营销过程，回答产业园如何通过本地塑造、异地移植、再本地培植实现跨界发展的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背景下的品牌流动受到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根植于城市的本地化特征，还具有可以异地移用的符号性与象征意义，品牌的再本地化是政策流动适配与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的关键。(2)中国城市营销的区域化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城市以“外交关系”的方式开展利益谈判不同，制度流动是实现地方品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3)地方品牌的区域一体化是城市政策、经济、文化、空间高度互嵌且充分流动的结果。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应用指数增长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2000—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胡焕庸线”西北半壁老龄化程度显著低于东南半壁；(2)年轻型、成年型区域不断减少，老年型区域呈现大幅度空间扩张，其中老年型Ⅱ期“核心-外围”分布特征明显，老年型Ⅲ期呈现近“L”形结构；(3)老龄化速度空间差异特征显著，2000—2010年快速老龄化区域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四川等省份，2010—2020年则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内蒙古等省份；(4)20年间，资源型城市、省会城市老龄化率逐渐高于非资源型、非省会城市；(5)基期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导性因素，经济因素对人口老龄化有双向影响，地形起伏度、净迁移率、自然增长率等因素与老龄化率负相关。

互联网搜索行为是用户需求和行为惯性在虚拟空间的直观表达，为长时间序列、大空间尺度旅游需求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以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乡村旅游9个关键词的百度指数为数据基础，利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需求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需求十年间总体呈“倒U”形变化形态，并表现出快速发展期、波动发展期的非线性阶段特征；年内呈现出“两峰两谷”变化特征，淡、旺季和周末效应比较明显。（2）乡村旅游需求整体上呈集聚分布状态，集聚效应随年际变化略有波动；局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递减格局，且此特征在十年间基本保持稳定。（3） 5个因子对乡村旅游需求时空特征有持续显著的影响，其解释力表现为地区生产总值>星级饭店数量>人口总量>公路密度>国家级乡村旅游点数量，其他因子解释力相对较低或年际变动较大。论文借助网络大数据从宏观层面揭示了乡村旅游需求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乡村旅游供需有效对接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对海外地缘政治风险研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地区，地缘环境十分复杂，地缘政治事件频发。通过事件分析刻画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的等级，并分析其时空特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发现：(1)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总体稳定可控，但内部时空差异较大。菲律宾和缅甸的地缘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老挝、新加坡、东帝汶和越南较低，其他国家则处于波动状态。(2)印尼、柬、泰、马等四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内部事件影响高于其他五国，国家内部问题亟待解决；文莱、老挝、东帝汶、越南和新加坡等五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较高，内部环境相对较为稳定。(3)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远高于内部事件影响，其中外部事件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域内国家占比较低，主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研究结果为掌握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情况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以新加坡丧葬改革为例，探讨死亡和宗教背后的生态政治、情感矛盾和土地使用问题。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情感在塑造环境政治中的作用，但宗教与死亡作为一种社会情感力量却没有引起生态政治学的重视。本文认为死亡（包括丧葬和死亡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与生态政治现象的交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反映人类认知自然的精神景观（例如风水）；同时，如何定义“合适的”丧葬方式又是一个与自然、土地和情感相互纠结的权力博弈过程。本文首先阐述了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利用生态政治话语对华人传统丧葬及其仪式进行世俗化改革，使得“死亡”可以从宗教领域中脱离而被纳入国家环境治理与生命政治的框架内。其次，研究关注新加坡华人如何响应国家的丧葬改革（特别是海葬的推广）以及如何对丧葬背后的情感、宗教和伦理问题进行协商。本研究将死亡议题引入生态政治学研究，思考丧葬背后的生态政治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实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长周期的过程，已有研究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策略的归纳总结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基于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地调研，归纳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以期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针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选择如下（：1）投资起步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确认区位选址工作、选择投融资模式和制定园区规划。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开发建设经验和东道国国情差异，区位选址工作的策略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协助和东道国政府主导；根据园区开发商的资金能力和东道国土地所有制差异，选择投融资模式的策略有企业独资、企业合资与政企合资三种；按园区开发商建设经验差异，在选择专业机构合作为园区制定园区规划时可分为倾向更好的合作基础与倾向更大的知名度两种策略。（2）开发建设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按园区开发商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与资金能力差异，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有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合作企业参与、外包策略三种策略；按园区开发商的招商引资能力的差异性，招商引资工作形成了开发商主导、政府支持及专业机构支持三种模式。（3）运营管理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完善运营管理工作和融入当地环境。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运营管理能力及东道国政策支持程度，完善运营管理工作的策略选择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运营商主导和政企主导三种；在融入当地环境的策略选择上，不同园区开发商的具体发展策略差异较大，但总的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参与和政府支持三种。

基于2010—2020年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省内和省外两个维度构建了山东省城市关联网络，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部关联网络呈现出多中心化、网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由以济南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济南、青岛双核心的格局，烟台作为第三极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但边缘城市网络地位呈现“马太效应”。（2）外部关联网络显示山东省已经跨区域建立起远距离、大规模的跳跃式联系。其中，山东省对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的集聚力相对较强，但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的辐射力相对较强。城市关联网络形成了青岛和济南双核心的发展模式，烟台的外部关联能力明显提升，其重要性开始凸显。（3）经济水平、创新能力、行政关系及地理邻近对当前城市间内外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省内以行政关系影响为主，交通则成为省外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的关键。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8—2019年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8—2019年，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大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且有向中、西部扩张的趋势。（2）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存在较强空间正自相关性，且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性强于异质性，“热点”区域（H-H类型）主要邻近东部沿海地区，“冷点”区域（L-L类型）则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3）根据回归结果，仅产业结构体现出了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程度、科技创新以及市场规模均呈现了负面影响。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我国旅游业碳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对2001—2020年环渤海地区港口效率进行测度和时空演化分析，并结合Theil-Sen中值趋势分析、Mann-Kendall检验和Hurst指数进一步探讨港口效率的未来趋势，最后利用Tobit模型对港口效率的驱动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港口效率整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先后经历了快速增长和增长缓滞两个发展阶段；(2)环渤海地区港口效率的空间差异总体趋于缩小，“山东-津冀-辽宁”顺时针递减格局逐步衰弱；(3)环渤海地区港口效率的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而区域内差异主要由山东沿海地区内部差异造成；(4)未来，环渤海地区港口效率的空间差异存在再次扩大的风险；(5)港口功能、港口空间竞争和交通运输能力是驱动环渤海地区港口效率时空演化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水平和腹地经济属于次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