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与城市运转日益加深的嵌合推动着城市的平台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相关话题受到“数字转向”的西方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关注。本文对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对未来国内研究的展望。总体而言，平台城市主义强调平台与城市构成了相互紧密联系的嵌合共生体关系，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1)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既关注技术资本主导下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平台化及其问题，又强调多元行动者可以结合平台的运作特性加以应对；(2)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重点探讨居民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平台化社交联系和流动性，揭示其具有的复杂动态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多元体验和价值。可见，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关键，在于把握平台中介作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过程、意义及影响。中国城市的平台化进程正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然而，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共性总结和规律探索，忽视了平台与城市运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平台的非经济价值。因此，通过借鉴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成果，国内人文地理学可以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平台城市现象及议题。

<正>华东师范大学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团队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孙斌栋教授为核心,由张维阳副教授、张婷麟副教授、李琬副研究员、尹春副研究员、古荭欢助理研究员、林柄全讲师以及人文地理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组成。团队长期从事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致力于城市空间结构原创理论的构建与中外比较,聚焦于三大研究主题:1)探索建成环境对于交通出行、健康、幸福感、社会资本的影响,发现了城市空间紧凑度影响宜居宜业环境的倒“U”型规律和多尺度作用机制,努力为紧凑城市理论的中国化和普适化做出原创贡献;2)致力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和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绩效研究,提出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理论体系,为优化大城市空间治理、促进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和深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3)从行政区划角度探索城市治理体制的创新,为城市治理提供了行政区划改革的新思路,为城市群协同治理提供了共赢机制建设以及体制和科技双维创新的新路径。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是体现、调节和塑造地缘政治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移民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于理解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移民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议题，认为：(1)移民地缘政治强调移民与流动性作为塑造和承载地缘政治力量的主体，重点分析移民相关的实践和地缘政治在不同尺度下的相互作用。(2)作为对传统民族国家分析尺度的突破，移民地缘政治将超国家实体、城市、家庭、身体等纳入了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议程，是对移民治理、地缘政治实践变化的回应，也受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启发。(3)难民、边境工作、劳工、离散族裔是目前讨论较多的四个研究议题，它们从不同维度丰富了移民如何作为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的理解。本文认为国内地理学应该更加关注移民多尺度、多主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与地缘政治过程的关系。

从识别地理环境脆弱状态与机制，到强化社会—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已成为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保障新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主流领域研究进展、转型趋势与挑战，并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转型的主要议题和途径。本文认为脆弱性与恢复力整合的转型，是研究体系的不断深化与交互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可持续性科学在社会与环境互馈适应机制的理解。面对社会—生态系统多过程交互的复杂特征，脆弱性与恢复力定量模型亟需优化，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结果有待与适应性管理实践对接。而整合脆弱性与恢复力框架的系统要素空间特征识别、演化过程刻画、交互关系定量和数理模拟等分析途径，可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机制复杂性、应用实践困难等诸多挑战提供研究范式和方法借鉴。

面对全球复杂多变的环境，提升社区恢复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社区恢复力在近20年发展中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需要对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社区恢复力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首先，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01—2021年的国内外社区恢复力发文情况、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划分了社区恢复力研究领域演变的三个阶段，分析概括了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其次，针对社区恢复力在发展中以框架、评价、影响因素和建设管理为主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述评。继而基于其概念内涵、核心内容和相关框架的综合思考，提出了聚焦可持续科学领域的社区恢复力研究基本逻辑框架。最后，立足目前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和发展困境，提出未来议题需要强调从多学科融合方法体系构建，多领域整合和注重中国地方化实践以强化和深入未来社区恢复力领域研究。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是易地扶贫搬迁和城乡融合的有机契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是城乡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以搬迁户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搬迁户生计资本→搬迁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以西宁都市圈为研究靶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1)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促进搬迁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却导致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减少；搬迁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强，但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却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减弱。(2)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化了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具有正向作用；金融资本对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对其他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作用。(3)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改变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20、0.075、0.071、0.066和0.138。(4)增加搬迁户生计资本总量是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的长远之计，优化搬迁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当务之急。

适应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乡村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转型适应性为传统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面向乡村振兴的优化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8年乡村适应性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2)近30年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空间出现分化特征，适应性水平呈现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3)农业经济转型低效与医疗保障压力阻碍乡村恢复力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农业技术支持有限提升了乡村转型适应性。(4)未来发展中应兼顾生态治理与农业经济转型效益，加强有效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加强生态宜居建设。

生活圈规划已成为精准配置公共资源、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既有生活圈研究与规划实践多以个人角度出发，缺乏从家庭视角考察人们使用生活圈的规律。本文基于对上海市家庭的问卷调查，考察家庭日常活动类型、时距、频率和出行方式等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含“社区生活圈—补充生活圈—过渡生活圈—通勤生活圈”的四级家庭生活圈体系，识别出四类典型家庭生活圈使用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生命阶段、职住关系、居住区位和社区生活圈设施环境家庭的使用模式的差异特征。本文丰富了家庭视角的生活圈研究，对指导生活圈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省内迁移逐渐成为国内迁移流动主导模式的城镇化中后期阶段，本文以福建省为案例地，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五年间”迁移口径的省内跨县（市、区）迁移O-D流数据，综合运用迁移率指标和社区发现算法，开展了福建省内跨县（市、区）迁移的空间结构研究。结论如下：(1)福建省内迁移整体进入活跃性的同时，不同迁移地域类型间存在分异。(2)迁移流勾绘的迁移网络在空间上形成了多样化的迁移组合；迁移网络进一步塑造了跨地市迁移圈的福宁南、厦漳迁移圈，以及本地市迁移圈的泉州、莆田、三明、龙岩迁移圈。(3)基于福建省的实践，凝练了跨都市区的层递迁移、跨都市区的链式迁移、都市区内的多点迁移和都市区内的向心迁移4种空间结构类型。

随着“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确立，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租房需求成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基于金额、压力、意愿、差距四项指标从不同维度评价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运用GIS空间统计工具考察其在全国283个城市间的空间格局，通过多层线性模型从城市和个体两个层面识别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整体偏低，金额少、压力轻、意愿低、与城市租房市场差距大，城市间分布呈现显著空间分异，综合水平高的城市集聚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综合水平低的城市集聚于东南沿海大城市带；流动人口租房消费主要受流动距离、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等个体属性影响，流入城市在人口结构、公共服务、住房成本等方面的特征通过改变购房意愿和能力而影响个体属性对租房消费水平的作用；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外来者友好的社会氛围使有购房意愿的流动人口节省租房开支；高房价使有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将消费重心转向租房，使跨省流动人口在租房消费上更趋保守谨慎。

在金融风险多点爆发的背景下，以防控地区金融风险为目标，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测算并分析我国各省域和东、中、西及东北四大板块的金融风险水平、空间差异及变动特征。得出：(1)各省金融风险水平存在“东高西低”的区位特征，其中，北京、福建和上海的金融风险虽高、但呈下降趋势；(2)地区金融风险空间差异有一定扩大态势，且板块间差异是主要来源，这给金融风险联防联控带来较大阻力；(3)地区间金融风险存在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再向北的空间扩散特征，但HL和LH型集聚区数量不断增加，证明了当前金融风险空间差异主要表现在邻近地区间；(4)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房地产泡沫是全国总体和东部地区金融风险空间差异扩大的主要成因。

本文基于2016—2020年的创业投资事件数据，分析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的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探究多维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文化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各阶段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创业投资城市网络具有投资阶段后倾的特征，创业投资在早期阶段高度集中于高行政等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后期阶段虽有更多地级市参与，但仍主要围绕北京、上海和深圳产生联系，网络的中心性更强。(2)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各阶段创业投资城市网络均有显著作用且影响大小存在阶段性差异，而文化邻近性影响不显著。(3)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分别在早期和后期阶段对地理邻近性产生替代效应。

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地理环境独特而复杂的区域，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印度“东向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叠区，该区域被认为是中印地缘经济利益交汇区。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刻画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充分。因此，基于2002—2020年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贸易进出口数据，本文运用HM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层面对比了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结果表明：(1)在经济依赖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其中不丹和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最高，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2)在贸易强度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偏低，而与印度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较高，其中缅甸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密切，而尼泊尔和不丹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最紧密。(3)在贸易网络中，中印两国处于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位置，形成了以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为组群，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为组群的两个组团。

随着陕北能源富集地区的不断发展，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空间分布不合理、发展潜力受限、河谷生态环境受损等人地矛盾问题日益凸显。为改善黄土丘陵沟壑区“川道填充式”的发展模式，提出“次沟”空间作为河谷型城镇城乡边缘发展区的重要战略价值。基于无定河研究区内45条次沟样本的人居环境数据，对次沟人居发展程度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并借助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定河研究区川道两侧的次沟在人口集聚程度、用地构成比例以及经济产出水平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层级差异性，其人居发展程度可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3个等级水平；次沟纵深长度、次沟分叉的支毛沟数量、次沟中的企业数量、公共交通设施数量、绿化覆盖率等是影响次沟人居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交互综合作用的解释力更强。最后，构筑次沟相互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并针对不同发展程度和条件的次沟提出差异化的规划对策建议。

集装箱运输作为铁路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调整运输结构，支撑运输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利用铁路集装箱办理站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及社区发现算法探究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后的运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结论：(1)办理站数量和运量增加明显，后者增长表现出滞后性和均衡化特征，铁路集装箱运输正为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防城港、乌鲁木齐等沿边城市重要性提升，正逐渐形成以环渤海运输网、东部次级运输网、西北运输网、西南运输网为主要架构的层级性运输网络。(2)运输主干网络由昆明、防城港、昌吉、石河子、营口等城市构成，且全国范围内“区域—门户”结构明显。功能上，重庆、成都、昆明“桥梁”作用显著，乌鲁木齐、昌吉等城市中转功能明显。(3)组团特征空间邻近性特征与空间跳跃性特征同时存在，但破碎化、分散化趋势明显；经济联系正成为组团形成的主要动力，但地理隔阂对运输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合理调控站点数量与布局、针对性强化城市运输功能等举措有助于调整运输结构，构建高效物流体系。

基于2014—2021年山东省“淘宝村”空间数据集，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和Cartogram方法刻画县域尺度下山东省“淘宝村”的空间分布与集聚、关联特征，并以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山东省“淘宝村”空间分布为集聚型，边缘效应凸显，呈现出“全域相对较少、鲁西南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2)“淘宝村”的时空演化过程呈现沿“东北—西南”方向轴向扩散、集聚密度不断增强的特征，集聚模式由“双核”到“集聚轴带”再演变为“以线织网”。(3)邻近县域单元“淘宝村”的数量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逐渐趋向一体化。(4)电商环境支撑是影响2020年“淘宝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

乡村生活场景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旅游中，乡村生活场景如何影响游客的情感体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设计眼动实验，将眼动指标和问卷数据相结合，分析游客在观看无/简单/复杂三种乡村生活场景类型时的情感体验，同时考察怀旧感知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发现：(1)简单乡村生活场景会显著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2)复杂乡村生活场景对游客怀旧感知与情感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3)怀旧感知在乡村生活场景与游客情感体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建议在乡村旅游的宣传设计中，应当意识到乡村生活场景作为视觉怀旧刺激的重要性，并考虑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平衡，以求既能充分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又可以帮助游客获得较高的情感体验。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本文基于2011—2021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4个县域数据，从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来构建旅游城镇化驱动区域共同富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现状延续型、产业经济发展型、社会文化发展型、生态环境保护型、综合发展型五种不同发展情景，评估人均GDP、每万人普通学校在校人数、旅游目的地承载力、城乡人均收入比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预测2022—2035年共同富裕指数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1)历史数据与模拟数据绝对值误差不超过10%，表明该模型具有有效性；(2)在五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各系统的代表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3)综合发展情景下共同富裕指数的仿真结果最优，在2035年能够实现该片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旅游仪式感是满足旅游者深度精神体验需求的重要途径，但对其内涵维度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科学有效的测量指标，限制了后续的理论发展。本文从旅游仪式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一个更加综合、更具包容性的旅游仪式感定义，并通过质性研究，识别出旅游仪式感的六个属性维度：象征性、场域性、形式性、反结构性、区分性、隔离性。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包含22个题项的旅游仪式感量表，并对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了旅游仪式感的抽象本质，弥补了以往旅游仪式感概念界定模糊与遗漏的缺点，为未来深入开展旅游仪式感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技术保障。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旅游作为当前传统村落开发的重要方式，直接给当地农户的生计类型选择带来深刻影响。文章以湖南省古丈县默戎镇龙鼻嘴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对政府和企业的走访，以及入户调查获取数据，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墨戎苗寨”旅游开发中结构和制度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导致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发展使农户生计策略发生转变，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农户生计组合形式；(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传统纯农型和半工半农型6种类型农户；(3)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转型意愿均存在差异；(4)“墨戎苗寨”形成了在政府和企业外部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