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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d Land Geography >

2024 , Vol. 47 >Issue 8: 1420 - 1430

DOI: https://doi.org/10.12118/j.issn.1000-6060.2024.030

Regional Development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oupling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 Miaomiao LIU ,
  • Weido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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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Shaan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5

  Revised date: 2024-02-29

  Online published: 202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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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drive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 turn, rural revitalization enhances new urbanization. These processes are interdependent,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crucial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elects ten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2010 to 2021. Utiliz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project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mploys a coupling-collaboration model to assess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Moreover, it proposes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a consistent upward trend i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studied c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In 2021, Xi’an City, Yulin City, and Baoji City ranked the highest in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hile Hanzhong City, Tongchuan City, and Ankang City ranked the lowest. Conversely, Yulin City, Shangluo City, and Weinan City achieved the top scor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hereas Tongchuan City, Xianyang City, and Baoji City had the lowest scores.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across the province generally met the criteria for a high coupling degree in 2021, with Xi’an City and Yulin City exhibiting a strong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Shaanxi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Miaomiao LIU , Weidong WU .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oupling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4 , 47(8) : 1420 -1430 . DOI: 10.12118/j.issn.1000-6060.2024.030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以来，中国城镇化率持续提高[1]，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到有效发展。但与此同时半城镇化现象、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此，2018年国家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指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深度耦合的重要性[2]，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3]。由此可见，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是中国着力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矛盾、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必由之路。
以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2个方面。第一，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内在机理及实践路径的探讨。首先，内在机理方面，俞淼[4]认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能够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优质的城市要素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刘依杭[5]从经济、社会、治理、生态、产业5个层面论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其次，实践路径方面，杨佩卿[6]以陕西为研究对象，指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推进的路径，并进一步提出在新时期新阶段协调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刘双双等[7]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思路：以县域先行为基础，逐步整体推进；注重地方责任强化，完善激励机制；把治理并轨作为重点，以互利共赢。第二，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是以构建相关指标体系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研究。张海朋等[8]通过趋势面分析法等量化工具对区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探讨，李俊蓉等[9]通过极差法等量化工具分析中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此外，部分学者还对影响耦合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例如徐雪等[10]采用Tobit模型，张海朋等[8]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尹君锋等[11]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量化工具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的影响因素。总的来看，关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性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理论性探讨占较大比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定量化的探讨较少，此外，涉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的相关研究不多。陕西省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省份，研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有利于提高陕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周边省份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拟选取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分别测算2010—2021年两者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和分析两者耦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

1 作用机理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中国当前着力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矛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两大战略虽然在不同的时间提出，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图1）。
图1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Fig. 1 Intrinsic mechanism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方面，城镇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使优质的城镇资源流入乡村，从而促进乡村的发展进步。第一，产业经济城镇化使人力、科技等资源要素流动到乡村产业当中，通过对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以及促进产业可持续化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第二，生态环境城镇化过程中可以为乡村带来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而且还可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改善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乡村生态宜居。第三，社会服务城镇化通过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乡村教育提供条件，同时为乡村居民自我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社会氛围，有利于居民素质的提升，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12]。第四，人口城镇化为乡村带来包括人力、技术在内的必要可支配资源，让更多科技人员和创业者下沉到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提供相关资源[13]。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城镇化也会对乡村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乡村人口流入城镇，劳动力减少导致乡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严重。第五，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镇资源和公共服务逐渐向乡村延伸，乡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升，为改善乡村治理提供条件，促进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又能够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第一，乡村产业兴旺过程中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二，乡村生态宜居有利于促进美好乡村的建设，从而为城镇生态宜居提供绿色空间与生态支撑，推进生态环境城镇化建设。第三，乡风文明能够推动乡村文化教育建设，进而提高乡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促进居民文明素养提高、社会风气改善，有利于优化社会服务人员水平和能力，推动社会服务城镇化质量提高。第四，乡村生活富裕在保障乡村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同时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导致更多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购买住房、学习、创业等，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五，乡村治理有效有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打破城乡治理壁垒，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总面积20.6×104 km2。截至2022年末，陕西省下辖10个地级市（其中省会西安为副省级市），常住人口3.956×107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14]。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陕西省发布《2023年陕西省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任务》等重要文件，并提出必须将健全城乡耦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十县百镇千村”创建工程、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等举措落到实处。

2.2 指标选取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强调城镇空间界限、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的扩张，新型城镇化侧重产业、生态、治理等方面的优化改进，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城镇化质量。目前国内学者已有大量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其中，主要从经济、生态和产业等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15⇓⇓-18]。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相关概念和特点[19]，参照以往研究成果并结合陕西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产业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服务-人口-城乡一体化”5个子系统，并选取若干具体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1）。产业经济城镇化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地区经济增长情况。选取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征经济增长情况，选取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表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情况。生态环境城镇化是检验城镇生态改善的一项重要指标。选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表征城镇人均绿色空间情况，选取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表征城镇环境保护情况。社会服务城镇化的内容涵盖了医疗、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表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选取城镇医疗服务水平表征城镇医疗资源水平，选取城镇人口人均建设用地表征城镇人均土地占用情况，选取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表征文化教育服务情况。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选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表征城镇人口整体发展情况，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表征城镇人口就业情况。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城乡融合发展情况，这里主要侧重城乡经济融合层面。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和消费比表征城乡居民经济差距。
表1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Tab. 1 Measur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Shaanxi Province

目标层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指标属性
新型城
镇化		 产业经济城
镇化		 人均GDP/元 正向
人均财政收入/元·人-1 正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1 正向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正向
生态环境城
镇化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1 正向
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104 t 正向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正向
社会服务城
镇化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103户 正向
城镇医疗服务水平/床位·(104人)-1 正向
城镇人口人均建设用地/m2·人-1 负向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104人 正向
人口城镇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正向
城乡一体化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负向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负向
乡村
振兴		 产业兴旺 乡村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kW 正向
农业劳动生产率/% 正向
生态宜居 乡村卫生厕所覆盖率/% 正向
乡村绿化率/% 正向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正向
乡风文明 乡村人均受教育年限/a 正向
乡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 正向
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
以上学历比例/%		 正向
生活富裕 乡村人均纯收入/元 正向
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负向
乡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辆 正向
治理有效 乡村人均道路面积/m2 正向
乡村每千人卫生技术人数/人 正向

注：在此指标体系目标层下乡村振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指标都是城比乡。

另外，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内涵，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1）。产业兴旺是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选取乡村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表征农业科技条件，农业劳动生产率表征农业生产效率。生态宜居是检验乡村生态环境是否适合居住生活的重要指标。选取乡村卫生厕所覆盖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表征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情况，选取乡村绿化率表征乡村绿地情况。乡风文明是评价乡村精神文明和居民素质的基本依据。选取乡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表征乡村居民总体素质情况，选取乡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表征乡村对综合素质提高的投入情况。生活富裕反映了乡村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基本状况。选取乡村人均纯收入表征乡村居民财富情况，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表征乡村居民消费情况，乡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表征乡村居民出行工具拥有量情况。治理有效是衡量乡村社会服务水平和自治能力的重要指标。选取乡村人均道路面积表征乡村交通情况，乡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数表征乡村医疗资源情况。

2.3 数据来源

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21年面板数据，数据资料来自《陕西统计年鉴》和陕西省各地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在陕西省各地级市官方网站依申请公开获得。其中，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齐。

2.4 研究方法

2.4.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计算过程客观且逻辑简洁、易于操作。因此，引入熵值法分别对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量。测算过程如下：
y i j = x i j - m i n   x i j m a x   x i j - m i n   x i j
y i j = m a x   x i j - x i j m a x   x i j - m i n   x i j
式中： y i j为第 i个地级市第 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 x i j为第 i个地级市第 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m i n   x i j为第j个指标评价样本中的最小值； m a x   x i j为第j个指标评价样本中的最大值。另外，归一化之后的数值含有负数，不能直接采用熵值法，需要对归一化后的数值进行平移处理，以消除负值对测算结果的影响。由此，得到最终的归一化值 Z n t k为：
Z n t k = Z n k × Z t k
式中： Z n k为对象和指标两属性的标准化矩阵； Z t k为时间和指标两属性的标准化矩阵。
Y n t k = Z n t k ∑ n = 1 N ∑ t = 1 T Z n t k
e k = - 1 l n ( N T ) ∑ n = 1 N ∑ t = 1 T Y n t k l n ( Y n t k )
d k = 1 - e k
W j = d j ∑ j = 1 n d j
U = ∑ j = 1 n W j y i j
式中： Y n t k为特征权重；N为第几个地级市（N=1, 2,…, n）；T为时间（T=1, 2,…, t）； e k为第 k项指标的熵值； d k为信息效用值； W j为第 j项指标的评价指标权重；U为综合得分。

2.4.2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模型是研究事物协调发展水平的一种模型工具，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进行测算分析。测算过程如下：
C = 2 U 1 U 2 U 1 + U 2 2
Q = α U 1 + β U 2
D = C × Q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U1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U2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Q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α与β为两者相对重要程度系数，且其数值的相对大小不会影响2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趋势。由于城镇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相比乡村反哺城镇的效果大[20]，因此，α值为0.6，β值为0.4；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亦在0到1之间。参考已有研究[20]，划分耦合协调度评定等级（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评定等级划分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evaluation level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取值范围 等级 协调类型
D=0.0 无序发展 严重失调
0.0<D≤0.4 低程度耦合 严重失调
0.4<D≤0.5 中度耦合 基本失调
0.5<D≤0.8 较高程度耦合 基本协调
0.8<D<1.0 高度耦合 高度协调
D=1.0 极度耦合 高度协调

注：D为耦合协调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通过熵值法测算出2010—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将测算结果可视化处理（图2~3）。此外，由于文本篇幅限制，仅将2021年测算结果制作为表格（表3~4）。
图2 2010—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注：该图基于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陕S(2021)02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Fig. 2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1

图3 2010—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Fig. 3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1

表3 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Tab. 3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2021

地区 得分
产业经济城镇化 生态环境城镇化 社会服务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 综合
西安市 0.2500 0.1281 0.1314 0.1502 0.0715 0.7358
铜川市 0.1357 0.1491 0.0042 0.0711 0.0018 0.3725
宝鸡市 0.1478 0.0827 0.0650 0.0777 0.1034 0.4803
咸阳市 0.1239 0.0513 0.0722 0.1414 0.0314 0.4122
渭南市 0.1200 0.0399 0.0747 0.0599 0.1044 0.4022
延安市 0.1676 0.0250 0.0444 0.0819 0.0831 0.4120
汉中市 0.1219 0.0497 0.0610 0.0662 0.0810 0.3842
榆林市 0.2068 0.0671 0.0654 0.0396 0.1196 0.4985
安康市 0.1062 0.0902 0.0510 0.0544 0.0664 0.3688
商洛市 0.0457 0.1156 0.0370 0.0949 0.0984 0.3773
表4 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Tab. 4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2021

地区 得分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生活富裕 治理有效 综合
西安市 0.1325 0.1557 0.1537 0.0705 0.1171 0.6295
铜川市 0.0701 0.1108 0.1161 0.0079 0.1233 0.4282
宝鸡市 0.0510 0.0836 0.1588 0.0251 0.0452 0.3637
咸阳市 0.0031 0.1100 0.1222 0.0456 0.0892 0.3701
渭南市 0.1286 0.1518 0.1704 0.1115 0.2461 0.8084
延安市 0.1067 0.1121 0.1448 0.0449 0.0955 0.5039
汉中市 0.0798 0.1110 0.1458 0.0539 0.1197 0.5101
榆林市 0.1034 0.2326 0.2322 0.1444 0.2315 0.9441
安康市 0.0555 0.1749 0.0316 0.0718 0.1813 0.5151
商洛市 0.1367 0.1537 0.4596 0.0612 0.0955 0.9067

3.1.1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根据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来看，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为0.4444，相比2010年的综合得分均值0.1467有了大幅度提升。这说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经过陕西省各地级市的贯彻落实取得了良好效果，推动了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2021年西安市（0.7358）、榆林市（0.4985）、宝鸡市（0.4803）处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前三，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汉中市（0.3842）、铜川市（0.3725）、安康市（0.3688）。可以看出，除了得分最高的西安市（0.7358），陕西省其他各地级市之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较为均衡，基本维持在0.3688~0.4985之间。结合现实情况来看，这主要是因为西安市作为省会城市，在产业升级、社会服务、人口红利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比其他地级市更有优势，所以新型城镇化发展迅速。安康市由于全域规划编制落后、产业支撑明显不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等问题阻碍了该市新型城镇化发展[21-22]，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
从各指标来看，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中：产业经济城镇化得分最高的为西安市（0.2500）、最低的为商洛市（0.0457）；生态环境城镇化得分最高的为铜川市（0.1491）、最低的为延安市（0.0250）；社会服务城镇化得分最高的为西安市（0.1314）、最低的为铜川市（0.0042）；人口城镇化得分最高的为西安市（0.1502）、最低的为榆林市（0.0396）；城乡一体化得分最高的为榆林市（0.1196）、最低的为铜川市（0.0018）。

3.1.2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根据计算的数据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来看，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为0.5980，相比2010年的综合得分均值0.2354有了大幅度提升。这主要得益于2010—2021年，陕西省培育建设了1000个标准化新型农村社区，并且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对标新时代“三农”工作，助力陕西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提高。2021年榆林市（0.9441）、商洛市（0.9067）、渭南市（0.8084）处于陕西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前三，铜川市（0.4282）、咸阳市（0.3701）、宝鸡市（0.3637）处于排名后三位。可以看出，得分最高的地级市为榆林市（0.9441），高出综合得分均值0.3461，领先其他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合现实情况来看，这主要是因为榆林市在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振兴“个十百”示范创建工程，截止2023年8月已经投资建设了乡村振兴示范镇5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236个，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榆林市乡村振兴发展。宝鸡市在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方面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痛点、难点，具体表现为乡村人才流失、干部队伍建设落后、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23⇓-25]，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薄弱。
从各指标来看，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中：产业兴旺得分最高的为商洛市（0.1367）、最低的为咸阳市（0.0031）；生态宜居得分最高的为榆林市（0.2326）、最低的为宝鸡市（0.0836）；乡风文明得分最高的为商洛市（0.4596）、最低的为安康市（0.0316）；生活富裕得分最高的为榆林市（0.1444）、最低的为铜川市（0.0079）；治理有效得分最高的为渭南市（0.2461）、最低的为宝鸡市（0.0452）。

3.2 耦合性测算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原理，测算2010—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并将测算的结果通过折线图进行展示（图4）。
图4 2010—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发展阶段变化趋势

Fig. 4 Changing trend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haanxi from 2010 to 2021

从图4可以看出，2010年陕西省部分地区耦合协调度指数未超过0.4，分别是延安市（0.3934）、西安市（0.3916）、铜川市（0.3824）、渭南市（0.3702）、榆林市（0.2803），与中度耦合存在一定差距，属于严重失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扶持，陕西省内达到较高程度耦合和高度耦合的地区逐年增加。到了2021年，陕西省全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指数都达到了较高程度耦合标准，实现基本协调。此外，有2个地级市达到了高度耦合，分别是西安市（0.8314）和榆林市（0.8020）。可以说，经过2010—2021年的变化和发展，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进入了协调发展新阶段。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2010—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耦合性在不断提高，但是只有部分地级市达到了高度耦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26]，城乡协调发展需要结合城镇和乡村的优势，加强资源要素互补，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加大对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之间资源要素流动，助推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比2010年有了大幅度提升。具体而言，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为0.4444，相比2010年的综合得分均值0.1467明显增加。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为0.5980，相比2010年的综合得分均值0.2354有了大幅度提升。
（2） 2021年陕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是：西安市、榆林市、宝鸡市，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汉中市、铜川市、安康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是：榆林市、商洛市、渭南市，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铜川市、咸阳市、宝鸡市。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扶持，2021年陕西省全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指数都达到了较高程度耦合标准，并且有2个地级市达到高度耦合标准，分别是西安市（0.8314）、榆林市（0.8020）。可以说，经过2010—2021年的变化和发展，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进入了协调发展新阶段。

4.2 对策建议

为提高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水平，陕西省需要针对研究结论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对于已经达到高度耦合的地级市来讲，宜保持原有发展态势，同时加强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推进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水平的提升。较高程度耦合的地级市应因地制宜，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以助推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达到新阶段：
关中地区。第一，新型城镇化发展薄弱地区。2021年关中地区只有渭南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薄弱，重点表现为生态环境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方面。因此，陕西省应引导渭南市构建“两区、三带、多核”的区域生态空间结构，通过对重要的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保护和建设，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提供就业岗位，加强主城区对其他地区居民的吸引力以提高城镇人口密度。第二，乡村振兴发展薄弱地区。宝鸡市和咸阳市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薄弱，具体表现在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方面。因此，陕西省应出台相关政策促使两市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利用农村合作社兴办企业、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产品线上销售等多渠道促进乡村居民增收致富；加强例如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1+7”工程为乡村居民提供更高品质生活。第三，铜川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差值未超过0.1（0.06<0.1），不存在有一方的发展滞后情况[27]。
陕北地区。陕北地区仅有延安市未达到高度耦合的衡量标准，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薄弱，重点表现为生态环境城镇化和社会服务城镇化方面。陕西省应统筹更多政策、资金、力量向延安市生态环境、社会服务方面倾斜，促使延安市加强延河流域绿色规范化管理，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将延安打造成高品质人性化城市。
陕南地区。位于陕南地区的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低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薄弱。陕西省要充分考虑到陕南地区有着丰富的金属矿产等资源，对相关产业进行政策上的扶持，打造陕南地区三大主导产业——生物加工、生态旅游、新型材料，同时加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发展重点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陕南地区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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