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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d Land Geography >

2024 , Vol. 47 >Issue 6: 1036 - 1046

DOI: https://doi.org/10.12118/j.issn.1000-6060.2023.372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Geography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and pathway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in Shanxi Province

  • Xincheng ZHANG , 1 ,
  • Linyan WANG 2 ,
  • Nan GAO , 1
Expand
  • 1. College of Culture Tourism,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31, Shanxi,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19

  Revised date: 2023-10-07

  Online published: 2026-03-11

Fold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s is examined from a self-organizing process perspective. Further, an evaluation system is developed that conside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By analyzing 11 pilot villages in the Shanxi Province, w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ervice integration and explored its driving path through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weight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are resource integration, facility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2) The current overall development is in the local integration stag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motivation, guarantee, depth, and process. (3) Regarding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is regarded as the core condition, highlighting the “small and ref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ed expression form. For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the potential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market is the core condition, reflecting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rvices. (4) The analysis of driving paths identified four main paths: a top-down integrated management path, functional innovation path for reforming supply models, resource sharing path for expanding integration channels, and fusion guarantee path for optimizing factor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rural;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driving mechanism

Cite this article

Xincheng ZHANG , Linyan WANG , Nan GAO .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and pathway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in Shanxi Province[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4 , 47(6) : 1036 -1046 . DOI: 10.12118/j.issn.1000-6060.2023.37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既需要持续深化产业层面融合，也离不开事业层面的深度融合，公共服务作为文旅事业层面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能够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普惠于民的现实需要。当前，随着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融合试点工作开展，乡村地区涌现出了文旅服务中心、文化旅游驿站等新型服务设施，有效解决了乡村地区服务人员短缺、资金不足、用地紧张等难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乡村特色，通过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接群众多样化的旅游服务需求?如何在基本旅游公共服务需求满足的基础上，提升服务的文化体验?如何化解服务融合“堵点”，把群众“需要的”和“想要的”有效结合，将是破题“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实践，促进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
目前，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而直接涉及乡村领域研究成果更少，大致可以归纳为：首先，“何为融合”的理论基础研究而言，李国新等[1]认为满足群众需求、公共性和事业发展属性、服务文旅产业是文旅公共服务能够融合的理论基础。陈小英等[2]指出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并非形式上的“双拼”。李秀娟[3]则借助整体性治理理论，认为文旅在服务功能、服务对象等具备深度融合基础。其次，“融合什么”的内容体系研究来看，陶俊等[4]提出乡村图书室、农家书屋是文旅服务融合建设的核心内容。毕绪龙[5]认为丰富文化设施的旅游功能、公共文化服务进入景点是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主要形式。最后，“怎样融合”的路径对策研究来看，赵华[6]提出以提升特色文化内涵为出发点，通过科技化、智慧化、共享化、特色化等方式，实现乡村文旅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创新发展。潘颖等[7]认为可以将旅游数据挖掘、引入旅游服务人才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相结合，从而有效避免乡村服务建设同质化问题。此外，国外研究成果涉及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相对较少，且不同于国内研究的融合视角，国外相关研究则将两者共同纳入服务生态系统范畴，即将其视为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建设、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服务生态系统[8-9]。Schuhbauer等、Barkauskas等、Šťastná等[10⇓-12]学者基于整体性视角，将乡村文旅服务视为“集合式”的服务，内容涵盖了教育、文化、娱乐、游玩等各类要素。Marzo-Navarro等[13]指出地区内部文旅服务协调在乡村服务生态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共享文旅公共服务与休闲娱乐空间。
总之，既有研究内容虽然对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理念、内容和路径等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多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单向”融合，无疑显得服务融合的“一厢情愿”，服务“双向”融合是一项牵扯面广、情况复杂、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但针对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评价体系、驱动路径关注较少。据此，本研究以山西省11个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村落为研究样本，综合评估其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及驱动路径。

1 研究区概况

“十三五”时期，山西通过开展“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在全省范围建立起了“精神传承+文化服务+旅游参观”三维一体综合文化站，极大的推动了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为此，本研究选取《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公布的11个乡村作为研究案例地（表1）。在参考已有研究方法基础上[14]，研究团队于2022年5—11月期间探访了各案例地村委获取有关数据统计报表和文件，并就有关工作人员展开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委会人员、文化站从业人员、农家乐及民宿经营者等群体。
表1 案例地发展概况

Tab. 1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sites

案例地 发展概况
太原市 赤桥村 打造“乡村文化记忆博物馆”，探索“博物馆+旅游”发展模式
大同市 涧西村 制定《涧西家训》，建设“茂德堂村史馆”，成为旅游“打卡点”
朔州市 鲁沟村 高标准建设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同时荣获“全国文明村”“山西最美旅游村”称号
忻州市 大石洞村 挖掘村落文化和开发民宿产业并重，形成了“文化+体验+休闲+康养”的服务链条
吕梁市 贾家庄村 打造“三晋民俗文化体验地”“马烽纪念馆”“四星级的裕和花园酒店”等一系列文旅服务设施
晋中市 西堡村 通过“美丽庭院”“文明示范街”“文明巷”等活动，完善文旅服务设施
阳泉市 小河村 围绕“石评梅纪念馆教学区”“小河掘井精神教学区”“国防双拥教育教学区”，打造研学旅行文旅服务设施
长治市 南呈村 开发“红色地道遗址”，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服务相结合
晋城市 良户村 将村落保护、旅游开发与传统民俗融为一体，在古院落景点中修建了“砖雕博物馆”“剪纸博物馆”
临汾市 曲村 以“晋国博物馆”为核心，打造了“晋水桥”“文公石舫”“古都梨园”等旅游“打卡地”
运城市 西厢村 深挖普救寺爱情文化，建设了文化展示走廊、蒲坂记忆馆，打造了婚博会、婚博园等特色文旅服务品牌

2 数据与方法

2.1 内涵诠释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以服务乡村旅游发展实际为出发点，包括旅游基础设施服务（游客服务中心、网络通讯、旅游厕所、公共休憩设施、环卫设施等）、休闲设施服务（农家乐、餐饮、民宿等）、旅游交通服务（停车场、自驾车和房车补给点等）、安全保障服务（卫生站、政府应急管理等）以及景点导览、标识和游览服务等[15]。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包括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乡贤馆、村史馆等文化服务设施，以及文艺演出、文化展览、文化培训、阅读科普等惠民活动。基于此，在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下，本研究将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归纳为：一方面，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旅游服务功能：（1） 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增加旅游宣传、旅游商品、游客咨询等旅游服务功能。（2） 将村史馆、民俗馆等乡村特色鲜明的文化场馆打造为旅游吸引物。（3） 将公共文化活动与旅游节庆相结合，打造乡村特色文艺演出、民俗文化体验等文旅深度体验项目。另一方面，在旅游公共服务中增加文化服务功能：（1） 在乡村游客服务中心设置阅读书吧和历史文化展厅。（2） 打造“民宿+农家书屋”的新型文化空间。（3） 乡村的建筑、文保单位等吸引物资源景点中增加图片展、物品展、文化长廊等，丰富游览的文化氛围。（4） 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信息服务与数字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数字资源服务平台，为旅游者提供信息推送、活动发布、场馆预约和用户反馈等。此外，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公共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系统内部之间实现人力、物力、设施、机构等融合，还需要市场、区位、业态和政策等提供融合支撑，呈现出自组织发展特征（图1）。
图1 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内涵

Fig. 1 Connota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2.2 评价指标构建及权重确定

本研究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15]，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以及地方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并结合研究案例地发展实际，构建了表2评价指标体系。此外，本研究以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作为总目标，运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个层级指标权重[16]。
表2 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四级指标（指标说明） 权重
内部驱动力层
（0.633）		 人的融合
（0.056）		 文旅服务人员培训
（0.022）		 乡村文化服务机构人员旅游服务培训（文化服务机构人员定期开展懂游客、精业
务等培训）		 0.013
乡村旅游景点服务人员文化服务培训（景点服务人员定期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组
织、策划等培训）		 0.009
文旅产业从业人员
（0.034）		 乡村餐饮及住宿从业人员（包括农家乐、民宿、酒店等） 0.026
乡村群众文化活动从业人员（包括礼仪主持、社会文化指导、讲解员等） 0.008
资源融合
（0.251）		 公共文化活动旅游化（0.189） 乡村民俗文化体验项目（以节庆、主题园等为载体，打造旅游者参与体验项目） 0.142
乡村特色文艺演出节目（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打造文旅精品演艺项目） 0.047
旅游景点服务文化化（0.062） 文化书屋进景点（在景点打造图书室、文化长廊和多功能文化活动区） 0.047
文化展览进景点（通过图片展、物品展等形式，提升景点文化艺术氛围） 0.015
设施融合
（0.079）		 旅游接待设施艺术化（0.032） 自驾车、房车补给点嵌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游览线路+文化场馆+自驾车、房车
补给点”，嵌入旅游热点线路）		 0.021
民宿集中区嵌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民宿+书屋+文化展示”，打造新型文化空间） 0.011
公共文化设施景观化（0.047） 乡村展览类公共文化设施景观化（以景点为核心，将纪念馆、展览馆等文化设施纳
入游览体系）		 0.015
乡村地标性公共文化设施吸引力（建筑特色鲜明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场馆打造为
旅游吸引物）		 0.032
机构融合
（0.247）		 文旅公共服务平台（0.198） 乡村综合性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乡村游客服务中心设置阅读书吧、文创产品、历史
展厅）		 0.173
乡村文旅数字资源服务平台（为旅游者提供信息推送、文旅活动、场馆预约和用户
反馈）		 0.025
公共文化机构导游化（0.049） 乡村文化服务场所增加旅游服务项目（乡村文化场所添加旅游宣传册、旅游商品、
景点咨询和导览）		 0.049
外部驱动力层
（0.367）		 消费服务
（0.110）		 文旅消费市场潜力（0.062） 客源市场规模（本地居民以及周边城镇居民人口规模） 0.045
文化休闲消费（涵盖城乡群体，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 0.017
服务产业发展规模（0.048） 乡村服务业人员数占比（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电子商务等） 0.040
乡村服务业产值（包括餐饮、住宿、运输、零售等服务产业） 0.008
城乡融合
（0.035）		 文旅服务设施融合（0.011）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农家书屋与图书总馆资源互联共享） 0.005
城乡旅游信息服务共享（城乡旅游大数据共享共建平台） 0.006
公共服务设施融合（0.024） 城乡网络一体化（表现为城乡之间宽带网络、光纤通讯、移动互联网等普及率） 0.021
城乡客运一体化（主要为城乡公交，包括乡村招呼站、公交班线、票价等） 0.003
产业发展
（0.147）		 产业发展结构（0.077） 乡村产业结构高级化（乡村三产产值与二产产值之比） 0.017
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包括康养、文创、休闲农业等） 0.060
产业融合发展（0.070） 乡村非遗与旅游融合（表现为非遗工作坊、非遗展示、非遗购物节、研学等） 0.058
乡村农体旅融合（表现为农业体验、体育赛事、山地运动、康养基地等） 0.012
政策扶持
（0.075）		 政策制度出台（0.071） 乡村文化旅游服务发展规划（包括明确文旅服务融合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 0.014
乡村文化旅游服务标准化规范（包括明确融合适用范围、术语、原则、内容和要求等） 0.057
政府投入扶持（0.004） 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包括财政拨款、专用借款、项目奖补等） 0.001
乡村公共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事业支出（包括财政支出、PPP合作项目等） 0.003

2.3 评价标准

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的发生机制上，经历了现象层面的文旅服务相互渗透、主体层面的由政府主导到市场及社区群众参与、功能层面的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强化、体系层面管理机构、服务设施、体验场景的有机融合。可归纳为：第一个阶段是尝试融合，找寻出文旅公共服务设施相通且具有共享性场景，是融合开展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局部融合，建设一站式和综合性乡村文旅服务体系，服务组织机构整合为融合发展提供保障；第三个阶段是浅表层融合，服务融合系统整合能力增强，通过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提升了融合服务效能；最后是全面融合，相关的人员、设施、景点、场馆、机构、资金等服务要素有机结合，催生出共享、多元和包容的新兴服务体系。据此，本研究将融合阶段划分为：尝试融合∈[0, 60)、局部融合∈[60, 80)、浅表层融合∈[80, 90)、全面融合∈[90,100]。问卷借鉴张希月等[17]研究基础上，采用四级量表对评价指标进行测量，各阶段评价区间值为低[0, 60)、一般[60, 80)、较高[80, 90)、很高[90,100]，分值越大，表明该指标发展水平越高。

3 结果与分析

3.1 计算结果

本研究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测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即通过指标打分值与其权重的乘积并相加获得总分值。综合测算可知，依据得分值由小到大排序为大石洞村（56.912）、西堡村（60.144）、良户村（60.508）、小河村（60.602）、西厢村（61.011）、南呈村（61.921）、曲村（62.483）、涧西村（70.416）、鲁沟村（80.002）、赤桥村（80.021）、贾家庄村（80.146），总体得分处于56.912~80.146，算数平均数为66.742，整体处于局部融合阶段。贾家庄村得分最高为80.146，处于浅表层融合阶段，而大石洞村得分最低为56.912，处于尝试融合阶段。11个村落中，有27.273%的村落处于浅表层融合阶段，63.636%的村落属于局部融合阶段。结合图2而言，一级指标中，外部驱动力层得分明显高于内部驱动力层；二级指标中，人的融合、资源融合、设施融合、政策扶持4项指标分值较低，表明人力、物力、财力等发展要素支撑力存在短板；三级指标中，公共文化活动旅游化、旅游景点服务文化化、旅游接待设施艺术化、公共文化设施景观化4项得分普遍偏低，说明服务融合深度不足，文化和旅游服务功能优势和长处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具体均值高于90分的指标为城乡客运一体化和乡村服务业产值，分别属于服务设施融合和服务业发展，表明整体上比较重视乡村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均值低于60分的指标为乡村民俗文化体验项目、自驾车、房车补给点嵌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民宿集中区嵌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乡村地标性公共文化设施吸引力、乡村文旅数字资源服务平台5项指标，说明更注重表层硬件形式融合，而针对文旅服务特色进行深层次的软件体验融合发展存在明显不足。
图2 分值偏低指标及问题反馈

Fig. 2 Low score indicators and problem feedback

3.2 驱动路径分析

3.2.1 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复杂构型（图3），并运用定性比较法（fsQCA方法）探讨社会现象中的复杂因果关系问题，该方法需要观测一致性和覆盖率阈值，从而判断出最合适的复杂因果构型。公式如下[18]：
一 致 性 ( X ≤ Y ) = ∑ m i n x i , y i / ∑ x i
覆 盖 性 ( X ≤ Y ) = ∑ m i n x i , y i / ∑ y i
式中：X为解释变量集合；Y为被解释变量集合；xi、yi分别为变量在X和Y中的隶属度。一致性表示某一个驱动因素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组合路径。覆盖率表示某一个特定驱动因素组合路径能在多大程度上诠释被解释变量结果的概率。
图3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复杂构型Venn图

注：A代表内驱力；B代表外驱力；C代表内外双驱力。

Fig. 3 Venn diagram of the complex configura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3.2.2 fsQCA分析结果

基于fsQCA测算结果如表3和图4所示，所有前因条件构型组合的整体一致性均为1，说明所有前因条件构型组合均满足充分条件。覆盖率在0.141~0.394之间，表明每个前因条件构型组合都只在特定的发展情境下成立，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前因条件构型组合。
表3 内驱力和外驱力前因条件构型

Tab. 3 Precondition configuration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内驱力前因条件构型 外驱力前因条件构型
条件变量 浅表层融
合阶段（A1）		 局部融
合阶段（A2）		 尝试融
合阶段（A3）		 条件变量 浅表层融
合阶段（B1）		 局部融
合阶段（B2）		 尝试融
合阶段（B3）
文旅服务人员培训（a1） ○ 文旅消费市场潜力（b1） ● ● ●
文旅产业从业人员（a2） ○ 服务产业发展规模（b2） ● ○
公共文化活动旅游化（a3） ● 文旅服务设施融合（b3）
旅游景点服务文化化（a4） ● 公共服务设施融合（b4）
旅游接待设施艺术化（a5） 产业发展结构（b5） ●
公共文化设施景观化（a6） ○ 产业融合发展（b6） ●
文旅公共服务平台（a7） ● ● ● 政策制度出台（b7） ●
公共文化机构导游化（a8） ○ 政府投入扶持（b8） ○
覆盖率 0.394 0.296 0.135 覆盖率 0.301 0.141 0.139
净覆盖率 0.360 0.228 0.101 净覆盖率 0.377 0.107 0.164
一致性 1.000 1.000 1.000 一致性 1.000 1.000 1.000
整体一致性 1.000 整体一致性 1.000
整体覆盖率 0.802 整体覆盖率 0.826

注:●为核心条件；○为辅助条件；为条件不存在；空白为出现与否均不影响。

图4 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驱动力组合路径

注：“*”“~”代表逻辑“和”“非”。

Fig. 4 Driving force combination path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3.2.3 内驱力组合结果分析

a2*a3*a4*~a5*a7→A1
a1*~a3*~a4*a6*a7→A2
~a1*~a3*~a6*a7*a8→A3
式中：“*”“~”分别表示“和”“非”的逻辑关系。公式（3）代表浅表层融合阶段构型中，当多数前因条件变量处于较高水平时，必然引致服务融合水平上升，但仍存在旅游接待设施艺术化水平较低问题，表明文化设施整体向旅游服务转化能力不强。公式（4）代表局部融合阶段构型，该阶段在公共文化活动旅游化水平和旅游景点服务文化化水平上存在明显短板，反映出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能力较弱。公式（5）则代表尝试融合阶段，该阶段在文旅服务人员培训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人的融合在服务融合中具有要素保障支撑作用，该变量作用缺失，必然引致服务融合水平下降。此外，文旅公共服务平台在上述3种构型中均被视为核心条件，是共性基础条件。

3.2.4 外驱力组合结果分析

b1*~b3*b5*b6→B1
b1*b2*~b3*~b5*~b6*b7*b8→B2
b1*b2*~b3*~b5*~b7*~b8→B3
公式（6）为浅表层融合阶段，该构型中仅社会服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揭示出乡村与城市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不足，不利于地区间服务要素自由流动，引致文旅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失衡，从而阻碍了服务融合向深层次递进。公式（7）为局部融合阶段，与浅表层融合阶段相比，产业发展结构和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主要障碍因素。可见，乡村文旅产业延伸能够有效带动服务融合，产业发展是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的先导。公式（8）为尝试融合阶段在政策制度出台和资金投入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政策扶持是基于宏观调控要素资源供给，该作用缺失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服务融合发展环境恶化、要素资源流失、融合增长潜力下降等问题。此外，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在以上3种构型组合中均被视为核心条件，但是3种构型均存在文旅服务设施融合指标缺失问题，说明城乡文旅消费市场能够显著带动其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但城乡文旅服务设施融合这一共性短板则成为阻碍其深层次融合递进的重要外部因素。

3.2.5 双驱力组合结果分析

运用决策实验和评价实验法识别出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影响作用关系，同时将内驱力和外驱力同时纳入复杂因果关系模型，共包含4组驱动路径，结果如图4所示。首先，统筹管理路径强调通过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并借助城乡融合发展势能，主动优化服务建设的管理路径，结合案例地发展可以概况为文旅服务标准化和文化机构导游化。如贾家庄通过将乡村文化服务中心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相互融合，构建起了综合性的文旅服务中心，内设文史展厅、游客服务、文化活动、文创展览等，重点改造并提升了文化场馆旅游服务设施，增加了旅游咨询、商品展示、景点宣传等，实现了文化和旅游1+1大于2的双重服务功能。西厢村则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目标下结合游客服务需求，制定了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文化服务中心标准，通过将旅游标准化服务指标纳入文化服务体系方式，最终实现提高文旅服务融合发展效能。
其次，功能创新路径强调以设施融合、资源融合、消费服务和产业发展为核心，为满足不同群体的文旅消费需求为出发点，在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上，将文化服务设施融入旅游资源，尝试改革供给模式对接和满足文化旅游者需求。案例实践上，体现在文化设施景观化和文化活动旅游化。如曲村通过建设特色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项目，将地标性公共文化设施嵌入景点游览线路，将文化设施打造成为旅游吸引物。涧西村重点围绕乡村旅游景点，将周边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纳入旅游服务体验之中，开展了民俗表演、非遗展示、阅读服务等文化活动，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旅游化发展格局。
再次，资源共享路径强调以人的融合、资源融合、产业发展、城乡融合为核心，通过建立跨要素、跨资源、跨行业、跨地域的多元开放共享体系，探索出能够有效拓宽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渠道。结合案例地发展，可以概况为服务要素流动化和服务项目惠民化。如鲁沟村开展了公共文化流动服务进景点，良户村则将惠民文化演出活动融入旅游者参与体验项目，以更加灵活、及时、准确、多样的方式，提高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的覆盖面。
最后，融合保障路径强调以人的融合、资源融合、政策扶持、机构融合为核心，形成了“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投入、组织领导”的路径组合。与前述3种促进路径相比，该路径更关注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物力资源、财力扶持和组织领导等保障措施推进。结合案例地实践，可以总结为服务保障体系协同化和服务保障要素持续性。如小河村鼓励文化服务人员定期参加导游培训，西堡村则通过区分不同发展阶段重点，并结合自身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实际，合理配置和整合人员、资金和资源，初步建立起了能够适应不同发展时期重点的协同保障体系。

4 讨论

第一，已有研究从公益属性、财政扶持、政府供给等找寻服务融合的内在“共同点”[1⇓-3]，但忽视了服务融合的外部环境视角。本研究提出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是一个多维度和跨层次的概念体系，不同维度之间以及不同层次之间存在鲜明的交织、渗透和拓展。尤其是通过外部公共服务环境的营造，有助于提高外来旅游者的文化参与性，从而将地方感与服务共享性有效结合，进一步弥合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自身领域结构差异。
第二，服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而言，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了乡村文化站、旅游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等设施功能融合发展[4-5]。但两者本身在管理机制、服务对象等存在着统一性与多样性矛盾如何协调的难题。实证结果也表明在服务融合过程中文化和旅游各自服务优势和长处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本研究认为两者服务融合发展应该坚持“求同存异”原则，注重最大化地挖掘和培育两者公共服务精神内核认同。
第三，已有研究从新功能、新空间、新产品、新业态、新活动、新项目等出发，探索了服务融合发展的“抓手”[6-7,10⇓⇓-1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这些“抓手”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不同影响因素层级，将其作为前因变量并与服务融合结果变量进行有效连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因果驱动路径。此外，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伴随着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两者服务融合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也需要与时俱进，未来研究将针对评价体系及服务融合成效展开持续追踪。

5 结论

（1） 案例地整体处于局部融合发展阶段，内部驱动力作用发挥明显弱于外部驱动力，原先文化服务独有的优势和长处在旅游化过程中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在融合过程中，更注重表层硬件形式融合，而基于软件层面的深度体验融合存在明显不足。
（2） 内外驱动力组合可以归纳为尝试融合、局部融合、浅表层融合3个阶段。内驱动力组合上，文旅公共服务平台被视为核心条件，反映出融合表现形式上具有“小而精”特征，更重视通过融合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外部驱动力上，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是核心条件，说明了城乡文旅消费市场能够显著带动其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3） 提炼出了四大融合发展驱动路径。统筹管理路径通过自上而下方式，优化融合建设管理；功能创新路径尝试改革服务融合供给模式，提升融合效能。资源共享路径构建了多元开放共享体系，扩宽融合渠道；融合保障路径则强调优化服务融合要素协同供给体系，提高融合可持续性。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李国新, 李阳.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思考[J]. 图书馆杂志, 2019, 38(10): 29-33.

[Li Guoxin, Li Yang. Conception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J]. Library Journal, 2019, 38(10): 29-33.]

[2]
陈小英, 曾志兰.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的理论与实践[J]. 福建论坛, 2020(12): 109-117.

[Chen Xiaoying, Zeng Zhila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J]. Fujian Tribune, 2020(12): 109-117.]

[3]
李秀娟.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1.

[Li Xiujuan.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ystem[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21.]

[4]
陶俊, 杨敏红.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以浙江德清总分馆改革为例[J]. 图书馆论坛, 2022, 42(2): 45-55.

[Tao Jun, Yang Minho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rural tourism: Taking the reform practice of Deqing County’s general-and-branch library system for example[J]. Library Tribune, 2022, 42(2): 45-55.]

[5]
毕绪龙. 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和路径思考[J]. 文化艺术研究, 2020, 13(4): 1-7.

[Bi Xulong. The practice of and approaches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ourism[J]. Studies of Culture and Art, 2020, 13(4): 1-7.]

[6]
赵华. 文旅融合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体系研究[J]. 经济问题, 2021(5): 111-116.

[Zhao Hua.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system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J]. Economic Forum, 2021(5): 111-116.]

[7]
潘颖, 孙红蕾, 郑建明. 文旅融合视域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差异化模式及实现路径[J]. 图书馆建设, 2021(5): 125-132.

[Pan Ying, Sun Honglei, Zheng Jianming.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ifferentiation mode and realization path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21(5): 125-132.]

[8]
Arnaiz-Schmitz C, Herrero-Jáuregui C, Schmitz M F. Recreational and nature-based tourism as a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 Assessment and mapping in a rural-urban gradient of central Spain[J]. Land, 2021, 10(4): 343, doi: 10.3390/land10040343.

[9]
Nahuelhual L, Carmona A, Lozada P, et al. Mapping recreation and ecotourism as a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 An applic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in Southern Chile[J]. Applied Geography, 2013, 40: 71-82.

[10]
Schuhbauer S L, Hausmann A. Coope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applications in rural cultural tourism marke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22, 16(1): 106-120.

[11]
Barkauskas V, Barkauskienė K, Jasinskas E. Analysis of macro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Lithuanian case[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213: 167-172.

[12]
Šťastná M, Vaishar A, Brychta J, et al. Cultural tourism as a driver of rur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Southern Moravia[J]. Sustainability, 2020, 12(21): 9064, doi: 10.3390/SU12219064.

[13]
Marzo-Navarro M, Pedraja-Iglesias M, Vinzón L. Key variables for develop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7, 19(4): 575-594.

[14]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J]. 地理学报, 2023, 78(4): 980-996.

DOI

[Tang Chengcai, Liu Yaru, Wan Ziwei, et 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980-996.]

DOI

[15]
张新成, 高楠, 王琳艳. 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多元系统协同水平时空演化及其作用机制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22, 45(1): 298-309.

[Zhang Xincheng, Gao Nan, Wang Linya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multisystem of rural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 China[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2, 45(1): 298-309.]

[16]
孙传龙, 张卓栋, 邱倩倩, 等.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锡林郭勒草地景观系统风蚀危险性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16, 39(5): 1036-1042.

[Sun Chuanlong, Zhang Zhuodong, Qiu Qianqian, et al. AHP based wind erosion risk analysis of the Xilinguole grassland landscape system[J]. Arid Land Geography, 2016, 39(5): 1036-1042.]

[17]
张希月, 虞虎, 陈田, 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以苏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8): 997-1007.

DOI

[Zhang Xiyue, Yu Hu, Chen Tian, et al.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C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8): 997-1007.]

DOI

[18]
张新成, 高楠, 王琳艳, 等.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J]. 干旱区地理, 2022, 45(6): 1927-1937.

[Zhang Xincheng, Gao Nan, Wang Linyan, et 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 case of red tourism cities[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2, 45(6):192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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