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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d Zone Research >

2024 , Vol. 41 >Issue 7: 1207 - 1216

DOI: https://doi.org/10.13866/j.azr.2024.07.12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an ecological network in Inner Mongolia based on “service importance-habitat sensitivity-biodiversity”

  • LIU Xin , 1, 2 ,
  • WANG Liqun 3 ,
  • LI Haoran 1 ,
  • LI Yonghong , 1 ,
  • QIAO Wenguang 1 ,
  • LI Lijuan 1 ,
  • WANG Chenxu 4
Expand
  • 1. Geological Survey Academ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020, Inner Mongolia, China
  • 2.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0, Inner Mongolia, China
  • 3.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Hohhot 010020, Inner Mongolia, China
  •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Resource Ecology,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29

  Revised date: 2024-03-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8-14

Fold

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spatial q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nservation network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habitat layout, improving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maintaining ecosystem stability. Taking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onservation network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of “service importance-habitat sensitivity-biodiversity” and identified ecological source areas by evaluat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 importance and habitat sensitiv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coupled with the existing nature reserve system, utilized the Least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to identify important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construct a conservation network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e ecological stepping stones and obstacle points to be optimized were extracted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super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rea of Class I ecological source sites in the region was 3.80×104 km2, accounting for 3.21% of the total study area, with a high degree of overlap with the red lin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2) A total of 84 potential ecological corridor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nature reserves and Class I ecological source sit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5910 km, and a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source sites, potential corridors, and bird migratory corridors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Inner Mongolia conservation network. (3) In total, five bird migration corridors, ten stepping-stone-quality habitat construction sites, and 81 ecological barrier repair sites were identified.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location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pecies migration and energy flow networks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Key words：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ecological network; ecological stepping stones; ecological barrier points; Inner Mongolia

Cite this article

LIU Xin , WANG Liqun , LI Haoran , LI Yonghong , QIAO Wenguang , LI Lijuan , WANG Chenxu .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an ecological network in Inner Mongolia based on “service importance-habitat sensitivity-biodiversity”[J]. Arid Zone Research, 2024 , 41(7) : 1207 -1216 . DOI: 10.13866/j.azr.2024.07.12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气候剧烈变化，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生产生活空间挤占生态空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等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在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逐步开展，使生态安全问题逐渐受到关注[2]。然而，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布局，降低土地利用变化对自然生境的干扰、强化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保护、为物种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迁移途径仍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挑战。目前，区域生态安全的治理与维护已经从关注单一生态系统转向寻求“格局-过程-服务”耦合的综合管理方法[3]。从景观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生态网络注重生态过程与生态功能之间的联系，为解决区域生态安全的整体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4⇓-6]。
构建生态网络是提升区域生态稳定性、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一项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网络的构建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生态源地选择-生态阻力面构建-潜在廊道识别的基本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生态格局识别、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领域。陈利顶等[7]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通过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保障对策；苏冲等[8]将生态网络应用于四川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识别；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的早期研究以物种保护为目标，将大型生态斑块和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9-10]。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系统的定量评估，并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景观格局的连通性纳入生态源地的选择过程[11]。然而，面向大尺度全要素的生态网络构建的研究略显不足，并缺乏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等的综合考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态网络在区域生态安全保护等方面发挥综合作用，同时限制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布局与实践。目前，基于MCR的“生态源地-阻力面-廊道”的模式已经广泛应用到了生态网络构建研究中[12]，但同时考虑重要物种生境及生态系统服务等因素的生态网络构建还需进一步优化。
在战略地位上，内蒙古作为我国“三区四带”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布局中，“北方防沙带”和“东北森林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13]。在资源禀赋上，内蒙古地域辽阔，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沙漠等生态系统分布广泛，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在生态功能上，当地生态系统在防风固沙、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碳汇等生态功能具有重要作用[14]。同时，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15-16]。已有研究多关注生态系统功能是否重要以及生态系统是否稳定，忽略了关键物种保护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可持续的作用[17]。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区域生态系统退化加剧，不断威胁着自然物种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此，需要以关注物种栖息环境、综合提高生态功能和保护关键敏感地区为导向，构建内蒙古生态网络，以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因此，本研究构建基于“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生物多样性”的内蒙古生态网络识别框架，结合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踏脚石和生态障碍点，提出生态网络优化建议，为大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政策落地和管理提供方法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位于中国的北部边疆，介于37°~53°N和96°~126°E之间（图1）。全区总面积118.3×104 km2，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2.3%，是中国第三大省。内蒙古平均海拔1014 m，地貌复杂多样。该地地域辽阔，处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大部分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0~8 ℃，温度从东北向西南呈现递增趋势；年降水总量为50~450 mm，具有显著的东西分异特征。内蒙古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全区有野生维管植物2619种，有陆生脊椎动物651种。然而，由于土地利用变化、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气候变化加剧，内蒙古生态屏障功能面临严峻挑战[18]。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注：底图采用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制作，审图号GS(2019)3333号，对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Fig. 1 Study area location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内蒙古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空间分辨率为1 km×1 km。土地利用数据被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内蒙古边界与盟市边界来源于主管部门收集。数字高程数据（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ASTER GDEM 30 m×30 m数据（http://www.gscloud.cn）。土壤数据来源于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的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的中国土壤数据集（http://www.ncdc.ac.cn）。湿地分布数据来源于地理监测云平台（http://www.dsac.cn/DataProduct/Detail/200824）。自然保护区分布图来源于中国自然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平台（http://bhq.papc.cn/specimen.html）。物种濒危程度、生境特征、分布信息等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内蒙古植物志》。2020年道路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
降水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空间分辨率为1 km×1 km。蒸散数据来源于USGS的MOD16A2产品（https://lpdaac.usgs.gov），空间分辨率为1 km×1 km。对于降雨和蒸散数据，研究计算了1980—2020年年降雨和年蒸散量的多年平均值作为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估的输入数据。2020年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陆地过程分布式数据档案中心MOD13Q1产品（https://lpdaac.usgs.gov），空间分辨率为250 m×250 m；2020年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来源于USGS的MOD17A3H产品（https://lpdaac.usgs.gov），空间分辨率为500 m×500 m。所有数据均使用双线性插值法重采样至1 km×1 km的空间分辨率。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估

（1）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
根据内蒙古主体功能区定位和东、中、西各盟市资源环境禀赋，从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生境质量和防风固沙4个方面评价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17,19]。其中，水源涵养和生境质量采用InVEST模型中的年产水量模块（Water Yield Model）和生境质量模块（Habitat Quality model）计算。防风固沙服务基于RWEQ模型计算。使用NPP来表征生态系统的固碳释氧能力。产水量模块中的植被生理系数表通过土地利用类型、世界土壤数据库中的根系深度和蒸散量数据获得。生境质量评估使用的威胁因子和生境敏感性因子均基于已有研究设置[20]。RWEQ模型中的植物覆盖率因子C，本研究采用NDVI指数替代；人工措施因子P，本研究假定每个土地类型均接受了有效监督管理，将P赋值默认为1。
在此基础上评估适用于内蒙古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指数。本研究将归一化的防风固沙、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生境质量赋予等权重并进行叠加得到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指数。基于自然断点法，对以上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指数分为5个等级，并赋值为1~5，值越大代表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等级越高。
（2） 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性
将内蒙古自然保护地作为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根据当地保护区层次划分，为保护区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赋值。其中，保护区内部赋值为4，保护区缓冲区部分赋值为3，其他区域赋值1，形成内蒙古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程度图。
（3） 生态系统重要性综合指数
生态系统的管理需要兼顾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因此，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程度，构建生态系统重要性综合指数。将分级后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程度等权重叠加，对其结果采用自然断点法分为5个重要性等级，包括一般重要、较重要、中等重要、高度重要、极重要，获得内蒙古生态系统重要性空间分布格局。

1.3.2 生态敏感性评估

生态敏感性指一定区域发生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和程度，以此反映人类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21-22]。区域生态敏感性越高，意味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越差，较易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研究选取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等4类影响因子构建指标体系。参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对每个影响因子划分其相对应高、中、低敏感范围（表1）。最后，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对上述4类因子敏感性赋值结果进行加权叠加。采用自然断点法将敏感性评估结果分为5个敏感性等级，包括不敏感、轻度敏感、中度敏感、高度敏感、极敏感，获得内蒙古生态系统敏感性空间分布格局。
表1 生态敏感性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sensitivity

评价因子 敏感性赋值 权重
1 3 5 7 9
土地利用类型 建设用地 耕地、沙地 草地 水体 林地 0.32
植被覆盖度 <0.26 0.26~0.59 0.59~0.75 0.75~0.89 >0.89 0.28
高程 <150 150~500 500~800 800~1200 >1200 0.2
坡度 <2° 2~5° 5~8° 8~15° >15° 0.2

1.3.3 内蒙古生态网络构建

（1） 生态源地选取
生态源地是指区域间物种扩散、能量流动与传递的源点[23]。基于生态系统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估，构建生态源地分级体系。研究将生态源地分为两个等级。具体分级方法如下：Ⅰ级生态源地：包括所有生态系统极重要区或生境极敏感区（生态系统极重要区∪生境极敏感区），对于满足此条件的生态用地不限制其规模大小；Ⅱ级生态源地：其余非Ⅰ级生态源地，且面积大于1000 km2的生态用地斑块。
（2） 生态廊道识别
生态廊道是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连接相邻的生态源地之间的通道，生态廊道是物种迁移和能量流动的重要路径[24-25]。空间上，生态廊道为阻力面上相邻源点之间的最小阻力谷线。将Ⅰ级生态源地斑块的中心点作为生态廊道的源点，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通过ArcGIS的Cost-distance和Cose-path模块提取内蒙古潜在生态廊道。公式如下：
M C R = f m i n ∑ j = n i = m D i j × R i  
式中：MCR为最小累积阻力值； D i j为物种从源地j到土地利用单元i的空间距离； R i为土地利用单元i对某物种运动的阻力系数，参考已有研究[10]，耕地阻力值为55，林地阻力值为20，草地阻力值为70，水体阻力值为1，建设用地阻力值为100，未利用地阻力值为80； f表示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的正相关关系。
（3） 鸟类迁徙廊道
本研究选择具有生境代表性，且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起关键作用的鸟类。调查了东亚-西澳大利亚迁徙线，中亚迁徙线以及澳洲-东北亚候鸟迁徙路线及周边2~5 km范围内的重要栖息地，包括聚集地、觅食地、越冬地和繁殖地[26]。选择生境较为丰富，优选自然河流、防护林带等鸟类活动频繁的线状或带状区域确定主要鸟类迁徙廊道。
（4） 生态网络构建与关键生态节点识别
结合生态源地、鸟类迁徙廊道和生态廊道构建内蒙古生态网络。为了提供基于生态网络的内蒙古生态系统优化建议，研究识别并绘制了生态踏脚石和生态障碍点。生态踏脚石在生态网络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7]，根据生态廊道的空间分布，在廊道交汇较多的完整生态斑块作为生态踏脚石（廊道交汇数量≥3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交通建设用地往往会阻碍物种迁徙和基因交流，形成生态障碍点，因此，研究选取国道和高速路道路矢量数据与生态廊道的图层叠加，以识别待优化的生态障碍点，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内蒙古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建议。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态系统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

2.1.1 生态系统重要性

内蒙古生态系统重要性分布如图2所示。内蒙古防风固沙呈现中部高，东北部低的趋势，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砂质土壤较少，起沙风速较大，而西部地区是因为其植被质量差，固沙能力不足。因此，中部地区的植被在防风固沙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高年均防风固沙量为457.90 t·hm-2（图2a）。水源涵养能力自东北向西南呈递减趋势，与我国季风气候和内蒙古地理区位密切相关，最高年均水源涵养量为502.62 mm（图2b）。固碳释氧能力由NPP体现，整体由东向西递减，这与内蒙古木本植被质量的空间分布有关，与水源涵养能力的空间分异规律相似（图2c）。生境质量评估结果表明，由于内蒙古西部位于干旱和极端干旱区，生态系统以典型旱生叶植物、肉质叶植物及无叶植物组成的荒漠生态系统为主，因此，阿拉善等地区生境质量指数较低。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因此临近城市、农田和路网的区域生境质量较低，其他地区生境质量均较高（图2d）。自然保护区数量较多且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呼伦湖、阿拉善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图2e）。
图2 内蒙古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性与生态系统重要性综合指数

Fig. 2 Importance of each ecosystem service,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 importance and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importance index in Inner Mongolia

通过加权叠加以上结果获得的生态系统重要性综合指数表明，内蒙古生态系统极重要区域面积为4327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0.40%，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地区（额尔古纳市、根河市）（图2f）。高度重要区域3×105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26.64%，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和阴山山脉地区。中等重要区域占全区面积最大，占比为45.57%，多分布于内蒙古中东部。西部除阿拉善中东部地区的重要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余地区以一般重要区域为主。

2.1.2 生态敏感性

内蒙古生态敏感性及其单因子敏感性空间格局如图3所示，内蒙古生态敏感性整体上敏感性呈现出由东向西降低的特征。其中，植被覆盖度敏感性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部，不敏感和轻度敏感区域主要分布于沙地和中低覆盖度草地（图3a）。极敏感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多为林地与耕地（图3b）。基于高程的敏感性分析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差异，敏感性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以西地区（图3c）。基于坡度的敏感性等级区域差异较小，高敏感区域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山脉地区（图3d）。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总体评价如图2所示，生境极敏感区域面积为1.6×10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4.23%，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阴山山脉森林生态系统集中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多为林地。高、中和轻度生境敏感区域占比相似，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23.66%、23.37%、24.56%（图3e）。
图3 内蒙古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敏感性及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vegetation coverage, land use type, elevation and slope sensitivity,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in Inner Mongolia

2.2 内蒙古生态网络构建

在生态系统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叠加分析获得内蒙古生态源地。通过对比生态系统极重要且极敏感区和内蒙古生态保护红线，发现大部分区域位于红线内部。由于研究将自然保护地纳入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估体系，因此存在部分差异。对生态源地的面积统计和空间布局分析表明，Ⅰ级和Ⅱ级源地面积分别为3.80×104 km2和3.90×10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54%和15.84%。生态源地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北部，包括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以及蒙中地区，并与高质量的林地河流湖泊上游存在高重合度（图4a）。
图4 内蒙古生态源点、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空间分布

Fig. 4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ecological source points, ecological source and ecological corridors in Inner Mongolia

在选择生态源地、识别生态源点和构建生态阻力面的基础上，识别潜在生态廊道84条，总长15910 km。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构建内蒙古生态网络（图4b）。总体而言，识别潜在生态廊道84条。受生态源地和阻力面的影响，生态廊道主要在内蒙古东北部和中西部较为密集。由于西南部生态源地较少，东南部人类活动导致生态阻力较大，因此生态廊道数量较少。

3 讨论

生态网络的构建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网络的研究已形成“生态源地-廊道”的网络体系[28]。生态源地是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生态斑块，可通过直接选取或者综合评价的方法来确定源地。直接选取通常选取较为完整的生态斑块或者自然保护区等作为生态源地，而综合评价法则注重生态系统功能评价，可以更全面地考虑生态质量、人类活动、空间格局等，因此被广泛应用[29-30]。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当地自然保护地体系评估了生态系统重要性，结合生态敏感性评价选择生态源地。生态源地主要由森林斑块组成，从空间上看多位于研究区东北部，这与前人对内蒙古的研究结果和生态红线划定结果相似[16]。此外，本研究优化了生态网络。根据MCR模型构建生态廊道发现，内蒙古生态廊道东西跨度较大，廊道间多有交叉点；伴随着人类活动加剧，道路对廊道有明显的阻隔作用，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物种的迁移。然而，在生态网络建设中，完善修复踏脚石，降低生态源地斑块间距离可以进一步提升景观整体连通性，形成有利于生态流传播扩散的生态过程[31]。因此，本研究根据生态源地以及网络交叉点的属性，识别了5条鸟类迁徙廊道、10个生态踏脚石以及81处生态障碍点，其中，与国道相交的障碍点55个，与高速路相交的障碍点26个（图5）。
图5 内蒙古生态网络优化

Fig. 5 Ecological network optimization of Inner Mongoliaegion

其中，候鸟迁徙路线分布于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与内蒙古候鸟迁徙路线基本重合，包括巴彦淖尔市/包头市—蒙古国路线、鄱阳湖—北京—赤峰市—呼伦贝尔市路线，以及鄱阳湖—北京—赤峰市—通辽市—贝加尔湖路线。尽管鸟类迁徙路线覆盖地区，途经阴山山脉、大兴安岭和太行山山脉，生态源点和廊道相对紧密，但西部地区鸟类迁徙重要自然保护地较少，亟待拓宽关键廊道，补充建设重要鸟类迁徙自然保护地。考虑到西部地区人类活动不活跃，生态廊道建设的机会成本更低，产权纠纷更少，可操作性更强。生态踏脚石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廊道具有更高的连通程度，为物种迁移和能量流动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有利于物种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位变化[32]。然而，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生态踏脚石极度缺乏，仅有的踏脚石位于河套平原地区。因此，可以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营造更多的生态源地，并通过设置线性地物，例如道路行道树、农田防护林和防风固沙林等，增强区域生态源地之间的连通性。同时，多样的线性地物有助于为传粉物种提供合适的栖息地，进一步保障河套地区粮食安全。然而，这需要考虑到生态踏脚石与采矿产业、农业和工业的权衡。另外，与道路相交的生态障碍点在内蒙古全域分布。然而，西部地区障碍点分布更加密集，且多为高速公路障碍点。受人造地物的影响，生态廊道难以发挥其原有作用，亟待通过建设绿色公路隧道，打通廊道两侧。这不仅有助于帮助物种安全迁移，还可以通过拓宽廊道，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休闲娱乐功能，方便当地居民穿越高速路网。
内蒙古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两屏三带”格局中“东北森林屏障带”和“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本研究所得到的生态网络可为区域生态网络建设提供框架和思路。内蒙古东北部森林及林草交错带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生态最敏感地区。推进重要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的保育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稳定。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的32个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中，涉及大兴安岭、松嫩平原、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和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等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范围涵盖50个旗（县区）。虽然研究所得的Ⅰ级生态源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合比例较大，但仍有部分区域未被包含在红线范围内，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发展需进一步加强。未来可结合生态网络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动生态重要区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国家公园建设，在重要物种迁徙通道、生态系统连通廊道密集的区域加强生态廊道保育保护，提升区域连通性；在重要物种迁徙廊道与建城区、农田、道路等空间冲突区域开展生态修复，通过生态工程建设人工连通廊道，保障重要物种迁徙和交流，打造景观通路。

4 结论

以内蒙古为例，通过“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生物多样性”框架识别内蒙古的生态源地，使用MCR模型识别潜在生态廊道，构建区域生态网络，并通过构建鸟类飞行廊道、识别生态踏脚石和障碍点对内蒙古生态空间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内蒙古生态系统重要性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递减趋势，生态敏感性较高区域也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阴山山脉森林生态系统集中区域。通过选取极重要和极敏感的生态用地，选择了Ⅰ级生态源地3.80×104 km2，Ⅱ级生态源地3.90×105 km2，并识别了84条生态廊道。在此基础上，研究构建了5条鸟类飞行廊道，识别了10个生态踏脚石以及81处生态障碍点，提出了完善优化生态网络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为内蒙古及类似区域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参考，同时为内蒙古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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